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學術界一直有一種聲音:要求全面私有化國有企業。他們認為:“國有企業是未來中國成長的最主要障礙之一,國有企業私有化是政府最應該進行的改革;如果所有市場主體都可以擁有自由進入權,國有企業的壟斷優勢消除,那么私有化后大部分國有企業都會破產”。這樣的論斷過于片面武斷,有些甚至不符合經濟學常識。
不可否認,從中國歷史經驗來看,由于缺乏激勵機制以及協調成本過高等原因,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全面實行公有制的制度安排逐步暴露出弊端。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尤其是經過20世紀90年代“抓大放小”等國企改革后,國有企業已經退出了一些競爭性行業,國家掌控的基本上是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大型壟斷企業。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8月18日主持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上指出:這些企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據支配地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 如果貿然對這些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大型國有企業實行全面私有化,對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社會政治穩定、國家安全和國家競爭力都會造成很大損害。
一、西方國家對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反思
在西方的學術界和政策界,關于企業所有制以及私有化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由于戰爭動員的需要,以及二戰后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的成功經驗,國有制在西方社會曾經大受歡迎。但是,由于國有企業通常和社會主義政權的執政基礎聯系在一起,為了顯示與社會主義政權在意識形態上的區別,西方一些政府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采取了一些“去國有化”的政策。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前聯邦德國1961年在市場上向部分社會民眾出售政府持有的大眾汽車公司股份,但由于隨后的股市波動,這個具有象征意義的私有化改革并不是很成功。西方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高峰出現在撒切爾夫人采取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之后。在此之前,英國的國有經濟占整個經濟比重超過20%,但撒切爾夫人認為低效的國有經濟拖累了整體經濟的發展,所以要實行私有化。
在國有企業私有化高潮過去30年后,西方很多學者對私有化的得失做了大量反思與總結。首先就是驗證私有企業比國有企業更有效的假說,但直到現在還沒有定論。法國著名經濟學家讓·雅克·拉豐和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讓·梯若爾早在1993年就指出:從理論上講,私有企業比國有企業效率更高的說法是不成立的。企業的產出效率和所有制沒有必然聯系。可以參照的是在現代股份制企業中,尤其是在上市的股份制企業中,所有權和經營權通常是分離的。
麥金森(Megginson) 和內特(Netter)在2001年的一篇總結性文獻中指出,大部分文獻雖然支持私有化能夠提高企業生產效率的假說,但他們的研究方法普遍存在缺陷:包括研究樣本的偏差與單一、變量缺失、數據質量低劣以及內生性等問題。最近,阿羅塞納(Arocena) 和奧利費洛斯 (Oliveros)在 2012年對西班牙國有企業私有化進行研究后發現,企業的生產效率和所有制之間并沒有顯著的相關關系。
此外,麥金森和內特也指出私有化可能導致雇傭減少,企業服務質量不能提高等負面問題。私有化造成的收入分配問題到現在還沒有得到很好的研究。但是,很顯然蘇聯實行私有化后造就了一大批經濟寡頭,壟斷國家經濟命脈,拉大了貧富差距。
盡管經過了30多年的私有化改革,西方發達國家還是保存了大量的國有企業(或者是政府關聯企業,亦或是政府控股企業),主要存在于交通運輸、銀行、郵政、教育、城市供水、電信、教育、廣播、博彩等戰略性或公共性行業。所以,私有化即使在信奉市場經濟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是有界限的,而不是無原則的徹底私有化。西方國家在私有化國有企業時,也不是私有化之后就撒手不管。他們一般會以低于市場價優先出售給本國的投資者,尤其是企業的員工。對一些關鍵性領域里的企業,在策略上保持所謂的“黃金股份”,對私有化后企業的某些決策具有一股否決權,以保證這些企業的公共性和戰略性。
二、自然壟斷企業的壟斷天性導致了國有,而不是因為國有導致了壟斷
中國那些支持“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學者認為:國有企業存在壟斷,損害了市場的效率,同時造成了貪污腐敗。如果國企私有化了,這些問題似乎就解決了。這樣的論斷不太符合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邏輯。
壟斷存在三種形態:即自然壟斷、資源壟斷、行政性壟斷。中國現有的國有大型企業中的大部分屬于自然壟斷和資源壟斷型企業。
自然壟斷型企業在經濟學上特指平均生產成本下降型企業。他們需要巨大的固定成本投資,進入資金門檻很高,這就造成天然壟斷。主要包括銀行、電信、鋼鐵、能源、交通運輸、媒體、城市供水等戰略性行業。這些行業天生就是壟斷行業,并且關系到國計民生,擁有公共性質,需要政府的參與和監管。如果沒有政府的參與,這些企業或者很難成立,或者成立后因行使壟斷權力而傷害消費者利益。這些行業也需要國家對行業的準入實行許可證制度。如果這些行業允許自由進入,很容易造成惡性競爭,爭相擴大規模以降低平均成本,由于調整成本很高,結果會造成宏觀經濟上的產能過剩。從理論角度來說,正是因為這些企業的壟斷天性導致了國有,而不是因為國有導致了壟斷。即使把這些企業私有化,他們的壟斷屬性還會存在。
資源壟斷型企業是指關鍵性資源或者技術由一家企業所有。典型的例子就是微軟的操作系統。現代的科技發展,投資風險很大,很多時候需要政府的參與。這些資源壟斷型企業的形成也是天然的,而不是政府造成的。
不可否認,中國還存在一些行政性壟斷行業和專賣行業,比如煙、酒和媒體等行業。但是這些行業關系到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具有很大的公共性。西方發達國家,一般也存在政府的廣泛參與,比如,日本煙草產業株式會社的1/3股份就是由日本政府掌握,英國的BBC和日本的NHK等媒體亦為政府所有。
三、國企改革是要使中國國有企業變得更好
管理學大師米歇爾·波特在其名著《國家的競爭優勢》中指出,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主要體現在是否在某些行業里擁有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大型企業。西方發達國家的國民和政治家在談到自己國家競爭力的時候,掛在嘴邊的就是那些在行業里領先的跨國企業。比如,美國人會提到微軟、蘋果、波音等企業;日本人會提到豐田和索尼等企業;德國人會提到奔馳、寶馬、西門子等企業;韓國人會提到三星和現代等企業。這些企業雖然是民營,但背后都有政府強大的支持。
中國作為一個后起經濟體,從技術、管理以及資金實力來說,如果完全按照西方制定的市場經濟競爭原則,而沒有政府的扶持,新生私有企業就很難和這些跨國巨頭抗衡。中國的這些大型國有企業正是保證中國經濟高速穩定發展、實現大國崛起、提升國家競爭力、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政治穩定的支柱。如果對這些國有企業私有化,或者肢解這些國有企業,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國際競爭力一定會大受損害,社會政治穩定也會受到威脅!改革開放后,中國有很多知名國有品牌企業被外資收購,其結果不是消失就是被邊緣化,北冰洋、小護士、大寶、南孚電池以及統一潤滑油等企業就是很好的例證。前蘇聯國企私有化后,國家經濟命脈被少數寡頭控制,這樣的教訓值得警惕。
經過20世紀90年代的改革,中國的國有企業已經形成了一定的激勵機制,所以現有大型國企的盈利能力都不錯。很多人認為國企盈利是因為壟斷,但是如上所述,私有化后這些企業的壟斷就會消失嗎?顯然不會,私有化后脫離政府監管體系,利潤最大化將成為企業的唯一目標,政府對壟斷和公共性的監管將會更加困難。同時,如果實行部分私有化,大型國有企業的股權怎么定價,如何防止國有資產賤賣?如果這些壟斷企業的控制權部分轉移給一些大型民營資本或者跨國資本,這些企業的公共性質必然會受損,并會形成新的經濟金融寡頭,損害人民的利益。
不可否認,中國的國有企業目前還存在很多問題,包括效率低下、腐敗頻發等。但是,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表明,企業的產出效率和所有制相關性并不大,而是與激勵機制有關。在現代股份制企業尤其是上市公司中,所有權和經營權也通常是分離的,所有者絕大部分不參與企業的經營。世界上,大型上市企業大部分都是靠職業經理人來經營。這些經理人憑借自身能力和多年建立的商業信譽而獲得企業的高薪聘請。如果經營業績很差,把一家企業搞砸了,他們就有可能失業,消失于江湖。
中國部分國有企業經營效率低下,不是“國有”本身造成的,而是激勵機制和經營機制出了問題。中國的國企改革要嚴格按照市場規則,減少行政干預,讓市場來選擇國企領導人,從世界上遴選最優秀的有良好信譽的經營者。現在的國有企業都具有很強的公共性,因此,企業必須增加透明度,財務、人事等信息可以通過現代的信息手段讓全民監督。在董事會和監事會中引入普通員工代表,并且要求員工代表定期輪換。此外,要增加經營者的市場流動性,建立良好的經理人職業檔案和合同激勵機制。
沒有一種制度是完美的,經濟學通常只追求次優解。在討論國有企業私有化問題的時候,我們不能只是批判現有企業的問題,更要參照和比較國有企業私有化后發生的問題。這些大型國有企業私有化后,不僅其壟斷性不會消失,而且一定還會造成同樣多的問題。所以私有化不是解決國有企業問題的良藥。如果這些企業屬于國有,國家和人民還可以監督;但私有化后,不僅貪污腐敗在法理上不成立了,而且還會產生背信和欺詐等行為。因為當企業不再是國有,企業的公共性質就喪失了,人民和社會對其的監督能力必然下降。
總之,大型國有企業是中國政權、社會和經濟穩定的基礎。如果這些國有企業被私有化,按照蘇聯私有化的教訓,中國經濟必然會被少數經濟寡頭控制,人民利益受損,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社會經濟穩定必然會受到嚴重挑戰。
(作者:德國哥廷根大學教授;德國哥廷根大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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