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7月30日發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吳波同志文章《知識分子正蛻變為“功利分子”》(以下簡稱吳文)。讀后感到這是一篇好文章，好就好在揭露了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現狀。“功利分子”就是把個人利益擺在國家、民族、人民利益之上的“自私自利分子”、“利己分子”。筆者也是一名在大學從事教育的知識分子，幾十年來不僅目睹整個中國教育的蛻變，也目睹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墮落。這種現象不僅教育界，新聞、出版、文藝、宣傳、醫療衛生、研究機構等各個領域都存在。筆者前幾年也曾在公開刊物上發表文章，指出“當代大學教授、博導中頗多‘水貨’”，“知識分子喪失了羞恥感”、“知識分子正在把自己變為小市民、商人、政客”……。許多群眾也把專家、教授稱為“磚家”、“叫獸”。其實整個社會各個階層人員不同程度地都在蛻變為“功利分子”，包括頭戴“共產黨員”桂冠的各級領導干部。如果說這些蛻變為“功利分子”的知識分子與其它階層“功利分子”不同的話，就是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不僅僅是追逐個人名利地位，而且被西方國家收買，充當間諜、漢奸、賣國賊，且以吸收西方文明為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途徑、手段、方法大肆和竭力推銷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成為西方國家對中國“和平演變”的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的馬前卒和急先鋒。茅于軾、袁騰飛和南方系、炎黃系等所謂“社會精英”、“公共知識分子”就是這類人物。“普適價值”近些年來在中國的猖狂泛濫就是這些人的所謂“功績”。知識分子蛻變為“功利分子”只是現象，其本質是什么呢?為什么如此之多的知識分子蛻變為“功利分子”呢?筆者認為有主客觀兩方面的原因：

　　一、主觀原因

　　1、放棄了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意識

　　明代顧炎武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特別是在當今社會，人們應該具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感意識是最起碼的要求，掌握人類更多的精神成果的具有特殊地位的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意識應該比其它社會階層更高、更強烈。康有為在廣州辦學校時，要求他的學生“事事以救世為事，刻刻以救世為心”。所謂社會責任感意識就是要把追求社會、他人的功利和幸福擺在個人功利和幸福之上，甚至為了社會和他人的幸福犧牲個人的功利和幸福，甚至個人的生命。馬克思早在他中學的作文中就表達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意識。他說，只有為人類的完美、同時代人的完美，才能實現自身的完美。今天的許多知識分子卻把這種社會責任感意識拋到九霄云外去了，把追求個人名利地位或放大了的個人名利地位作為支配自己生活、工作的唯一或主要準則。

　　2、背離知識分子追求真理和引領社會風尚的基本職能

　　知識分子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階層有兩種重要的社會職能：一是追求客觀真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有無窮無盡的奧秘都需要人們揭示和探討，社會進步的一個極其重要標志就是真理性認識的不斷拓展和深化。知識分子區別于其他社會階層的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追求和探索客觀真理。哈佛大學的校訓是：吾愛柏拉圖，吾愛亞里士多德，吾更愛真理。陶行知先生說，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固然知識分子也追求價值，沒有任何脫離價值原則的真理原則。但這種以追求真理為使命的價值原則是符合人類利益的原則、符合大多數人功利的原則，而不是個人價值原則。那種忘卻或放棄知識分子追求真理的人就只剩下了功利化的個人價值原則。其實這種價值原則也離不開真理性原則。但這種真理原則不是客觀真理原則，而是“有用即真理”的實用主義的真理觀。二是揚善抑惡，引領社會走向文明、進步、高尚。德國哲學家費希特說過：“提高整個人類道德風尚是每一個人的最終目標，不僅是整個社會的最終目標，而且也是學者在社會中全部工作的最終目標。……誰不是善良的人，誰就無法順利地致力于提高人類道德風尚的工作。”要引領社會風尚，知識分子首先就必須有對生活中的善惡美丑的辨別力。愛因斯坦在談到教育思想時，強調要使學生有道德上對善惡的辨別力，如果只有專業知識而沒有辨別力的話，就是一只受過訓練的狗。做人是如此，做知識分子更是如此。我們生活中存在著許多丑惡現象和不完善因素包括制度方面，知識分子就要在正確識別的基礎上，努力帶頭去抵制它、批判它、改變它，并自覺做真善美的踐行者、帶頭者，為社會樹立良好的榜樣，去努力影響他人和社會。而這樣的基本常識也被我們生活中的許多知識分子完全拋棄了。他們是非、善惡、美丑不分，不僅不抵制、批判錯誤和丑惡現象，而且推波助瀾，其言論和行為甚至比其它階層有過之而不及。如前兩年，北師大一位博導對他的學生說，四十歲之后，不掙夠四千萬不要來見我。吳文中所提到的“精致利己主義”和知識分子公然公開“為異化的權力和欺壓勞動的資本代言和辯護”，就說明部分知識分子已經不單純是追逐個人物質利益的“功利分子”，而是社會的精神蛀蟲和害群之馬。

　　二、客觀原因

　　1、否定毛澤東關于知識分子世界觀改造的必要性

　　自人類社會從體力勞動中分離出相對獨立的腦力勞動之后，就出現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即知識分子。唯物史觀認為，在私有制社會中，社會群體的劃分歸根結底是以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和生產過程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對產品的分配不同而劃分的。知識分子主要是從事精神、文化方面的活動。但文化根源于物質生產勞動和經濟基礎，從來沒有離開一定經濟基礎的文化的創立、宣傳和教育。文化活動不能離開經濟基礎實質是不能離開一定社會占統治地位的統治階級。在階級社會中也有少數知識分子站在被統治階級和新興階級的立場從事文化建設活動。因此，知識分子依附于什么階級，為什么人服務的世界觀就成其為文化活動的指導思想和出發點。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確實有大批知識分子拋棄和背叛了其原有的剝削階級立場和世界觀，立足點和感情逐步和徹底轉移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為新中國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極其突出的貢獻。錢學森就是這批知識分子中最優秀的典型代表。但由于種種原因，相當多數知識分子頭腦中固有的舊的立場、世界觀、方法論并沒有真正轉移到無產階級方面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揭示的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種種立場、情感和方法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仍然存在，且已經不同程度地對社會主義事業發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和危害作用。也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多次強調知識分子的世界觀改造問題。一是因為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人人需要改造，工人、農民需要改造，知識分子更需要改造。二是因為知識分子的特殊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職責給其提出更高的要求，必須強化自身世界觀改造，把立足點徹底轉移到工人、農民方面來，并強調知識分子要繼續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這本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最大愛護和關懷，希望他們能夠徹底拋棄自身立場和世界觀方面的不足，真正能夠對新中國建設做出更大貢獻。然而這種思想受到了一些知識分子的不滿和抵觸，同時利用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中部分知識分子由于種種原因受到的批判和沖擊，更加懷恨和憎惡毛澤東這些思想。特別是文革后，隨著毛澤東晚年理論的徹底否定，毛澤東關于知識分子世界觀改造思想也受到嚴厲批判和否定。鄧小平、胡耀邦等人為了討好知識分子，不正視知識分子自身存在的立場、感情方面不同程度存在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做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片面結論。從此，不僅“知識分子世界觀改造”，就連“世界觀改造”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就從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和中央文件中徹底消失了。從此，知識分子再也不承認自身世界觀、方法論方面存在的種種問題，也不允許任何人對自身的批評和批判，以自己頭腦中舊有的立場、世界觀、價值觀、方法論為出發點，主觀任意地從事各種活動。吳文中揭示的知識分子的種種功利化現象恰恰就是這種立場、世界觀、方法論的具體表現和充分表演。那些公然公開為社會腐敗丑惡現象、為資本和資本主義辯護，公開或暗地惡毒歪曲、丑化、貶低、攻擊毛澤東的知識分子其根本問題就是階級立場和世界觀問題。這一客觀事實恰恰進一步證明毛澤東關于知識分子世界觀改造思想的必要性和真理性，也恰恰證明了鄧、胡等人結論的荒謬性。

　　2、受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種種糟粕性內容的嚴重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本質上是封建時代的產物，儒家權力至上、拜權主義觀念是這種文化的核心。因此有否社會地位就成為人們貧窮還是富裕的最重要條件，并由此派生出人們改變自己和家庭生存條件的重要途徑就是通過讀書而獲得功名利祿。 “學而優則仕”、“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聞”就是這種文化塑造的知識分子的顯著特征。其不僅影響了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而且對今天的中國社會特別是當代教育作用仍然極其巨大。重要表現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根本否定毛澤東關于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普通勞動者”的教育思想，以培養所謂“人才”為目標，實際是培養脫離工農、脫離勞動、脫離艱苦的缺乏社會責任感的只追求個人名利地位的“人上人”。這種人格特征表現在對待權力的態度上就是“權力至上”、“權力真理”、“唯權是從”。現代版的“指鹿為馬”現象比比皆是，其不僅指官場上的官員，而且也真實反映了知識分子隊伍中相當一部分人在強權、強勢面前的麻木不仁和奴才態度。改革開放以來，以拜金主義為核心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潮進一步泛濫，與權力至上的中國文化相互結合，構成了中國當代最腐朽的文化內容，由此塑造出更多的奴性、虛偽性、內耗性、功利性等特征的所謂“人才”。西方思想家馬爾庫塞曾經指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出現大量“單向度的人”，中國當今的人格特征也是這種扭曲的、丑陋的“單向度的人”。吳文中揭露出來的知識分子的“功利化”現象恰恰就是拜權主義與拜金主義相結合的中國特色的“單向度的人”的具體表現和典型特征。據筆者觀察，實際生活中知識分子的這種蛻變、墮落現象比吳文中指出的嚴重得多。

　　3、扭曲、錯誤的改革理論與實踐進一步助長和強化知識分子蛻變和墮落過程。

　　馬克思說過，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夠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錯誤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出現蛻變和墮落現象除歷史和文化的根源之外，最重要的還是實踐根源。這個實踐根源就是中國當代扭曲、錯誤的改革理論與實踐。改革初期，強調改革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指導思想是把個人物質利益與貢獻結合起來。總體講沒有錯，但它有兩個前提：一是強調個人物質利益的同時不能取代和凌駕于國家、集體的利益之上，不能忽視思想政治工作。二是必須制定評定勞動者貢獻大小的科學標準。但是在改革實踐中卻片面、無限夸大個人物質利益的作用，忽略甚至完全拋棄我們黨長期積累的政治掛帥的基本原則，同時制定的考核勞動者貢獻的許多具體標準本身就不合理。這種方法對于直接的物質生產部門都不正確，何況對于主要從事精神文化生產的教育、出版、新聞、醫療衛生、文藝等領域更不應該片面強調個人物質利益原則。因為精神文化產品很難用數量化的東西考核其貢獻大小。然而在改革實踐中，上述部門主要甚至完全依靠物質刺激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為此制定較為詳細、具體、量化的標準。以大學為例，考核教師工作業績主要是三項：一是科研工作量(依據科研項目級別、獲獎項目、發表論文數量級別、出版著作等，且一律量化為具體分數，且不同級別分數差別極大)，二是教學工作量(依據給本科生、研究生上課數量，研究生課1節課可折合本科身1.2、1.5或更多)，三是學生生評教成績。如此細化的標準完全不合理。科研成果數量多、發表級別高、有科研項目未必科研能力強、未必成果優秀。中國當今有多如牛毛的科研成果究竟有多少真才實學呢?學生的生評教成績更不能真實反映教師教學水平。以如此扭曲、錯誤的考核標準刺激教師的所謂積極性，必然導致多數教師緊緊圍繞這些具體指標采取“白貓黑貓，逮住耗子就是好貓”的方式完成指標，造假現象比比皆是。評定職稱更是如此。不僅衡量教師個人，衡量一個學科、一個學院、一個學校的發展狀況也具體量化為各項內容，尤其是科研數量、項目、獲獎成果、研究生點等等。因此促使基層教師、干部瘋狂追求這些具體指標的完成。由此導致教師們不是為培養合格學生和追求真理而進行教學和科研，而是為飯碗、為獎金、為職稱、為個人和小團體政績而工作。同時，由于現實生活中各級權力者利用手中掌握的資源為自己和親近者謀取各種私利，對于敢提不同意見或得罪領導的群眾打擊報復，進一步強化了知識分子的“權力至上”觀念，追逐權力、依附權力、溜須拍馬等現象在高校中也極為普遍。前些年，深圳一所高校幾十個教授爭搶一個處長職務就是這種現象的形象寫照。這種觀念還表現在科研選題和科研內容上，特別是文科研究，要么是搞對領導者言論的吹捧性研究，要么是搞嚴重脫離社會現實問題的所謂純學術研究，以求公開發表和獲取獎勵。如吳文中所說的“學術犬儒主義”。其它知識分子成堆的部門也基本類此。這種改革理論與實踐怎能不使知識分子蛻變為“功利分子”呢?

　　另外，這個社會改革過程中的私有化和市場化傾向也直接影響精神文化系統和部門。由此造成這些部門、單位也把經濟效益擺在極其重要地位，促使私有觀念進一步擴散和滲透深入到這些領域。這也是造成整個社會知識分子蛻變的最重要的社會根源。

　　三、知識分子究竟如何防止自身蛻變為“功利分子”？

　　筆者同意吳波同志關于知識分子正蛻變為“功利分子”的科學結論，并不是說，中國當代所有知識分子都在進行這種蛻變。其中也有一些知識分子有理想、有信仰、有主見、有骨氣，把自己的追求目標緊緊與社會主義和人民群眾的偉大事業聯系在一起，不為名不為利，為共產主義理想和中華民族的復興說真話，干實事，不唯上，腳踏實地，實實在在。筆者曾聽過中國科學院蔣高明教授關于在山東農村搞“弘毅”農場的試驗和云南財經大學顧秀林教授關于反轉基因的學術報告，非常欽佩他們的真正敢于創新、堅持真理、求真務實的精神，他們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真正和杰出代表。我想這種類型的知識分子當代中國數量也相當多，但總體比例還相對較少。最近從報紙得知，原天津老知青后任天津農學院副院長的郝廣杰同志退休十年后，于2010年4月帶上戶口和組織關系，再一次回到他曾經插隊落戶的地方—山西省平陸縣毛家山，并于轉年再次擔任村黨支部第一書記，帶領毛家山人民改變山區面貌，共同富裕。這不同樣是中國當代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嗎?他們身上沒有一絲一毫的“功利主義”氣味。如果說有功利性的話，他們追求的是人民的功利、民族的功利、社會主義事業的功利。他們正是廣大知識分子的學習榜樣。

　　那么對于多數的正在蛻變為“功利分子”的知識分子究竟如何防止自身的蛻變，使自己真正成為名符其實的受人民群眾歡迎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呢?固然造成這種蛻變和墮落的社會大環境很難在短期內迅速改變，但知識分子首先可以從自身入手。筆者簡要提出幾點要求：

　　1、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人類當代文化中，馬克思主義是最杰出最優秀的文化。文化的實質是化人、塑造人。要做一個真正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為中華民族復興和人類進步做貢獻的合格的知識分子必須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改造自己、發展自己。知識分子要多讀一些馬恩列毛的基本著作，了解和認識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人類發展的一般規律性、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規律性及為社會主義所替代的歷史必然性，樹立遠大的理想、信念，把自己的追求和奮斗目標與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緊密結合起來，并自覺運用其立場、觀點、方法分析、認識和處理社會問題。在當今世紀，不承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與先進性，不自覺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育和運用，就不可能真正成為中華民族21世紀的名符其實的有所作為的知識分子。

　　2、正確處理與環境的辯證關系，做改變環境的社會主人

　　知識分子不能以中國當代惡劣的社會環境為自身的蛻變尋找借口。面對著周圍惡劣的社會環境。知識分子應該采取三種態度：一是要明辨是非、善惡、美丑。生活中善惡、美丑、是非的對立是任何社會永恒對立的現象。作為一個具有較高文化素質的知識分子應該“明辨之”，這也是中國古代對讀書人的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如果知識分子自身都不能明辨是非、善惡、美丑，不知羞恥感，還配稱知識分子嗎?而那些蛻變為“功利分子”所謂知識分子恰恰是最基本的是非善惡的辨別能力都喪失了。二是要獨善其身。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就有身處污泥而不染的典型。如戰國時期楚國人屈原因向君王納諫而遭貶流放江邊。一漁人勸其說：“舉世混濁，你為什么不隨波逐流?眾人皆醉，你為什么不吃點殘羹剩飯，非要守身如玉呢?”屈原回答：“人怎能讓清潔的身體接受外界污垢呢?我寧愿躍入江流，葬身魚腹，也不能讓高潔的品格受世俗的污染。”固然屈原投江自盡不可取，但其潔身自好的精神難道不值得當代知識分子學習嗎?三是要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去改變環境。馬克思認為，環境與人的關系本質是實踐關系，環境改變人，同樣人也改變環境。人不能做環境的奴隸，要做改變環境的主人、主體。這種主體、主人主要是人民群眾同時也包括要求社會進步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揚善抑惡，引領社會走向進步、光明、高尚的社會職能就是現代知識分子改變環境的具體體現。知識分子只有首先明辨是非美丑和獨善其身，才有可能去改變環境。如果善惡是非不分，同時不能自覺抵制外界誘惑和污染，談何去改變環境呢?

　　3、實事求是認識自己、改造自己、發展自己

　　實事求是是改造世界的前提，也是改造和發展自己的前提。知識分子要防止自身的蛻變，重要的條件之一就是實事求是認識自己。知識分子受傳統文化影響，總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自視清高，大擺其知識架子，瞧不起他人，更瞧不起沒有學歷或學歷低的普通工農。正如吳文中說，這些人以“精英”自居，愛以大眾救世主面貌出現，以高傲的姿態俯瞰大眾。這是一種極端錯誤的認識。一是知識分子無非是書本上的文化知識比一般人特別是比普通工農多一些，人品素質未必比普通工農群眾高。二是僅有書本知識還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正如毛澤東所說，只有善于將書本知識應用到實際生活和實際中才是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而中國相當多數所謂知識分子無非就是留過學、學歷高、頭銜多，但應用知識的實際才能極其低下。同時，必須正視和承認由于種種原因造成當代知識分子自身存在的各種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立場以及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只有實事求是地承認自身的缺點、不足，才有可能去自覺改造、提高和發展自己。

　　4、自覺向工農學習，向小人物學習，走與工農和實踐相結合的道路

　　任何社會都存在正義與邪惡、真善美與假惡丑的對立，同時正義與真善美的因素永遠都存在于最基層的普通勞動者和普通群眾身上。中國當今社會也是如此。筆者曾是知識青年，在與最低層的普通農民的接觸中，發現他們身上有我們這個民族中最可貴、最優秀的品格。今天在物欲橫流的時代，仍然有大量普通的工人農民不為金錢利益所動，堅守做人的底線。去年底沈陽一退休三輪工人被他人撞之后說，我有醫保，你走吧。前不久，河北保定一農民冒死救下一列火車的事跡不正是我們民族的真善美因素和正義力量的體現嗎?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夠創立馬克思主義，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在與工農和實際結合的過程中從被以往一切統治者和學者瞧不起的普通群眾中發現了無產階級身上最可貴和最優秀的品質。他們是歷史的主體和創造者，他們要受教育，同時他們也可以對教育者進行教育。恩格斯1890年曾說過那些“受過‘學院式教育’的人，總的說來，應該向工人學習的地方，比工人應該向他們學習的地方要多得多。”毛澤東也多次說過，只有先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毛澤東這些思想沒有過時。中國當代知識分子防止自身蛻變、墮落，并真正對社會有所作為，最主要、最根本的道路就是自覺向群眾學習、向小人物學習，向工農學習，自覺與工農和實際相結合，才能做一個名符其實的對社會有益的合格的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正蛻變為“功利分子”現象只是中國當今整個社會問題的一個方面，它與整個社會腐敗愈演愈烈、貧富拉大、社會矛盾尖銳、道德滑坡墮落、思想混亂和生態環境惡化等一系列社會問題既有共同的原因，也有特殊的原因，同時相互影響。不可能孤立解決這一問題。但筆者最憂慮的問題是當今所有這些社會問題并沒有引起最高決策者的真正承認和高度重視，更沒有認真揭示造成這些嚴重問題的根本原因，而且某些改革措施還在加速這些問題的嚴重化。但筆者同時堅信，歷史總是前進的。人民是歷史的真正主人，只要我們每一個不愿做奴隸而要做主人的普通人民群眾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旗幟，行動起來，聯合起來，持之以恒，永遠斗爭，發揚愚公移山的精神，正義一定能夠戰勝邪惡，毛澤東開創的中國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一定能夠成功。

　　附吳波同志的文章

　　知識分子正蛻變為“功利分子”

　　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作為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知識分子群體，無論在思想觀念上還是在利益結構中都呈現出顯著的分化。

　　幾年前，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曾用“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指認那些“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的知識分子。他還提醒道，“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這是對當代知識分子的一次深刻解剖，也是對當代知識分子問題的強力破題。

　　知識分子理應承載民族的良心和理想，理應取義忘利，但部分知識分子功利主義的傾向，顯然與這一理想人格背道而馳。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知識分子群體不以言利為恥、關注物質生活的改善無可厚非。遺憾的是，現實生活中，有人卻已然將知識甚至理想視為市場中可以兜售的商品，沽名釣譽，嘩眾取寵，以博取升官晉級發財的機會;有的借助自身的學術領導地位壟斷學術資源，巧取豪奪，大獲其利。這群人名義上關注的是公共事務，但落腳點無一不停留在對自身利益得失的考量上。儼然一副學官商合一的樣子，不僅與西方視野中的知識分子概念有本質區別，也與中國古代“士”的精神差之千里。

　　也有部分知識分子，沒有像“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那般墮入紅塵，而是選擇在改革的大潮前做犬儒。針對學術界的犬儒主義，有學者曾發表題為“學術犬儒主義應當緩行”的評論，文章指出，這部分知識分子標榜罪惡都是別人的，與我無關，而我則玉樹臨風，紅塵滾滾而清者自清。去批判化和去思想化，是學術犬儒主義的當下寫照，正是這一特點塑造出知識分子中“沉默的大多數”。他們明知是非卻不管是非，明曉利害善能趨利避害。雖然貌似清高，拒絕合作，心里打的還是功利主義的算盤。還是這位學者不無辛辣地寫道，對世俗的全盤否定與對世俗的照單全收，其思想方式是一樣的，二者都沒有確定的價值標準。正因如此，學者可以明碼出售，被買入的學者作為學科帶頭人就是拿項目;一旦項目來臨時，則先是為分配爭斗，后就是為報銷發愁。

　　當下以精英自居的知識分子不在少數,但這些“精英”們能否名副其實，恐怕要打上個問號。有的“精英”愛以大眾救世主面貌出現，以高傲的姿態俯瞰大眾。有的“精英”信口開河，發出的一些言論不僅理論根據不足，而且缺乏基本常識。有的雖然一副為中下層民眾代言的姿態，但表里不一，思想和行為已嚴重脫離大眾;有的則公開跳出來為異化的權力和欺壓勞動的資本代言和辯護。

　　這些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的精英意識，是功利主義的另一種典型表現，真正內心忠實于大眾和勞動的知識分子，不會有所謂精英的意識與做派。不得不引起警惕的是，一些所謂知識精英與干部隊伍中脫離群眾的一部分人以及部分資本的所有者，已經組成與大眾相對立的精英集團。他們相互唱和，試圖影響中國改革的方向和路徑。在智庫建設正如火如荼的今天，如何有效抑制精英主義傾向，堅持大眾主義立場，就成為一個嚴重而緊迫的現實課題。▲(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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