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2日，烏有之鄉召開有關國企改革話題座談會。會議由烏有之鄉站長范景剛主持，昆侖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昆侖巖，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國有資產管理研究中心原主任高梁研究員，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楊思遠，北京市城郊經濟研究所原所長張文茂，北京教育研究院退休干部李樹泉，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海波，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鞏獻田，《國企》雜志研究部主任郭松民，民間學者許玉杰，中美商學院副院長李新政教授，著名革命作家魏巍長女魏欣，東博書院工作人員張清等到會并作了發言和交流。因時間沖突未能到會的清華大學教授李定凱通過電子郵箱轉發了他的觀點。大家一致認為，國企私有化違反憲法，嚴重危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得人心，必須堅決剎閘。特別是昆侖巖將軍作了長篇發言，痛陳國企私有化的危害，表明了堅決剎閘私有化改革的決心。其他同志也從不同角度分析了國企私有化改革的現狀，提出了一些對策。

　　● 回顧改革方向的變化歷程、后果、動因

　　昆侖巖：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時一開始搞改革，是為了轉變體制、搞活經濟。

　　首先是改革初期的頭十年，從農村開始，農村包圍城市。為了先解決把農村經濟搞活的問題，實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活是活起來了，但確實帶來了問題，把農村集體經濟搞空了，只剩了一張皮，都是個體大包干、包到戶，所有制結構實際上已開始調整，而且直接影響到城市經濟。

　　其次，到90年代初期，要想解決的問題，是要把我國整個經濟納入到市場經濟軌道上去，全部經濟都要市場化，而且要加入WTO。在這么一個背景下，于是，開始對城市國有經濟開刀。起初說，要把國有企業搞活，后來老是搞不活，就換了個詞，說“不是搞活，而是搞好”，辦法就是把不好的賣掉，剩下的就是好的。這就開始抓大放小、賣差剩好，在中國開了大范圍大規模賤賣國企的先河。在一個一個被賣的企業里，幾乎找不出有哪一個企業賣得沒有問題，哪一個國有資產沒有被低估，甚至有意識地把原先不錯的國企給搞虧了、搞垮了，然后再把它賤價出賣，否則就賣不出去。這樣，就把整個國有經濟的元氣給搞傷了，把整個公有制經濟的主要基礎給搞傷了，而且在國有企業的低估賤賣中，養肥了一批靠權力與市場相結合、侵吞國家和人民財產而形成的權貴利益集團。

　　再往后，進入新世紀以后，一直到十八大之前。在這個階段，就發生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一方面，宣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建立起來了，也聽不到誰再說經濟不活了，相反都說經濟搞亂了，活得有些過分了;另一方面，仍要求所剩不多的國企在改制中，繼續向外資和私資轉讓產權。如果說你是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搞改革，那么你體制改革的目標已經基本實現，而且經濟都搞亂了，活得過頭了，但你照樣還要拿國企開刀，還要把國企私有化往前推，這是為了干什么?這已經不是為了體制搞活，而是純粹為了私有化賣國企，是為了權貴利益集團的利益。

　　它帶來的后果是什么呢?這個十年，國家亂套了，不僅是國有企業，還有土地、資源都被賣了，整個國家從上到下腐敗肆虐，所有的東西都市場化，所有的部門都產業化，連文化也產業化，還有教育、醫療衛生都去賺錢，全都亂套了，財富分配兩極分化，社會矛盾突出，各種亂象四起。這個時候的改革，有什么實質意義的進展呢?政治上采取了高壓維穩，強權保護改革過程中的種種腐敗。所以我說，在這個過程當中，已經不知不覺地發生著一種改革目的性質由體制到制度的悄然演變。有些人想搞的已經不是體制改革了，而是想搞制度革命，想摧毀我們社會主義經濟的制度基礎。

　　這種從體制到制度的改革性質演變，它有兩個動因：一個是這些權貴利益集團看中了國企最后這塊肥肉，把它看作唾手可得的“改革紅利”，這種貪婪再加上他們消除后患的企圖，想解決對所掠奪國家財產的后顧之憂，驅使他們要進行制度革命，把改體制變成改制度，在中國徹底建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來保護他們的財產;另外還有一個動因，就是在國際競爭背景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利益集團、大財團，把中國的國有企業當作眼中釘，認為這個航母編隊不打掉，對國際壟斷資本利益威脅太大，所以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在這種情況下，國內國外里應外合，掀起了“倒中國國企”的新一輪浪潮。

　　● 改革必須要和反腐敗配套

　　昆侖巖：

　　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總書記是看得非常清楚的。為什么習總書記一主持工作以后，就從反腐敗開刀?他實際上是感覺到這些年中國的改革，已經被那些搞腐敗的，特別是有高層背景的權貴利益集團挾持了，變形了，走到歧途上去了。但是，他也不能籠統地說中國的改革不對，而是在實實在在地做糾偏工作。所以新一輪的改革，特點是一邊殺著腐敗，一邊在推著改革。習總對中紀委提出了明確要求，就是改革必須要和反腐敗銜接配套，不能在改革的過程中又搞腐敗。

　　不能否定，國有企業本身也有腐敗問題,否則也不會干了那么多壞事。沒有它自身的腐敗，哪有高層的腐敗?高層的腐敗，實際上就是權貴利益集團利用了國有企業本身的漏洞，使它變成了他們自己的財產，甚至變成外國資本的財產。所以，國企本身還確實有需要進一步改革，健全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的問題。但也有另外一方面的改革問題，就是在這樣一種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過程中，國有企業怎么更好地繼承和發揚過去我們國企管理的一些好的傳統?為什么現在腐敗這么多?很大程度上，是把過去毛主席在的時候所肯定的“鞍鋼憲法”那一套給丟了。“兩參一改三結合”，那是在世界發達國家都得到認可和推廣的企業民主管理制度，現在我們卻全部給取消了。過去改革開放前，我們沒聽說過國企怎么腐敗，哪個廠長、黨委書記敢亂來呀?后來，不要黨委了，只要廠長負責制了，再后來，職工代表大會的權力也統統沒有了，沒有說話權了。甚至現在用工人就到勞務市場去臨時招，干了活就讓走，職工一點權利都沒有，都這種狀況了。我們社會主義企業工人當家作主的權利沒有了，黨的領導沒有了，民主管理監督的傳統也沒有了……腐敗不泛濫才怪呢!

　　● 國有企業不能削弱只能加強

　　楊思遠：

　　我們中國現在要崛起，靠的是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落后國家的發展崛起，特別依靠的是集體力量、國家政府力量。國有企業正是這樣一種企業制度。國有企業它不僅是我們的一種制度選擇，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支撐，另外它很重要的還是，我們在新一輪的國際競爭當中，在新的世界體系當中，中國能不能崛起，能不能取代美國的一個關鍵支撐，參與國際競爭關鍵是靠國有企業。

　　正因為如此，所以說現在在國際斗爭當中，像美國、日本，他們感受到的更大的威脅，正是來自于中國的國企。所以我想講第二點，就是針對這種情況，中國國企在這輪改革中，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強。我強調的一點就是，這次國企改革的加強，要利用我們將近四萬億的外匯，把這些淪落的戰略產業，要以國有企業的形式買回來。

　　張文茂：

　　還有一個問題，實際上國企在我們整個國民經濟或者說在中華民族復興當中，它的戰略地位和作用，這方面仍然需要加大宣傳和研究的力度。我們現在很多問題積累的社會問題，恰恰是因為一方面國企被削弱了，另一方面是因為國企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也放棄了，而導致的。

　　● 混合所有制，應該怎么“混”?

　　昆侖巖：

　　國有企業本身的改革是要解決這些問題，說不改革，肯定是不對的，但這種改革，絕不能說一賣了之，也不是一混了之。

　　如果中國，國有資本控股搞混合經濟，能夠把整個國民經濟都控制住，那也不得了。但問題嚴重的是，私改派他們是“以賣代混”，還“不設底線”?；旌辖洕莻€筐，什么貨色都可往里面裝。實際上，我們是面臨著兩種國企改革道路的斗爭。

　　同樣是一個三中全會決定，同樣是一個國企改革的大方案，同樣是一個混合所有制經濟形式，不同的人在想干不同的事情。從實際操作過程看，想搞私有化的這些人，等不得總書記作為改革領導小組的組長最后定盤子，也等不得國資委把方案研究好，是先干起來再說。我說他們對付總書記的辦法：第一是封殺?？倳浿v話不往外傳，包括總書記在兩會上的講話都不往外傳，兩會代表也不呼應，媒體也不宣傳。要叫我講，人大是審議政府工作報告的，總書記在代表們審議報告時兩次講話，發表了那么重要的意見，應該補充到政府工作報告中去呀?可是他們理都不理，就像沒講一樣。第二是施壓。不聽社會上的正義呼聲，不等中央研究確定國企改革的規劃方案，就通過發改委直接召集央企，召集大型國有企業開會，部署任務，照樣說賣就賣，不設底線。第三就是硬干。中石化、中石油先硬干起來，甚至中石油提出要100%賣掉東部管道公司。這讓那些經濟專家都疑惑：百分之百都賣掉了，還叫混合嗎?這混合根本談不上，而且都是優質股權，全部都要賣光。它的東部管道公司本來是準備拿出部分股權搞混合經濟的。股權賣給誰?賣給社?；鸷凸ど蹄y行等機構，成立聯合管道公司東部公司，由中石油控股?？涩F在突然就決定100%都賣給外資和私資，這個步子邁大了，連中石油自己的人都講思想跟不上，而且下一步準備賣的更多。

　　張文茂：

　　國企，一定要國家掌握控股權，你如果連控股權都丟掉了，不是你控制人家的資產，而是人家控制你的資產了。這個東西在世界上，我就想到90年代初，農村集體企業改制的時候，當時打的旗號就是搞股份合作制，后來弄來弄去，集體不能在集體企業控股，你控股就說你改革沒到位,結果不控股就賣吧。如果說在股份制或者混合所有制經濟這個問題上不強調控股權，那么這個問題肯定會走到邪路上去。

　　劉海波：

　　比如混合所有制，我覺得對于現有的國有企業，在一級單位，是不可以混合的。鐵路總公司不僅不適應于公司法，而且它一股都不能混合。我能去占有共青團一股嗎?你為什么不把共青團分我一股啊?因為根本就不是這種性質的組織，也就因此在第一級，比如他們說，第一級是國家，剩下就是混合所有制，就是錯的。比如說這種不同類型的這些企業組織它不是集財產權利跟股東所有制組合起來的，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加入一股的問題。再一個，就是中國的國有企業，現在有個概念，就是強調職工持股，我覺得這個是不對的。它強調職工的身份權利……

　　鞏獻田：

　　國企加入職工持股，就是過去六十年代我們批判的人民資本主義，是為了資本主義延緩它的壽命，它采取的一種精明的辦法。職工持股是錯誤的。

　　郭松民：

　　一是目前的混合所有制，其實是想搞一個經濟統一戰線，用國有資本為統帥，調動、整合整個民族資本，參與國際競爭。對許多企業來說，沒有必要百分之百都是國有股，那樣反而浪費資金，國家能夠控股就可以。搞統一戰線對政策制定的藝術性、領導能力有很高的要求。搞得好了，有利于國有經濟發展壯大，搞得不好，被私企、外企統一了也是很有可能的。從黨史上看，陳獨秀、王明搞統一戰線就不行，但毛主席搞統一戰線，就把革命引向了勝利。

　　許玉杰：

　　就是要拿我們手頭的錢，把外資占有的國有企業買回來，把私人企業占領的擠回來。混合不是混到我這，而是我要混到它那里面去，把它擠走。

　　● 國企要不要壟斷?是做大做強還是要分拆?

　　許玉杰：

　　國企要不要壟斷?我四五年前寫過一篇文章《不讓國企壟斷讓誰壟斷?》，觀點就是，你既然在資本主義這樣一個環境下搞經濟，你既然要和資本主義接軌，你必然要搞資本主義，必然會去競爭去壟斷。這不可避免。人家全部壟斷，你不壟斷，你怎么競爭?必須要壟斷，不壟斷將一塌糊涂。

　　我認為，以壟斷對壟斷，才能夠立于不敗之地。如果人家是壟斷，而我們是分散的，我們是腐朽的，那我們就沒有辦法把國企搞強搞大。

　　國有企業是做大做強還是要分拆?

　　既然國有企業的性質決定了，你是我們整個共產黨的定海神針，是我們國家的穩定器，那么你只能越大越好，不能越拆越小。

　　鞏獻田：

　　還有反國家壟斷?只有中國在反國家壟斷，日本法律明確規定反對個人壟斷。國家不壟斷，還讓誰壟斷?

　　張宏良：

　　最近美國國會開會，一個美國國會議員講得也很好，他講：真正對美國未來構成威脅的現在不是中國的軍事力量，而是中國的國有企業。我覺得這個議員很有眼光，因為我們這個民族的發展，和平崛起，只能靠兩個東西，一個靠精神力量，一個靠國有企業。

　　私有化不成，就給你分散了，降低你的競爭能力。因為一旦一分為三，規模下降了，容易被削弱。而分散化，現在一個打著反腐敗的旗號，再一個打著反壟斷的旗號。其實壟斷是個偽概念。反腐敗問題，確實今天這個反腐敗從產業上來看，確確實實有些選擇性反腐。你看，對準的都是高鐵、石油、電力這些基礎產業，而且都是中國發展規模最大的，對美國利益威脅最厲害的產業。而真正的腐敗產業，像司法、金融，反而沒有動。尤其是金融領域，不但沒有動，而且還在緊鑼密鼓地向前發展。

　　● 只要國企私有化了，共產黨不用搞政治體制改革就垮了

　　張宏良：

　　最近張維迎講的一段話我印象很深刻，我覺得他很聰明，我一直認為他是新自由主義者中最聰明的經濟學家。張維迎講，既然政治體制改革共產黨不高興，它發火，不讓搞，咱就不搞了，就搞國企改革，只要國有企業私有化了，共產黨執政基礎自然就完蛋，你不用搞政治體制改革它就垮了。我覺得他特高明。這也從反面論證了這次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性，所以這次國企私有化必須擋住。

　　張文茂：

　　國企是最后一塊陣地。這個陣地失守了的話，他們用不著搞政改，只要把國有企業這塊打掉，你這個政改改不改就不由你了，你整個基礎都被挖掉了。這是很危險的。

　　● 保衛國企，不僅是經濟斗爭，更是政治斗爭

　　許玉杰：

　　我們現在保衛國企的問題，不僅僅是經濟方面的斗爭，更是一場嚴肅的政治斗爭。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資改派不是僅僅在經濟上撈到好處就算了，而是還想在政治上推翻共產黨，搞多黨制?，F在他們把共產黨的經濟基礎抽掉，把國有企業給搞掉，這樣你共產黨也就沒基礎了，所以這不僅是一場經濟斗爭，更是一場政治斗爭。這是三十多年來，改革開放兩條路線斗爭的焦點。他們的目的，還是要打倒共產黨。先是把你經濟搞黃了，全部私有化了，你就只有跟著走多黨制的道路了。對這個問題我想我們還是要清醒一點。

　　張勤德：

　　很多同志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個角度看出了還要進一步搞私有化，會改變我們共產黨性質，但是我們還要從另一個角度，就是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個角度來講清這個關系。這一點俄羅斯的丘拜斯講了一個觀點，他說，他們搞經濟上的私有化，就是經濟上的考慮只占5%，95%是考慮的政治。

　　● 要推廣好的國有企業的經驗

　　高梁：

　　過去我們在改革初期，是要破除舊的不符合生產力要求的這種陳舊的體制，是“破”字當頭。按照現在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我們應該著重探討、建設、完善公有制企業的一套成熟經驗，多到下面走一走。其實在這之前，已經有不少人對我們好的國有企業的典型，包括大中小企業，工業的、交通運輸的，都有很精辟的總結，特別是好的經驗。為什么不能把他們的經驗匯集起來，逐漸形成、梳理成一套有系統有條理的管理方法或者案例來進行推廣?這就是制度建設嘛，而不是要急著私有化嘛。我想恐怕最要緊的是改革的關鍵詞要變，要從“破”到“建設”。

　　探討治理的現代化，不光是國家要治理，企業也要治理。過去好的經驗為什么不能發揚光大?你現在強調黨政干部要走下去，要接地氣，企業干部是不是也要這樣?我們改革以來，吸收了很多外國好的管理經驗，但也引進了一些很糟糕的東西!我有個基本觀點：中國從1992年以來，過分地轉入了全球化，所以高管就向跨國公司看齊;農民工大量地涌向了沿海，進入血汗工廠，每月1千來塊錢，把國企的工人的工資也拉低。我們的國企，在中間承擔的結構升級優化的社會責任這一條是不能放棄的。在這個前提下，盡量地改善內部的干群關系。我覺得這個東西在毛澤東時代是非常強調的，“鞍鋼憲法”不是講一條嘛，如果長期脫離群眾，工廠的干部和群眾，就會變成尖銳的階級對立關系。講得多好!問題是現在一卷到市場經濟中間，把過去的好傳統也給沖掉了，所以我覺得要恢復這些傳統。

　　李新政：

　　人民群眾、勞動者，在國企改革里面，它到底占有什么地位?有兩條我認為必須堅持。最近我參加中央電視臺一個活動，就是點評江蘇省常熟市江南儀表總廠廠長袁勤生的管理思想。他的管理思想真的很好!我認為在中國和世界管理思想里面是最前沿和最好的。就兩條，第一條：共同富裕。必須讓勞動者、職工有經濟地位。沒有經濟地位，那就不行。私有制是腐敗的根子。第二條，就是江南儀表總廠堅持的職工民主權利。沒有民主，沒有說話權，人格得不到尊重，那就不是社會主義。袁勤生這個廠，他在位二三十年，沒開除一個工人。他說，開除工人，是廠長無能的表現，是資本主義私人企業的一個特征。按規定，廠長有開除工人的權力，但他說，我不要這個權，如果我要這個權，我這個廠長的性質就變了。他認為工人是企業的主人，我有什么權力開除主人呢?你犯錯誤，該怎么處理就怎么處理，但我決不開除。犯罪，該進監獄就進監獄，回來以后，我照常歡迎。這就是保證職工的民主權利。以上兩條滿足了，社會主義企業才會搞得有聲有色。

　　許玉杰：

　　國企要建立怎樣的管理機制?我們現在都順著新自由化的理論，順著資產階級說話，要建立現代企業管理制度。這是錯誤的，是一個陷阱。國有企業不能建立他們所謂的現代企業制度。應該嚴格按“鞍鋼憲法”這個道路走下去。你國有企業假如不政治掛帥，不成為國家的定海神針，不成為國家的穩定器，不為人民著想，你還叫什么國有企業呢?必須要政治掛帥。你搞什么職工持股、高管持股，這些東西全部是變相私有化。甚至現在的董事長、總經理，這套全是變相私有化。另外，這幾年，國有企業搞現代企業制度，出現了許多腐敗，就是這種制度造成的。我們國有企業不能建立所謂的現代企業制度，應該走“鞍鋼憲法”的道路，走職工嚴格監督、黨的正確領導、堅持政治掛帥的這條路。

　　● 為什么要搞國企，怎樣辦好國企，國企改制本質是什么?

　　李樹泉：

　　為什么要搞國企，為什么要搞公有制?它是勞動人民當家做主必要但不充分的條件。必要但不充分，你光有公有制不行，你一定要把公有制和勞動者的切身利益緊緊地掛起鉤來。我們這次改革，下一步就是要恢復科學社會主義，就是要從雇傭勞動制度下解放工人階級，就是要給6千萬下崗工人平反，……

　　李定凱(電郵)：

　　怎樣按照社會主義方向辦好僅存的少數大型國有企業?

　　我的看法是：

　　1、國有企業在資本總量上要有序地而非盲目地擴張，增加國有經濟在全國經濟總量中的比重。

　　2、要改變國有企業現在的管理體制。要像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一樣，也要實行黨對國有企業的絕對領導，實行的形式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職工參與對企業的管理和監督。沒有黨的集體領導和職工當家作主這兩條，即使有國有企業的名號，結果必然蛻變成國家資本主義的企業。

　　張宏良：

　　國有企業需要改革，但國有企業改革不是產權改革，而是管理體制改革。而管理體制改革主要的問題，是個民主管理的問題。中國有很成熟的模式，就是民主管理模式。下一步，中國國企改革必須朝這個方向發展。

　　郭松民：

　　談論國企改革，必須要認清中國國企的出身和西方國企完全不同。西方的國企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中國的國企則是人民革命的產物。國企改制本質上是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或者資產階級對中國人民革命的反革命，目的是把屬于人民的財產變成私人財產。對國企改制的問題，必須站在這樣的高度才能認清其性質。對中國的國企，決不能簡單地套用西方的經濟學理論。

　　● 威脅國企的危險來自哪里?為什么說今后的較量會更激烈?

　　 張文茂：

　　現在威脅國企的危險來自三個方面：一個，就是國內的主張私有化的這種勢力，還相當強大。他們所說的國企改革，實際上就是進一步地私有化。這是一部分勢力。另一部分勢力，就是境外的，包括以美國金融資本為主的境外勢力。他們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打掉國內經濟的國企這塊，使其進一步私企化、買辦化，這是國內國外兩個因素。國內還有一個因素，就是相當一部分地方政府，它們地面臨方債務危機嚴的峻形勢，有賣掉國企還債的沖動。

　　這三條導致我們現在整個國企面臨著嚴峻的形勢。盡管習總書記在這個問題上反復強調，但是我們非常清楚地感覺到，想把國企私有化的勢力，是相當強大的，不管是從國內斗爭考慮還是國外考慮，還是從地方債務這個角度考慮，這個問題我覺得左翼還是應該大聲疾呼。

　　張勤德：

　　第一，國企私有化是個既定方針，因為《2030年的中國》是作為路線圖的，這個已經定下來了。這個路線圖是中美智囊機構聯合制定的。

　　第二，混合所有制改革本身是經過三中全會通過的，大多數的省級干部也是舉過手的。他們會利用這個合法的手段繼續跟你較量。

　　第三，暴富集團想瓜分國有企業這塊肥肉，對他們來說是志在必得，因為這對他們來說太重要了，而且這個口子如果一開，讓你停了，這對他們威脅太大。他們會看到這一點，所以就拼命地進行這場較量。另外，好多地方官員發現房地產不好搞了，他要靠賣國有企業來還債。

　　再一個，美國也公開施加壓力了。美國前財長保爾森就說：要加快改革，加大對私有領域的重視，減少對國有企業的重視。實際上在施加壓力。

　　第三個問題，這么多年來改革最大的教訓什么?是中國長期處于初級階段，而初級階段被解釋成“不問姓社姓資”，當作“思想解放”。這套理論出來以后，初級階段理論和中國特色都成了筐，搞那套私有化，都有依據了。補課嘛，就要搞點資本主義，這個就是要害。

　　● 現在確實是到了一個決戰狀態

　　高梁：

　　我歷來也是這么個主張。現在確實是到了一個決戰狀態。所謂資改派的目標很清楚，它不是隱晦的，是公開的，他們屬于攻堅戰，……。

　　我的看法是：目前，國企到了目前的狀態，是比較嚴峻的。因為不僅是過去已經從腐敗改革中得到好處的這幫權貴階層，他們希望從法律上保住自己得到的肥肉，現在還有在體制內的一些人，他們在期待著新的一輪腐敗改革，以步他們的后塵。我看有些企業領導人中，這種人是有的，而且為數不少。所以這些話反過來講，歸根溯源，我國在改革開放前，整個社會，我們的黨，全社會、企業，基本的理念，大家是上下一心的，從管理上講，是發揚群眾路線的，講群眾路線，一心為公。但從市場化改革以來，應該說，我們在三十年來，在意識形態領域，逐漸走向守勢，而且步步退讓，最后就是私字當頭，甚至有段時間，到了突破道德底線，成了腐敗有理，不腐敗不能改革。大家查查十年前、十五年前，今天這些大腕的經濟學家們在說什么。一查，白紙黑字：腐敗是好事。他們那時大力鼓吹腐敗，說不腐敗不能改革，腐敗才能私有化。到后來，忽然間，矛頭一轉，反咬一口，說你共產黨沒救了，你腐敗!誰叫這樣做的?所以，要把話語權拿過來，就要翻老賬。

　　張勤德：

　　為什么當前圍繞著這場“混改”的斗爭，我們雙方都看著是一場“生死決戰”?

　　我們的對手也是看作一場決戰的，因為他們提出了“背水一戰”，就是不留后路。這一戰是關系生死存亡的。包括昆侖巖將軍也是看著最后的斗爭的。這也是生死決戰。為什么會這樣?這個問題我覺得值得我們深思。

　　● 用什么樣的斗爭形式最有效地進行反擊，防止私有化?

　　張勤德：

　　最有效的辦法是什么?我覺得，我們要發動群眾。要保衛國企，最大的依靠力量是國企本身的工人階級，也包括下崗工人。

　　郭松民：

　　三是我們要爭奪關于國企的話語權?，F在在新自由主義的蠱惑下，國企被置于道德洼地，私企反而站在道德高地，這是不正常的。我們必須明白，即便是在新自由主義的話語框架內，私企也存在嚴重的腐敗問題。現在只談國企腐敗，不談私企腐敗，是非常片面的。

　　四是保衛國有企業，最主要的是要找到保衛國有企業的物質力量，這就是國有企業的員工。平時光靠我們在網絡上呼吁，這個力量是有限的。從世界各國的經驗，包括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看，推行私有化的最大阻力，就是國有企業的員工。國企工人通過各種各樣的抗議行動，來向主張私有化的政府施加壓力。網絡的聲音，左翼知識界的聲音只有和國企工人保衛國有企業的行動結合起來，才是真正有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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