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7年4月23日，由北京紅色之友聯誼會主辦的馬賓老逝世追思會在北京成功舉辦。下面是鞏獻田老師在會上的發言稿：

　　悼念忠誠和卓越的共產主義戰士馬賓同志!

　　同志們好!

　　今天我們在這里聚會追思一位真正的共產黨員——馬賓同志。

　　我與他接觸和交往多年，我認為他不僅是一位我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同時也是一位科學家，是冶金專家、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還是一位與我國著名的人民科學家錢學森同志一起站在世界科技發展前沿而又立下大功的綜合集成科學家。但是，他首先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是毛澤東思想的實踐者，是新中國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設者和捍衛者，是一位真正的共產黨人。

　　我先談幾件小事，以小可以見大。

　　我第一次登門看望他，是提著兩瓶酒，進門后，他看到后就說：“我不喝酒”。第二次我就帶著茶葉去，他說他不喝茶。我說不喝酒我理解，為什么您不喝茶呢?他說，當年在鞍鋼成天在基層，與工人在一起，哪里有功夫喝茶?由此可以，被毛主席親自命名的《鞍鋼憲法》絕對不是坐在辦公室靠拍腦袋想出來的，也不是從其他國家文獻中抄來的，而是深入群眾，貫徹群眾路線，與工人群眾和技術人員在一切，通過實踐的檢驗、通過辛勤的勞動換來的。

　　改開后，有的干部是“拍腦袋出主意，拍胸脯下決心，拍上級馬屁夸政績，有問題后，拍桌子訓斥下級，失敗之后，拍屁股走人”。有的干部是“上午車輪子轉，中午吃飯盤子轉，晚上圍著石榴裙子轉”;與人民群眾，與工人、與農民疏遠了，把本來是魚水關系的干群關系變成油水關系，甚至敵我關系;以至于為了維護少數人的利益，有的地方的領導人對于人民內部矛盾竟然使用國家暴力來鎮壓群眾。

　　第二件小事，我準備在北大講養生問題，曾經走訪幾位九十多歲的老人。當我問到馬老的養生經驗時，他馬上開口說：“《兩論》”我說是《實踐論》和《矛盾論》嗎?他說：“是。”這里可見，馬老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是終生努力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的典范，是毛澤東思想的勇敢捍衛者。馬老的回答充分體現了他對于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同時他的話也是實事求是的之論。

　　眾所周知，“兩論”是毛主席的主要哲學著作。年齡大一些的同志都知道，《兩論》在五六十年代是全國人民熟知的，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毛主席著作，在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解放軍和解放軍學全國人民的時代，一談學習毛主席著作，無不提到這《兩論》。可是，改開以后，隨著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不但馬恩列斯的著作，竟然連體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結合得最好、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一再證明是正確的毛澤東思想的毛主席著作，也被人們淡忘和邊緣化。有的領導人所謂講學習，根本不提學習毛主席著作。不少的干部，尤其是高級領導干部，忘記初心，理想喪失，不信馬列，信鬼神，更有甚者，有的省的主要領導人大年初一竟然開車趕著到寺廟燒第一注香!在這種極為不正常的形勢下，我國宗教教徒發展的速度遠遠超過執政黨黨員的發展速度，與此同時，封建迷信泛濫成災，每逢節假日，寺廟道觀人滿為患，老幼男女信神拜鬼習以為常，人們見慣不怪。

　　再談兩件大事。

　　第一件，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的主流傳媒和官方文件，一直在說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階級斗爭為綱”是錯誤的，應該拋棄，應該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我始終不理解，我本來出生在農村，大學畢業后，最初兩年，是在北大荒軍隊農場鍛煉、然后隨部隊到吉林農村支農，后來八年，是在山東農村做基層工作，其中做了四年公社黨委秘書，直到1978年到北京大學讀研究生才又離開農村。那個時候，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都知道，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不要忘記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線的斗爭，因為這是黨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基本路線，忘記了就會導致資本主義復辟。而在每年的不同季節，不同時候，農村都有自己不同的中心工作，例如，夏收、夏種、夏征，秋收、求種、秋征，抗旱，排澇，防凌，除蟲……。“綱”與“中心”說的明明不是一件事情，這個道理是最普通不過了。可是，為什么中央文件這么寫，甚至人們都這樣講呢?

　　記得一次，是在北京昌平陽坊開會，我看到馬老的一個A4紙釘的本子，是他寫的一篇長文，標題是“以階級斗爭為綱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矛盾”。我多年的想法得到了共鳴，我第一次遇到這樣公開寫的同志，又是作為高級干部的馬老，感到非常高興。

　　反潮流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則，而“隨風倒”則是無原則和軟骨頭的表現。馬老的反潮流精神，我非常佩服!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所謂放棄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社會實踐的結果又是如何呢?我們經濟建設的成績很大，尤其是建筑的物質設施俱在，這是任何人不能、也否定不了的;但是，經濟基礎的性質卻發生了翻天地覆的、質的變化。所謂放棄階級斗爭為綱，實質上是麻痹了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助長了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的斗爭，縱容和激勵了一切新中國早就消滅了的、只有私有制社會才能生存和活躍的丑惡現象，出現了地痞、流氓、無賴和惡霸。今天的犯罪，雖然絕大多數是一般公民，無業游民，失業者;犯罪分子往往是刑滿釋放之后又進去，監獄與社會往返多次。問題在于他們出獄后不少人的無業，生活無著落，又去偷、去搶。可以說，他們是改開以來私有化、市場化的犧牲品。“人世間的一切黑暗都是社會制度造成的。”(狄更斯：《圣誕故事集》)此話是對的。這是原來公有制的社會關系遭到破壞、貧富兩極分化所造成的。同時，他們也無不受到剝削階級舊思想、舊作風、舊習慣、舊傳統的影響和污染。這些這不能說不是否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客觀現實，不能不說是諱言階級和階級斗爭，不能說不是放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方法——階級分析，放棄馬克思主義最基本原則的惡果。

　　前幾年中國社科院王偉光同志發表了一篇僅僅是解釋我國現行有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總綱第一條第一款，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竟然有網文說要“審判”他，“絞死”他!這難道不令人深思嗎?更奇怪的是，我們沒有看到官方媒體的任何反應。“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是十八大后中央“四個全面”部署的重要內容，作為掌管意識形態的部門的有關領導同志究竟是如何考慮的?難道你們這就是在“與中央保持一致”嗎?

　　列寧曾經寫道：“階級關系，——這是一種最根本最主要的東西，沒有它，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撲朔迷離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斗爭的理論。”“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從這里得出了全世界歷史所提示的結論，并且徹底地貫徹了這個結論。這個結論就是階級斗爭學說。”“階級斗爭的原則是社會民主黨的全部學說和全部策略的基礎。”“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離開分析階級關系的正確立場。”“一切關于非階級的社會主義和非階級的政治的學說，都是胡說八道。”(23P2)(《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92頁，第26卷第60頁，第23卷第48頁，第29卷第140頁，第23卷第2頁。)

　　共產黨人忘記了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失去了無產階級階級立場，還是共產黨嗎?

　　所謂“講誠信”，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最講誠信，而一切剝削階級最不講誠信，靠謠言和撒謊過日子是一切剝削階級沒落時期的特征，不然他們就混不下去。我們社會的今天，由于誠信的缺失，就把曾經形成和延續了近三、四十年的一個平等和睦相處、團結友愛互助、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好端端的、最先進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逐漸演變為互不信任、互相猜疑、爾虞我詐以至于雇兇殺人的可悲地步，即西方Plautus titus maccius(公元前254—184年)講的，也就是我國有人一直鼓吹的所謂“叢林法則”，即Homo  homini  lupus.“人對人是狼對狼的關系。”成為某些人的信條。昨天的《今日說法》報道北京杜姓一家兄弟姐妹五人，竟然為51米房產糾紛長達十年之久，終于通過調解方法解決了。但是，僅僅靠個案來“修復”社會關系，無法解決根本的和全局的問題，不恢復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基礎，不恢復作為社會主義經濟最主要特征的計劃經濟體制，任何其他措施都解決不了這個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問題。很簡單，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可以說是聚集了全世界的天才、精英和智囊，他們絞盡腦汁、苦思冥想都無法解決的問題，因為這是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社會化大生產獨有的頑疾，除非通過社會革命，它是永遠也不能、無法解決的矛盾。難道這是一個由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倒退到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國家能夠解決得了的問題嗎?

　　講誠信，有的媒體是欺騙全國和全世界的。例如小崗村的所謂18個人的手印。請看九峰老人著：《庶民之憂——中國三農問題掃描》一書，其中寫道：1、早年在小崗村搞大包干時候，原滁縣所屬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后提升為滁縣地委書記、最后從安徽人大副主任位子上退下來的陸子修，對小崗村搞包產到戶的全過程“了如指掌”，被萬里稱為積極支持全國按照小崗村模式包產到戶的一位“突出的領導干部”，他說：“小崗村按手印是假的，這我能不知道嗎?”——參見：陳桂棣、春桃著：《中國農民調查》。2、小崗村的庇護者、從地委書記升為安徽省長后為黨中央農村政策室副主任、所謂黨的高層里面“最熟悉農村的人”王郁昭，他對小崗村“知之最多”，他說：“小崗村那時家徒四壁、一貧如洗，飯碗瓷邊都缺一塊。……根本沒有可能拿出那么大的一張白紙來。假如他們要立下字據，更有可能是把它寫在一張煙盒紙上。”“既然當地黨的領導正式承認這合同是真的，我也沒有理由否定它。”——見：凌志軍的《歷史不再徘徊》第9頁。

　　非常有諷刺意味的是，就是這個假的所謂“生死合同”，竟然在我們黨的喉舌——中央電視臺中播放是的記錄片中出現了多次，甚至被有的博物館以“重要歷史文物”來珍藏，不過，多年以后，它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最高級別的重要造假物品讓人們來參觀，也不是一件壞事。

　　再一件事，是1998年秋在韶山開會，主要研討毛主席《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有一次馬老對我們坐下要討論的同志們說：“我們都是既得利益者!”這在當時是一種很新奇的聲音。開會的大多數是學術界的同志，是擔負一定領導責任的學者、專家、教授。

　　我們這些人是不是改開“既得利益者”呢?

　　仔細想來，是的。“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意識。”十五、六多年前，我在去香港的飛機上，看到體育界的鄭曉波的文章，其大意是改革開放以后，生活都這么好，為什么還有人不滿意?她的生活無疑好的。但是，不能代表都好。不久媒體就報道奪得世界冠軍、為祖國贏得榮譽的一位登壇子的女雜技演員因病而遇到的艱難困境。

　　當時我們與會的同志，都有一定的職務、職稱，工資有保障，有的還比較高，吃穿用都不用愁。而下崗失業的工人呢?失地的農民呢?畢業即失業的青年學生呢?買不起房，上不起學，看不起病的一般群眾呢?

　　聯系到那個1981年那個否定毛澤東思想，尤其是否定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和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其中在“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中，說到毛主席的錯誤是：“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后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呢地泛濫去開來。”還說毛主席“隨著威望達到高峰，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于黨中央之上，使和國家政治生活中是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遭到削弱和破壞。”

　　究竟是誰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呢?

　　究竟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的源頭在哪里呢?

　　請同志們讀一讀《毛澤東年譜》(1949——1976)和十八大以后出版的有關資料，通過改開以來的數十年的實踐檢驗，凡是抱著客觀公正的、真正實事求是的、而不是指鹿為馬、顛倒是非的態度的人，答案難道不是一清二楚的了嗎?

　　前些年，不是有人說(后來有人寫文章說是沒說)某位領導人講毛主席是“建國有功、建設有過，文革有罪”嗎?

　　北京大學馮友蘭不是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一書中說：“毛澤東的思想發展的三階段，其性質是大不相同的。第一階段是科學的，第二階段是空想的，第三階段是荒謬的。”嗎?(見馮友蘭著：《中國現代哲學史》，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第162頁。)

　　毛主席1958年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候，評論說：“馮友蘭在《四十年的回顧》中，講了他過去怎么樣適應國民黨的需要，采用一些什么哲學來騙人。……他用自己的事實駁斥了所謂哲學不為政治服務的說法。”——第48頁。)

　　那么，馮友蘭的《中國現代哲學史》難道不是為改開后有人否定前三十年的政治服務的嗎?

　　我們黨有一個規矩“有錯必改”，哪怕是天王老子有錯，也要糾正，這是一個鄭重的政黨應有的正確態度。如果有錯不改，諱疾忌醫，那就說明這個黨沒有希望了。那么，通過35年的實踐檢驗，我們應該對1981年的那個決議重新審視和研判，正確的堅持，錯誤的糾正。

　　現在確實是到了中央號召基層黨組織和全黨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注意：應該由中央政治局來規定書目，并參照毛主席建國前后為高級干部開的讀書書目)的基礎上，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的重新反思文革和反思改革的時候了!

　　最后，關于馬老的大功勞。

　　1997年夏天，錢學森對錢學敏語重心長地說：“其實，關于‘兩彈一星’的科學與技術，我在美國時就都掌握了，也做出來了。回到祖國以后，只不過是把的它拿過來運用，雖然也有一些創新，但基本的、原始的創新不多。而我多年來和你們一起研究和探討的這些問題與設想(包括開放復雜巨系統概念、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法等——本文作者注。)，才是我回國以后開創性的、全新的觀點和理念。它的社會意義和對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重要性，可能要遠遠超過我對中國‘兩彈一星’的貢獻。”(錢學敏著：《錢學森科學思想研究》，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10年9月第2版，第255頁)

　　關于馬老，《錢學森書信選》中有兩封信：

　　1、1996年5月19日致于景元的信：

　　“……馬賓老和您為社會經濟問題創立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法確實是了不起的!后來的開放復雜巨系統理論完全是從這兒來的!您二位比圣菲研究所的那幫人高明多了!功不可沒!這在歷史上一定要講清楚!在您們6位的書中必須做到!”(《錢學森書信選》下卷，國防工業出版社2008年6月，第1145頁。)

　　2、1998年1月2日致戴汝為的信：

　　“最后我還是補充一句，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法源于馬賓同志，他的功勞不可忘記!”——(同上，第1212頁。)

　　由此可見，馬老的思想絕對不是像有人認為的那樣，是“守舊、僵化和保守”的，正好相反，是非常解放的。只不過，他與某些人不同的是，馬老的思想解放是沿著唯物辯證法的路線前進的，所以作為人民科學家的錢學森說不要忘記他的功勞;而那些污蔑他的人是沿著唯心主義、機械唯物主義的路線倒退的，是經不住實踐和歷史的檢驗的。

　　追思馬老是為了向他學習，那么，我們如何做?

　　我們一定要響應習近平同志關于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即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號召，堅信唯物史觀，堅信事物發展的規律，歷史規律、經濟規律不可抗拒，我們只能適應和利用;堅信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同時，不可忽視領袖人物的作用;堅信唯物辯證法，事物是普遍聯系的，發展變化的，更是復雜的，是一分為二的，人、人的思想在一定條件具備的時候，是會變化的。

　　毛主席說：“世界上沒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況不同;二、性質不同。許多基本范疇，特別是對立統一的法則，對各種事物都是適用的。這樣來研究問題、看問題，就有了一貫的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兩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遠有，當然總是以不同的具體的形式表現出來，性質也各不相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簡本》(國史研究學習資料)，2000年，第58、59頁。)

　　毛主席還說：“我們革命戰爭用了二十二年才取得全國的勝利，我們曾經耐心地等待勝利。搞社會主義沒有耐心如何行?沒有耐心不行。對臺灣也是如此。爭取臺灣一部分中下級和上級分裂，不是沒有可能的。杜勒斯、蔣介石在一起好，還是爭取一部分到我們這邊好?我們謹慎小心，蔣也謹慎小心。”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談話(1958年11月9—10日)(同上，第32頁)

　　我們的時代，信息技術、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系統科學和復雜性研究的興起，是越來越有利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不是有利于資本主義。

　　但是，我們要樹立長期、持久作戰的思想準備。

　　我們要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冰凍三尺，并非一日之寒”。只靠幾個人、少數人、某個行業或地區的人是不能使社會主義復興的，只有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只有廣大人民群眾的覺悟和努力奮斗才能恢復科學社會主義。

　　右傾悲觀為難情緒，實質是認識不到自己力量，更是低估人民群眾力量。而左傾急躁情緒和盲動，實質是過高估計少數人的力量，是對復雜形勢的誤判，是把革命簡單化、輕易化，在基本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去鼓吹什么“暴力革命”無疑等于自殺。

　　讓我們學習馬賓同志繼續革命精神，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特別是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和習近平同志治國理政的一系列論述，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決批判和抵制霸權主義，堅決批判和抵制打著各種時髦旗號的修正主義思潮，堅決批判和抵制逆歷史潮流而動、復辟資本主義的措施和政策，堅決批判和抵制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各種錯誤傾向，充分發揮人民群眾歷史主動性，用革命的兩手打敗反革命的兩手，為恢復和重建科學社會主義，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馬賓同志永遠活在人民心中!

　　2017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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