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第十期就紀念《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表30周年刊登了一篇座談會的綜述文章。“綜述”空洞地肯定《決議》的偉大歷史意義及其歷史作用；空洞地肯定了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的高超政治智慧，但“綜述”的四個專題中千奇百怪的發言卻把那些空洞的言詞幾乎一一否定完了。參加座談會的人士中不乏多年來熱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精英和所謂黨內民主派人士。將“綜述”前后文一對照，使人們感到這些頭面人物演出了一齣自己打自己嘴巴的活劇。這個活劇告訴人們，前文的肯定，有許多說的是假話、虛與委蛇的話；后文的《決議》的所謂科學性的再認識，對當前種種思潮和體制現狀的評述以及下一步體制改革的設想和希望等則是吐出了他們真正要說的心腹之言。

                                       一

    “綜述”說，“‘文化大革命’必須全面斷然否定”。這是《決議》的重要觀點，是沒有疑義的。盡管社會上有種種程度和出發點不一維護“文革”的言論和思潮，并無礙于大局和社會思潮的主流。但是，《決議》站在歷史的高度對“文革”產生的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作了詳盡的精當的分析。在講到毛在文革中的錯誤時，《決議》認為：“對于‘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是經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著的缺點的……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對于這些復雜情況的交代、分析和應該作出什么必要的解讀，“綜述”幾乎沒有一個字的涉及。事實上，毛發動“文化大革命”，除去錯誤和不當的緣由外，也包含有某些無可置疑的正確的動機，他經常注意克服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問題，有哪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在國家取得政權，黨取得執政地位后，這樣深刻地提出這方面的問題，并力圖去解決問題？沒有過。只是由于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當著他發現“文革”中某些錯誤時，他失去駕馭的能力，以至于局面失控，終于鑄成了嚴重錯誤。這就是《決議》所說的毛的悲劇所在。要徹底否定“文革”，必須深入、全面、準確地分析這些原因，只是一般地厲聲疾呼要“斷然否定”，實際上無補于事，全黨也不能從中吸取必要的教訓。但是座談會參與者的發言幾乎統統刻意回避了這些至為重要的問題。這是為什么呢？有什么難言之隱嗎？

                                       二

    值得人們嚴重注意的是，“綜述”中提到的后面幾個部分，在所謂“對《決議》科學性的再認識”中，人們讀到了許多奇談怪論。胡德平說：在“黨最高領導層中還形成一個反革命集團？這些方面的原因，《決議》起碼說得不充分吧？今天看來，《決議》只有說的不夠的地方，沒有說過頭的地方”。那就是說，把毛澤東也應該放進反革命集團里面去，就說充分了；楊繼繩說：“簡單地把‘文革’中的一切罪惡都推到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身上，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那就是說，把一切罪惡都同樣地推到毛澤東身上，就符合歷史事實了。兩個人，不約而同地故意不把話說穿，但是這兩段話背后留下的空間，明明白白地把矛頭指向毛澤東。除去文盲外，大概是誰也能讀得懂胡先生和楊先生心里想說什么。
    宋曉檉說：他對《決議》感到困惑的是，《決議》“并沒有否定還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按照宋先生的說法，現在這個社會就不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了。對于當前中國社會的現實，茫然無知到了這個地步，也實在令人吃驚。我們告別了階級斗爭為綱的歲月，但是階級和階級斗爭還是實實在在地存在著。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決議》明確指出：“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些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黨章總綱中也有相似的表述。宋先生的困惑既不符合《決議》的精神，也違背了黨章的精神。宋先生把自己擺到哪里去了呢？這倒是讓人們感到困惑的。
    蔡霞說：“有人的至今肯定斯大林體制，批判和歸罪于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斯大林體制有錯誤的東西。但是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體制，在蘇聯立國的頭幾年，就勝利抗擊了帝國主義對蘇聯的入侵；二次大戰中，勝利反擊了德國法西斯對蘇聯的侵略；領導蘇聯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奠定了強大的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怎么能沒有一點可以肯定之處？至于對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不該批判和歸罪，那就是公開為這兩個共產主義的叛徒開脫、招魂，這是出于什么動機，這里就不必多說了。
    王海光說：“《決議》對于毛澤東思想做了一個切割，把正確的思想當成黨的指導思想，錯誤的思想不當毛澤東的思想。這在政治上固然是‘硬著頭皮和稀泥’的需要，但在學理上是講不通的”。丁東說，《決議》“對毛澤東思想過于維護”。這些話的意思都說得很明白：不同意《決議》對毛澤東功過是非一分為二的提法，不同意《決議》對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意義作出的正確評價。粉碎“四人幫”后，中國黨迅即對過去的黨和領袖的錯誤作出實事求是的正確評價，從而避免了社會動蕩和人們思想混亂，對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帶來十分積極的影響。比起有的國家在處理這類問題時采取一棍子打殺的做法，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后果。相比之下，堪稱云泥之別。這也正是我黨的成功和高明之處，是對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的極大負責，也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極大貢獻。在這樣重大問題上持異議，只能說明發言者是不以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為重的，是完全逆《決議》精神而言而為的。
    吳思說：“我們現在看得很清楚，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不是成績，而是失誤”。這句話也是完全不符合《決議》精神的。《決議》指出：“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在過渡時期中，我們黨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又指出：“這項工作中也有缺點和偏差……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但整個來說，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所有這些評論和判斷都不是空口說白話，都是有強大和雄辯的事實為依據、為基礎的。一些人切斷歷史，罔顧當時歷史面臨的情況和條件，夸夸其談，妄加指責，百般挑剔，這是一些人對待歷史的態度。這無論如何離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太遠太遠了。
    在對待“文革”和當今形勢的看法上，一些人蹩足了滿肚子的怨氣，說了一些十分陰損和刻薄的話。這種態度完全不是為了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汲取歷史教訓，完全不是為了認真地、實事求是地面對當前問題，積極地去解決當前問題，而只是撒氣、罵街、盡情發泄……恨不能置人于死地。張維迎說：“我們現在看的這個歷史，歪曲的太大了……這很可悲。如果你不能徹底否定‘文革’，中國人的靈魂永遠是不可能干凈的。”雷頤說：“由于歷史受到權力的掌握，權力往往選擇性記憶，要我們記住什么，忘記什么……我們要和遺忘作斗爭。”按照張先生和雷先生的說法，“文革”這段歷史被歪曲了，被掩蓋了，迄今沒有“說出‘文革’的事實”。這也是一個十分奇怪的說法。你們兩位以及其他一些人對“文革”知道得還少嗎？你們的陣地，例如《炎黃春秋》，有什么關于“文革”的事實，不刊登、不發表的？那些邊邊岔岔、猗角旮旯里的事情，你們登得還少嗎？《炎黃春秋》幾乎每期都刊登大量揭露“文革”情況的出版物、書籍的書目，你們登得還少嗎？還有什么被你們遺忘的？你們探隱索微、挖私鉤沉，盡情地詛咒、責罵……共產黨、毛澤東早就被你們罵得狗血噴頭、體無完膚了，還有什么不敢寫的？你們總是覺得寫不夠，不解氣，你們什么時候有個夠？你們真是“欲壑難填”啊。
    罵過了昨天，再罵今天。你們詛咒當今的黨和政府憑著掌控的權力，選擇什么讓人們記，什么不讓人們記，讓人們遺忘掉過去，所以要與之作斗爭。馬立誠說：近年來，“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思想和中國社會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相結合，對改革開放造成了威脅，這種倒退的情況在各方面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馬立誠這幾年的遭際，使他特別惱火。他咒罵那些批評他的人是民粹主義、民族主義，人們為什么這么罵他，他又為什么這樣反罵回去，人們特別容易理解。當然他回罵的不只是他認為的那股所謂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思潮，他是罵那些縱容這種思潮的人，這又是罵誰呢？人們自然也心知肚明。
    一些人對當前人們發于真情唱革命歌曲、抒發革命豪情，緬懷革命傳統，如坐針氈，特別忍受不了。王海光說：“現在一些地方開得沸沸揚揚的唱紅、贊頌毛時代，搞個人崇拜”。這位王先生對“唱紅”和“贊頌毛時代”懷有如此不共戴天的仇恨，這是什么感情呢？至少不是中國億萬普通勞動人民的感情，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的時代，除去他犯錯誤的那些歲月和時段以外，毛時代為什么不值得人們贊頌呢？億萬中國人民熱愛毛澤東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逆轉的，而周為民的發言可真是憂心忡忡啊：“那種可能使共產黨、社會主義和中國的發展從生路退回到死路的危險已經是現實地存在著了。這種危險一方面來自那些主張倒退的思潮和行為及其對社會的蠱惑。另一方面來自在這個問題上曖昧搖擺消極和無所作為的傾向”。這兩個方面又是罵誰呢？當然，人們也還是讀得明白。前一方面是指的他們這里人心頭最仇恨的廣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后一方面則只能是指的當局。而張維迎說的那段話更是令人毛發肅立、全身悚然。他說：“我們國家現在氣質發生了變化，好像處于亞健康的狀態……現在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真正落實《決議》。我們細看了一下我們的《決議》，感到真心得到落實的只有一條，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句話真是說透了這些先生們的心境。憲法諸條諸款，一條也沒有落實，而偏偏是落實了共產黨領導這一條。這個共產黨還稱得上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為人民利益服務的先進政黨嗎？這個黨早就該被打倒，中國的事情早就應該有別的政黨或政治力量來管了。張先生的話貌似突出黨的領導，恭維黨的領導，實質是極端地丑化、污辱黨的領導。這種話一般人是說不出來的，只有對黨懷有極端反感的感情的人才能說出這樣的話來。領教了，實實在在地領教了，真是使人們大大地擦亮眼睛了。

                                       三

    “綜述”對下一步體制改革的設想和希望，專門列為一個部分。其實這個部分倒是說得簡單明白，要言不煩。胡德平說：“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還不夠”。把共產黨硬分成革命黨和執政黨，這是近年來的一個趕時髦話題。似乎黨在執政前才叫革命黨，執政后就不能叫革命黨了。給人的感覺是，黨要執政，就必須拋棄革命本色，什么革命精神、革命傳統都要拋到東洋大海里去了。共產黨什么時候都要保持革命本色，未執政時如此，執政后同樣如此，硬要把革命黨和執政黨對立起來，共產黨真是應該改名字了，還要什么革命理想，革命抱負呢？胡德平還主張搞黨內政治生活民主化。這個主張并沒有錯。但是他又說，這會付出很大成本，但是不要怕，“有的地方可能會‘亂’，要準備一時的‘亂’，局部的‘亂’”，這樣，“才能逐漸解決這個問題”。看來，胡耀邦總書記的這位大公子對中央“穩定是壓倒一切的”方針頗不以為然。并且十分鐘情于“亂”的了。他不是樂意看到“文革”中那種亂象吧？他不是斷然反對“文革”好像在“復活”，要“堅決守住否定‘文革’的底線”么？人們對他講話的前后矛盾，似乎自己在摑自己的面頰，應該怎樣理解呢？“綜述”說到對下一步的設想和希望，其實是說中國下一步該走什么路，希望中國成為什么樣的國家？這方面的話倒是說得十分直白。李楯說：“要走向憲政。最根本的是要啟動早已停滯的改革——即：啟動十七大在4年前提出的：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在內的全面改革”。楊繼繩說：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是“極權制度加統制經濟”，后30年是“威權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場經濟”，今后應該是“憲政民主加完善的市場經濟”。郭道暉說：“執政黨的基本理論和任務是實行憲政社會主義”。張劍荊說：“需要把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真正提到改革的日程上來”。馬立誠說：“當下中國，只有用發展民主、憲政的辦法解決中國的矛盾，才是唯一的出路。”請看看，幾位先生異口同聲，就是說得這么簡潔、直白、毫不拖泥帶水，可謂一句中的。這就是：走憲政民主的道路，走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憲政民主道路。他們提出要把政治改革迅速提上日程，加快政體改革，目的正是要加快走上憲政民主的道路。難道這還有什么疑問嗎？這些西方憲政民主的吹鼓手們同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走什么道路的設計也好、勸降也好，脅迫也好，是多么合節合拍、絲絲入扣啊！？
    要遂座談會諸位先生們的心頭之愿，必須有一把開啟門戶，然后登堂入室的鑰匙。這是一把什么鑰匙？陳有西說：“中國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過程。62年執政下來，我們需要一次新的反思”。讀到這里，人們恍然大悟了。新的思想解放向哪里使勁呢？人們要反思什么呢？這就是：30年前的《決議》已經不科學了，過時了。當時的《決議》至多只是如楊繼繩先生所言：“是對當時面臨政治問題的折中和妥協”。按這些先生們的看法，當下，中國要改革，必須推倒當時《決議》中的種種不科學的精神。前30年的極權制度是要反對的，后30年的威權政治同樣是要不得的。否則就走不出亞健康的狀態，連國家的氣質都變了。怎么辦呢？怎么才算講科學呢？把中國推到西方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才是唯一的出路”。新的思潮解放和新的反思的全部焦點都應集中在這里。把持住了這把鑰匙，門戶就開啟了，登資本主義之堂，入資本主義之室的路就打通了。這些座談會討論者的話真是直率得好不可愛呵！陳波說：“中國共產黨面臨的一個重大的歷史任務就是要由專政黨轉成憲政黨，要用憲政的手段把我們這個國家變成一個國際社會中的正常國家，那就是由社會主義置之腦后改制轉型成為資本主義國家。那時中國就會被國際社會接納成為一個正常國家了。”這番話說得還不夠直率么？王占陽說得更“狡猾”一些：“有中國特色的邏輯前提，又是有‘世界一般’，而且‘世界一般’是第一位的”。當然就是指的和西方陣營一般般的資本主義國家了。所以，今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不應是什么社會主義國家，在王先生的眼里，就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個資本主義，就是“世界一般”，而且是“第一位”的。當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招牌還不妨依然掛著。王先生的話雖然“狡猾”一些但也還是直率的。總之，中國的出路是資本主義，是西方式的憲政民主。參加座談會討論的諸位先生的你們葫蘆里賣的什么藥，我們都已經知曉了。
    “綜述”的紀念《決議》發表30年，恭維《決議》的歷史作用是假，要徹底推翻《決議》是真；說什么《決議》全面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體現了老一輩革命家高超的政治智慧是假，要對毛澤東作出重新評價，把毛澤東徹底推倒在地是真。中國共產黨成為憲政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為中國特色資本主義，中國也就成為西方國際社會中的正常一員了。這樣，你們就心想事成，如愿以償了。這就是這次座的真實用意所在。真是狼子野心啊。（2011年10月14日）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