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是一個思想巨人，不僅對十九世紀來說如此，甚至對理解我們當前的時代來說，也如此。在發展一種對社會的理解上，沒有人比得上馬克思。只要“馬克思主義者”超越“馬克思學”——即重復馬克思在他的時代能夠寫下的話——而根據歷史的新發展，來貫徹他的方法。終其一生，馬克思本人也在持續地發展和修正他的看法。

　　馬克思從未把資本主義簡化為一種新的生產方式。他思考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維度，他知道，價值規律不僅調控著資本主義的積累，也統治著現代文明的一切方面。這個獨一無二的視野，允許他提出第一種把社會關系和人類學聯系起來的，科學的進路。從那個視角出發，他把今天人們所謂的“生態學”——在，馬克思辭世一百年后，人們才重新發現了這門學問——也納入了他的分析。通過“生態學”我們也知道了，共產主義不是一種更新、更先進的生產方式，而是人類文明的一個更高的階段（烏托邦變成了現實）；以及，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相當漫長。

　　馬克思的大作——《資本論》——呈現了一種嚴格的，對資本主義社會，以及它們與先前的社會形式有什么質的不同的科學分析?！顿Y本論》直接澄清了私有財產所有者之間的商品交換的普遍化的意義，特別是價值與抽象的社會勞動的出現、和它們隨后獲得的主導地位。從這個基礎出發，馬克思使我們理解到，何以無產階級把他或她的勞動出賣給“有錢人”確保了剩余價值（資本主義剝削的就是這個剩余價值）的生產——而剩余價值的生產，反過來，又是資本積累的條件。價值的主導地位，不僅統治著資本主義經濟系統的再生產；它還統治著現代社會與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商品異化的概念，則指出了意識形態的機制，而社會再生產的總體的統一，正是通過這個意識形態機制來表達的。這個優秀的智識和政治工具，也證明了，自己就是正確預測資本主義現實的歷史演化之總體路線的最好工具。

　　沒有一個寫于十九世紀中期的文本，像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一樣，平穩地流傳至今。甚至在今天，這個文本的全部段落，都還對的上當代的現實——甚至比在1848年的時候更能映照現實。

埃及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國際政治經濟學家

　　資本主義系統總是已經全球化了，且它依然是全球化的

　　馬克思，比任何人更理解，資本主義有征服世界的使命。他在這個征服還遠遠沒有完成的時代，就寫到了這點。他是從頭開始思考資本主義的這個使命的，即，從對美洲的征服開始——這一征服開啟了重商主義的，為期三個世紀的，向資本主義的最終的成熟形式的過渡。

　　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甚至在那之后，也還在懷疑：資本主義在全球范圍的部署，能不能作為一股同質化的力量，起到給被征服的東方以“變得與西方的先進國家相像”的機會的作用呢?晚年馬克思得出了這樣一種直覺性的理解，即，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一定會引起兩極分化，而這種兩極分化，將使被征服的東方，不可能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的框架內，在資本主義的核心規律的基礎上趕上西方。

　　我優先考慮的，是馬克思的那個關于全球化的未來的直覺。我一直致力于表述源自積累規律的全球化表述的，不平等發展的規律。我從中得出一種解釋始于全球系統之邊陲的，以社會主義的名義進行的革命的方式。因此，馬克思的確直覺地把握到，革命轉變，可能始于系統的邊陲——用后來列寧的話來說，即帝國主義的“薄弱環節”。這個結論，又引出了另一個結論：社會主義過渡，將必然“在一國”發生，此外，這個發生社會主義過渡的國家，將在世界帝國主義的反擊中，遭到致命的“孤立”。除此之外，別無他途;不會有什么“世界革命”。

　　資本主義，歷史上的一個短期支架

　　我還共享馬克思的另一個直覺——早在1848年，馬克思就對此有所表達，而后，在他晚年的作品中，他又重新表述了這個直覺——那就是，資本主義只代表歷史上的一個短期的支架;它的歷史功能，是在短期(一個世紀)內創造要求我們超越它，邁向被理解為文明的更高階段的共產主義的條件。

　　直到1800年，工業革命開始的時候，資本主義的形式才趨于完成。從那時起，內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矛盾，就使“超消費的生產”成為資本主義系統的一個永恒趨勢：下壓工資，可以生成大量的利潤，這些利潤，在競爭壓力下，又流入投資，造成大量的，超過滿足對系統產品的有效需求所需的投資水平的投資。從這個視點來看，相對停滯的威脅，是資本主義的慢性病。你不需要用具體的原因來解釋危機和蕭條。相反，每一個擴張階段，都是其特定環境的產物。自1800年以來“現實存在的資本主義”的歷史，是生產力驚人發展的歷史，先前時代的發展，都無法與之相提并論。因此，資本主義固有的停滯趨勢，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克服了。

　　資本主義的這種內在的不穩定，也是它的長處：在蕭條期之間的擴張階段，它促進了生產力的非凡的發展，這一發展，比先前時代普遍的低速發展相比，無比地巨大。然而，正因為資本主義的增長是指數級的(和癌癥一樣，持續的指數級增長只可能導致死亡)，所以，這個增長也就不可能無限地持續下去。資本主義注定要被超越，而且，無疑，它在歷史上，只會作為一個短暫的過渡時期出現，在此期間，生產力的積累會創造出充足的物質和人力條件，支持、要求我們走向一種更好的，對自然和社會發展的控制形式。

　　資本主義危機和資本主義的危機(Capitalist crises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當代的帝國主義系統，是一個全球規模的，剩余集中化的系統。價值集中化的帝國主義系統的特征，是積累的加速，和在系統中心生產力發展的同時，邊陲生產力發展受阻或變形。發達和欠發達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面對這個威脅，我們除粉碎當前的全球帝國主義系統，為另一種協商的全球關系模式創造條件外別無選擇。

　　十九世紀末的大規模蕭條，加劇了競爭壓力，加速了資本的集中和集中化過程，并最終導致了資本主義系統的質變：1800年到1890年普遍的競爭工業資本主義，讓位給了寡頭壟斷的(共享壟斷的)資本主義。這些寡頭依然是在本質上屬民族國家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群體，盡管他們的活動也擴張到了國外，并且他們的戰略，也不時地相互滲透并有了世界主義的傾向。在這個時代，他們的競爭，激化了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終結了先前大不列顛的主導地位。在這個時期，世界分裂為對抗的帝國主義列強。

　　我們當前所處的第二次長期衰退——始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緊接在二戰后立即開始的擴張之后——則基于以下三個出自于法西斯主義的失敗的因素：(a)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凱恩斯主義的國家政策維持了歷史上的資本-勞動的妥協，凱恩斯主義把一種新形式的統治放到了資本的積累之上，取代了以前壓榨工資的競爭型政權;(b)被稱為一次建設社會主義的嘗試的“蘇聯”系統，盡管實際上只是一次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的嘗試，卻把自己確立為對資本主義的挑戰，并因此而對資本主義起到了刺激作用;(c)邊陲國家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嘗試，也因為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而變得可能。

　　我們當前的衰落的起點，是這三種社會模式的逐漸衰竭，而它們之所以會衰竭，又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即，它們的成功本身就深化了全球的相互依賴。因此，這次衰落，是在深化的帝國主義的全球化環境中展開的，自蘇聯這個替代選項完蛋，和第三世界的民族資本主義計劃不能抵抗主流資本主義的侵犯(主流資本主義的目標，是使邊陲大陸的資產積極回到他們先前的，作為依附性的中介之地位)的情況下，就更是這樣了。

　　再一次地，當前的衰落的表現，是剩余資本不能在生產力的擴張中找到有效的盈利出口。資本主義對衰落的管理，因此而以在金融領域提供替代性的盈利出口為目標，并且，通過這個事實，當代資本主義把維護資本價值，變成了它的當務之急，哪怕這么做，是不利于經濟增長的。這種新的，資本市場的霸權，是通過各種手段來起作用的，如浮動匯率、高利率、先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美國的高赤字、支付平衡、和國際金融組織迫使第三世界國家優先考慮其國外債務的政策等等。一如既往地，這些政策把世界經濟限制到一種停滯的惡性循環之中，對此，他們找不到任何出路。事實上，這種頑固的停滯只影響到世界的一半——美國、歐洲、日本;和它們的拉美、非洲、和中東——這些地區也被迫經受資本市場用來管理衰落的那些措施。相反，東亞(特別是中國)，在東南亞和在一定程度上說，印度之后，經歷了經濟的飛速增長，并且這樣的增長達到了擺脫衰落影響的程度。

　　資本主義系統總是已經全球化了，且它依然是全球化的

　　因此，今天，我們面臨的挑戰，不是試圖從資本主義的危機中走出來，而是開始走出危機中的資本主義。批判的社會思想，應該對這個問題特別感興趣，因為這樣的思想，是建立在區分這種系統的(of)危機，和系統內(within)的危機的基礎上的。

　　這些積累模式的新發展不過意味著，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它的歷史衰落的時代，已經變成一個破敗的、衰老的系統了。

　　在通往社會主義的長路上的革命性的進步，還是文明的頹廢?

　　社會主義過渡必然“在一國”發生。因此，走上這條路的民族和國家，將面臨雙重的挑戰：既要抵抗帝國主義勢力發動的永恒戰爭(熱戰或冷戰)，又要在通往社會主義的新路上前進的過程中，成功地聯合農民多數。

　　這些反思使我理解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闡發的，關于農民的思考。馬克思把自己放到自己的時代中去思考，在那時，資產階級還沒有在歐洲完成自己的革命。因此，無論何時，只要資產階級革命給農民土地(就像具體而言，在法國發生的那樣)，大多數農民就會成為資產階級的盟友，加入保衛私有產權之神圣不可侵犯性的陣營，成為無產階級的對手。不過，社會主義改變世界的重心從支配的帝國主義中心，到被支配的邊陲的轉移，也從根本上修正了農民問題。但就算這樣，在依然以農民為主的社會條件下，革命的進步，也只有在社會主義的先鋒隊能夠貫徹把多數農民整合到對抗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陣營中的戰略的情況下，才是可能的。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1848)中在談到階級斗爭時寫道：“每一次斗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爭的各階級同歸于盡。”(譯文自馬恩著作中文本)長期以來，這句話一直吸引著我的注意力。

　　這也是我提出，要區分從一種生產方式到另一種生產方式的過渡的兩種類型——這兩種類型的過渡之間有質的不同——原因。如果過渡是在無意識的情況下，或者，是在異化的意識的指導下發生的話，那么，這樣的過渡，就是以類似于自然變化的方式發生的，意識形態也就變成了自然的一部分。我把這樣的過渡稱作“頹廢的模式”。而另一方面，如果意識形態成功地位被欲望的變革提供總體的、真實的維度的話，也只有在那時，我們才能談論革命。

　　我還提到馬克思的另一個重要貢獻，特別是馬克思關于長期過渡中的“統一和多樣性”的看法。這些看法比以往更符合當代的挑戰。

　　這篇文章是阿明為紀念馬克思兩百周年誕辰而寫的書的簡短總結，這本書不久之后將由MR出版社(紐約)出版英文版，同時也會有其他語言的譯本書。這本書已經有了法文版，書名就是《馬克思誕辰兩百年周年紀念》(“Le bicentenaire de Marx”, Delga 2018)。

　　本文譯自Samir Amin: “Bicentenary of Marx (short summary)”, 原載作者博客http://samiramin1931.blogspot.tw/2018/04/samir-amin-bicentenary-of-marx-short.html。

　　全文版由王立秋老師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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