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總裁

　　閱讀參考：譚偉東：中國大戰略（一）

　　在本文上一部分，著重在財富國際占位的三鏈合一，可操作的包含社會福利特別是人民主權價值的有機發展，中國式的超級-中級與地方特色的城市化問題。第二部分則是集中在下述三大問題上。

　　四、拋棄市場神話 加強戰略規劃性的頂層設計，大規模推進理性化的群眾路線

　　群眾路線，當然是人民主權下的路線，人民選擇，但卻絕不是基于人性自私，人權化資產階級法權、私有產權與市場化資本拜物教下的經濟民粹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

　　市場原教旨主義、休克主義、新保守主義等等，是在極權主義、新自由主義、福利主義基礎之上的現代極端腐朽、反動、沒落的意識形態。

　　中國與東方是人類文明史和世界史上的市場經濟與秩序經濟起源、發展大師。自由主義的市場集貿式放任主義，中國是其和整個世界這方面的源頭。西方文明是從東方與中國引進的市場經濟治理而非相反。從集市貿易到現代西方市場網絡，特別是當代西方市場經濟，社會統治與治理方式，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當代世界市場結構是以跨國公司的經濟帝國、資本財團、機構投資、金融公司、大銀行和主權基金操控、交叉持股的金字塔式的價值鏈分隔化的產業集群、價格鏈、金字塔下的創意、物流、結構性批發與零售，特許權與連鎖分營渠道下，形成復雜的市場結構和隱型的國際分工體系等等經濟結構支持，為其根本機制和運營前提的。

　　市場結構、產品結構、產業結構、分工結構、工業組織結構、公司產權結構的全景式金字塔型的存在方式，決定了價值鏈、價格鏈、產業鏈，從而進一步決定了經濟租，普通競爭還是壟斷、寡頭利潤，大眾化價格分利還是霸權、霸盤商業的超額、巨額利潤，就是由此市場結構和全部上述經濟結構決定的。

　　市場資源表面上無形之手的價格配置背后，是上述的這些復雜的包括巨額沉積資本投資、通道渠道在內的資本和產權有形大腦和社會組織經濟系統的規劃、戰略和指揮策動的經濟博弈和結構性慣性運營結果。

　　商品、資源、資本、資產以至于全部財富，已經以產權組織和資本結構為核心，構成整體化的資產組合與資源匹配。完全不是以浩如煙海的各不相干的一般散沙似的經濟要素，而獨立存在的。其中，國際資本，國家主權基金同跨國公司公司，公共投資機構，大財閥與財團，交叉持股產權網絡，共同基金(養老、保險、醫療、房地產經營等等)，都是一體性的。

　　表面上的貨幣面前人人平等，勞動力就業，投資創辦企業，房地產與財富的自由出售與交易，甚至移民、跨國投資、金融資產調配的自由選擇，完全都受制于財力、人際資本、已有商業存在、國際財團的現實制約。

　　市場所能和形式化的資源配置，僅僅是最低的經濟學的資源配置。在其之上是能人與有效力的，即帶有社會與人脈資源的能人圍繞的配置資源。在其之上是制度性與正式的權力結構指揮的指揮鏈操縱的資源配置，在其之上是大國興衰造成的國際格局與生存空間博弈，和實際國家安全與世界經濟依附性規定下的資源配置。而最高層級的則是由文化興衰起伏造成的世界與人類文化、文明基礎設施和其他的周期性長波所導致的文明力量對比與校長的文明漲落所帶來的資源配置的徹底調整和巨大轉化。

　　在近五百年，西方崛起，尤其是近二百年，由于世界史學、哲學與文化話語權操縱所造成的西化式現代化的東方衰敗與西方崛起與勝出的當代神話塑造，造成了世界財富的巨大地顛覆性的重新配置。

　　在這樣的文化、經濟、政治的三重西方霸權之下，盲目地在文化領導權失控下的進入市場原教旨主義，無疑于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自殺和自投羅網。

　　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弱點和弊端，絕非是經濟效率問題。經濟學東方戰線被突破，始于下述的東方經濟學的自毀。這就是科爾奈獨創的經濟學的所謂短缺經濟，隱性排隊實業與通脹。經濟學軟預算的浪費、無節制地工程與地方經濟中的所謂釣魚經濟。后來的所謂追求產值而非滿足人們花色品種、多樣性需求的生產目的，拍腦袋的長官意志，算政治帳而不算經濟帳，國際社會主義援助而非國際貿易，特別是所謂國民經濟處于崩潰邊緣，閉關鎖國，尤其增長效率與社會福利的一系列的謊言之下，政治經濟學，被當作單純的政治教條、教綱，即其中不包括實物與現實經濟規模、法則和運作的教條，被徹底導向了西方經濟學學理、方法、模型、政策甚至統計體系、數據指標和經驗法則。

　　在革命與戰爭時代，當國人在舊國家與舊時代的殘酷的民族、國家、家庭、社會與個人乃至人種嚴重危機之下，人們被西方資本主義和舊時代的低效、混亂、殘酷、非道德，非理性，看得是一清二楚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優越性和經濟社會的凱歌高奏更是不證自明的。

　　然而，社會主義體制的弱點，實踐過程中的失誤，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大預演，被復雜的社會情緒和政治邏輯所無端地加以放大，乃至形成妖魔化的判定。匈牙利的布拉格之春，波蘭的波茲南事件，南斯拉夫鐵托模式和道路的出現，特別是中國一九七六年毛-周-朱三巨頭同一年的謝世，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政治代際和文化傳承的最大的國際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權力和文化真空。同這個社會主義陣營整個解體相關的其他的代際政治更替的人物歷史變遷是，1980年鐵托逝世，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直到切爾年科和安德羅波夫的短暫執政。勃時代的蘇聯當然已經步入社會帝國主義，但尚未成為直接改旗易幟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外圍，特別是從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尤其是勞動大眾看，還具有典型的社會主義特征。即令今天，從教育，尤其是社會醫療保險，看俄羅斯和世界各國比中國號稱社會主義做的好的，在整個世界，不下數十個國家(中國毛澤東時代醫療衛生和社會福利的偉業是舉世矚目和普遍承認的。鄧氏后的類似國民經濟崩潰的邊緣，基本上同餓死三千萬的謊言，屬于同一范疇)。

　　這里的關節點有三：第一是蘇聯在東歐的反復躁動之下的盲目的對其加以鎮壓(直接政治乃至軍事干預甚至武裝入侵和后來的出兵阿富汗，加上赫魯曉夫內政外交的困境、出路和國際外交場合的蹩腳與粗魯表現，在其關于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的被西方利用后，造成東歐知識分子階層的所謂“純真”馬列主義、社會主義信念的根本性的動搖，這是一切變數的根本性突破口;第二包括中國、蘇聯在內的面對內政運動的直接的武裝鎮壓，在東歐，不但形成了社會主義政權的倒骨牌式的連鎖大解體，而且給西方的冷戰策動，劃上了圓滿的句號。從此北約暢行無阻，華約成為歷史遺跡。社會主義陣營的全線崩潰，成為當代最大的地緣政治事件，也可能是人類歷史上，遠超過羅馬帝國，波斯帝國，希臘亞歷山大帝國等等解體的世界影響的最大的地緣事件;第三中國從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急于幾乎無條件地同美建交，匆忙加WTO，從經濟的國際防衛到經濟學、文化學、法學、社會管理的事實上的全面的根本的西化和古代自私精英化運動的大回潮，造成了全世界的前所未有的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災難性的影響和難以估量的后續結果。

　　這種世界影響表現在：

　　第一西方在徹底解除冷戰-后冷戰戰略威脅之后，在沒有社會主義陣營的國際巨大的政治經濟、文化優越與優勢壓力之下，徹底反轉，走向腐朽、寄生、反動的超級債務資本主義和泡沫經濟與虛擬財富游戲。這使得中產階級經過幾十年之后，漸漸走向破產邊緣。國家財政、金融與國民財富，從總量與結構上，步入全面的龐奇游戲經濟怪圈，暴富與事實上的破產與半破產邊緣長期并存。而大富商和經濟帝國的超級富豪，卻富可敵國，綁架國家，操縱世界與人類，形成影子銀行、影子政府甚至影子世界政府，成為國中之國，府中之府，世界與人類的無形而真正的帝國與經濟超級王權。羅斯福當年警告的美國陷入寡頭經濟統治的局面，在美歐和整個世界，在今天與他當時相比要嚴重千百萬倍。政治家與總統，首相、主席、總理、女皇等等，僅僅是真正超級權貴們，用來和可以愚弄百姓和外部世界的權力屏障，傀儡和兒皇帝而已。政治家在這個社會政治經濟游戲中僅僅成為職業皇帝和巨額資本財團和利益團伙的打工皇帝而已。

　　第二如果說在資本原始積累和工業革命的前后兩階段的西方工業革命的擴張期，西方對中國、印度、美洲、非洲，進行了血腥的征服、占有和搶劫，使得“資本一來到世上，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站滿了血”的話，那么冷戰后的這次西方勝出，則是在全世界非但沒有任何抵抗，簡直就是投懷送抱，敲鑼打鼓，興高采烈地自動送上門去，而完成世界財富大轉移的。這次的西方經濟與財富的大洗劫，是在文化與政治上的幾乎沒有任何軍事參于下的，甚至確實的不戰而勝的世界征服與掠奪。中國、日本、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國際主權基金債權人和私有債權人，在美國擁有的非但不是債權人的應有地位，簡直像個國際乞丐似的比大債務人的級別還要低下。美國的這種莫名其妙的傲慢，恰恰是當今世界其他國家自己造成的。西方所獲得的財富收益，遠遠超出其歷史上的全部掠奪之總和。

　　第三人類文明在經歷過的東方的秦皇漢武后，兩千余年的平穩、“理性”、平和的發展和西方黑暗的中世紀和復興啟蒙的近代革命性的變革后，再次步入了既沒有神圣，又沒有理性的小市民的市儈主義和近乎絕對的虛無空虛無聊無助的虛無主義泥潭。最高價值不是被貶出，而是價值本位與根基，價值體系的連根拔除和徹底性的逆向反轉。

　　歷史被虛無，精神被虛無，宗教與藝術，統統被虛無。科學看似成為新的上帝，實則卻墮入工具理性的奴婢地位。功利主義在極端個人主義和自流放任主義基礎上，變成發泄獸欲性的裸求與狂奔。色即空，空即色，走向利即空，空即利。

　　在歐洲虛無主義盛行時，西方人尚還有尼采的錘子哲學，海德格爾的《形而上學導論》，雅斯貝爾斯的《世界哲學》等鴻篇巨制(留下兩萬多頁稿紙，其中一部分地已經以《大哲學家》出版)，還有一大批的當代的包括法蘭克福學派在內的現代西方批評家。更不要說從狄更斯、歌德、席勒、拜倫、海涅、巴爾扎克、雨果、福樓拜、普希金、果戈理、托爾斯泰、大仲馬、小仲馬，更有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這些人類精神導師和文化思想巨匠。

　　而在當下中國的主流精英們，搞得是些什么呢?是張藝謀的視覺盛宴，是后李澤厚的又遠低于李澤厚的《批判哲學的批判》的《中國玄機》，李慎之的《風雨倉皇五十年》，既沒有《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又沒有經濟學學理，經濟學邏輯的所謂《市場經濟邏輯》。

　　美國快餐文化，變成了當下中國的快餐學術。歷史上中國的八股文、經典應試的科舉制，變成了當下中國的精英人上人的自私娛樂的春秋大夢。

　　除了功名，除了暴富，除了成功，除了奢華，除了露臉，就是不惜一切，就是下作與無恥無別。

　　人們在魏晉南北朝，在中唐后，在南宋和五代十國的小朝廷，在北洋與民國時，所見到的社會無恥與世風不古，在當下統統回歸，但差別在于，歷史上的都是在相對狹小的上流、準上流社會中擴散，臭唐爛漢多半僅僅是在亂性色欲方面，但現如今卻非僅在上流，而是在整個社會，成為所謂時尚化的主體和權錢色全方位的迷失與腐爛墮落。

　　鄧小平時期就明確說，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已經沿襲多年并向深度和廣度發展，而非好轉了三十余年。腐敗的社會基礎是全社會的精神迷失和私有化市場經濟規則的拜物教徹底異化。精神缺鈣僅僅是思想迷落的表現癥狀之一。從娃娃抓起，從青年抓起，從高校抓起，從精英開刀抓起。再則，一切都可能來不及，一切都會成為泡影。

　　五、急攻短板，穩定總量，逆轉價位，升級結構

　　中國過去幾十年，基本上是靠投資驅動和外向經濟而保住充分就業的經濟增長模式。其甚至不同于日本為首的東亞雁陣模式。盡管都屬于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但由于匯率、關稅、產業政策設計與水平、國際價值鏈分配與分級等等原因，中國獲得的是一種最廉價的外圍、補充世界經濟體系的全球雇用經濟利得。

　　在這個經濟進程中，中國損失了：

　　第一不但失去了引進核心技術、產業和國際經貿扭轉性網絡通道的經濟戰略機遇，反倒更加形成了高科技和戰略國際經濟的加大依附性的核心技術與產、行業短板，在價值鏈和戰略經濟對峙中，也就處于更加不利的被動與下風。除非以中國航天、高鐵、裝備、電子機械、巨型工程中的中國制造和高精工業產業化能力，加上中國獨占性的世界資源和金融制導權，徹底逆轉世界經貿、國際分工、全球價格鏈、國際競爭軸，否則，中國與世界財富與經濟結構的鴻溝，只會加大，而不會縮小。

　　第二國家生態、環境、資源的良序，可持續性保存，甚至中短期的戰略安全制約。中國的資源與生態透支，已經臨近危機與崩潰邊緣。這不但表現在從基礎到有色金屬廉價出賣資源，事實上還包括三大財富核心資源：(1)土地與房地產;(2)權益資本及公司資本產權;(3)國民世界一流的勞動資源。

　　依賴留學園區與民營民間資本，而試圖實現核心技術創新突破和產業升級，無異于唐生西天取經。除了文學性后，充其量只有孫悟空的道德形象感染力。

　　中國總量科技開發投入，環保投入和教育投入，近年來，都已經躋身于世界前列。所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也接近發達國家的，無論是引進支出、科技研發支出，都已經達到幾乎不可思議的高水平。但其中的軟預算約束、黑洞與黑暗作業，項目與課題大量的成果交叉、替代重復(而且是低水平的重復和毫無科學和技術含量的專門制造垃圾文獻和境外檢索文章的所謂研究成果和課題報告)，科技與教育界的完全市場化和非市場行為的帶有詐騙性的行徑，導致遠遠超出科學失范、教育失范。產學研、官學商的奇異惡劣組合，成為權錢色，文(憑)知色資源的黑市黑道，構成了特色社會和特別是語境下的世界獨有和中華特色的所謂高級妓女市場的特色紅燈區。這是那個皇埔平反復不斷兜售其性產業化的根本利由這一。

　　中國一般化的工業、產業、產能的威力是驚人與巨大的。制造業規模、能力更是無敵的。無論是從主權基金、綜合國力、產業能力、技術儲備、科技人力看，攻克核心技術短板，在兩個五年計劃時段內，是完全可能實現的。

　　這要求在中央國家安全小組和改革深化小組統領下，盡快形成戰略規劃和戰略操作，并在制度和文化上形成可操作性的日常運作。

　　突破短板，主要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裝備與機電高級精工業和產業化，特別是國際市場的占領。中國目前的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外圍突破戰略有成效，但對發達國家市場，卻依然處于全然不對稱，甚至無奈的狀態之中。

　　(2)以芯片或計算機CPU等為代表的核心信息技術產業與產品與產業，這方面中國年平均進口支出已經遠遠超出石油進口，形成每年一千六百億到兩千億美元的巨額支出。相應地在信息網絡基礎系統方面，同樣處于市場化的低級、無助與亂序狀態。這是當前中國電子媒體失控的根本技術原因和經濟原因之一。這方面不解決，將來的網絡、信息、技術、管理、金融、軍事、國防的威脅和損失會更加驚人。

　　(3)基本口糧和三大主糧及其其他主要由要油料等產業。百分之十以上的主糧進口依賴，特別是種子糧和所有種子的對外依存過高等于自殺和戰略失控。轉基因背后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博弈是帶有顛覆性質的。農研、生物研究、金融與經濟研究，從來都是倫理、安全和政治高度敏感性的。

　　國務院與國家政府機構的長期不作為，甚至負向作為，導致這些領域以偽專家與偽國際科學和國際化，加上以科研自由為幌子，造成中國安全的直接威脅和國民、國家利益的災難性損失。

　　(4)文教、科研，主要是高等院校，已成重災區。教育經費國民生產總值占比，已經高達發達國家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的高比例。然而高等院校的普遍預算內外占比缺口，卻在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之間。形成教育產業化驅動和騎虎難下的教育、科研全商業化的惡性私欲驅動。中國技術引進、科教科技投入，總量早已遠遠超過日本，但制造出來的卻是大量的文獻垃圾、非原創性的甚至無足輕重的重復和低價價值的有限的冷僻、偏角東西。科技腐敗、教育腐敗成為科技不公，教育不公的基本根源。教育經費、科技投入比重如此之高，但整體性的經費不足與投入不夠卻依然如舊。這種荒唐同中國的工資、福利、財富轉型完全一致。胃口越來越大與腐敗重生相伴，濫竽充數和敗德管理同在。教育、科研成為市場與腐敗魔力的重災區。而與此同時，科技界、教育界和廣義學術界、咨詢業界里的真正大批優秀的中青年知識群體和研發生力軍，卻在學霸、大腕、精英、名流、權貴們的把持下、審批下、項目和團隊下，過著學術流浪兒和科研無家可歸者的科技研發乞丐生活。

　　(5)銀行、影子銀行、基金與金融脫媒，全部金融產業集群。西方金融創新是西方大戰略一部分，跟著西方思路，只能步入其陷阱。

　　問題集中在：(a)泡沫與虛擬金融;(b)金融黑洞吞噬;(C)金融國際博弈。

　　核心有四：(a)人民幣投放及其人民幣資產國際博弈，(b)銀行業、影子銀行價值鏈定位，(C)財富與金融資產的國際價值尺度爭奪戰，(d)國際金融人才與高手的延聘、延攬，特別是本土化和自我培養。

　　(6)市場結構與分配體系。當下中國最大的問題，集中體現在市場結構與分配體系上。這是引起社會憤怒，造成不滿，導致腐敗的根本所在。小政府大社會等等，都是用來忽悠的偽經。

　　右派們攻擊市場結構，集中在國有企業的壟斷，而不是一般性的市場準入，但任何一個真正一流的經濟學家都知道，他們的所謂非壟斷，都是偽命題。實則是要變國有、公有的經濟命脈掌控，為他們屬意的利益集團相隨的私有超級經濟帝國所壟斷。

　　過去十年，稅收是超高速增長。一般工資呈爆炸性增長。似乎在一定意義上，緩解了前期積累的矛盾，成為新中國財富運動的重大轉型，但整個的宏觀、中觀、微觀分配體系和市場結構，從而價值鏈端位與價值鏈位，都卻事實上形成了盲目爆炸性增長，轉型后的更大的扭曲和脫鉤。

　　過去二十余年，財富結構和社會身份結構，發生了驚天的逆轉。從價值取向到社會現實，出現了根本性的逆向革命和剝奪剝奪者后的再剝奪。從改制與出售幾十萬中小企業，形成資本原始積累后的大公司資本市場股權分配到一版、二版、三版的資本市場，加上國際、國內資本市場互動，以數百億、數十億、數億計級別的世界級的大資本所有者階級初步形成。家族財團、俱樂部經濟同社會身份與階層同化，如燎原烈火。共產黨、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政府、社會組織，從勞動到職業的全面退出，從產品到資源市場的全面退出，從公共投資主體和公有部門以及社會領域，特別是文化領域、教育領域的全面、部分，分步分階段退出，不但造成巨大的權力真空、秩序真空、資源與能力真空，而且造成事實上的讓出江山，任由資本強盜與黑社會橫行獨霸，甚至借引進國際戰略伙伴，造成引狼入室的局面。這個殘酷無情的資本原始與資本后期積累的混合怪胎，竟然被中國清一色的主流媒體與決策主控部門，美化成四位一體的市場化、自由化、金融化、全球化，甚至連現代化都被都被拋到一邊。

　　這是人類史上令人發直的三重剝削與壓迫：經濟、文化與思想的三大剝削的合圍。

　　利益集團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相應的也在政內和軍內。從而，新生資產階級，作為一個主體存在的社會階級利益集團，以產權、政權、治理權為紐帶，形成了黨內外、國內外的裙帶資本主義乃至封建主義的利益集團。

　　利益集團已經以資本為核心，成為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買辦代言與代言，成為一切腐朽、反動和黑暗的集中體現。

　　當代大地主，不再是田連阡陌的農業、牧業大地主了，而是富可敵國的大房地產商式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不再是一般性的工業、制造業式的產業資本家，而是網絡、金融、交叉持股的商伐大佬，財團大鱷。

　　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伙同漢奸賣國集團，已經成為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死敵。他們以極右翼加上能夠操縱和駕馭的主流分享貪腐利益集團，一次次地在綁架黨政軍，滲透到一切權力部門。正在謀劃最終給國家以最后一擊，完成法理上，即道統、政統、德統于一體的改旗易幟。

　　當代中國的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戰略家、大思想家，唯一的時代選擇，就是要么做末代“皇帝”，要么同上述最為腐朽反動的集團與勢力，作徹底的決裂，高揚起毛澤東的旗幟，用毛澤東主義的利劍，斬斷這一綁架巨繩，發動群眾，主動依靠人民，展開人民戰爭的立體化的經濟戰、文化戰、社會戰，陷國內外反動派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若此，可以預測新的持久戰和三大戰略階段：

　　余下大體上四個十年到2049年，百年新中國的基本路徑會是：

　　第一階段，在穩中求進的大框架下，全面清理，收拾山河，逐步奪回經濟領導權，文化領導權，社會領導權，并在克服上述短板上，展開局部攻勢，布局設點，打下良好基礎。

　　第二階段在大制金權，大海權，制信息權的戰略積累優勢之下，展開戰略軸顛覆性的國際化的中國攻勢，逐步逆轉一強多極的國際格局，建構亞-歐-非中國示權制導的中國與亞洲主導之大地緣核心世界格局。

　　第三階段在2030到2049年進入全球和國家內部的最后收官之作。完成超越盛唐大漢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國家主義的世界大同的偉大推進。

　　六、盡快形成國家總戰略與戰略意志的支撐體系聯動策略原則，逆勢-乘勢而上，完成戰略大反攻和最后階段的總攻

　　中國、世界都有困境與問題，但我們的戰略對手麻煩更大，困境與危機如影隨形。

　　國家破產、世界破產與體系崩潰，可能是最大的直接威脅。中國最高當局急需形成至少準備A、 B、 C三種應急預案。

　　資源、環境，特別是以類似于非碘、霧霾和上呼吸道與金融地震與海嘯等引起的急癥、頑疾和生態災難，隨時可能打斷中國進程，強制性地推進中國增長與經濟發展的模式與模式轉軌。中國的科學發展觀，從市場經濟思想體系的神話狀態下，幾乎成了公共財政治理大規模糟蹋錢來醫治污染，自發沖動和GDP崇拜經濟運行的更大規模惡化的惡性循環和惡意游戲。

　　市場經濟結構與運行規則，歷來是政府、國家、社會、民眾的社會成支付(稅收與價格的成本轉移)和資本企業集團的微觀、直接利潤成本獨立核算。無論是庇古式、科斯式，還是李嘉圖等式、薩繆爾森混合經濟，都不可能解決經濟真正的社會成本和生態資源的乃至文明的生態與公地悲劇。西方資本主義的生態與環境的優良，不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性作用的結果，而是全球的包括中國與所有發展中國家廉價供應，加上西方白人超低人口密度，占有廣闊國土空間的近代殖民主義的繼承結果。

　　在這樣的國際經濟政治格局之下，中國的理性戰略總策劃應當是：

　　第一中央和全國高級地方黨政軍數千乃至上萬名核心的決策集團成員，必須以張文木、李際均將軍的深度研究和發表的有關毛澤東戰略思維思想為根本指導和規劃基礎，徹底放棄任何幻想與僥幸，徹底放棄非熱戰即是戰略機遇期的自欺欺人，堅決和果斷地清除一切漢奸賣國賊和國際投降的叛徒集團及其任何的雜音，以馬列毛主義的地緣政治、生態文明、經濟戰略、社會發展、人類進步思想體系為指導，形成富有戰略目標、戰略意志、戰略投放、戰略打擊、戰略縱深中、戰略后備與預備、戰略策動和戰略呼應的全景式戰略規劃。

　　如果繼續那種無聊的小政府大社會，小時代大市場，小微企業大資本財團的忽悠，大型國企改制，虛擬肥大的經濟，財富輸送的增長，則無異于最后的自殺。

　　市場在過去、現在和將來，從來，永遠都不可能成為決定性的資源配置機制。資本主義強國的崛起，西方勝出，沒有這樣的先例。社會主義和一切前社會主義的國家也從來沒有過。

　　社會經濟同文化、政治、軍事，從來都是一盤棋的整體結構化發展。市場調節，政府干預，產權財富運生，道德文化理財運轉，公法私法相形，禮道人倫相生，經濟與社會，就是地地道道的猶如人生與有機物一樣，一刻也離不開陰陽五行的相生相克。

　　拋棄小政府大社會思路。原發與后發優勢說法都是偽造的英國經濟史、美國經濟史、世界經濟通史。

　　西方主流經濟學，政治學的自由主義的自由貿易、重塑政府、新自由主義，是西方資本主義在全世界已經勝出后的新經濟學神話。當然，針對其福利社會與國家，針對英國病、西方滯脹并存通癥，特別是其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在效率與公正的雙重顯著優勢下的相形見絀，西方從羅斯福新政以降的偉大社會與凱恩斯主義的相對“左”，走向供給經濟學，里根-撒切爾主義，直至大小布什的圣戰論的極右，是其自身財政危機和效率社會福利病的經濟選擇。

　　西方這一套學理、把戲和作為，同東方經濟無關，更同社會主義經濟的優勢與主張無涉。

　　第二383等類似的所有西方背景和資本精英集團綁架式的道路，都是反面教員的好事，都應當作為敵戒以引起最高級萬人決策集團的高度重視和清醒。

　　中國過去三十五年多的歷史進程，如果從負面與反面總結經驗教訓的話，就是上述的不斷演繹的敵對演化加資本經營反革命集團的不斷的偽造民意，綁架國家，駕馭政府，瓜分財富，掠奪整個社會。

　　這樣的模式有：(1)以皇鋪平的拉大旗作虎皮的把四合一的“死路一條”，篡改為以他們的意志和為規劃的“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的改革教主歷史神話;(2)吳敬璉、高尚全、茅于軾們的，同陳岱孫、高鴻業、吳易風、劉國光等等相較完全是半瓶子醋的，和純屬小兒克的三到四道販子的西方經濟學學理似的假經濟學的經濟學良心，真經濟學垃圾的禍國殃民版的改開搞;(3)張維迎、賀衛方等的虛幻學院派、學理派，真正“帶路黨”的經濟策動和政策政經煽動(如中共未登記屬于非法等等);(4)鄭必堅、吳建民類的前和當政的準核心決策參謀集團內的蓄意誤導，假傳圣旨;(5)胡績偉、李銳、楊繼繩、章立凡等唯恐天下不亂，以香港和境外策反的，出口轉內銷，以《炎黃春秋》為反黨、亂軍、滅國的臺面上的文字總指揮部和協同基地，實施橋頭堡似的全面顛覆和靈魂解體。當然，與此同時，中央黨校，《人民日報》社，央視和各大高校，在經濟、法律、歷史、哲學、文化、社會等等幾乎各個學科，西化派和假國學派，都幾乎占據學術統治地位。

　　中國的右派的確窮兇極惡，丑陋不堪，大多是投機主義和典型的風派。僅有極少數的若茅于軾類屬于始終如一的極右反共反社反毛份子。這個團伙，實質上是一個為數少得可憐的狹小團伙。其最高目的和政治訴求，在最深層的核心圈，是只能在西方西山會議派的范圍下才能暴露無遺，其在輿論導向、社會影響力和決策擴散力上，事實上和基本上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靠偽學術精英光環和真實政治意圖的隱秘化和政治訴求的表象經濟學術化，而造成和得手的。他們的面目與光環一旦敗露，則其綁架式效應，挾天子與假天子偽圣旨效應，就會由其誤國竊國的最終敗露，而被推向自掘墳墓，自取滅亡的逆向反作用軌道之上。他們背后，當然就是幾代下來的為數不多的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陰謀家和反革命兩面派的所謂大領導們及其官僚買辦超級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集團。

　　但最高決策集團(這個集團本身也當然存在新生資產階級分子和走資派代言人)，卻決不可以因此而掉以輕心。因為，極右翼集團盡管數量極小，但在過去不對稱、非均衡、不公正的政經生態下，沒有過多政治訴求的經濟利益集團，卻已經生長起來了，而且相當龐大。

　　一般性的行政與權力制度改革，有效果，但未必能成就逆轉之勢。

　　王立華大校有關毛澤東的三大法寶，具有極為重大的現實的政治意義。黨政軍高級集團，應當在群眾路線、批評和自我批評兩把火基礎上，形成高度共識，靠偉大的批評、人民民主、人民主權、革命意志的天然偉力，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愛國勢力，整合一切可能整合的資源，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在縮小打擊面，擴大聯合陣線，穩準狠地摧毀敵對勢力方面形成整體優勢和戰略統合。

　　第三外匯儲備、人民幣資產國際化國際經營，匯兌金融制度，同財政稅收、國債和資本市場，都是中國國家財富的根本性的大問題。它們同制造業、產能、核心技術、人力資源和人才等等是一樣的，甚至是更為前提和根本性的。

　　美國已經開始實施技術賴債，并通過輿論和國際學術化，逐步走向文化賴債、心理社會賴債，若最后發展到軍事和政治賴債，則美國就會假借名義和社會政治情緒，由債務國而轉化為以國際公平與正義的強盜加無賴似的戰爭轉嫁和強權毀約，以完成其國家破產和西方國際破產的經濟與金融規避。

　　中國高鐵、中國航空航天、中國航母，并更重要的強大的海上鋼鐵長城和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世界游弋的全球戰略縱深的東方示權與警權，而非西方霸權的陸-海-空-天超級強國大國策，才是立國之本和強國之體的全球化戰略境界。

　　把中國鋼鐵、煤炭、教育、制造業和無限龐大的產能集中整合到大海權-大海軍-大海陸的未來新鄭和下西洋(世界)的總戰略上，在反霸中制霸，在強力中反擊，直至摧毀強權，在政治解放、經濟與文化解放基礎上，根據國情、世情，逐步推進人類解放，完成馬克思、毛澤東的偉大遺愿，這是符合人類歷史進步的，也是同中華復興相合的真正的中國夢。

　　只要中國主流媒體始終在崇洋媚外的陰影下茍延，則三個自信就只能始終是一句空話。

　　只要明里暗里準許和操縱非毛化，則國必亂，一盤散沙必成現實。

　　只要特別是話語體系獨霸，整個社會的風向標就必然轉向，圍繞官本位和現實利益格局，而展開一系列新凡是，從而走向低水平的地地道道的封閉僵化和社會墮落。

　　財富、外匯、國際儲備資產、企業與商品經營，市場資源配置，資產組合等等，看似純經濟、金融的技術性處理，然而，一切都是以社會價值取向、時代精神與世界精神、民眾心理與風險結構、社會大眾與投資散戶心理承受力、經濟行為者的道德、文化追求為基礎和同其發生交互作用的。

　　經濟與文化，物質與精神，財富與心靈，從來就是互為“武器”(工具)，相互轉化，辯證契合與疊加交織在一起的。

　　第四行政改革，革官僚主義的命，這是文化大革命的未竟事業，更深層的是價值革命。已有的六十多年的一個甲子，剛好完成了黑格爾的正題和反題兩個階段。余下的三十年必須走其合題三段論中的最后一個階段。而行政改革則是根本突破口。改革和砸爛特權，必須拿出比當年砸三鐵的國家意志更強的強力，否則在革自己的命時，就畏首畏尾，無論如何是無法贏得數千萬的下崗工人之民心的。

　　同行政體制改革并行和應穩健展開的應當是高教體制和文化領域的徹底改革。無論是383方案，還是現行的文化市場化的改開，都只能把中國改革開放導向最后徹底崩潰災難。

　　中國高教、科研、文化的考核、晉升、評估和自我發展，已經幾乎成為中國的另一個死不了活不成的腐敗透頂，骯臟交易的資本產業與市場的大染缸。

　　錢學森由于年事已高，早已離開一線，他不大了解后來的高教評級、晉升、文獻、著作、課題項目、留學等等的黑幕。否則，錢式天問，就不會是關注領軍人物有無的問題了。

　　黨中央、國務院、教育部、科技部，應當在國家安全的戰略視野下，盡快形成文化與高教的戰略規劃。資本主導似的民營化、自由化，在現在的社會風氣和利益集團下，只能走向徹底的文化奴隸制和教育封建采邑莊園制。

　　科技與高校的黨的基層組織已經徹底的癱瘓。這是中國文化解體，精英肆虐，教育腐敗，文化墮落的核心組織原因之一。

　　抓教育、科研基層黨的建設，在高教高校與科研系統，展開以人民教師、社會主義腦力勞動精英的知識分子與普通教授為智力領域的群眾路線整治，才會真正迎來中國現代化的科教文衛的春天。

　　第五輿論失控、文化失守，中國不同于前蘇聯，但由于媒體記者黨，編輯幫、文痞文匪團伙，以快餐文化，浮淺的占卜式的未來學和忽悠哲學，在虛無主義和無賴無冕之王的嚇人背景之下，一步步鸚鵡學舌似的解構了一切。

　　這個媒體與宣傳口的劣幣驅逐良幣，鳩占雀巢的過程，幾乎同雙軌價格，市場預算外調節的迂回包圍一樣，整個地綁架了中國的經濟與文化。

　　大師安在?大家在哪里?深層的文化與民族污染在哪里?劉毅然的《毛澤東和他的長子》為什么只能自費、自籌資金，為什么只能在國家大劇院僅僅上演兩場?如此的文化精品，為什么不能成為大眾傳媒和全國劇院的國家文化戰略投入?

　　《戰友》如此高水準的絕世精品，為什么遲遲不能在央視和全國大規模放映?

　　外行永遠不能領導內行，以非世界與中國的文化與精神的大家來操弄文化教育，靠西化、洋化又事實上是食洋不化的小丑，來主宰文化教育，只能走向比虛無主義還可悲的虛假黑霸主義。

　　中國自盛唐以降，就已經顯露出真正的精神危機之源。這就是由圣學、子學開創的中華最偉大的道義天理與人文大倫的世間最完備與高藝的哲學倫理，走向了低級的感官享樂和物質主義的術士俗世文化。

　　宋明理學的哲學回光返照，僅僅是在亂世敗朝下的非大統的文化反抗，完全失去了時代哲學與精神的大本大源的正本規程。

　　毛澤東的出奇制勝，勝在幾乎所有方面：從軍事到政治，從經濟到文化。但毛澤東之魂靈的雄厚，參天大樹之根，在于其融會貫通的古今中外之哲學與倫理之大成。

　　拋棄工程師的小家碧玉式的思維，拋棄小康之家的急功近利的小財主思維，拋棄聲色犬馬，附庸風雅似的小資儒家偽國學思維，拋棄一元、單極的直通式的實證主義、可證偽主義等非本質論思維，回歸馬克思，回歸毛澤東，回歸三皇五帝，以大智慧回應大時代，埋葬小時代的吭吭嘰嘰，還內圣外王，天下政治的中華大道天理，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向著太陽，向著光明，走向中國與世界坦途，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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