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公共空間對“中產階級”的討論失去了十年前的熱度，以這個階層為基礎構建一個新的社會形態的期冀也越來越少地被提及。在這方面，社會現實的發展與公共空間的表達鮮有地達成了某種程度的步調一致。

現實中，所謂“中產階級”逐漸褪去了曾自我賦予的道德光環，這個階層通過自身的所作所為完成了對自我的祛魅，微博的普及加快了這個過程，他們將埋藏在內心深處的首鼠兩端暴露在了陽光下。于是，那個本來希望由他們肩負的“中產階級社會”夢想也就此無奈地黯淡下去了。

曖昧的命名

對中國“中產階級”的命名和討論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后期，與之伴隨的是一系列現代政治名詞和理論，共同拼接成了一個對理想社會形態的意識形態建構。但“中產階級”這個命名本身就存在嚴重的內在問題，埋下了后來這個階層在自身道德形象方面崩塌的伏筆。

Middle Class在西方語境中有兩重主要的涵義。在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隨著工業革命在英國的肇始和發展，一個從事工商業的人群進入了歷史的舞臺，與少數貴族和龐大的貧民相對應，他們被稱為Middle Class，即中間階級。這是在智識和趣味上被貴族嘲弄為粗鄙的一群人，但他們迅速地聚斂了大量的財富，并且在輿論和政治上取得了優勢，最終成為歐洲社會的統治階層，爬上了金字塔型社會結構的頂尖位置。于是，他們，也就是資產階級，后來成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

另一重涵義是托克維爾所賦予的。十九世紀上半葉，托克維爾考察了美國并寫了《美國的民主》一書，宣告發現了美國民主體制的秘密：美國有一個菱形的社會結構，非常富有的人和非常貧窮的人數量上都非常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美國人是處于中間狀態的“中產階級”，這些人遍布美國的城市和鄉村，構成了美國民主體制的根基。由于政權要建立在絕大部分人之上，所以美國的政治體制既不是專制的，也不會滑向動蕩不安。在托克維爾看來，“中產階級”作為多數在美國的存在，確保了政治上的平等。

對中國“中產階級”的命名顯然了對這兩重涵義進行了巧妙的拼接。原本，“中產階級”不帶有對財產占有量的衡量，它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但到了中國，“中產階級”卻在財產上將西方標準進行了橫向平移，用來特制一個特定的富裕人群，他們的共同點可以大致歸納為：生活在以東部沿海地區為主的城市，從事的職業一般是中小企業主或服務行業（機關、金融、媒體等）高收入的白領或金領，至少擁有屬于一套自己的住房（可以是公寓，也可以是別墅），有私人轎車，在生活上講究品質，懂得享受人生等。這是中國社會中的一小部分人，他們雖不是權貴和巨富，卻是不折不扣的精英，在生活水準上遠遠高于占人口絕大部分的農民和城市工薪階層。

與此同時，“中產階級”竊取了托克維爾式的道德色彩，將作為少數的自己裝扮成民主社會的基礎。作為一個特定的群體，“中產階級”有自身的獨特利益和政治訴求，在諸多公共政策之中都可以發現對這個人群的傾斜。但是，“中產階級”通過影響輿論的能力，把一個有獨特利益的群體刻畫為公共利益代表，把他們希望實現的社會形態等同與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社會形態。媒體把他們定型為品格上溫和且堅定的一群人，因為有恒產，所以有恒心；因為受過良好的教育，所以理解和尊重現代社會的規則；因為有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所以將推動公民社會在中國的建立，進而成為中國向民主、憲政轉型的基石。

“中產階級”的自我祛魅

“中產階級”的形象和房子緊密聯系在一起，不僅因為擁有私有產權的住房是進入這個階層的一個基本標志，也因為房子問題是“中產階級”政治素養的訓練場。買了房子的人就獲得了另一重的身份——業主，為了跟開發商和城市規劃部門進行博弈，很多地方的業主們組織起來為自身的權益而不懈斗爭。聯合起來的業主們也嘗試社區自治，比如罷免原來由開發商指定的物業公司，重新聘請物業服務提供者等。有些業主的聯合體嘗試了創新的組織形勢和治理結構，如業主代表大會、業主委員會、監事會之間的分權和制衡。

這些實踐一度吸引了媒體的大量關注，引起諸多討論，業主和民主成了兩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詞匯，有人將此類業主組織行為視為民主的演習，也有人從中看到真正的公共領域的崛起。還有評論者煽情地說：當文人夸夸其談民主的時候，業主已經上路。換言之，“中產階級”不僅心向民主，而且因為利益攸關，傾向于行動，成為民主規則的實踐者，他們的身上仿佛閃耀著契約精神、公民意識、法制理念等多重光環。

“中產階級”是房地產泡沫的既得利益者，房價在過去幾年里的飆升使購房者的財富急劇增加，如果一直持續這個走勢，“中產階級”將繼續沉浸在名利雙收的美夢之中。但宏觀調控之下，房價開始調頭走低，“中產階級”（特別是剛剛購買了第一套房子的新晉“中產”）馬上坐不住了，2008年發生過的“維權”事件在2011年大面積重演，一時間大江南北無數個售樓處被砸爛。一并被砸爛的還有他們平時在口頭上所尊崇的市場規則和契約精神。

……

“中產階級社會”夢想落空

并非所有關于“中產階級”的印象都是負面的，這個群體中的有些人所表現出來的公益精神仍值得稱道。2008年 “汶川地震”激發了中國社會公益精神的崛起，奔赴災區參與救助的志愿者包括不少典型意義上的“中產”人士，他們開著私家車在震后初期義務運送傷員和物資，成為值得記憶的歷史片段之一。這種公益精神在事后并沒有中斷，隨著微博的興盛，“微公益”成為新的公益參與形式，體制內公益組織的信任危機更是促進了“微公益”的迅速發展，記者鄧飛等人發起的“免費午餐”項目是最典型的代表，自2011年4月啟動，大半年時間已經募集善款2000萬左右。

需要區分的是，在參與公益的人士中，有很多是大學生和城市工薪階層，他們的付出不應籠統地歸結到“中產階級”的頭上。而一部分人在公益方面的貢獻也不足以修補“中產階級”的整體形象。若干年后來回顧，2011年將作為“中產階級”道德形象破產的坐標寫入歷史。

以上回顧的種種“中產階級”（即精英階層）的作為清楚地說明了其本性：當市場波動不是給他們帶來受益，他們就立即翻臉否認市場規則；當契約不能保證他們的資產無休止地漲價，他們馬上可以把契約精神扔進垃圾堆；當程序為他們帶來哪怕一點點不便利的時候，他們的心中立刻開始向往被他們百般唾棄的體制的特權；當民主不能產出他們想要的結果（無論程序上多么完美），他們立即開始咒罵“暴民”、“庸眾”，暴露出反民主的真正底色。

“中產階級”不是一個有擔當的群體，他們聲言“從私利出發，向公益邁進”（楊海鵬語），卻連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后果的勇氣都沒有。“中產階級”非但不像其自我標榜得那樣廣博，而且想成為超越道德和法律約束的特權階層，在他們看來，法律是應該用來規訓他人的，如果他們自身也要受到法律的約束，那么法制就可以不要，甚至可以公然“抗法”。

中國的“中產階級”據說要肩負一個重大的歷史使命，即隨著群體規模壯大到占人口的一定比例，會形成一個建立在其基礎之上的穩定的社會結構。這個理想基本上已經被證實為虛妄的，因為“中產階級”本身就是社會貧富分化嚴重的產物，注定只能是一小部分人；“中產階級”的自我確證是消費和生活方式（這是楊海鵬微博展示的主要內容），而不是對政治的獨到見解和對責任的承擔；“中產階級”以玩世不恭的態度看待社會，無意也沒有能力作為社會的道德和政治基礎。他們只關注自己的利益，不關注公共利益。他們代表不了任何人，只能代表自己。

而且，他們中的很多人決定逃離中國社會了，已經移民了，或者正在準備移民。“中產階級”是移民的真正主力，因為“裸官”也好、大企業主也好、演藝界人士也好，他們的根基在中國，即便拿了國外的身份，人還是要留在國內發展，“中產階級”則通過投資移民或技術移民的方式永久性地移居海外。一個新型的中國社會，怎么能建立在華僑身上呢？

2002年，社科院研究員程巍先生發表了《模糊的“中產階級”肖像》一文，在系統地分析“中產階級”的歷史和現狀后，他做出預判：“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在這一過程（指民主社會建立的過程）中處于什么位置？極有可能，它處于邊緣的位置；甚至，如果這個過程觸動了它的既得利益和未來利益，它就處于對立的位置。”近十年過去了，我們目睹了這個睿智的預言一步步地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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