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訪了100多個國家后，我一直有一個愿望，就是把走訪百國后對中國的思考，特別是對中國崛起、中國模式、中國未來的思考寫下來。《中國超越》和之前的《中國觸動》、《中國震撼》一起構成了我的“思考中國三部曲”。

　　這三本書有一些“共性”：

　　首先是廣泛的國際比較。和發展中國家比，和轉型經濟國家比，和西方國家比。我老講一個觀點，不是中國模式好到天上去了，它有自己的問題，但在全方位的國際比較中明顯勝出。

　　二是較為強勢地回應了西方話語的挑戰。坦率地說，西方國家這些年確實在吃老本、走下坡，嚴重缺乏活力，但它還有“話語紅利”，可以用一些淺薄的話語忽悠一些國人。中國已經崛起到今天這個地步，如果我們還是被西方話語忽悠而使中國全面崛起功虧一簣，那我們的后代將會詛咒我們：你們當時怎么搞的，一手好牌，怎么打成這個樣子?可悲的是我們國內知識界和媒體界的一些人，怎么也自信不起來，只會全面否定自己的國家和制度，簡直到了荒謬的地步，把中國這個世界上進步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大的國家描繪得凄凄慘慘，國將不國了。我比較強勢地回應了這些質疑和挑戰。

　　實際上，這本新書的第一章第一節講的就是：一出國，就愛國，效果比黨的教育還要好。那些主張全盤西化者的最后一張王牌，不就是他們想象中的無比美好的西方世界嗎?當這張王牌也失靈的時候，他們還剩下什么東西來幫著美國忽悠中國呢?所以我干脆把這一點點破。不久前，好萊塢上映了一個新電影，名字叫“Her”：電影的故事發生在洛杉磯，但背景是上海浦東陸家嘴，人家問電影導演SpikeJonze，為什么用上海的背景來拍洛杉磯的故事，他說，他眼中的上海就是“世界城市的未來”。這某種意義上也就是我講的“超越”，而且這不是一般的超越，這可能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超越。

　　第三，這三部曲嘗試了話語創新，也就是用中國人自己的話語來指點江山，來評論中國和世界，這包括話語內容的創新和話語形式的創新。我認為中國的崛起一定要伴隨自己話語的崛起，否則這種崛起是靠不住的。

　　除了上述的“共性”外，《中國超越》也有自己的“個性”：它談的是中國對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特別是對美國和美國模式的超越。對于一些國人來說，超越西方，超越美國還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我在西方長期生活過，美國去過無數次，走訪了幾乎所有西方國家。對我來說，中國在越來越多的方面趕上和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超越美國和美國模式，已是不爭的事實。

　　我在書中探討了中國對美國在經濟總量上的超越、百姓資產上的超越、社會保障上的超越、科技創新上的超越、制度安排上的超越、政治話語上的超越。在這些領域，我們在不少方面已經超越美國，在許多方面不久將超越美國，在另外一些方面，通過繼續不斷地努力，最終也可能超越美國。

　　讓我舉幾個例子。

　　一是從經濟總量來說，現在絕大多數的國際主流研究機構都認為，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樂觀一點的估計是，中國經濟總量可能已經超過美國，謹慎一點的估計是3-5年內中國將超過美國。如果按照官方匯率計算，中國經濟總量應該在10年之內超過美國。

　　二是從百姓資產來說，從家庭凈資產來看，中國家庭凈資產增長迅速，美國家庭凈資產則下降了不少。30年前中美雙方進行家庭凈資產的比較是不可思議的，因為雙方的差距太大，今天這種比較則呈現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景象。根據2012年6月美聯儲關于美國消費者金融狀況調查(Fed’sSurveyof ConsumerFinance)，美國這些年中位家庭凈資產一路走低，2010年為7.73萬美元(約等于47萬元人民幣)，與最高峰的2007年相比，下降了38.8%(2007年的家庭凈資產為12.6萬美金，約等于76萬元人民幣)。美國國家是債務經濟，美國家庭也是舉債消費，若把美國家庭借來的錢統統排除在外，美國一般百姓的家底并不厚。我在書中寫到，中國一半左右的城鎮居民的家庭凈資產估計已經接近或達到47萬元。在中國發達板塊，47萬元家庭凈資產應屬于弱勢群體了，甚至屬于貧困階層。整個人類歷史上，從未見過一個國家在這么短的時間內，這么多人的財富這么大幅度地增加。

　　有人說，美國人均GDP比中國高很多，怎么可能家庭凈資產與中國家庭相差不大?我說這不正好印證了鄧小平經常講的一個觀點：雖然我們的人均GDP不算高，但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所以人民得到的實惠比較多。我們今天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中國這樣亮麗的成績單應該是對鄧公最好的紀念。順便說一句，中國崛起也意味著我們要推動指標體系的創新，否則就難以準確把握這個世界的真實情況，就容易被人忽悠。我自己走的地方多，要了解一個國家百姓的真實生活水平，我認為兩個指標很關鍵：一個是家庭凈資產，一個是人均預期壽命。

　　上面已經談了家庭凈資產，我們不妨再比較一下中美兩國的人均預期壽命。人均預期壽命是一個綜合指標，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綜合發展水平。非洲國家的人均壽命才50歲左右，一般發展中國家是60多歲，中國已經達到75歲，美國是78歲，而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中國的發達板塊與美國人口相當，預期壽命已經達到80歲左右，上海和北京的人均壽命是82歲，均高于紐約的79歲，而紐約還是美國最高的。

　　四是中國在政治制度安排上對美國政治制度的超越，這也應該是最有意義的超越。我從“文明型國家”的視角出發，探討和論述了中國自己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我認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制度安排，關鍵是要確保政治、社會和資本三種力量達到一種有利于絕大多數人利益的平衡。“美國夢”今天之所以風光不再，主因就是美國的資本力量似乎已經壓倒了政治和社會力量。相比之下，中國模式盡管還在完善之中，但中國的政治、社會、資本三種力量的平衡確實更加有利于多數人利益的實現，這應該是中國過去30多年中，多數百姓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主要原因。

　　坦率地講，中美兩國政治制度的最大差別是：100個最富的中國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二三十個最富的美國人就可以左右白宮了。如果雙方的政治制度安排這樣延續下去，我們可以推論：中國夢實現的前景將繼續比美國夢的前景更為光明和精彩。

　　最后是話語的超越。西方話語下討論中國未來，幾乎都是“歷史終結論”的邏輯，他們解讀中國的發展是從所謂的“極權模式”走向“威權模式”，再走向西方“民主化”模式，這種邏輯導致他們對中國的預測總是一錯再錯。

　　我從中國話語出發，認為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她的發展有自己的邏輯，這個邏輯就是：中國歷史上長期領先于西方，過去兩千多年，中國在至少四分之三的時間內是領先西方的，這也是我新書副標題所講的“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光榮”，中國當時的這種領先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稱之為原因一。18世紀開始中國落后了，錯過了工業革命，有其深刻的教訓，但中國現在又通過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趕了上來，并正在越來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最終將實現對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這也就是我講的“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光榮與夢想”。中國今天的這種迅速“趕超”也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稱之為原因二，而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間是有繼承關系的，這就是“文明型國家”崛起的邏輯。

　　中國是帶著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荀子、孫子等偉大先哲的深邃思想而崛起的，中國是經歷了上千萬人流血犧牲后真正獲得了民族獨立而崛起的，中國是在與世界全面互動并借鑒了其他文明無數長處之后而崛起的，這種國家的崛起不僅在物質財富上，而且在制度安排上，在文化理念上一定是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并一定會深刻地影響世界未來的格局和秩序。

　　中國模式代表了歷史前進的正確方向，中國一定擁有偉大而精彩的未來!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超越》一書作者)

　　嘗試建立一套可以與西方世界溝通的中國標準話語體系

　　陳昕(上海世紀出版集團黨委書記、總裁)：《中國超越》在論述中國超越美國時的分析方法和角度值得重視。比如用“板塊解讀法”、“購買力平價”、“家庭凈資產”等方法很好地解釋了中國對西方的超越;另外，作者在論述這些超越和質疑西方話語對中國發展的詬病時，都始自觀察事實而不是訴諸情感，這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要求。

　　作者嘗試著手建立中國自己的話語體系。作為一個全球現代化進程中的后起國家，我們最薄弱的一個環節恐怕是缺乏話語權。書中用了專門一章從四個方面論述了中國話語超越的問題，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具體的政治話語觀點和概念，如“良政還是劣政”范式應該代替西方主張的“民主還是專制”范式等。張維為試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建立一套可以與西方世界溝通的中國標準的話語體系，它不僅用來說明中國模式，也可以用來質疑西方模式和討論世界問題。我很高興地看到，西方一些媒體不時引用維為的一套話語來分析中國和西方的各種問題，維為也在與西方學者的切磋中不斷完善他關于中國話語體系的建設。當然，從根本上動搖西方政治話語對中國的主流敘述，建立一套本土的、學術的、國際化的政治話語敘述，并以中國人的眼光，用中國人的話語對西方和世界事務進行剖析和評判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維為的研究開了好頭。

　　創造新制度是系統工程，需要探索、設計、實驗、調整

　　史正富(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今天生活的制度大廈是由無數的小制度構成，這些都是西方幾百年來不斷探索創造形成的，里面有市場制度、企業制度、治理制度、家庭制度、司法制度、城市管理制度，每一個都來之不易。我們要質疑制度，了解、消化、分析，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在我看來，中華文明的優點也是最大的問題在于，對天、地、人等根本理念看得很透，但什么事都不深究，大的制度很強，小的制度卻缺少西方人追根究底的精神。創造一個新的制度就像創造一個發動機，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探索、設計、實驗、調整。怎么把社會制度的理念變成一組可以運行的制度安排，這是實現中國超越要思考的。

　　現在是不是到了中國超越的時候，我贊成本書的觀點：這是一個信心。現在有超越的層面，但還不是主要的層面，我覺得更多的超越還是制度和價值觀層面的超越，在制度、價值觀層面全面超越之前可能還得有一個階段，最終達到西方文明價值觀和東方文明價值觀融合，涌現出來一個面向未來世界新一代的全球化意義上的價值體系。

　　非常重要的“兩個語境”

　　童世駿(華東師范大學黨委書記)：同一件事、同一句話會因一個人所處的地位和情景不同而不同。《中國超越》一書充分意識到區分語境的重要性。中國發展可以從多種角度、多個方面去討論。張維為做的這些特別依據以下“兩個語境”，我認為非常重要。

　　第一個語境是，我們在解決發展不足的問題上取得了重大成功，在解決發展不當的問題上也有重大突破，但在避免發展不穩的問題上還要應對更大的挑戰、付出更多努力，一個重要挑戰就是自信不足。只要有這樣的情況存在，張維為的書就特別重要;第二個語境是執政黨在強調要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同時，對問題和挑戰有足夠的反省，這個語境現在很突出，十八大報告中有378個字講問題，講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直面矛盾和挑戰，執政黨的憂患意識很強，而學界則有張維為教授這樣樂觀的人，這就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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