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拉開帷幕，中國經濟最新藍圖的構思者——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逐漸引起國內外各界的關注。
曾參與多項國家改革方略設計，不斷推動理論深入創新，探尋中國改革之路的劉鶴，被普遍認為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操盤手”。
自2003年起分管宏觀經濟政策和經濟發展方面工作的劉鶴，曾被彭博新聞社譽為中國的薩默斯(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首席經濟顧問)。享此盛譽的緣由，在于劉鶴多年來對宏觀經濟的敏銳把握及準確的政策前瞻。以2006年劉鶴針對拉美經濟的研究為例，他率先指出要扭轉困局，本質上就是要推進城市化。
如今，城鎮化已經成為未來10年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引擎。
昨日(10月8日)，有業內人士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除了作為中央領導人的建議者之外，他(劉鶴)本身對于政策的制定有很大影響”，而在即將面世的中國經濟改革藍圖中，金融領域有望迎來實質性“動刀”。
藍圖構建者肩負改革新使命
之前有報道稱，即將拉開帷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討論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關意見，該會議將從頂層設計的角度，確定下一步的改革路線圖。在我國經濟藍圖的構建過程中，劉鶴開始面臨新的挑戰。
據悉，由劉鶴發起的50人經濟論壇舉行的各種會議，已經為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起草做了很多準備工作。
有消息稱，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李成表示，大約幾個月前，劉鶴已經把七個“研究小組”集合在一起，研究金融自由化、財政政策、放松管制、城鎮化和地權等問題。
參與了相關工作的學術人士透露，今年9月中旬之前，劉鶴的團隊一直努力將七份報告連貫成一個整體。
上述經濟論壇每年研討中國重大的戰略問題，并廣為人知。該論壇成員包括新任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等。
“從組織50人論壇開始，劉鶴的特點就很明顯。”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他能鼓勵學者們發揮專長，獨立地對經濟問題發表咨詢性意見，長于集思廣益。”
以今年2月17日舉行的，主題圍繞改革的重點任務和路徑的50人論壇年會為例，多名著名學者呼吁將成立國家改革委員會的建議上報中央，以解決頂層設計和改革推動的問題，引起重大反響。劉鶴認為，從問題入手的導向辦法，可以找到下一步改革的路徑。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梳理劉鶴生平獲悉，1952年，劉鶴出生于北京，他當過知青、參過軍，退伍后在北京無線電廠做工人，后轉為干部。1978年恢復高考后，劉鶴成為首批大學生中的一員。從中國人民大學碩士畢業后不久，劉鶴進入國家計委(國家發改委前身)從事研究工作。1992年~1995年，劉鶴留學美國，獲得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公共管理碩士(MPA)學位。
如今的劉鶴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并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指路城鎮化金融改革有望動刀
盡管劉鶴的辦公室在回復《華爾街日報》的電子郵件時表示，劉鶴認為外界對自己在中國經濟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有許多誤解，中國的經濟政策是通過一個集體決策體系制定的，任何個人發揮的作用都是相當有限的。
但是，無論是昔日身處國家計委的改革前線，還是后來作為幕后的決策智囊，劉鶴看問題的前瞻性，多次體現在我國出臺的多項宏觀政策中。
“除了作為中央領導人的建議者之外，他(劉鶴)本身對于政策的制定有很大影響。”有業內人士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
在2006年發表的《拉美經濟的主要挑戰和經驗教訓》一文中，劉鶴率先對中國是否會陷入拉美陷阱進行系統性研究。當時他就認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和兩極分化是拉美經濟面臨的嚴峻挑戰。在拉美經濟增長過程中，廣大勞動者并沒有被吸納到現代部門中去，二元結構現象始終被強化。而要扭轉這種格局，本質上就是要穩步推進城市化，發展服務業和非國有經濟。
如今，城鎮化已經成為未來10年中國經濟的最重要引擎。
事實上，早在2000年，劉鶴就注意到城鄉人口比例失調和極低的城市化率將會影響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同年他還提出，要把信息公開化和信息發布作為政府的重要公共職能。
次年8月，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成立，劉鶴出任副主任。
2005年前后，盡管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但劉鶴認為，“高增長和低就業的總格局”將會影響宏觀經濟穩定。
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學界對于內外需哪個更影響中國經濟的分歧很大，劉鶴認為，中國經濟需要擔心的是外需。此后出口下降導致大批農民返鄉，證實了他的判斷。
有熟悉劉鶴的業內人士預測，在即將面世的經濟改革藍圖中，金融領域有望迎來實質性“動刀”，劉鶴主張資本更自由地進出中國。
今年6月，劉鶴向來訪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二號人物利普頓(曾在奧巴馬政府的財政部任高官)拋出了有關推進貿易協議的問題。
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的中國學者李成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世界銀行在2012年公布的一份主張加速市場化改革的報告中，將劉鶴列為“主要合作者”，而他也被普遍視作金融自由化的支持者。
前美國財政部長鮑爾森也曾公開表示，其他中國官員已明確告訴他中國愿意重啟拖延已久的圍繞一個將放開投資限制的協議的磋商。且中方將遵循這樣一個原則：除雙方約定好的某些領域之外，允許外商在任何領域投資。
在外界看來，這些改革對增強金融業內的競爭至關重要。但有專家直言，上述金融領域的改革面臨一定阻力，其中包括來自國有企業及地方政府方面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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