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幾次的全國反恐暴會議上，中央領導同志都提到要建立反恐暴的“銅墻鐵壁”。北京市已經進入社會面等級反恐，每天將有85萬名志愿者走上街頭參加治安防控;還有深入到社區樓棟的十萬名安全穩定信息員隊伍，收集涉恐涉暴情報。

　　新疆的形勢更嚴峻，有位公安局長在網絡上發文說，警察已經進駐到村，幫助恢復幾近癱瘓了的村級組織。

　　發生在昆明火車站的暴恐事件，說明新疆的恐暴活動，開始向全國漫延，已經威脅到整個國家的安全。迫使首都北京，處于高度戒備狀態。

　　形勢怎么發展到這樣嚴重的地步?

　　新中國剛一建立，全國人民歡呼，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一盤散沙的中華民族，實現了各族人民的大團結。

　　1950年，新中國的第一個國慶節，在懷仁堂舉行了歌舞晚會，是由各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工團聯合演出，尤以新疆文工團的表演出色。觀看晚會的國民黨元老柳亞子先生，即興賦了一首《浣溪沙》：

　　火樹銀花不夜天，

　　弟兄姐妹舞翩躚，

　　歌聲唱徹月兒圓。

　　不是一人能領導，

　　那容百族共駢闐?

　　良宵盛會喜空前!

　　毛主席讀后，立即和了一首：

　　長夜難明赤縣天，

　　百年魔怪舞翩躚，

　　人民五億不團圓。

　　一唱雄雞天下白，

　　萬方樂奏有于闐，

　　詩人興會更無前。

　　兩首詩都點到了新疆歌舞——“月兒圓”(《圓月》)，“有于闐”(《于闐樂舞》)，贊頌了民族大團結。

　　從此，《咱們新疆好地方》這首歌，唱遍了中國;

　　年輕人最愛跳的舞是維吾爾族的《溫柔美麗的姑娘》;

　　《天山上的雪蓮花》更是家喻戶曉;

　　關牧村的一曲《吐魯番的葡萄熟了》真叫人“心醉”。

　　更有那令人難忘的故事，維吾爾族老漢庫爾班·吐魯木騎著毛驢到北京，見到了各族人民的領袖毛澤東。那一張經典照片，將永載史冊。

　　毛主席和庫爾班親切握手

　　然而，在2012年，由一個維吾爾女人熱比婭組織的一場暴亂，把這一切全部顛覆了。

　　狼狽為奸

　　熱比婭應該是改革開放時代，市場經濟發展的寵兒，她從一個擺地攤的小販起家，發展成新疆首富，還當上了政協委員，她應該感謝政府、感恩改革開放的政策才是，為何要走上分裂祖國的道路，而又有不少維吾爾人跟著她走呢?

　　新疆出事之后，我翻閱了國內外一些研究新疆問題的資料，大多數人的見解是：在改革開放的市場經濟競爭浪潮中，維吾爾人被游離于經濟社會之外，他們的失業率，有時高達70%，而移居漢人的失業率，僅1%，移居漢人的收入，普遍比當地維族人高二、三倍。比如，烏市最有名的二道橋，原是維吾爾人聚焦經營當地土特產和紀念品的市場，改革開放后，漢族商人擁有資金、技術、文化、經營以及政治背景的優勢，維族商販，幾乎全被淘汰出局。新疆豐富的礦產、能源也基本上由漢人的公司開發經營。由于文化上的差異，雇員也以內地人為主。我是對奇石和寶玉石有收藏的愛好，著名的“和田玉”，幾乎全為漢族商人開采、經營。加上基層政權的腐敗，當地人的日子過得十分艱難。新疆人在內地人眼中，他們只是賣切糕的、烤羊肉串的，連新疆有名的“大棗”“葡萄干”和“哈密瓜”等也很少由他們來經營。

　　在市場競爭中，維吾爾人肯定處于劣勢。可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應該搞資本的侵略和奴役，我國是各民族團結的大家庭，維吾爾族人我們的兄弟。

　　民族問題，說到底是一個階級問題。新疆的問題，也應該用階級觀點來分析：

　　在市場競爭條件下，維吾爾族大部基層群眾，淪為弱勢群體，他們被拋到社會經濟層面之外。階級矛盾為民族矛盾營造良好“溫床”;宗教極端勢力也有了肥土沃壤。新疆清真寺的大發展，與維族基層群眾的貧困化相伴而行。改革開放前，清真寺不到一千座，改革開放后，迅速發展到二萬四千多座。人們對社會的希望破裂，清真寺是他們寄以希望的平臺。清真寺關懷他們的苦難，發動穆斯林相互救助;年輕人娶不起女人，阿訇們幫他們在教友中物色;他們要外出打工，阿訇為他們寫介紹信，請所在地的清真寺照料。

　　當我們黨在進行群眾路線的教育時，伊斯蘭也搞群眾路線。有一位研究新疆問題的學者，竟發出這樣的慨嘆：“我把黨來比母親”的神壇上早已看不到黨的倩影，被市場經濟邊緣化的維族群眾，除了緊靠著伊斯蘭之外，還有另外的出路嗎?

　　極端宗教勢力、原教旨主義者，就有了“群眾路線”的基礎，帝國主義者就利用、扶持“東突”這樣的反動組織來分裂中國。

　　對維吾爾人在社會經濟層面的邊緣化，必然導致政治層面的邊緣化。如果不改變這種現況，你要維族同胞樹立起對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認同感，何其難也!在市場經濟運行的條件下，“看不見的手”(資本的運行)統帥著整個社會，對少數民族的各種優惠、扶持改策的推行，何其難也!讓改革開放的成果，釋放的紅利、惠及到少數民族的大多基層群眾，何其難也!熱比婭大嬸驅趕了庫爾班大叔。

　　這種社會矛盾的演變，不僅在新疆，在整個中國都在進行著。只是在新疆，因為有了民族、宗教的內在因素，就以民族矛盾和宗教沖突的形式展現。在內地，這種矛盾和沖突，在一些地區，有時比新疆更激烈，每年發生的千人以上的群體性事件，好幾百起。像“烏坎”、“通鋼”、“孟連”、“石首”、“襄軸”……這樣的事件，有幾萬人卷入。只是他們沒有民族、宗教的色彩，沒有像烏魯木齊和昆明事件那樣，威脅到整個社會的安全。但就其規模和生命財產的損失卻大得多。

　　就拿“城市強拆”來說，哪一個城市，甚至哪一個地區，不發生流血沖突，死了多少人，數以萬計吧;剛開始推行的“城鎮化”，有多少沖突，可說是無處不在吧;在首都北京，來自各地的上訪大軍，幾十萬吧，他們自稱是中華民族的“第五十七族”，成為國家“維穩”的心腹之患;在全國各地，對上訪者的監控已經成為安保工作的重點，“格式化”管理，落實到每一個人，在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里，這意味著什么?

　　我曾遇見過一位蹲過“黑監獄”的中年婦女，叫她桂娥吧，她的故事，簡直是對我們時代的莫大諷刺：

　　她是在自己的家園被強拆之后，在市政府門前舉著一條彩繪橫幅喊冤而被刑拘的。罪名是“尋釁滋事，擾亂機關秩序”。她的橫幅上寫的字很特別：“我們創建了武漢幸福家園，我的家園卻遭到強拆!”

　　她的這種對比有根據嗎?根據十足。她和丈夫倆合開一輛出租車，誠誠懇懇地為乘客服務，特別是外地來的乘客，人生地不熟，他們總是能為乘客找到目的地，詳細地為乘客介紹武漢的風土人情，贏得不少乘客的表彰。公司每年表彰開會，他們都會得到獎狀，戴上紅花。市長聽說了，親自來公司為他倆頒獎，她家還有一張放大的照片，是市長和她丈夫親切握手時記者拍的，市長親手給他們頒的獎狀上就寫著“創建武漢幸福家園”幾個大字。

　　她也給我看了她家被強拆的照片，她為此上訪被刑拘，被毆打，她給我看了從頭到腳累累傷痕的照片，前些時，她在北京上訪被押回武漢，在派出所，要她坐“老虎凳”，并把她打倒在地，拳打腳踢。她的丈夫去看她，不讓見。他只好給政法委書記發了一個“短訊：”你們也是有家有室的人，如果你們碰到我們這種情況，怎么辦?你們的年紀也不算小了，能爬到今天這個位置也不容易。你們逼得老百姓活不下去，逼急了，我們也是不好惹的……。

　　這個短訊，他也發到了妻子的手機上，要妻子更堅強些。她的丈夫，一生老實本份，總是為別人著想，這條短訊，恐怕是他這一輩子，第一次放出這樣的狠話。

　　北京85萬志愿者上街巡邏消息登出的當天，武漢第一駕反恐直升機臨空巡邏。這能是銅墻鐵壁么?

　　八十年前，在井岡山那樣險惡的環境里，毛主席向紅色革命根據地的干部，講了如何建立銅墻鐵壁的一段話，現在很有用：

　　同志們，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這多年來，我們冷落了庫爾班大叔，我們培育了熱比婭大嬸。革命已經遠去，還存下多少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

　　我們能建立起真正的銅墻鐵壁嗎?

　　老兵丑牛

　　2014年6月8日

　　武漢·東湖澤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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