本次美國大選在特朗普的帶領下，共和黨掀起了“超級紅潮”，橫掃總統、參議院、眾議院（領先待最后確定），再加上保守派占優（6比3）的最高法院，起碼在未來兩年時間里，特朗普都將在美國政治中唯我獨尊，沒有實質性制約他的力量。

　　特朗普2.0歸來，他將推進的政策，現在全世界都在猜測。不過有一點幾乎是共識，那就是對傳統意義全球化的巨大破壞。于是，全球輿論在吃飽了特朗普絕地歸來的瓜之后，焦慮情緒也隨之開始蔓延。尤其對中國外貿從業者和出海企業來說，輿論場中的焦慮幾近溢出屏幕。特朗普一當選，外貿從業者們就搶光了去越南的機票進行“考察”。

　　畢竟特朗普在選舉前就已放話，將對中國輸美產品施加60%甚至更高的關稅，對其他國家輸美產品普遍施加10%的關稅。在特朗普的思考中，過去的全球化就是意味著美國吃虧，其他國家占便宜。要讓美國再次偉大，只有推行美國版本的“閉關鎖國”政策，最重要的抓手就是關稅，只有這樣才能實現資本與技術的雙回流，在這個過程中，就算損害盟友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正如在我們前幾天文章中說的那樣，中美間的經濟競爭將是一個長期難以逆轉的過程。美國選擇終結由自己主導的全球化秩序，新自由主義的生產要素充分流動讓位于本土制造業與國家安全。效率不再是最優先的價值導向，國家安全才是接下來十年國際政治的新主題。用沙利文的說法就是去風險化。

　　外界普遍預判，特朗普上臺后，對華關稅將很快實施，隨后將是對全世界的訛詐。而隨著美國對全世界的無差別出手，全世界無論主動或者被動，都將對對外貿易施加或多或少的限制，

　　11月7日，海關總署發布數據顯示，今年前10個月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36.02萬億元，同比增長5.2%。

　　前10個月，我國貨物貿易出口20.8萬億元，增長6.7%；進口15.22萬億元，增長3.2%；貿易順差5.58萬億元，擴大17.6%。

　　其中，與美國貿易總值為4.01萬億元，增長4.4%，占11.1%。對美國出口增長4.9%，自美國進口增長2.9%，對美國貿易順差2.07萬億元，擴大5.8%。

　　根據中信基于模型簡單靜態測算，如果美國對中國商品征收超過60%的關稅，可能會拖累我國對美國出口下降16%，整體出口減少2.3%。這對目前依舊對外貿有一定依賴的我國而言，短期內是巨大的考驗。

　　相對的，長期而言這也是我國構建不再由西方主導的新型全球化體系的歷史機遇期。在《特朗普的歸來，并不是保守主義的“復辟”》中我們說到，雖然全球化還是歷史性潮流，但是其結構、形態和機理已經慢慢開始發生深刻的變化。

　　理解，把握和適應這種變化對我們這個過去幾十年來被全球化影響至深的國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在國際經貿體系上，未來新地緣政治和全球供應鏈配置重構將會長期共生并互相影響。

　　在這種形勢下，中國外貿和出海企業無疑來到了深水區。日后的游戲規則將會復雜得多。

　　中國企業的全球化初級階段

　　過去十幾年間，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通過拓展海外市場開始了全球化發展之路。不過與歐美日韓的跨國巨頭相比，中國企業的全球化發展水平還處于初級階段。

　　除了時間的沉淀，更需要企業真正轉變思維、技能和治理方式，從具有海外業務的中國企業轉變為真正意義上的跨國公司。這不僅意味著人員的派駐、總部的設立，更意味著法律和風控架構更符合跨國企業的治理模型。像德國企業在中國，有個很成功的宣傳語，“在中國為中國”，很好的拉近了企業與所在國的關系，現在也被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采用。通過扎根所在國，把在所在國贏得市場當做企業的戰略部署，實現利益與當地的高度捆綁。

　　在當地，中國企業需要學會擴張在地影響力，與當地利益相關者進行充分的利益捆綁。更重要的是，需要善于借助當地的人力與智力資源，從本地思維出發應對風險與挑戰。

　　2020年9月，特朗普政府下達了“WeChat（微信海外版）“封殺令”， 美國商務部9月18日的公告稱，微信和TikTok將在9月20日0點起，從美國所有應用商店下架并不再更新，微信支付同步遭禁。

　　面對來勢洶洶的美國政府，一個由華人律師牽頭發起的美國微信用戶聯合會（U.S. WeChat Users Alliance，下稱“美微會”）作為原告，緊急向美國加州法院發起動議，以美國商務部禁令觸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為名，要求暫停該禁令。

　　該動議得到了美國加州地方法院法官勞雷爾·比勒的支持，于9月19日批準了關于禁止13943號行政令（即封禁微信的行政令）生效的動議。也就是說，這份禁令被禁止執行了。

　　雷爾·比勒寫道：“原告（即美微會）的證據表明，微信是美國社會中許多人唯一的交流手段，這不僅是因為人們在中國無法使用其他應用程序，還因為英語能力有限的中國人只能選擇用微信。”她還表示，這一禁令也不能逃脫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審查。因為關于微信的禁令沒有提供足夠的證據，證明這一行政令是專為解決美國安全問題而設計的。“禁令還有很明顯的替代選擇，例如像澳大利亞那樣，禁止微信進入政府機構，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來解決數據安全問題。”

　　這是很典型的用當地法律、當地思維方式，保護企業合法利益的成功案例。現在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的效仿，今年以來，大疆、禾賽科技等企業紛紛拿起美國的法律武器，起訴了五角大樓。

　　既然美國自詡三權分立，中國企業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一旦美國法院昧著良心無視證據進行判決，那就有利于在全世界暴露美國司法的虛偽，能夠對美式霸權進行公開譴責。主審法官如果依法判案，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會得到有效保護。這樣的不平則鳴，應該是中國企業出海必須具有的思維。

　　中國企業要牢記“印度教訓”

　　當然，面對美國鐵了心要針對中國企業的情況，再好的策略和抗爭手段也解決不了所有麻煩。這幾年美國頻繁使用“危害國家安全”之類的幌子敲打中國企業，所以美國在中國企業出海的榜單上并不靠前，尤其特朗普二進宮后，只有等實質性政策比較清晰之后，多數企業才敢做決定。

　　雖然短期內全球市場不穩定性都在增加，但對于很多中國企業來說，出海是一刻也等不了，畢竟國內市場已經卷成麻花了。所以眼下也形成了一種盲目出海熱，尤其對新興市場的熱度越來越高，媒體也在不斷造勢，比如把去非洲形容成淘金。在沒有清晰判斷和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就出海然后吃虧的現象也屢見不鮮。

　　對一個區域一個國家的真正認識，當然不可能僅僅通過媒體或者走馬觀花的考察得到。在籌備階段，企業就需要對一個或者數個潛在目標市場進行全面調研，研究當地供應鏈基礎、政治穩定性、合作伙伴背景等影響業務運營的關鍵要素，從而準確判斷市場成熟度、目標市場與企業自身的匹配度等情形。

　　現在，留給中國企業出海的目的地，主要有兩類，除美國外的發達國家和新興南方國家。

　　發達國家，包括歐盟成員國、日韓、澳洲、新加坡等，法律、基礎設施完善，消費能力強，產業基礎好，市場容量大，但競爭也相對激烈。

　　相比之下，新興的南方國家如東南亞、中東、拉美、以及非洲的個別國家，普遍的特征是目前產業基礎較弱，政策與法規多變，但當地經濟增長迅速，競爭相對較弱，為中國企業企業提供了更大的發展機遇和空間。

　　無論是選擇進入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的南方國家，對于中國企業而言，在考慮賺錢模式之前，更多的還是要放在風險防范上。如果沒有繃緊這根弦，即使一時僥幸賺到了錢，也可能只是淪為當地某些勢力的保險箱和 “唐僧肉”。中國企業尤其要牢記印度市場帶來的教訓。

　　6月28日，有媒體報道了中國手機制造商vivo印度公司正與印度塔塔集團（Tata）洽談，由塔塔集團收購其多數股份、成立合資公司等事宜，以符合印度政府要求高管由印度籍人士出任、營銷網絡在地化，以達到本土化的目的。

　　此前，在2023年底，印度打擊金融犯罪的機構以打擊金融犯罪為由逮捕了vivo印度分公司的臨時首席執行官、首席財務官以及1名外聘顧問，其中臨時首席執行官為中國籍。這是vivo近年來至少第三次遭到印度方面調查和打壓。

　　2023年10月10日，印度執法機構以涉嫌洗錢為由逮捕了4人，其中一人為vivo印度公司的中國籍員工。10月初，印方還指控vivo和小米公司幫助當地一家新聞網站非法轉移資金，該網站因批評印度政府的政策而遭調查。2022年，印度電信管理局一度還曾凍結與vivo印度公司相關的119個銀行賬戶。印度媒體對幾件事情都進行了大肆炒作。

　　再加上這幾年同在印度的幾家中國的手機公司的類似遭遇，很難不讓人懷疑，印度政府、財團聯手在其中起了見不得人的作用。關門殺豬，先以印度市場的體量誘惑中國企業進入印度為其搭建起手機產業鏈，時機成熟后，伺機踢開中國企業。“印度賺錢印度花,一分別想帶回家。”中國手機企業的遭遇，以切身體會,給這句話添上了注腳。

　　對于印度這樣的國家，中國企業絕對不能再被利潤蒙蔽雙眼了，在進入前要做好足夠的風險防范，政府也需要在企業出海前給予足夠的風險警示。

　　出海必須法律前置

　　另一個有代表性的市場是墨西哥。2018年以來，由于美國對華掀起貿易戰，一些中國企業開始將一部分投資分散到東南亞和墨西哥等地。繼而從當地出口美國，業內俗稱洗澡蟹。眼下，隨著特朗普聲稱不會讓中國汽車制造商在墨西哥生產的汽車出口到美國，整個洗澡蟹模式也蒙上了一層陰影。

　　但其實在此前，進入墨西哥市場就不是個容易的事情。東南亞與中國尚有地緣相通的的優勢，墨西哥相比之下則是更加遠隔重洋，在人種、語言、和法律上有著巨大差異。中國企業在美西哥的出海路就走得更加艱難。

　　最近，美國知名智庫榮鼎咨詢（Rhodium Group）發布了一份報告，他們估計中國在墨西哥的投資總額已經達到了130億美元，是官方數據的六倍，這些投資主要集中在了汽車、電子產品和消費品行業。尤其是汽車供應鏈上的企業，寧德時代、均勝電子、拓普集團、三花智能等，紛紛前往墨西哥投資設廠。

　　但在中國企業一頭扎進墨西哥的同時，風險已經出現。

　　今年5月，墨西哥政府以贛鋒鋰業不滿足最低投資標準為由，突然宣布取消其在墨的9大礦產特許權。

　　而事實上，自2022年贛鋒鋰業以不超1.9億元英鎊成功收購擁有9個礦產特許權的Bacanora公司后，總投資超過10億，已經遠遠超過最低投資標準。

　　如今，在贛鋒墨西哥一期項目即將投產，2024年即可形成約2萬噸氫氧化鋰的年產能的前夕，卻直接挨了墨西哥政府一記悶棍。

　　之所以如此，是墨西哥經濟部突然提出礦業法修正案并得到通過，將全部鋰礦強行收歸國有。

　　背后的原因不難揣測，墨西哥是美國資本耕耘極深的國家，隨著美國將中國視為最大競爭對手，美國對涉及中國的一切行動都極為警惕。鋰，作為電動汽車電池的關鍵材料，得到了美國政府的高度重視。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均出臺了一系列鼓勵開采與加工技術發展的礦產資源政策，定期審查并更新《關鍵礦產清單》，還在國際上拉攏盟國與關鍵礦物儲存國，建立“礦產安全伙伴關系”。墨西哥作為美國的后院，臥榻之畔，美國有足夠的動機去給中國搗亂。

　　除此之外，墨西哥還有很多法律的“暗樁”，比如在墨西哥建廠拿下地皮還不夠，還需繳納綠化植被損失的“清表費”、“建筑許可費”，以及面臨各種嚴苛的稅務審查。

　　基于歷史淵源的墨西哥的黑幫文化，也給中國企業上了深刻的一課，當地有著很多與政府部門糾葛頗深的“中介組織”，向他們交保護費的企業可以在通電、通水、甚至是貨物清關等各方面能“搶先”，不交錢的就慢慢等著吧。

　　而墨西哥在人力制度上與中國也有著較大的差異，有媒體曾用“中國老板，卷不動墨西哥打工人” 來形容。

　　多重因素，導致首批前往墨西哥投資的中國企業，出現了比較大面積的虧損。

　　一系列的肉痛教訓，教會了中國企業的出海征途中，除了關注商業模型、技術風險外，還需要高度重視當地的法律和政策風險，懂得游戲規則之后再去投入資源。

　　中國企業出海面臨的是國域和規則的巨大改變，要充分認知到“法律前置”的重要性，在法律方面必須投入足夠的預算，了解規則、搞懂規則，有可能再運用規則，謀定才能后動”。

　　只有將法律前置，聘請國內優秀的涉外法律和風控顧問結合當地的律師資源，深入對擬投資國進行法律和法治環境、營商環境、重大風險的盡職調查，充分評估，定制風控的戰略以及危機預案，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資風險。

　　另一方面，國內法律人才的培養也應當往出海法律風控方面多加傾斜。正像最近“2024國是論壇”上，國務院參事焦洪昌所說：“中國企業無論是海外知識產權布局、運用，還是知識產權風險防控意識都尚顯不足，容易遭遇一些不公正待遇和制裁風險，不得不面對頻繁的海外訴訟。應制定打造一流的涉外法治人才隊伍、國際仲裁機構和涉外法律服務機構工作措施，加快提升涉外法律服務水平。”

　　在新型全球化建構中探索中國式出海

　　在《特朗普的歸來，并不是保守主義的“復辟”》中我們說到，美國衰落的大背景伴隨了很多全球性機制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跨國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結構出現了自反性矛盾。

　　新自由主義橫行世界的四十年間，也是西方跨國資本統治全球，配合霸權秩序瓦解絕大多數國家獨立意志的四十年。背靠西方經濟霸權的很多歐美跨國企業，不但給第三世界帶去很多災難，最終也促成了本國的工業空心化，特朗普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崛起。

　　對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和最大發展中國家來說，企業出海不是為了學西方搞經濟殖民，所以在出海中既要學會利用資本主義世界的法律和規律保護自己，也要十分注意規范自身行為，維護中國的國際形象，尤其不要因為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法制環境不健全就胡作非為。如中國企業大量進軍非洲之后，一些民間企業在當地的行為表現是很難讓人稱道的。

　　另一方面，中國未來的跨國企業們也不能像歐美企業那樣，以生產要素流動和全球資本配置的名義抽干本國的工業能力和就業機會。出海不是就斷絕了與母國的關系，尤其對于中國企業來說，脫離了中國今日經濟水平和國際地位帶來的安全保證，是不可能同西方霸權秩序相抗衡的。如果總想著當世界公民，當火星人，置母國發展和人民于不顧，最后只能變成無根之萍。

　　所以，如同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樣，中國企業的出海，未來也應當形成獨特的中國模式。在美國轉向孤立主義之后，為了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長遠目標，中國必然要推進平等多元的新型全球化模式建立，出海的中國企業們會是這一進程的重要參與者，要有相應的認知與責任感。

　　以互聯網公司為例。多年以來，谷歌等公司成為美國在全球范圍內實現信息霸權和推動顏色革命的工具，中國互聯網企業出海的過程，也是對抗美國信息霸權的過程。如tiktok，本身不帶任何立場，反而真實展現了美國社會底層的生存現狀和民意潮流。在國內，由于互聯網企業的過度內卷競爭，已經給社會造成了不少問題。實現出海的過程，既是深度參與中國推進新全球化格局的過程，也將會是企業自身蛻變的過程。

　　對于生產型企業來說，在國內激烈競爭內卷屬于迫不得已，出海之后應當團結大于競爭，不能在海外搞內斗打生打死，不然國家鼓勵出海的意義何在？

　　最近兩件事情就引發了廣泛討論。一是中歐電動車談判，有企業私下與歐盟接觸。二是聯想在英國高等法院對中興通訊提起知識產權訴訟。

　　且不說里面的是非曲直，這種中國企業之間在海外的訴訟戰就頗讓人不解。

　　中國企業之間溝通成本并不高，有什么事都可以坐下來談。談不成，中國也有自己完備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作出秉公判決，在海外掀起訴訟，坐實了歐美依舊具有最高裁判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難道又變了回去？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可就是架構在這一次次的仲裁判決中的。

　　在我們之前文章《TikTok的厄難，中國資本家的成人禮》中說到，中國企業需要認清時代趨勢，認清自身在時代中的位置。當下的大趨勢已經很明顯，美國在拋棄自身曾經主導的全球化秩序的路上越走越遠，中國企業已經告別了全球化紅利期，真正迎來成年考驗。

　　如何在接下來復雜的出海環境中找到合適的模式，找準自身的定位，找到同國家戰略最契合的頻率，是出海企業們要不斷探索總結的。學習有成本，人和公司都有惰性，紅利期已過，不學習的損失越來越大于學習的成本。從18年開始，從國內到國際，不學習的損失越來越慘烈。

　　畢竟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規律從來不是溫情脈脈，從來都是充斥著鐵和血。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