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中央在城市化的道路選擇上，一直保持了較為清醒的頭腦，采取了較為穩定的政策，取得了比較好的實踐效果。不過，最近幾年，地方政府在如何城市化的道路選擇上，明顯表現出激進情緒，這種激進情緒如果不受到控制，可能給中國現代化帶來災難性的后果。筆者近年來一直反對目前學界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道路選擇上的激進情緒，而主張一種穩健的城市化道路。遺憾的是，筆者的聲音過于微弱，根本無力阻止地方政府的狂熱情緒，因此再撰此文重申自己的觀點。

　　一、地方政府的實踐

　　最近一個月，在城市化的激進實踐方面，筆者連續看到三個版本，一是眾所周知的重慶市高調出臺的農民轉戶進城政策，二是山東由諸城開始已在山東全省相當部分地區推開的撤村并居集中居住實踐，三是2010年7月筆者在河南K鎮調研發現的河南小城鎮建設案例。

　　1.重慶版本

　　2010年8月1日開始，重慶市實施《重慶市統籌城鄉戶籍制度改革農村居民轉戶實施辦法(試行)》，正式啟動重慶市農民轉戶進城的改革，根據規劃，重慶戶改分為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2010年至2011年，將有條件的農民工及新生代登記為城鎮居民，解決戶籍歷史遺留問題，新增城鎮居民338萬人;第二階段是2012年到2020年，通過系統的制度設計，建立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業、教育、衛生等保障機制，進一步放寬城鎮入戶條件，力爭每年轉移80萬—90萬人，新增城鎮居民700萬人，全市非農戶籍人口比重提升至60%。重慶市長黃奇帆說，“屆時，重慶主城區集聚城鎮居民為1000萬人，區縣城集聚城鎮居民600萬人，小城鎮集聚城鎮居民300萬人”。

　　黃奇帆曾對新的制度打過形象比喻：城鎮戶口捆綁了養老、醫療、教育、住房、就業“五件衣服”，農村戶口則捆綁了宅基地、林地、承包地“三件衣服”，因此，農民工進城落戶，關鍵是要解決他們的社保體系。

　　按經濟學家郎咸平的說法，重慶戶改可以稱為“重慶模式”，“重慶模式”包括三步曲：第一，未來3年建設4000萬平方米的公租房，可以解決100萬到200萬人的居住問題;第二，陸續引進300萬農民工進城并入戶，讓農民工放棄宅基地與耕農地，為公租房提供土地;第三，加強建設IT產業集群，從而解決農民工的工作問題。

　　黃奇帆曾說：“重慶今年的工業產值將過萬億，未來將以20%—30%的速度增長，到2020年，工業總產值將達到4萬億”。[1]

　　黃奇帆表示，在未來10年間，新增的3萬億工業產值可增加500萬工業就業人群，同時可再帶動500萬服務行業人員就業。[2]

　　據報道，“目前重慶可用建設用地僅9000多平方公里，基本已用完，今后幾年，隨著社會發展，需新增2000多平方公里土地。另一個現實卻是，重慶近年來增加了大量的城市常住人員，但很多人依然保持農民身份，造成耕地閑置、宅基地拋棄、大量土地資源被浪費”。

　　“對此，黃奇帆在一次會議上稱，1000萬農民進城落戶，三、五年后會逐漸退出250余萬畝宅基地。重慶為此將產生250余萬畝地票(用地指標)，大大緩解城市建設用地的緊張。黃奇帆透露，僅第一階段讓330多萬農民轉為市民，享受與市民同等同權，政府就需出資1000億元，但在重慶市政府看來，這是值得的。按照一畝地票15萬—20萬的價格將產生超過3000億的收益，這足夠支付給轉戶農民的退地補償，在一定程度抵償戶籍制度改革需政府投入的高額成本”。[3]

　　以上引述簡單地勾勒出重慶戶改的思路與方略，筆者總結如下：

　　1、農戶進城，同時退出宅基地。

　　2、政府將宅基地等農村建設用地置換成為城市建設用地指標。

　　3、重慶市政府用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做三件事，一是為農民造廉價公租房，二是用土地招商引資，三是用土地生財，為進城農民提供與市民同等的社會保障。

　　4、重慶市政府希望：因為可以大量招商引資并創造就業機會，一般進城農民工就可以輕松找到就業機會;因為為農民提供了與城市市民同等的社會保障，進城農民就可以在城市獲得體面生存下去的基本條件;因為建有大量廉價公租房，進城農民中情況最不好者可以住進公租房，而不致于無房可住，從而可以避免因大量農民進城導致貧民窟的形成，及因此可能造成的社會動蕩。

　　5、從而，在不長的時間內，重慶市可以成功地將千萬進城農民體面地城市化，從而使重慶的城市化率有極大提高，及創造中國城市化的奇跡。

　　從以上總結來看，重慶模式看起來是相當地簡單，就是希望通過讓農民拿土地換戶籍來創造城市化的奇跡。

　　如此簡單的辦法就可以創造奇跡，就讓人懷疑，因為這樣簡單不用付出代價甚至不擔任何風險就可以創造奇跡的事情，重慶可以做，其他地方當然也可以做。這中間顯然是有地方出了問題。

　　問題出在三個方面，第一，“土地換戶籍”后的土地仍然是農村土地，其中的農村建設用地可以通過復墾來獲取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國家土地政策規定，城市建設用地要“占補平衡”，“先補后占”，即地方政府必須先造出耕地，才能獲得城市建設用地權利。進城農民將宅基地退出來，地方政府主持復墾為耕地，就造出了可以用于城市建設用地權利的耕地來。

　　但是，這里有一個問題，就是國家規定“占補平衡”、“先補后占”，從而使地方政府可以獲得建設用地指標，只是其中一個前提性條件，也就是，并非農民退出的宅基地復墾為耕地，就可以自動產生城市建設用地指標，而是有一個更大的限制性條件，即地方政府城市建設用地指標是由國家每年定額分配的，每年國家下達的定額建設用地計劃，地方政府不能超標使用，即使復墾耕地超過計劃用地指標100倍也不行。

　　因此，重慶要將復墾為耕地的農民退出宅基地面積轉化為城市建設用地，就需要向國家要求增加建設用地指標，重慶可以要，全國各個地方政府都可以要，則全國控制城市建設用地指標的計劃就會落空。

　　重慶當然可以借其是城鄉統籌實驗區或直轄市的名義來要求增加建設用地指標，但這里，重慶市已經有了特殊，別的省市政府無法也不能享受的特殊。

　　正是因此，有人寫道：

　　重慶現在之所以發展迅速，很大程度上除了物流成本、發展成本低外，其實最大的優勢在于國家給足了很大的開發空間，僅僅兩江板塊就是1200平方公里，西部其他一些大城市一年的拓展指標大約在20km2，10年才能達到200km2，重慶直轄的時候城市建成區面積200km2，現在翻了一翻多，達到500km2的樣子，未來是1000km2，10年時間比其他西部地區的城市化的預期面積至少多幾百km2。[4]

　　但即使如此，300萬乃至1000萬農民進城所釋放出來的宅基地復墾面積，也不可能因中央給重慶的特殊政策而被重慶市全部用于建設用地，因為重慶農村人均宅基地面積不低于200m2，1000萬進城農民工的宅基地復墾面積超過300萬畝，即超過2000km2。

　　重慶費這么大的勁不過是為了獲得大致1000km2的用地指標(注意，不是實際用地，實際用地還要向農民征收)，那干脆國家給重慶特殊政策，允許重慶不用補充即可以占用1000km2的土地用于擴大城市建設，不就可以了嗎?1000km2相當于大約130萬畝，扣除其中荒地、林地和空閑地塊，僅僅相當于100萬畝耕地。中國有18億畝耕地，少100萬畝，而可以成就中國西部最大城市，作為國家西部大開發的特殊手筆，也不是不可以接受。

　　第二，問題也許就在這里，即國家即使允許重慶可以額外地使用100萬畝耕地作建設用地，重慶也未必就可以發展起來，因為城市建設用地的擴張是與城市發展內在要求相統一的，正是城市經濟發展才帶來對土地的要求，而不是反過來，有了土地就一定可以發展經濟。土地到處都有，但經濟并不是到處都發展了。日本國土面積狹小，新加坡就更小，經濟照樣發展，而一些土地面積巨大的國家如印度、拉美國家，經濟并未就以更快的速度發展起來。因此，真正構成重慶經濟發展瓶頸的，是招商引資，是資本進來投資。而一提到招商引資，這便是國人再熟悉不過的，全國每個地方都在亂彈且已經彈破琴弦的老調了。

　　重慶要招商引資，顯然不能只是重慶的決心大，也不是重慶地理位置好，就可以招來商引來資的。資本的天性是獲取剩余價值，沒有利潤，資本憑何會來?而決定資本利潤高低的一是勞動力成本，二是土地成本，三是地方稅費，合起來叫做投資環境。從土地成本上講，工業用地的成本是比較低的，一般每畝土地價格在20萬元左右，很多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而將土地價格零成本，以至有些企業僅為占地而佯作投資，比如著名品牌匯源果汁就在全國很多地方圈地。重慶以每畝10多萬元地票價來獲得用地指標，又要再征用規劃區內的農民土地，這樣積累下來，重慶市政府給到企業的用地，要么價格高昂，要么市政府貼錢。從勞動力成本來講，重慶指望通過招商引資來安排進城農民工，以使進城農民工可以獲得體面的生活，則這些企業必須支付進城農民更高的報酬，否則，進城農民在城市的生活就不可能體面，甚至生活不下去(原因見以下幾節的進一步討論)，以及要為這些進城農民支付更多的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金。因此，這些招商引資進來的企業要么不招聘進城農民而招聘外地農民工，要么就不得不承受過高的勞動力成本，從而無法在重慶堅持下去。當然，更可能是根本就不會來。從地方稅費來講，重慶市因為進城農民數量巨大，而不得不支付財政成本，重慶市的財政收入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全國絕大多數地方為了招商引資，都可能對企業減稅，重慶卻欲加稅，因為財政缺錢。

　　即無論從哪一個方面來講，重慶市的投資環境都不大可能很好，招商引資的決心很大，實效卻可能很小。

　　有人說，重慶市可以通過土地生財，但正如前述，更多的建設用地只有與更大的經濟發展相匹配，才可以創造出財富。當建設用地面積遠遠大于其經濟容量時，建設用地的價格就起不來，重慶市政府指望通過賣地來獲得無限的財政收入，當然是不可能的。

　　當然，有一種可能，就是因為重慶可以有特殊的使用更多建設用地的政策，不斷地增加土地供給，從而使得重慶市的房地產價格持續下降，并因此使重慶勞動力的成本下降，這樣來增加重慶市的招商引資吸引力。但即使如此，重慶也敵不過農民可以往返城鄉所具有的農民工的低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因為農民工在城市幾乎不用花錢在住房上面。

　　我們再退一步，即假設重慶因為可以有更多土地用于城市建設和工業發展，并因此可以較其他地區更容易招商引資，從而可以有經濟的更快發展，重慶市的這種更快發展也是建基于國家特殊土地政策的照顧上的，這樣的以擠壓其他地方政府，而不是以企業家的創新為手段的發展，顯然不具有示范的意義。

　　第三個問題是構成企業主要成本之一的工資成本狀況。進城農民在城市生活花費要遠高于農村，或勞動力再生產成本要遠高于農村，企業若仍按農民工的工資水平來支付，這些進城農民的狀況就大不如以前在農村的生活水平，而若以較高的工資水平來支付，一方面企業支付不起，另一方面，其他地方的農民完全可以過來競爭這個崗位。最終，指望依靠經濟快速發展來解決進城農民的就業，結果卻可能是農民就業沒有解決，經濟也發展不起來。

　　從而，重慶市希望創造的中國城市化的奇跡成了進城農民退無處可退，進又無處可進的困局，重慶的城市化建設陷入兩難的尷尬境地。這樣的兩難是概率極高的，試想，到現在還敢設想用10年時間將重慶市的工業產值由1萬億提高到4萬億元的計劃，實在是不可思議。

　　黃奇帆市長講：“若無公租房，農民工進城將造成社會動蕩”，其實有無公租房并不是什么重要問題，真正造成社會動蕩的是進城農民長期無法獲得可以在城市體面完成勞動力再生產的工資收入。大量農民進城不再退得回去了，一旦有了經濟的、金融的以及其他可能的危機，這些不能體面完成勞動力再生產的數量極為龐大的進城農民正是適合烈火燃燒的干柴。

　　2、山東諸城版本

　　源起于山東諸城的拆村并居實踐在性質上與重慶一樣，即地方政府要的是農民的土地，而說的是要為農民提供與城市一樣的生活與公共服務設施。結果，在很短時間內，諸城即將農村傳統村莊拆得七零八落，十幾個村合并到一個地方，每處居住人口達上萬人，家家戶戶上樓，政府獲得了節約出來的宅基地，將宅基地復墾為耕地，地方政府即可以通過“先補后占”、“占補平衡”來換取城市建設用地。

　　山東與重慶的不同之處大致有三，一是山東仍然是在農村范圍里面重組，以此獲得農民宅基地，重慶則是將農民從農村中徹底地不可逆地拉出來了。山東農村，農民仍然可以從事農業，重慶進城農民不只是無法從事農業了，而且根本就已經失去了農村這個田園家鄉。這個意義上講，重慶“戶改”較山東“撤村并居”更為激進;二是重慶給進城農民“五件衣服”，但農民必須脫掉在農村穿的幾件衣服。而山東并不給農民穿進城的衣服，也不脫農民在農村穿的衣服。但山東農民拆村并居以后，大規模聚居，農田離農民的住處變得相當遙遠，而農業生產恰恰是一件需要隨時隨地照料的產業，農民因此在農作上遠不如過去方便;三是重慶與山東經濟發展水平有差距。重慶事實上仍然是一個落后的西部農村，而山東尤其是諸城地區，則是經濟相當發達的沿海地區。正是諸城發達的經濟產生了對土地的內生要求，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講，諸城的拆村并居較重慶“戶改”要有內在合理性。

　　不過，山東歷來是行政手段極強，追求政績很猛的地方。諸城拆村改居的經驗在很短的時間即在整個山東發酵，無論本地經濟發展狀況如何，也無論本地農村的主要產業是農業還是工業，山東幾乎全省都通過“村改居”來做起了土地的文章。

　　而這篇土地文章的背后，無非是國家土地政策中關于“占補平衡”，“先補后占”規定的在地化。因為開發新的耕地比較困難，將農村建設用地復墾為耕地，然后以此耕地指標來要求國土資源局批準在城市規劃區內征收農民耕地用作城市建設用地，這樣就可以不減少中國的耕地總量。

　　但這里同樣有未解決的問題，一是國家土地政策中，不僅規定了“占補平衡”原則，而且用地計劃是按年度下達的，每個年度的用地指標不能超過下達計劃。重慶或許可以說是特殊的，因為重慶可以借用城鄉統籌試驗區的特殊政策和直轄市以及西部地區的特殊條件，來要求國家每年多批準建設用地計劃，但未必山東也是特殊的?未必全國每個省市區都可以特殊?這樣特殊下去，國家每年制定和下達城市建設用地指標還有何意義?計劃還進行得下去?因此，這些特殊要么是直接違反國家土地政策的，要么是地方政府盲目決策圈地。

　　盲目決定圈地之一種，是將復墾出來的農村建設用地留作將來向國家要更多城市建設用地指標的理由，這些復墾出來的耕地成為地方手中戰略性的土地儲備，以為今后的城市發展與建設用地之擴大預作準備。這樣看來，地方政府真是在替“古人”擔憂。

　　如果農民的確可以從拆村并居中獲得實實在在的利益，則這樣的政策也是可以忍受的，——雖然還是有點浪費，畢竟農民之前造的房子都是好好的，住起來蠻舒服，拆掉了，至少是浪費了能源與資源，不夠低碳與環保，但管他呢，農民高興就行。但如果農民住到一起，生產不方便了，生活也不方便了，各方面反而不如過去了，則這樣拆村并居的問題就大了。

　　即：

　　1、諸城市拆村改居，10多個村拆并到一個居民點，農民因為離土地太遠，進行農業生產不方便，且因為住到樓上，農具無處放，耕牛無處養，生活也不方便。

　　2、拆村并居，節約出來大量的宅基地，將宅基地復墾成為耕地，這些復墾出來的耕地就可能置換成城市建設用地指標。但因為拆村并居規模太大，復墾出來的耕地太多，而使可以補充的復墾耕地數量遠遠超出了國家批準下來的城市建設占地計劃，因此，復墾出來的宅基地只好儲備在那里，留待來年再用。

　　3、留待來年再用的復墾耕地的宅基地，是需要地方政府當年就拿出財力來拆村，及來補償農民在新居民點建房開支的。地方政府財力不夠，就可能要求開發商預支。開發商預支有風險。但不承擔風險如何能有利益?

　　4、整個過程中，農民生產生活不方便了;拆建浪費了大量資源;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空前擴大，負擔空前加重;開發商因此也被迫預支風險投資。唯一的好處就是可以換取國家土地政策源于“占補平衡”而允許地方政府將城市建設規劃區內的耕地征收用作城市建設用地，進行工業區建設或搞商品房開發，以及建設城市基礎設施。

　　注意，直到這里，并沒有涉及到城市建設規劃區內的農地征收問題。

　　所有的問題只涉及到國家為了保持18億畝耕地紅線，而要求所有的城市建設用地在占用耕地時，必須先復墾出相應的耕地出來作為補償。而目前唯一比較容易復墾為耕地的是農村建設用地，尤其是農民的宅基地。因此，重慶市和山東省的一些地方政府，若通過“戶改”，“村改居”，大動干戈，不惜花費巨額成本，包括拆掉本來建成不久仍然住得舒服的農舍，從而造成嚴重的資源浪費，[5]不過是打著保護耕地資源的幌子：難道中國突然之間耕地不足已經到了必須讓農民騰出自己的宅基地，并且一天都不能耽誤，并且必須忍受農作的不便，忍受生活的不便，忍受將來可能不再能回來的不便，[6]并且必須將本來是好端端的還可以住上幾十年的小樓拆掉浪費資源與環境的一步了嗎?

　　顯然不是!因為在農村，到處都是農民將耕地拋荒在那里，且到處有可以改為耕地的荒坡水面，可以大幅度提高產量的中低產田，可以低成本開辟為梯田的荒山荒丘。即使是宅基地等農村建設用地，全國農村也有數以億畝計的宅基地，比如在極多的地方，農民的宅基地，一戶2、3畝，若國土局愿意出錢在這些的戶均2、3畝宅基地的農村搞國土資源整治，則可以節省出來的農村建設用地足以供全國十多年的城市建設用地規劃。[7]

　　因此，本來“占補平衡”，“先補后占”這一保護耕地的國家土地政策，是一個好的政策，但到目前，在地方的實踐中產生出來極大的問題，以致于很多地方政府通過大撤大建，通過浪費資源來機械執行這一政策。本來應該在一個更大的范圍內和更長的時間內形成的平衡，卻以極大的資源浪費來生硬地維持。

　　村莊是農民生活于其中數百年的地方，不僅僅是農民住在其中，而且是農民社會關系、人情關系展開的地方，是農民意義世界展開的地方。就是說，村莊不僅是生產性的，而且是生活性的，是價值世界的，是宗教的，是農民祖祖輩輩而來、子子孫孫而去的空間。現在地方政府僅僅為了得到農民的宅基地以復墾換得城市建設用地的指標這點小事，而編出種種理由，破壞了農民基本的生產和生活條件。地方政府為了自己一個暫時的小利而破壞了所有農民的千年生活，這該是多么大的荒唐與罪惡!

　　若進一步解析，這個地方政府也很奇怪，因為地方政府仍然是“公”，而地方政府的負責人則有公有私。當地方政府領導人為地方發展、為民眾福祉而下判斷作決策，則是公，若只是為了個人政績，則半公半私。更為糟糕，其實也更為普遍的卻是地方政府領導人如此規模地大拆大建，往往只是為了將農民的所有存量資源變為流量資源，從而可以讓自己有機會從巨額的流量資源中獲取“定額租”。流量資源越大，“定額租”的總租金越高。因此，地方政府領導人有著強烈的將過去的存量資源和未來的可用資源，都一起用在當下，用在自己可以收“定額租”的現在：一旦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各個地方政府強烈的不考慮后果也完全不理性的各種用政績來掩飾卻實際上是尋租的各種行為。他們將祖祖輩輩和子子孫孫的所有資源都無效地消耗在當下了。

　　3、河南K鎮案例

　　在河南K鎮則可以感受到另外一種城鎮化路徑的強烈震憾。最近5—6年時間，在地方政府的強力支持下面，K鎮鎮區面積由1km2發展到3km2，之前全鎮只有三條街道，現在則已有21條街道。目前鎮區已有接近6000戶居民，按每戶4人計算，可以住接近3萬人，而K鎮全鎮人口只有3.5萬。也就是說，目前鎮區已經可以住下全鎮所有人口。而K鎮鎮區仍在快速的擴張中，鎮區商品房正在興建，新的街道也已規劃，正被人承包搞三通一平，然后將街兩邊的土地賣出建房。

　　K鎮并非中心鎮，而只是縣下面的一個比較大一點的鄉鎮，鎮區的市場范圍也只在本鎮。不過，這幾年K鎮的快速發展，吸引了周邊幾個鄉鎮農民來鎮上買房居住，鎮區至少已有數百戶外鎮農民來購房，當然，相對于近年建成的5000多套住房，外鄉鎮來住人口只是極少。

　　K鎮的開發模式大致分三個步驟，一是統一規劃，大約在2005年K鎮就作了規劃，二是以規劃為基礎，開街建設。政府沒有財力開街，因為開一條街，據說至少要投入4、500萬元，即要做到三通一平，然后將街兩邊的土地整理出來，賣給愿到街上建房的農民或開發商。通常一個4米寬16—20m深的土地，要8—10萬元，農民買這塊土地，在上面建一個兩層的房子，一樓作營業用，二樓住人居家生活。這樣，一條500m的新街就可以容納200多戶農民自建房，買地加上建筑成本，約要20萬元。

　　對于農民來講，20萬元是相當大的一筆投入，因此，開發商允許農民分期付款來購買地皮。幾年以后，隨著大量新街的開發，K鎮鎮區就出現了極多的數以千計的一樓營業二樓家居的臨街門面房，這些門面房都是當街一個鋁合金拉閘門。在小小K鎮，幾千家營業的臨街門面房顯然不可能都開門營業，因為沒有消費者，因此，我們在K鎮街上看到的是，雖然門面房眾多，但3/4以上是不開門的，也當然是不營業無生意可做的，因此是空在那里的。

　　臨街門面房太多，K鎮做生意的可能性幾乎沒有了，而臨街門面房從生活角度來看，又相當不方便，且十分吵鬧，因此，最近2—3年，K鎮又開發起幾個小區，建有單元房的樓盤。這樣的小區內，住起來安靜，且是按居家過日子的功能內安排單元房的結構，因此住起來也遠較臨街門面房舒適，因此而成為當前農民進鎮的首選。一套單元房，120m2，約要15萬元，農民一次性拿不出這么多錢不要緊，可以只付首付3、5萬元，其余分期付款即可。

　　K鎮鎮區擴張的過程，也是極多資源和財富投入進來的過程。開街要占地，一般征地，鎮政府統一的價格是每畝1萬元，后來修高速公路通過K鎮，高速公路的征地費為每畝2萬多元，因此，農民強烈要求提高征地費，征地費因此提高到了2.5萬/畝。一條500米的街道，寬度在50—60m，則這個街道占地就要超過100畝，若按2.5萬元一畝支付征地費，僅征地費即要250萬元，而且建街道通常還要涉及拆遷。征地后，必須進行街道的硬化，要通水，通電，要安裝路燈，所有下來，沒有數百萬元前期投資是不行的。因此，來K鎮投資開街的人都是有錢人。

　　只是有錢還不行，還必須與鎮政府有關系，因為雖然投資巨大，回報也高，且基本上是穩賺不賠的。

　　只是與政府有關系還不行，還必須與地方勢力有關系，有些新街的開發就是由地方勢力所投資的。地方勢力在K鎮又叫做“面上的人”，就是1980年代好勇斗狠積攢下“名氣”，1990年代到城市賺取了不少灰色收入，到2000年以后農村資源開始涌流時，他們又回來投資獲利的人物。地方勢力因此也可以稱為地方黑惡勢力，因為所有人都怕這些人，但這些人又有名氣在外，他們不用動用武力，更不用帶一幫背著砍刀的小弟，就可以讓一般農民心驚膽戰。他們現在是開著高級小車，穿著西服，打著領帶的人，是體面的人，是地方勢力，“黑惡”兩字加上去，好象有點不符合他們當前形象了。

　　開街是政府的事情，征地由政府出面與村民談，所有人都是一個價，比如1萬元/畝。但有人認為自己的田地離鎮區的中心近，而要高價，有人認為自己被拆的房子剛建不久，裝修較好，而要高價，政府談不下來。政府不好強征和強拆，地方勢力出面在一個月淡風清的夜晚來到要高價農戶家中，請對方給自己一個面子，并說他讓政府加1000元如何之類的話。看到地方勢力進門，要高價的農戶早已心驚肉跳，哪里敢不給面子(他知道不給面子的可能后果，這方面的傳聞多得是)，因此皆大歡喜。

　　地方政府當然也要給地方勢力面子，更加要給地方勢力好處。有地方勢力與地方政府的默契配合，土地征收和房屋拆遷是不難的事情。

　　土地被征收，農民得到了補償(雖然不夠多)，地方勢力要有好處，開街的商人要有利潤，地方政府可能會有回扣，這些都是在巨大資源投入到K鎮鎮區建設的過程中實現的，這種利益的實現又最終是以開街后地皮有人買，或建的單元房有人買為前提的。

　　K鎮不是大城市，也不是商業中心，也不是工業中心和交通中心，K鎮快速擴展必須要有人跟進買房或買地皮建房。

　　K鎮是一個農業鄉鎮，人口規模并不大(也不小，全鎮國土面積有近100km2)，農民的主要收入來自務農收入加上務工收入。K鎮是一個有著長期外出從事建筑業傳統的鄉鎮，農民因外出務工而有一定的現金儲蓄。K鎮鎮區開發，唯有農民到鎮上買房，鎮區開發才進行得下去，各方力量才可以從鎮區開發中實現利益。

　　恰恰外出務工的農村年輕人有著強烈的城市化沖動，年齡比較大的農民工，手中已有一定積蓄，他們正在考慮年齡大了外出務工已不適合，回鄉創業又找不到門路，且自己的積蓄又少，辦廠開發的資本不夠。正好，鎮上開新街有地皮，自己用十幾年務工的積累買一塊地皮建一個臨街門面房做生意，是一個不錯的返鄉選擇。因此，這些正考慮返鄉的農民工成了第一批新街開發的入住者。

　　年輕的農民工在外面見過世面，當然喜歡城市燈紅酒綠的生活，但城市房價太高，買不起，鎮上房價雖然高，若只付首付的話，還是可以想辦法一試的。未婚年輕姑娘當然更是希望進城，她們找到一條進城的捷徑，即她們要求與自己談婚論嫁的男方至少在鎮上買一套房子，否則免談。這幾年，K鎮已經形成慣例，凡是沒有在鎮上買房子的男青年，根本就沒有人上門提親，若不想打一輩子光棍的話，年輕人就要想方設法在鎮上買房。年輕人能想的辦法有限，在鎮上買房的任務因此落到父母身上，父母即使拿沒有積蓄買房，借貸也要買。我們在K鎮調查，進鎮買房的主力就是新婚買房。K鎮現在已經形成慣例，結婚必須在鎮上買房，正如之前結婚男方必須自建一棟新房一樣。

　　有人買房，會推動更多的人買房。因為剛開始買房時，農民都嫌貴，一個地皮就要4、5萬?太貴了。結果，到了現在一個地皮要上10萬元了。早買得了好處，遲買吃了虧。剛開始單元房一平米700元，現在已漲到1000元了，一套單元房，120m2，漲了三、四萬元，這三、四萬元比農民這幾年在外打工賺的所有收入還多!因此，有一種主導性的意見出來了，就是買地皮和買房是投資，是最劃算的事情，因為房價還會漲，而生有兒子的家庭，雖然兒子才10歲多一點，但也早點買房，反正遲早要買的，遲了就更加被動，更加買不起了。買房的錢不夠怎么辦?借、貸都是辦法，實在不行，先付首付，今后再通過打工定期付款。

　　當然，也有早投資吃了虧的，比如返鄉農民工指望建門面房來營業從而獲得收入，結果是所有人建門面房，而根本無法營業，無生意可做。其中原理與傳銷一樣。

　　而且，村民都說鎮政府有文件，凡是在村里建房都不允許，即使舊房子壞了要整修，鎮政府也不允許，整修只能偷偷進行，發現了是要罰款的和制止的。這當然是不可能，鎮政府怎么會發文件不讓農民整修舊房子?但農民都這樣傳說，反映出一股強大的推動農民到鎮上買房的力量。正是因此，K鎮農村已有多年未建新房了。

　　這樣一來，K鎮農村中，幾乎所有積蓄的資源都變成了鎮區的房子，且，不只是積蓄，而且農民的未來收入也預支進去了，因為大多數在鎮上買房和建房的農戶都有借貸，或只付了首付，今后若干年都還要定期還款。K鎮的小城鎮建設成功地將K鎮所有的存量資源流動起來然后沉淀在了鎮區的房子上，中間有各種力量從中獲得了“定額租”。好處是農民終于進城了，城市化程度加深了(蔡昉的說法)。

　　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另外一個方面則是，農民將所有積蓄與未來都消耗進去建設的鎮上的這些混凝土建筑卻不能為農民帶來切實利益，而且帶來了各種嚴重問題。擇要來說有以下幾點。

　　耕作不便。

　　住到鎮上，離農田太遠，就耕作不便。中國農村是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小農經濟，每戶都有七、八上十塊耕地，小塊耕地上，雖然并不一定需要投入多少總勞動時間，但農業生產的最大特點是要在作物生長周期內持續地照看作物(比如灌溉、防蟲、治病、除草、施肥等等)。離農田遠則是無法及時照看作物，也無法有效管理作物的，當然也是耕作不便的。在可以想見的未來30年，中國小農經濟還會持續，K鎮農民也還離不開土地，因此，他們若全家住到鎮上了，則K鎮農民的農業耕作實際上就難以維持下去了。

　　收入減少。

　　更重要的是，農民收入來源中的重要一塊是家庭種養業。比如自種蔬菜，養豬喂雞，撈魚摸蝦，等等，正是利用農村房前屋后的空地可以進行這些家庭種養業，不僅可以解決家庭的肉蛋果菜的問題，而且可以有些小筆的經常性收入。也正是因為住在村中，不僅生活費用便宜，而且果蔬足夠新鮮。而且，農民在閑暇之余，在房前屋后空地上的勞作也是一種樂趣，一種享受，與大自然的親密相處和天天泡在鋼筋水泥筑成的混凝土建筑中的感受是大不相同的。農民當然不可能住在鎮上而開車回到村里種花弄草、養豬喂雞和撈魚摸蝦。

　　新城市剝削農村。

　　正是因為住到鎮上，農業生產不方便，生活不方便，K鎮農民雖然在鎮上買了房，真正住在鎮上的卻不多。農村的中老年人是農業的主力，他們都住在村里的舊房子中，繼續從事農業生產，不是他們不愿意去鎮上過日子，而是住到鎮上后農業生產就無法進行，農業收入就沒有了。年輕人也不住到鎮上，因為年輕人都要外出務工。農村維持一個體面的家庭生活，正是依靠父母等年齡較大一輩的務農，再加上子女等年輕一輩的外出務工來維持的。且正是依靠這樣兩筆收入，才能在鎮上買得起房或付得起首付。

　　一般來講，鎮上的房子都是父母出錢買的，但產權是屬于子女，由子女來住的。年輕子女外出務工，僅在春節回到鎮上房子住幾天，回來后，打掃好衛生，準備好享受鎮上新生活，就要回到村里與父母一起過年。過了年再回鎮上家中住幾天，然后將所有設施都收拾起來，將門窗封好，外出打工，待到下一個春節到來，再重復前一動作。

　　換句話說，花了極大代價買來的房子及內部的裝修，卻實際上并沒有用。這是多么大的資源浪費。

　　年輕人外出務工，或住到鎮上，他們無法種田，也不種田。他們的土地由父母耕種，而由他們來收獲，或由他們來獲取收成。父母不僅要為子女在鎮上購房花錢，而且子女在鎮上居住、開銷大，父母就只好從農業生產所獲中補貼子女。這樣就構成了我們說的“新的城市剝削農村”。

　　鎮上人為農民打工。

　　K鎮農民大量在鎮上買了房子，但房子卻無人住，K鎮有數千家用于營業的門面，卻只有極少數開門營業，且這些開門營業者也是生意慘淡。我們問一個門面很大的百貨店主，一天營業額有多少，他說2、300元，且其中大頭是煙酒。利潤也就不會超過40元。K鎮既不是商業中心，又不是工業重鎮，所有人住到鎮上，這就是城鎮了?這種只有聚居在一起而沒有城鎮工商業內容的小城鎮化，我稱之為“農民式思維模式下的城鎮化”，這種城鎮化與河北萬人大村，又有何區別?不同的是，河北萬人大村是在其自然氣候地理條件下形成的，與農業生產是可以配合起來的，而河南K鎮，農民進鎮了，卻無法農作了。

　　K鎮生意尤其慘淡，而K鎮農田較多，到了插種季節，年輕人外出務工，農村缺勞動力，很多農戶家庭因此要請人插秧，K鎮鎮上開店做生意的進城人員就組織起插秧隊，以利用播秧季節幫農民在農忙季節插秧來獲取收入。按當地請人插秧的價格，幫人插一天秧可以有100元報酬，若農忙季節插15天秧，就可以有1500元收入。雖然插秧很累，但1500元的收入比自己在鎮上開店做生意一個月的收入還要多，這也就難怪鎮上居住的人會為種田農民打工了。

　　沒有發展前途。

　　顯然，K鎮將來也不可能成為工業重鎮，小城鎮大工業的時代已經過去，鄉鎮工業時代已經過去。現在工業企業的發展，因為進入買方市場，競爭激烈，土生土長的工業企業根本就不可能長成，招商引資都進到設施齊全配套合理的工業園區，而不可能將工廠辦到小鎮上。K鎮也沒有希望成為區域性的商業中心，因為周邊其他鄉鎮也在大力發展鎮區，在向農民講述到鎮上買房投資保值的故事，也在利用年輕人婚嫁中女方的優勢地位向男女父母提出剝削性的購房要求。

　　如此一來，K鎮這樣的因為政府推動，因為農民虛假消費需求被調動所制造出來的“繁榮”，就注定只能是虛假“繁榮”，就只是一個消費性的小鎮，是一個缺少經濟基礎，缺少基本收入條件作支撐的消費性小鎮，因此也是不可持續的。這種“繁榮”的泡沫終究是要破的。

　　那么，為什么地方政府會有積極性來推動小城鎮建設?除了地方政府在城鎮化認識上的農民式思維和理論誤區以外，有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就是，在一、二任政府的手中就可以調動起極其巨大的資源，并建成極為龐大的政績工程。而這些將農民祖祖輩輩的積蓄和子子孫孫的紅利都消耗掉了的由存量資源變流量資源的過程中，就為各種力量從中謀取“定額租”提供了極大的空間。資源流量越大，可以獲得租金越多。

　　而至于由此引起的將來的困境，則是后人的事和后任的事，那個時候，自己早已洗凈上岸了吧!

　　二、討論中國城市化必須明確的兩個根本性前提

　　討論城市化，必須明確中國城市化的基本前提，因為城市化不是也不能只是人都住在城市，聚集在一起，還要討論城市化的質量問題，討論城市化與中國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討論城市化與中國人民生活質量提升之間的關系問題。城市化不只是城市化率的高低，而且要考慮城市化的質量，城市化也并非僅是戶籍制度改革，而且要考慮就業與社會保障。總之，城市化是一個系統工程，而其中尤其需要統籌考慮的是中國經濟結構與勞動力再生產的狀況，這是討論中國城市化必須要明確的兩個根本性問題。

　　1、中國經濟結構及特征

　　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中，一、二、三產業中，第三產業產值和就業，相對于發達國家的水平顯得太低，比如，美國第三產業的產值和就業，占GDP和就業人口總數的比重均超過70%，中國2008年的數據僅為40%和33%，也正是因此，國內學界和政策部門認為必須加快發展第三產業，只有第三產業發展起來了，社會就業才會提高，農民進城就不愁找不到工作，中國的城市化建設就可以加快。

　　以農業為主的第一產業占中國GDP的比重連續下降，今后還會下降，目前農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已經只有10%左右。如此之低的產值與如此之多的農業人口，是導致“三農”成為問題的一對基本矛盾。只有當農民大量轉移出來，僅留下較少農民來分享越來越少的農業GDP時，農民經濟收入才可能相對較好。不過，農業主要是生產與人們基本生活密切相關產品尤其是食品的產業，農業是一個社會的基礎產業，農產品消費構成了任何一個家庭最為基礎的消費。從恩格爾系數即從食品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重來看，即使在發達國家，食品支出也要占到家庭支出的三成以上，一些發展中國家要占到五成，中國目前城市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為37.9%，農村為43.7，即約占到農民家庭支出的四成。

　　恩格爾系數只是部分地反映出農產品在居民消費中的重要性，因為一些家庭經濟困難，食品在家庭支出中占較高比重時，這樣的家庭往往正是消費不起基本富食品的家庭，是卡路里攝入往往不足因而營養不良的家庭。

　　而在一些發達國家，雖然恩格爾系數較低卻也未完全反映出農產品在家庭支出中的重要性，因為有些發達國家，農產品價格十分昂貴，一般家庭根本就不敢放開消費農產品，比如日本、韓國，這些國家通過減少農產品的消費來維持家庭支出的平衡。當然，這種減少并非是基本農產品，而往往是果蔬等鮮活食品，這些食品可能特別昂貴，而使一般城市家庭消費起來頗為吃力。

　　中國當前農產品價格極其便宜，絕大多數國民都可以解決溫飽問題。這一點很重要，一是基本營養是身體健康和國民素質的基礎;二是正是廉價農產品，使進城務工的農民可以廉價生活在城市，而廉價勞動力又構成了中國外向型經濟成功的重要基礎。當然，廉價農產品也使中國城市貧困人口可以有較為充足的富食品，可以消費得起鮮活農產品;三是農民往往營養良好。

　　尤其重要的是，中國農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多數，這些生活在農村的人口，雖然都是人均耕地面積極少的小農，但這些小農因為有土地，就可以自己生產糧食、果蔬、肉蛋魚蝦，他們可以自己種菜園，自己養豬喂雞，這些農作的成果是幾乎不需要資金投入的，是自己利用勞動之余暇換來的，大多數是自給自足的，因此，農民的富食品尤其是蔬菜是新鮮的，是充足的，是只要自己勤勞一點，就供給充分并可以到處送人(比如送給在城市生活子女)消費的。而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在農村小塊土地上耕作的往往是年齡大的中老年人，耕作也是他們的人生興趣，是閑暇度過方式，是有趣的有意義的事情，因為“老有所有”，有力有處使。

　　構成中國GDP最大比重的是第二產業，其中外向型的“中國制造”又是其中最大一塊。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制造”因其廉價而可以占有世界市場。不過，“中國制造”也正是憑借廉價優勢才占有了世界市場。“中國制造”的重要特點是其技術含量低、產品低端，是組裝產業甚至只是“代工”企業，因此是高度競爭性的產業。因其低端高競爭，而使“中國制造”既無法獲得壟斷利潤，也無法實現高附加值，且“中國制造”必須廉價才能在消費市場競爭中占據優勢位置。恰恰中國勞動力廉價，且土地制度有優勢，而使中國可以生產出幾乎是世界上最廉價的消費品。

　　中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業不多，高科技的因此也是高附加值產業不多。“中國制造”的絕大多數都集中在低技術、高競爭的未端制造加工組裝行業，因此只能是低利潤的。中國要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科技的戰略產業，但這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且需要國家正確的產業導向與支持，需要中國社會足夠的耐心。在“中國制造”仍未成功變身“中國創造”前，中國第二產業即使創造出巨額的GDP，卻往往不能帶動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其中的關鍵是“中國制造”無法承擔起工人高的工資和社會保障，第二產業的就業者因此無法為第三產業提供消費能力。反過來，正是中國廉價的勞動力為“中國制造”占據世界市場提供了前提。

　　當中國經濟結構在世界經濟結構中所處位置未變時，中國能利用“人口紅利”來實現“中國制造”占據世界市場，就應該是一個極大的成績。當然我們不滿足于“中國制造”，而要“中國創造”，但“中國創造”是未來的理想，是現在奮斗的目標，而不可能一蹴而就，現實則是“中國制造”，我們的一切考慮必須從現實出發。“中國制造”之所以可以成功，是因為中國廉價勞動力。我們不會因為失去了“中國制造”就自然變身“中國創造”了，或者說我們不會因為勞動力價值升起來，“中國制造”被“印度制造”、“越南制造”代替了，“中國創造”就成功了，而只能在細心維護“中國制造”的基礎上，耐心培育“中國創造”。(當然，有點悲觀，因為寶貴的資源不是往“中國創造”那里去了，而是用于投機性的房市、股市上去了)。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30年，“中國制造”仍然需要依靠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來維持其在世界市場上的主導地位，并為中國換回升級到“中國創造”的資源。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是否出現了“劉易斷拐點”，及“人口紅利”是否已經吃完，并非問題的關鍵，關鍵是，我們的制度設計要有兩個方法的內容，一是如何繼續保持“中國制造”的優勢，二是如何將“中國制造”所獲資源用于發展“中國創造”。

　　以上兩點，都意謂著中國不應該將經濟發展的重心置于消費性的第三產業的發展上，更不能置于投機性的房市和股市上。保持“中國制造”優勢的關鍵是中國能否繼續提供大量源源不斷的優質廉價勞動力，而發展“中國創造”的關鍵是在遏止投機性產業過份膨脹。

　　在“中國制造”不能為勞動力提供高工資和高保障，不能為國家提供高稅收時，消費性的第三產業就發展不起來，服務業的高就業就沒有前提。城市就業機會因此不多，大量農民進城的結果可能就是大量失業。

　　2、農民如何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

　　我們再來看“中國制造”的廉價勞動力是如何來的。

　　按馬克思主義原理，勞動力的價格與谷物價格關系極大，因為勞動力再生產必須要能保證基本卡路里的攝入。中國農產品是全世界最廉價的，因此中國勞動力廉價。中國的貧困線水平低于世界水平，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農產品價格也許是世界最低的，溫飽問題的解決在中國不是難事。有一次在農村調查，一個農民講，現在隨便打一天工，用打工收入來買米，可夠自己吃一個月。這是實情。中國農產品價格低，并不只表現在糧食價格低上，而且果蔬價格也很低。因此，在中國要解決溫飽問題，只需要比較低的工資即可。

　　中國農村勞動力價格廉價，當然與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眾多有關，這是從勞動力供需角度來講的。中國勞動力廉價還與勞動力的生產方式有關。具體來講，當前在沿海外向型企業工作的勞動力，絕大多數是進城務工的農民，農民勞動力再生產的主要場所是農村，農村消費比較低，且有相當一部分自給自足經濟。同時，農民家庭中，年齡比較大外出務工已經無優勢的中老年人，可以在家從事小農經營，種10畝地，一年有1萬元收入并不難。年輕人外出務工，有多少收入都不要緊，收入多就可以積蓄下來辦大事，收入少，有父母在家務農的收入，溫飽問題很好解決。正是通過代際分工，一家兩代人同時務農和務工，因此同時有兩筆收入來源，而使農民家庭可以溫飽有余，生活得有點體面。外出務工的年輕人結婚生子，孩子就寄養到農村父母家中，農村的生活費用低，支出少，兩筆收入合起來卻不少，每年年終，總是收入多于支出，每年都有節余，這樣在經濟上就不感到捉襟見肘，就會因為有余錢而心里踏實，就可以用作人生大的規劃。

　　隨著時間的推移，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不再年輕，在城市務工，工作越來越不好找，工作環境越來越惡劣，工資越來越低，開始年老的農民工就回到家鄉。他們有家可回。年齡越大，在外越是沒有歸宿感，思鄉念土之情越重，農村的家鄉是永恒的歸屬。正是因為有農村這個最終的歸屬，在城市努力勞動和節儉生活才顯得出意義。

　　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夸大農民的城市夢。當農民有足夠收入時，他們當然可以做城市夢，但若他們沒有足夠的收入，年齡又逐漸老去的時候，他們還可以做城市夢嗎?城市夢碎，家鄉難回，這才是進城農民的真正悲劇。無論如何，尤其是那些無法在城市體面生活的進城農民，家鄉的農村不僅是他生活上的歸屬，而且更是他們精神上的歸屬。

　　反過來講，正是農民可以在城鄉之間流動，可以有城市和農村的兩筆收入，可以為進城之后卻不能獲得足夠在城市體面生活下去即可以返回家的制度安排，而使進城農民工的勞動力可以繼續廉價，從而可以為“中國制造”繼續提供強有力的支撐。[8]

　　我們可以設想，農民全家進城了的情況。在農民工資收入并不增加的情況下，全家進城的農民工家庭，首先是開支大幅度增加，因為城市的消費遠高于農村消費，這應是常識;其次是失去了務農收入，因為五、六十歲的父母已經無法再種田了。而五、六十歲的父母在城市找工作也會十分困難。即使是諸如撿破爛的機會，也因為全家進城農民太多，要靠換破爛來補貼家用的老年人太多，而無破爛可撿。即使國家免費送房子住恐怕仍然困難。

　　這個時候，要讓進城農民全家仍可以保持最低限度的體面生活，就必須較大幅度地提高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和社會保障水平。但在中國經濟結構未升級，“中國制造”還要依靠廉價勞動力支撐的情況下，無論是農民工工資的提高還是為提高社會保障水平而增稅，“中國制造”的競爭力都會降低，由“中國制造”來推動“中國創造”的資源轉移能力因此減弱(倒是危機感會加強)。

　　若不能大幅度提高全家不可逆進城農民家庭的工資水平和社會保障水平，則進城農民的生活質量就會降低，甚至不久之后即不得不進入到貧民窟的生活中去。貧民窟當然不是編造出來的謊話，而是幾乎所有發展中大國城市化的產物。所有人都知道，無根的、無法治理的城市貧民窟的生活質量是遠不及有根的有序的有熟人關系的村莊生活的。

　　或者說，對于當前經濟處境下的中國城市化，可能的選擇有二，一是農民不可逆的進城從而在較短時期內獲得較高的城市化率，其結果是因為大量進城農民在城市失敗后不再有維持體面生活的條件，而因此形成大規模的貧民窟;二是農民可逆的進城，即當農民進城失敗，他們即返回農村家鄉過依舊的生活，城市沒有大規模的貧民窟，同時城市化率比較低。

　　以上兩種選擇源自政策設計，若政策設計為農民不可逆的進城，政府甚至為了提高城市化率(或甚至只是為了要農民的宅基地這樣等而下之的目的，如重慶正在進行的“戶改”)，則大規模城市貧民窟幾乎是必然產生出來。若政策繼續強調農民土地承包權的穩定，強調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強調土地只能有限度地流轉，則即使中國城市化率提高不快，城市卻不大會出現大規模的貧民窟。因為如果農民進城失敗，他們不能在城市維持基本的生活，農民還可以選擇返回家鄉的農村。

　　而從農民的角度來講，前一種政策設計，使農民失卻了選擇權，他們在城市失敗了，就只能忍受因此的所有痛苦。后一種政策設計將選擇權交給農民，即農民進城失敗，他們還可以選擇返鄉，當然他們也可以繼續留在城市碰運氣。留城還是返回家鄉的決定權在進城農民自己。從基礎人權的角度看，后一種政策設計顯然對農民有利。

　　其實不止是對農民有利，而且因為農民可以選擇，從而使一旦出現危機形勢，農民就可以成為緩沖危機的穩定力量。且因為農民可以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農民家庭可以同時獲得務工和務農的兩筆收入，而使“中國制造”可以繼續在世界市場上具有競爭優勢，中國經濟在“中國創造”可以支撐發展之前，仍然可以保持活力。

　　以上兩個問題才是討論中國城市化的根本性前提，是最為關鍵基礎并決定中國未來發展大格局的問題。糟糕的是，當前學界及政策部門討論城市化時，卻將主要注意力投放到土地、房地產以及戶籍制度改革等表面問題上去了。

　　3、土地與房地產這些表面問題

　　當前國內學界與政策部門往往將一些很表面的問題當作根本來討論，最典型的就是重慶市的“戶改”和山東省諸城市的“村改居”。這種討論不理解土地非農用的價值來自經濟社會發展對土地的需要，沒有經濟社會的發展，土地的價值也就是其農用價值。正是因為國家限制土地非農用，才使得非農用土地具有超額的級差價值。正是因為經濟發展要求有更多土地非農用，而國家限制土地非農用，就使非農用的土地表現出超額價值，也才會出現表現在建設用地上的普遍的“土地拜物教”。

　　如果國家不限制土地的非農用，因為土地使用的不可逆性，和農產品所具有的超出一般商品的戰略性基礎性及由此帶有準公共品性質的特點，而使國家在土地使用上采取相對嚴厲的政策。在中國耕地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必然限制耕地的非農使用，但因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確需要占用土地，國家也就不可能在土地政策上嚴厲到不能占用任何耕地的地步。因此，國家的土地政策上大致是在這樣一個控制范圍內，即希望非農用土地可以附載一個較高的價值，這個較高的價值遠超過土地的農用價值。

　　因為建設用地分為農村和城市兩大塊，且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樣，因此，土地非農用的附加價值要求就不會一樣。大致來說，在土地非農用上，可以保護耕地，又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足夠活力，即是其政策的空間所在。

　　中國當前執行嚴格耕地保護政策，必須保留18億畝耕地的紅線，但中國并非沒有任何拿出(比如2000萬畝)耕地作為非農建設用地的空間，中國還有大約2億畝可以復墾的農民的宅基地。既不浪費土地又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潤滑作用的土地非農使用，使非農使用的土地有一個合理的級差收益。我們假定，國家每年拿出500萬畝建設土地使用計劃，從而可以在目前經濟社會發展對土地的需求下，創造出每畝土地100萬元的級差收益(這些不考慮土地的位置和地區差異)，則如果國家每年拿出1000萬畝建設用地計劃，每畝土地的級差收益肯定達不到100萬元，而可能只有70萬元，甚至因為土地供過于求，而低于50萬元。而若國家采取更為嚴厲的控制土地非農使用的政策，每年只拿出250萬畝建設用地計劃，則在旺盛的土地需求下面，每畝土地的級差收益可能突破150萬元。

　　因此，我們不能用國家嚴厲控制土地非農使用情況下所產生出來的建設用地級差收益，來推算全國土地可以創造出來的價值。土地非農使用價值，只是因為經濟社會發展對土地旺盛需求，與可以用于建設的土地的現有量的供需關系，創造出建設用地的價格，而因為可以用于建設的土地總量并不是國土面積，而是國家每年批準的建設用地面積。國家批準用于建設的土地越少，經濟社會發展對土地的需求越大，則非農使用土地的價格越高，土地非農使用價值較農用價值越遠。

　　若國家不限制土地的非農使用，在中國國土面積極大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需要的非農使用土地只占整個國土面積極小的部分，大量圈占土地，可能導致土地非農使用的價值低于土地的農用價值：土地太多了，經濟社會發展所要求的土地有限，因此，出現了土地僅以略高于甚至等于土地農用價值進行交易情況，這種情況下的土地級差價值主要與土地所位處置有關，而與土地性質關系不大。

　　現在有人用國家從緊的土地非農使用政策下面產生出來的土地非農使用價格來計算全國土地若非農使用，說中國有如此之多的土地，該是多么巨大財富，這種計算方法顯然是本末倒置的。

　　與土地相關的是房地產，房地產本來是為居民提供住處的，當前中國經濟卻以特定時期供求關系(甚至是人為制造出來的供求關系，因為其中有大量的投機)制造出來的高房價(遠高于房屋的實際成本)來推高對中國經濟總量的計算。更嚴重的是，本來房地產只是服務于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基本物品，今天卻被當作發展經濟的有效措施。這也是本末倒置的。

　　總結以上所說，即，中國城市化的核心不是土地不夠用，也不是沒有房子住，而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水平和質量，中國經濟在國際經濟結構中的位置，勞動力在中國經濟里面是否可以獲得足以在城市體面生活下去的工資收入，和國家是否可以從中國經濟中收取足夠稅款，不僅為整個國家的運轉提供基本公共品，而且為中國人民提供比較好的社會保障。經濟發展來自于投資，而今天的中國，未富先老，到處充斥的是關于土地和房地產投機的信息。土地和房地產本來是要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服務的，現在卻反其道而行之。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城市化就實在是危險大矣。

　　三、中國經濟發展路線圖

　　以下極為簡單地拉個線條。

　　1、“中國制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得以發展的重要原因是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而其中的核心又是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制造”的天下無敵。“中國制造”是集中在產業末端的裝配行業，高競爭低利潤。同時，因為高競爭低利潤，而無法支付起工人高工資，無法承擔土地高地租，無法承受國家高稅收。

　　中國的改革開放，尤其是沿海制造業的發展，充分利用中國特色的土地制度，中國的特區優惠政策，及中國充分的大量的高素質的廉價勞動力，而使中國制造的產品很快就在世界市場上占據位置，并在不長時間即將中國變成“世界工廠”。中國從全球化中因此獲益。

　　當然，代價也很大。比如環境高污染，資源高消耗，國家低稅收，工人尤其是農民工低工資，以至于農民工在沿海打工20年，仍然無法獲得在城市的體面生活。

　　但中國相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至少可以通過中國制造的產品出口從全球化中獲益。中國經濟因此快速發展，以至于目前GDP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二。

　　但中國顯然不能總是停留在“世界工廠”的階段，中國必須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戰略性產業，從而獲取高端利潤。

　　2、“中國創造”

　　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端產業的發展要有一個過程，且要有國家的政策支持和企業的正確決策。在中國龐大的市場需求下面，在國家經濟總量所擁有的戰略支持力下面，在13億中國人5000年文明的智慧下面，以及在中國經濟發展所形成的已有相當規模的企業的決心下面，經過若干年發展，中國經濟結構將成功實現轉型，中國產業中，高端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因此具有高利潤的產業會越來越多，并逐步由“中國創造”替代“中國制造”。“中國創造”因為具有高獲利能力，而可以支付比較高的勞動報酬和可以繳納比較高的稅收，進而推動第三產業的發展。

　　3、“中國制造”變“中國創造”

　　當前中國勞動力成本正在上升，土地成本也在上升，從而使“中國制造”在國際市場上的優勢可能被“印度制造”、“越南制造”所替代。

　　在“中國創造”還不能成為中國經濟支柱的時候，“中國制造”既是中國勞動力的主要就業領域，又是中國從世界市場上獲取資源的重要甚至主要渠道。因此，一方面，中國經濟發展了，勞動力、土地的價格都要上漲，另一方面，勞動力、土地價格上漲的幅度又不能太大，不能將“中國制造”的優勢很快就漲沒了。

　　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有一套制度來保證，在“中國創造”崛起之前，繼續保持“中國制造”從全球化中的獲利能力。這套制度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加快“中國創造”的崛起，另一方面是繼續保持“中國制造”的優勢。正是“中國制造”可以繼續保持優勢的時間，為“中國創造”的崛起提供了必要的時空條件和資源條件。

　　4、如何保持“中國制造”的優勢

　　從目前中國的制度安排中，“中國制造”仍然有相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巨大的優勢，主要有三點：

　　一是中國農業的成功，使中國谷物價格相對低且穩定，這就使中國勞動力再生產成本較低。而中國農業的成功恰在于中國式小農經濟制度。

　　二是中國特色的土地制度包括征地制度，使中國可以做到孫中山先生所說“地盡其利，地利共享”。而一些土地私有化國家土地利益分配中普遍存在的“反公地悲劇”，導致未富先衰。

　　三是中國特色的城鄉二元結構，不僅使農民可以在城鄉之間自由往返，從而可以有效防范和應對各種危機，而且可以充分利用中國特色的“半農半工”的家庭勞動力再生產制度，極大地降低勞動力再生產成本。

　　只要中國仍然可以保持住以上三種制度安排，“中國制造”就還可以繼續保持住優勢，從而繼續為“中國創造”的崛起提供時間。

　　5、憂慮

　　不過，目前國內學界、政策部門，而尤其是地方政府，都正在破壞“中國制造”所需要的以上三項制度安排，而急于做土地文章，急于做房地產的文章。其表面說項是加快推進城市化，改革戶籍制度，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等等，如前述三地的實踐，他們并未想到(或想到了但故意視而不見)這一些做法并沒有創造出中國經濟發展的活力，而只是通過投機制造出大量垃圾GDP，且尤其有害的是，這種做法不僅使“中國制造”的優勢不再，而且使進城農民的處境堪憂。

　　在“中國創造”仍未崛起的情況下，“中國制造”卻又優勢不在，進城農民退回農村又無可能，則，那個時候，中國所有附著在土地和房產上的泡沫就都要破滅，而因為失去農民可以返鄉這一城鄉二元結構所特別具備的緩沖器的調節，各種社會矛盾就可能在更大規模上爆發。

　　6、小結

　　中央應旗幟鮮明地制止當前各地推進的激進城市化舉措。應當采取穩健從而更加安全的城市化戰略。中國的現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太快了容易翻車。在一片喧囂聲中，保守也許是最大的智慧。

　　2010年8月29—30日九宮山

　　[1] 見“重慶戶籍制度改革，能不能為全國樹立一個范本”，《南方報網》，2010年8月30日。

　　[2] 見“‘重慶模式’有望撬動萬億投資”。

　　[3] 鄧全倫：“重慶戶籍改革破冰：千萬農民進城路線圖”，《時代周報》2010年8月19日。

　　[4] 兩江書生：“重慶戶籍改革背后的土地改革”，華龍網，2010年8月5日。

　　[5] 此處想一想什么碳排放，什么環保，什么節省能源與資源，什么能源危機與環境危機，就覺得可笑。

　　[6] 這可是大不便啊，因為本來可以自由在在城鄉之間往返，是農民最為基礎的人權。

　　[7] 筆者長期在全國農村調查，發現這樣的農村極多。

　　[8] 注意，我這里并非是說不應該提高農民工的報酬，而且說任何事情都具有兩面性。尤其重要的是，我認為一方面政府應更加關懷農民和農民工，一方面要進一步調整中國不同階層的利益分配，要擴大弱勢群體的收入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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