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劍斌接受英國《衛報》記者采訪：

　　在十八屆四中全會召開前談幾點想法

　　陳菲：

　　趙老師，您好!請求采訪!

　　我是英國每日《衛報》的記者陳菲，十八大四中全會召開在即，想請您就此次會議談些看法，不知您是否有時間接受我們的采訪，謝謝!

　　趙劍斌：

　　您好!陳菲。您作為英國《衛報》記者來采訪我這個工人階級作家，我愿意談談。

　　因為最近忙于一些瑣事，身體又不太好，對于您請求采訪一事，我一時不知談什么好。您沒有提出具體問題，沒有采訪大綱，我只好就自己經常想到的事情結合十八大四中全會的議題，談談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僅供參考。當然發表出去，也無妨不可。

　　我主要談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

　　一、如何認識當前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差異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建國以后的兩個三十年都不能否定的論斷，

　　對毛澤東時代的革命和建設成就予以肯定認同。習總書記還以從嚴治黨、堅持“老虎”和“蒼蠅”一起打的表態，進一步加大反腐糾風力度，促使中央和地方查辦了一批腐敗墮落官員。他提出：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黨只有始終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始終依靠人民推動歷史前進，才能做到堅如磐石。因此，以他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全國開展了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要求黨員糾四風，已經取得一定成效。

　　習近平還提出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問題，他說：“試想一下，如果當時全盤否定毛澤東思想，那我們黨還能站得住嗎?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能站得住嗎?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會天下大亂。”“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整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

　　習近平針對國企問題說：“深化國企改革是個大文章，國有企業不僅不能消弱，而且還要加強。”他強調說，“國有企業加強是在深化改革中通過自我完善、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而不是抱殘守缺不思進取、不思改革，確實要擔當社會責任樹立良好形象。”

　　習近平還要求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要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確保國家發展，重大改革于法有據，努力使每一項立法都完全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擁護。

　　習近平談到中國的國體時，指出：“中國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我們要堅持和完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發展基層民主，切實防止出現人民形式上有權，實際上無權的現象。”

　　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自從十八大以來，出臺的一些會議精神和政策措施確實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和擁護，也被一些網民稱之為政治上向“左”轉。

　　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也出臺一些經濟上的重大決策，使一些群眾和網民感到費解。

　　(一)、2013年7月3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上通過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8月22日國務院已經正式批準設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其實這些決策的出臺都涉及我國憲法規定的國家基本經濟制度和法律制度，理應由黨中央經過充分醞釀，發動全國人民討論，在廣泛征求意見的基礎上由黨中央最高決策機構提出決策性意見，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做出決定，然后交由國務院貫徹實施。但是本屆政府領導上任后就親臨上海指示上海市政府提出“申報”，在既不請示又不提及全國人大審議情況下，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批準成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可以說，自由貿易區成立的目的不能說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世界最具代表性的自由貿易區之一：免稅、自由貿易、自由投資、自由匯兌、私有化，缺少宏觀經濟的政府調控等市場經濟完全自由化，是其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征。有學者認為：上海自由貿易區的設立將成為我國參加美國控制下《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起點和跳板。這一決策將使全國人大制訂的外資、中外合資、中外合資企業關于設立及變更審批等有關法律規定的實施，乃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實現范圍，隨著試驗區的推廣而不斷縮小，為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實施，從而達到中國銀行私有化、土地私有化拓展新的渠道。這就進一步喪失了對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就嚴重顛覆和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一根本大法和安邦治國的總章程，更難說是符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的大政方針。

　　(二)、土地流轉是新一屆政府堅持實施的農村政策，也是經濟上深化改革的具體措施。

　　土地流轉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將使億萬農民不能自主經營所承包的土地，喪失承包權以后，承包人通過土地流轉承包別人的承包地，獲取更多利潤，形成新的大地主——農場主。然后農場主驅使無地農民為其打工，在出租的土地上干活，這比封建社會的地主出租土地所形成的剝削還重，在廣大農村普遍造成兩極分化，這已不是引導廣大農民走集體化合作化道路，而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里大莊園主經濟。集體土地資源變相交由少數人經營，數億農民轉化為真正的農村工人，會被農業資本家所壓迫剝削而難以翻身。

　　這根本就不是什么共同富裕，而是的的確確在農村推進私有化政策，是大面積滋生腐敗、發展私有制的具體體現。

　　(三)、十八大三中全會指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混合所有制是值得注意的國企深化改革的一個重要信號，已成為國企改革的主要思路。知名地方國企珠海格力、上海光明等陸續公布了引入社會民營資本參股的方案。四川省改革也將國企所有領域向社會資本開放。廣東省制定的目標是2020年混合所有制企業戶數比重超過80%。

　　早在實施混合所有制之前，我國的所有制經濟已經取代了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據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提供的測算：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全國企業注冊資本中，公有經濟與私營經濟的比重，分別為73%與27% ;全國GDP中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的比重分別為78%與22%;到2006年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全國企業實收資本(二三產業)中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的比重分別為48%與52%;全國就業人員中，其比重分別為32%與68%;全國GDP中其比重分別為37%與63%。

　　這說明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早已不是什么主體，也不起什么主導作用了。如果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自信，就應該力挽狂瀾扭轉這一局面，真正領導全國人民走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康莊大道。

　　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要維護經濟基礎，跟經濟基礎保持統一一致，只是在特殊條件下，上層建筑才對經濟基礎起反作用。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軍隊、警察、公檢法是為維護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群眾壓迫和剝削服務的，資本主義的政治、文化、意識形態也是為資本主義統治服務的。但是也有特殊時期，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推翻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上層建筑發生改變，然后才有條件進行沒收官僚資本主義、贖買民族資本主義的經濟革命，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現在政治上打“左”燈，經濟上向右轉，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似乎有一種南轅北轍的差異，我相信這種差異隨著時間的推移，會逐漸消失，現在的差異只能說是暫時的過渡，上層建筑還會為經濟基礎服務的。

　　二、如何認識當前的反腐敗形勢

　　反腐敗是任何一個執政的政黨都必然要進行的權力整合。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進一步加大反腐糾風力度，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強調從嚴治黨、堅決查處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又切實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治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表明黨中央進一步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

　　自從習近平上任以來，從查處周永康、徐才厚以及一些省市地方一大批貪官來看，中央政府出重拳、下大力氣反腐敗、糾正黨風進行廉政建設的力度不算小，已經抓出成效，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拍手稱快熱烈擁護。

　　雖然說反腐敗斗爭和黨風廉政建設是一項長期、復雜、艱巨的任務，在私有化全面推進的過程中，腐敗現象不可避免，在短期內更是難以根除，但為了鞏固一種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長治久安統治，為了建立一種有政府秩序的治理，任何一個階級的執政黨都要開展反腐敗斗爭。

　　中國古代明朝皇帝朱元璋曾經殺過貪官女婿、清朝的貪官宰相和紳也遭到全家被抄斬的懲處;新加坡搞過反腐敗，香港原港督也搞過廉政風暴，都取得過明顯效果。

　　調節階級關系、緩和社會矛盾是任何一個統治階級為了維持長久統治的治理之策。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危機波及到美國國內，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勞資矛盾日益尖銳嚴重，為了整飭經濟秩序、降低失業率、提高社會購買力，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新政，決定由國家出面設立公益崗位安置失業工人，為了調節勞資矛盾而允許并促使工人組建工會，進行勞資談判，將凱恩斯經濟理論運用到社會經濟政策中，使美國當時的經濟危機得以緩解，資本主義統治得到新的延緩條件。

　　受剝削階級私有制所制約和決定，一切剝削階級統治社會中的腐敗是不可能根除的。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就是產生社會腐敗的土壤，除非完全鏟除這一制度。從公有制復辟到私有制的過程中，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中，完全充滿了血腥和罪惡，執政的統治者很難完全懲治清算這種原始積累的第一桶金。

　　國企改制也包括現在的混合所有制運作過程，這時是腐敗分子以權謀私使大量國有資產流失的“千載難逢的機遇”，同時也是給腐敗分子焚毀賬目、銷聲匿跡、掩蓋腐敗罪行提供最方便的時機，腐敗分子都會趁著國企改制之機將過去的虧損賬目、非法支出來個大抹頭，從而逃避法律制裁。

　　既然黨中央提出“老虎”“蒼蠅”一起打，而不是如有些網民說的派性反腐，于是我想說遺憾的是，國企改制十幾年來，更大規模的社會基層企業數萬億元的國有資產流失并沒有得到追究，大批的貪官并沒有得到懲處。

　　鑒于這種情況，我建議由黨政領導、社保、工會、財政、審計、紀檢部門派出人員組成聯合辦公機構查處此類問題。

　　三、維權與維穩問題：

　　改開三十多年來，全國各地掀起全面私有化浪潮，嚴重侵犯了億萬工人階級、農民、城鎮居民的合法權益。為了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不斷發生人民群眾的維權斗爭。政府當局為了深入推進改開，落實改革政策，國家相關部門動用大批警力、信訪干部進行維穩，以至于一年的維穩費用高達7000億元，超過國防開支。

　　維權是老百姓維護自己合法權益需要，維穩是統治階級維護自己的統治需要。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要為經濟基礎服務，國家中的軍隊、警察、公檢法等專政機關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工具。現在私有化已經全面鋪開，官商已經達成一致，專政機關是為資本服務的，維穩也是為資本服務的。

　　但是要達到社會一定時期的相對和諧穩定，緩和勞資矛盾，應該允許人民群眾有相對維權能力，從而減少一些官商勾結實施暴力野蠻截訪，減少一些用“黑監獄”“被神經病”來殘害上訪群眾，給人民群眾更多民主文明，更少一些鎮壓人民群眾維權，也是社會進步的具體表現。

　　今年上半年國家連續出臺了《關于依法處理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意見》(稱意見)、《關于進一步規范信訪事項受理辦理程序引導來訪人依法逐級走訪的辦法》(下稱辦法)。其中《意見》提到要“堅決糾正重程序輕解決、重穩控輕化解的傾向，引導政法干警在日常執法辦案中自覺預防、主動化解涉法涉訴信訪問題。其中《辦法》第五條規定：政府要對“來訪人反映的信訪事項逐一登記，在規定期限內決定是否受理，并告知來訪人。有權處理機關必須向來訪人出具是否受理告知書。”

　　但是我覺得今年的信訪制度改革更加不利于人民群眾通過信訪渠道維護切身權益，解決涉法涉訴問題，反而是以繁瑣復雜的信訪程序來阻止、消解投訴人上訪。其中《辦法》第五條規定的給“告知書”基本不兌現，不給上訪人出具。

　　我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我也是一個多年的上訪人。

　　我退休前所在單國企因為領導決策、管理腐敗，致使單位虧損兩個多億，拖欠職工工資福利無法償還。我是1000多名職工民主選舉的職工代表，從1998年開始，十年來一直不間斷地去省、市信訪部門并赴京上訪，利用我的作家身份和廣泛的社會關系開展各種公關活動：如邀請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等全國專家學者二三十人及《人民日報》總編室記者、《黑龍江經濟報》記者到黑龍江省委黨校召開專題研討會，發內參、發消息報道，我自己也在中國主流雜志《中國改革》上發表專題文章，創作出版長篇小說《新潮旋風》，反映企業存在的問題，在數百職工多次集體上訪時自己墊付費用協助地方政府維穩，防止職工過激行為和不當時機上訪。2008年由市長主持專題會議研究方案，下撥8000萬元支付職工欠款和企業清算成本。但是我個人十幾年來的公關、上訪、協助維穩所墊付的費用一直沒有核銷。

　　我已經投訴多年，今年1月，由省市政府信訪部門轉辦給區政府信訪，以交辦函的形式要求區工信局處理答復，但至今沒有出具答復意見。為此，我今年多次去省市、北京上訪，要求上級政府督辦、催辦，均沒有告知書，一直拖延不辦。政府不作為，作為個人根本沒有什么辦法去追究政府的責任。

　　2011年，黑龍江省肇州縣八十歲的復轉軍人、離休干部張樹清在兒媳王秀梅的陪同下，要求落實離休干部政策，在地方政府多次遭到無禮拒絕后，被迫來到北京上訪，卻被“擾亂公共秩序罪”教養一年，至今討不來任何說法，離休干部待遇也沒有落實。

　　陜西省西安市退休女工桑文英因為幫助近七十歲的殘盲老太太孫禮靜維權，多人赴京上訪解決退休金待遇，花光了自己十幾萬元的積蓄，致使丈夫跟她離婚，弄得她住無居所，借助朋友家。2013年，因為赴京上訪被拘捕兩次，她向區政府、信訪辦、省市法院投訴申請復議，討要說法，上述部門均不受理又不答復。

　　從今年三四月開始，中央出臺要求不能逐級上訪的規定以后，凡是涉法的不被受理上訪，凡是越級上訪超期上訪不被受理。全國各地赴京上訪的人員處境就更加艱難而無助。上訪人員因為司法腐敗、企業改制、拆遷、征地、外資進入環境污染等原因而上訪。他們愿意走信訪渠道解決訴求問題，不愿意去法院打官司，因為打官司要花大筆費用，要消耗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解放前流行的口訣，“衙門口向南開，有理沒錢別進來”，也同樣適合于當前的司法界情況。雖然信訪也要費用、時間和精力，但畢竟相對要廉價一些。今年出臺新規定以前，地方政府不作為，上訪人可以赴京走訪，國務院會根據上訪人數量扣罰地方當局的分數。現在新規定已經取消不再扣罰，地方當局不作為，北京永定門信訪辦也不作為，對地方當局沒有約束，老百姓的上訪真是沒有了活路。

　　前幾年、楊佳、陳水總、冀中星就是因為找不到投訴解決可以訴求的政府部門而走上了絕路，觸犯了法律也危害了社會。

　　現在政府部門要求逐級上訪，老百姓不能到北京來更是找不到解決問題的出路，那種危害社會的悲劇就不會杜絕，只能愈演愈烈，有增無減。

　　四、依法治國不是萬能的

　　10月20日至23日黨中央將要召開十八屆四中全會，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問題，出臺相關《決定》。這是全國老百姓的熱切期盼，也是我的期盼。

　　但是我并不認為法律能夠解決所有社會問題，法律不是萬能的。解決社會問題包括社會穩定問題不僅僅需要依法治國的法律，而且需要弘揚社會主義道德文化、需要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堅持，更需要社會主義公有制占主體為主導，需要建設一個飽含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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