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約自10年前始，發現中國存在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當今官方媒體使用率最高的“改革”一詞——這個所謂賦予了國家社會發展靈丹妙藥非凡意義的“改革”，一分類，是大不相同的。但凡涉及普通大眾利益的，諸如企業股份制改革、房地產改革、醫療衛生改、教育改革、社會保障改革、公路交通改革，都能快速、迅速甚至神速地出臺政策并全國推進;但凡涉及推進民主法制、削弱官員特權、削減貧富差距的改革，諸如人民陪審員制度的設立和完善、官員財產申報公開改革、公車改革、收入分配和稅收調節改革，總是千呼萬喚、一拖再拖，在高官或新聞發言人的嘴里總是“條件不成熟、時機不成熟”，需要憂慮再憂慮、研究再研究、斟酌在斟酌、謹慎再謹慎。

　　前者，不論千難萬難，不論對傳統的顛覆性有多大、轉彎角度有多急、涉及的人群有多復雜、人數有多龐大，都能雷厲風行地推進，說收費就收費、說有償就有償、說下崗就下崗;后者，不論老百姓如何贊成和盼望，只要涉及高官、只要涉及富豪，雷聲半天也沒雨。

　　我思忖，原因何在?關鍵是政策制定權、諫言獻策權、修訂建議權、宣傳話語權在誰的手里。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這個常年來全民最關心、最糾結的話題說吧，這涉及薪酬定價、收入分配、稅收調節、財產申報和公開等等具體的機制規定。政策制定權一是在立法機構，二是在行政機關。

　　先看全國最高的權利機關，也是立法機構——全國人大，同時，它還是政策修訂建議和出謀獻策提案的誕生地。來看看它的泛眾代表構成：以2012年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2987名為例，扣除港澳臺代表61人后，各省份及軍人代表共計2926人，其中政府官員和央企國企高管為2496人，占85%，民營企業老總235人，占比8%，真正的群眾代表，即國企普通員工143人、民企員工16人、農民13人以及律師等身份的12人，共計184人，占比6%。2013年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2987人中工人、農民代表為401名，占代表總數13.%，總算提高了幾個百分點。至于更高級別的人大常委會的核心人員構成，你懂的。

　　有趣的是，2012年全國“兩會”期間，多家媒體都援引了一則全球最大的財經資訊公司彭博新聞社的報道數據，該社記者根據胡潤富豪榜報告數據進行調查和計算，得出如下結論——“中國70位最富裕的全國人大代表2011年凈資產898億美元，超過了美國國會、最高法院及白宮所有660名高級官員的75億美元的凈資產總和”，非常引人注目。

　　我不知道有關部門做過人大代表們提案的內容類別統計否，不知那一大群雍容華貴、風度翩翩的富豪代表中，可曾有憂慮關注中國基尼系數、主張共同富裕的?可曾有提出過要嚴格管理富人納稅申報的?表達過應該開征遺產稅房產稅調節社會群體資產懸殊差距的?倡導過要大力發展公益捐贈的?一句話，可曾有過真正殫精竭慮思考當今億萬民眾第一心愿——建立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機制的?!

　　再看行政機關：非富豪榜商人的官員類人大代表中，絕大部分是廳局級和省部級官員，母庸諱言，眾所周知中國的高官有兩大法寶，管轄權力和灰色收入。高級官員本身不僅是立法機關的人大代表，同時也是國務院及其部委行政機關的權力行使者。現實中國社會中，權力與財富結緣太正常不過了，幾乎所有政府高官與富豪商人都有緊密交往的的人脈關系。何況，很多高級政府官員在職業生涯的最后10年中，都得到改變身份前往央企、國企出任高管或監事會成員合法取得高額年薪的機會。

　　我們常見媒體報道國務院主要領導召開常務會議、以及中央部委(如發改委、國資委、央行、稅務總局以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研究重要政策和問題、做重大決策時，以會議和書面建議的形式聽取和征求部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專家學者的意見，細看會議桌上實際都是身價千萬或者財富過億的權貴富豪滿座，尤其善于粉飾太平、揣摩旨意，在位言位，在權謀權。那會議桌上幾時有過真正底層的真實民意代表?有幾個說真話、談真知、提忠言的民眾代表?

　　好了，上述立法和行政機構中，這樣的特殊身份和富裕的代表構成，會有幾人去真正關心中國社會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會有幾人為底層民眾著想、替廣大低收入群體著急去改變現行的分配制度和機制?恐怕更為本人、本階層考慮，擔心本人的家庭、家族財富被公開、被曝光，擔憂本階層的特權被削弱。大批高官和所有富豪最擔心的是地價不漲、房價下跌、財產交稅。

　　所以，一點也不奇怪——“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概念提出了N年，口號喊了N年，無論總體方案設計、政策制度制定還是實際執行操作，都是遙遙無期、未知未來。

　　不奇怪——全世界有106個國家和地區開征遺產稅(或變相遺產稅)、房產稅制度已經實行多年(其中：85個國家和地區實行同時開征遺產稅和房產稅，21個國家單一開征房產稅)，偏偏就唯獨號稱文明大國的中國堅決堅定地不入主流，哪怕貧富懸殊、基尼系數畸形至極，至今也不出臺真正的房產稅政策，至于什么遺產稅更是遙遙無期。幸福啊，家財萬貫和手握多房的中國高官和富豪們。

　　不奇怪——中國黨政領導干部多年填報的個人家庭情況和財產登記申報表，總是年年內部封存，無一公示公開。

　　不奇怪——多年前，代表開發商利益的中國房地產業協會、商會的“將房地產業列入國家發展支柱行業”的心愿和建議，會非常順利地進入住建部的工作計劃和建議，進而進入國家發展計劃。

　　不奇怪——發改委、住建部、全國各地方政府與全國的開發商同呼吸、共命運，想開發商所想、急開發商所急，幫開發商所難，解開發商所困。一些匆忙出臺的奇葩政策，舉世鮮有，諸如未竣工住宅商品房可以預售(圖紙)、開發商可以緩交和少交地價款和土地出讓金、購房免契稅、購房可領財政補貼、購房落實戶口、購房人子女中考可加分等等政策規定的出臺和誕生。甚至國家稅務局也可以對各地開發商拖欠巨額的土地增值稅網開一面。

　　不奇怪——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日益加大和懸殊，逐漸固化形成家庭、家族的“代差”。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在最近2月8日面對日本記者專訪談到“今后擁有土地、股票等可以作為遺產傳世的有產者階層與無產者階層之間的差距還將擴大，加強資產稅的征收是糾正不平等的有效手段。但富人為避稅可能將資產轉移海外。可是咱中國的富人，不擔心避稅，因為根本就沒“稅”。然而每年還是有大批中國的高官和富豪們向海外轉移和在外購置資產，大概不是出于避稅，而是因為財產來源的性質而心虛“避法”吧。

　　順便說一句，當今中國經濟形勢嚴峻，下行壓力很大，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單靠投資拉動的強心針增長舊模式難以持續，房地產泡沫大，實體經濟凋敝，中國空有全球最大的人口數量和市場，卻難有消費提振。緣由就是收入分配畸形不合理。20%的富人掌控全國人口近一半的財產收入，主要消費和購買商品卻基本都在境外。億萬民眾仍然貧困無力消費。這種情形，正常智商的國家經濟政策的設計和制定者，完全知道應該從何入手，進行改革和調整。但是出臺的經濟政策都是隔靴搔癢，真正有力有效的政策蹤影皆無，原因就是本文標題——“中國的富豪代表、委員和專家成功地影響和掌控著國家政策的制定”。

　　經過近三十年的政治運作、權力運作、資本運作，中國的富豪權貴已經成功地全面影響國家政策的制定，并牢牢掌控著經濟政策的制定。如果將這個階層命名為“上階層”，則其之外的均可稱為“下階層”。現階段，國家政策運作的特色潛規則是：一、對全民普惠普適的政策可以順利出臺，只要國家財力和資源許可;二、惠及下階層而不影響上階層利益的政策可以順利出臺，皆冠以民生稱號;三、凡是會影響或觸碰上階層利益的政策，皆難以出臺，或者盡量延緩出臺。上階層的利益成為中國政策的底線。反腐的打虎拍蠅，只是針對個體的紀檢行為，絕非觸碰階層利益的宏觀政策舉措。要實現所謂公平正義社會的口號，道路泥濘而艱難。

　　中國億萬民眾的生活改善和幸福，取決于數萬位高權重、人脈神通的上階層成員的良心發現和惻隱之心。如果，這個階層的良心，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客和商人都不如，無疑是中國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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