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存在的“杯具”時代--寫在建黨90周年之際

何雪飛

搜狐網7月4日有則消息《中國內地富人數排名全球第四》：
http://roll.sohu.com/20110704/n312353368.shtml
國美林集團和法國凱捷咨詢上周三公布了2011年《全球財富報告》，數據顯示2010年全球富豪數量增加了8.3%，達到1090萬人；其中，中國的富豪數量為53.5萬人，比去年增長12%，僅次于美國、日本和德國，繼2009年后再次穩坐第四名位置。亞洲及太平洋地區資產達到或超過100萬美元的人首次超過歐洲，預計不久將趕上北美。報告中將凈資產（不含主要房產）超過100萬美元以上的人士稱為“高凈值人群”。此外，中國買家對私人飛機、豪車、豪宅等情有獨鐘，藝術品收藏也是富豪青睞的投資領域。2000年～2009年間，中國藝術品市場總額超過40億美元。
【網友酷評】
這是十分嚴重的信號。與富豪數量增長形成對比的是我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矛盾愈加尖銳。國際上通常認為，基尼系數0.4是警戒線，它表明財富已過度集中于少數人，該國社會處于可能發生動亂的“危險”狀態。而我國基尼系數已超過了0.5。中國貧困人口數按照國際標準測算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二。

2010年07月15日《南風窗》報道：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社會科學報》公布了一個值得關注的數據：2009年度全國維穩經費達到5140億元，中央政府公共安全支出增長幅度達47.5%。隨后有學者公開評價：該數字已逼近全年軍費開支，完全可以用“天價維穩”來形容，維穩經費年年破紀錄說明社會越來越動蕩，水漲船高的安全成本也越來越令社會難以承受。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曾說，如果中國出現兩極分化，出現了新的資產階級，我們的改革開放就失敗了，中國的改革就走向邪路了。事實上，2010年,新華社兩位研究員判斷我國的基尼系數實際上已超過了0.5，盡管他們弄不清楚兩極分化的真正根源。眼下的現實更加尖銳，如果連基本穩定都難以保持，整個改革開放體制必然走向死亡。

建黨90周年之際，我們緬懷無數革命烈士和社會主義建設者的豐功偉績之際，我們需要認真想想，如果沒有強力維穩，沒有每年至少五千億的維穩經費，我們這個社會能否保持基本的穩定？

我們應該想一想，建黨90周年，我們的事業應該越來越順利，道路越來越寬敞才對，為何胡錦濤總書記在建黨90周年大會上會卻說：

【全黨必須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的新形勢下，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更為緊迫。】

我們今天的外部環境遠遠比毛時代要好很多，我們又繼承了毛時代獨立完整先進的工業體系、農業體系、教育醫療衛生等社會福利體系、兩彈一星等國防軍事工業等物質財富遺產。為何當今這個時期，我們面臨的挑戰和考驗卻前所未有？我們的任務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更為緊迫？

我們不妨以一個個具有典型意義的具體案例來分析這個社會，分析我們黨為何面臨著史無前例的挑戰。

發生在一年多前的楊元元自殺事件，是近幾年無數中國大學生自殺事件中的普通一例。無論官方媒體怎樣熱情謳歌私有化市場化的改革開放，青年一代事實上已經身處一個財富兩極分化和權力腐敗嚴重、黑社會犯罪層出不窮、黃賭毒頑疾不斷蔓延的社會。這不僅是中國80后一代的悲劇，是中國共產黨年輕一代黨員的悲劇，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悲劇，更是我中華民族的悲劇，當然也是全人類的悲劇。楊元元事件是個隱喻，它喻示著中國共產黨，如果受資產階級洗腦，接受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便是資產階級和資本的終身奴隸，直至落到和蘇聯共產黨一樣的下場——自殺身亡。

一、中國青年一代的“杯具”

楊元元是上海海事大學一名研究生，于2009年11月26日在宿舍24#506的衛生間用兩條系在一起的毛巾將身體懸掛在衛生間水龍頭上，結束了自己的30歲的生命。此次自殺事件曾引起廣泛討論。

http://baike.baidu.com/view/35034.htm

盡管我不止一次為楊元元的死痛哭流涕，但這并不妨礙我對這件事作出幾點理性的分析，一則祈禱傳說中楊元元的魂靈能盡早安息，二則，希望更多的活著的楊元元們能早日解放自己。

70末及80后這一代，或許是建國六十年來，最為悲慘的一代人。和“蟻族”“蝸居”等話題類似，楊元元自殺事件這個個例，之所以引起廣泛關注、熱議，正是因為它反映了這個時代青年人的真實處境。如果說成為“蝸居”的房奴就應經夠悲慘了，那么“蟻族”一群則是欲當房奴而不得的一代，而自殺的楊元元則是“蟻族”中的典型一員。似乎，70末及80后這剛剛進入社會的新一輩中大部分人被分成了兩類，一類是坐穩了奴隸，另一類則是想做奴隸而不得。

按道理，前人栽樹后人乘涼，建國六十年都是和平大環境，80后這批人應該最幸福才對，為何這一代卻成為最悲慘的一代？中國共產黨奮斗九十年，為何迎來這樣一個“杯具”時代？

我們從楊元元這個個體進行分析，她個人經歷已經足以說明一切：

1979年11月，楊元元出生于湖北宜昌市
1985年，楊元元6歲的時候父親因病去世，當時弟弟尚不滿4歲。當時在宜昌一個偏僻的軍工廠工作的母親要上班，每天中午姐弟倆吃的基本是辣醬就饅頭，有菜吃的時候，楊元元都是盡量讓弟弟多吃一些。
1998年，楊元元以優異成績考取武漢大學經濟學系
2000年，其弟考取了武漢大學環境科學專業。
2000年，母親所在的工廠面臨搬遷，必須自己出錢在新廠所在地購買房屋。但當時楊元元學費尚未湊夠，弟弟也是貸款讀書，家里無力購房。失去了住所，母親只得到武漢大學與楊元元住在一起。
同學們反映說，楊元元為人大方，在學校一直是學生干部，大學還入了黨，同學有什么矛盾，她還幫著調解。楊元元很要強，家里有困難，卻從來不跟同學、朋友說。
2002年7月楊元元畢業于武漢大學商學院經濟學專業
2002年8月-2004年8月在武漢現代英語培訓中心擔任英語講師
2004年9月-2005年9月在武漢泰康人壽保險公司擔任客戶代表
2005年9月-2009年9月曾在報社擔任過編輯，也做過衣帽等小商品生意
2007年，楊元元把拖欠的武漢大學的3970元學費還上，拿到了本科學士學位證和畢業證。
2009年9月，楊元元考取上海海事大學國際法專業碩士研究生，再次帶著母親踏上求學之路。
2009年9月12日入學報到后，楊元元與母親共同擠在宿舍的小床上。海事大學臨港校區地處偏僻，租房不易，楊元元也無多余的錢款可供租房，她再次萌生讓母親借宿學校多余宿舍床位的想法。她多次向學校申請，說明情況，但學校領導態度冷漠，說‘沒錢不應該來讀書’，最終沒有為其母親安排住宿，要求她在校外租房，并“禁止其母親再進宿舍樓”，連普通正常的探訪都要受到‘鄉下人’的辱罵和‘不發畢業證’的威脅
11月25日清晨，與楊母同住在海事小區出租房的楊元元，突然在被窩里坐了起來，喃喃自語，“都說知識改變命運，我學了那么多知識，也沒見有什么改變。”
11月25日白天，楊元元沒有課，她與楊母到學校買了些饅頭和咸菜，兩人在租賃房里吃飯、聊天。楊元元告訴楊母，現在后悔當初上大學時沒有報考師范類專業，那些當初成績沒有自己好的同學，師范學校畢業后在上海教書，收入很高，反觀一直學習很好的自己現在卻過得很不好，“努力有什么用？”楊元元還反復說覺得沒讓楊母過上好日子，自己很對不起楊母。
2009年11月26日早上楊元元在宿舍24#506的衛生間用兩條系在一起的毛巾將身體懸掛在衛生間水龍頭上，結束了自己的30歲的生命。

楊元元出生于一個普通的工農家庭。幼年喪父，使得她的家境更加困難。1998年，楊元元以優異成績考取武漢大學經濟學系。

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加快了改革開放的步伐，進行了史無前例的改革攻堅。吳敬璉、高尚全、張維迎、皇甫平、張五常、厲以寧、茅于軾等人成為時代紅人，他們主張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政策被廣泛推廣，國企私有化；引進外資；血汗工廠；擴大出口；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產業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大潮波濤洶涌。

連教育被當做賺錢牟利的工具。在高收費前提下，各大高校之所以史無前例地擴招，最根本的動力就是能帶來更多的利益。1998年前后，高額的大學費用已經成為普通中國家庭的夢魘。2000年前后，楊母所在企業進行了市場化改革，楊母失去唯一的住所，而不得不楊元元住在一起。2002年楊元元畢業，由于拖欠學校學費，楊元元沒能拿到畢業證、學位證，這給她的就業、生活帶來不少困難，也許悲劇就是從此開始。（直到2007年楊元元才把拖欠的武漢大學的3970元學費還上，拿到了本科學士學位證和畢業證。）

假如楊元元們早出生幾年，甚至早出生一兩年，也許命運就會完全不同。如果她在80年代或者90年代上半期考上大學，那就趕不上教育市場化的改革，那時的教育制度還保留較多毛時代的成分，教育成本主要有國家承擔，大學生讀大學應該完全免費或者費用較低。在毛時代直到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大學生的數量按照國家需求逐漸增加，無數普通工人農民的孩子，通過刻苦學習，考上大學，從此擺脫了自己原來的命運。楊元元們按照慣例想走這條路，不幸的是，她們不知道，這條路已經被改革精英們堵死。

二、青年一代遭遇了兩極分化的社會

楊元元們的悲慘之處在于她出生于1979年。等楊元元們長大成熟考大學、踏入社會之時，改革開放的結果–市場經濟也已經開始成熟。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下，生產資料已經被資產階級寡頭壟斷，資本、資產階級已經成為這個社會統治性的力量。由于絕大部分企業已經是私營企業，這些企業的主人是資本家而不是勞動者。中國社會從公有制轉變到市場經濟私有制，人數極少的資本家壟斷了眾多企業的所有權、壟斷了生產資料，人數眾多的勞動者則喪失了企業、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資本家即便是不投入任何勞動，通過壟斷生產資料這種強大的、根本性權力就可以無償占有勞動者的大部分勞動，這種占有，就是資本剝削。資本家階級既然已經在企業里、在市場里、在經濟領域擁有絕對的權力，那么必然要控制社會的政治權力——立法、司法、行政、媒體、軍隊，也會必然控制這個社會的文化權力。市場社會當中的官僚與學者，往往都是將追求個人利益放在人生目標的首位。當經濟資源被資產階級壟斷的情況下，為資產階級服務，便是官僚與學者獲得個人利益的最主要途徑。所以，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社會，就是一個資產階級主導的，與官僚與學者聯盟的，對普通勞動者進行剝削、專政的社會。

楊元元和改革開放一起出生，和改革開放一起長大，也和改革開放一起陷入危機。楊元元在世的這三十年，是中國社會不斷擺脫毛澤東時代影響的三十年，是改革開放逐漸深入的三十年，是市場經濟逐漸成熟的三十年，是資產階級逐漸發展壯大的三十年。這三十年，從頭看到尾，越往后走，普通勞動者–工人農民的經濟地位、政治地位越低，工農的子女通過自己的刻苦學習、辛勤工作獲得幸福生活的機會越少、途徑越窄。那些比楊元元晚出生的普通工農的子女—大多數的80后、90后們，那些在03年至09年大學畢業踏入社會的大學生們，將不得不面對比楊元元們更少的就業機會、更低的薪酬工資、更高的房價負擔與醫療負擔，這些無疑是比楊元元更加惡劣的生存環境。

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延續三十年，正是因為它在早期的不成熟。一方面，毛時代的農業現代化成果如雜交水稻、大規模水利建設，完整的工業體系，及兩彈一星之類國防體系，為改革開放時代奠定了豐厚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毛時代也為改革開放時代留下難以忽視的制度基礎。在改革開放初期，還保留著或多或少毛時代的社會主義制度特色。新生的資產階級是逐漸發展壯大的，官員們是逐漸大面積腐敗并被資本家俘獲的，公有制的比例是逐漸降下來的。在改革初期的很多時間里，普通工農及工農子女還享受毛時代的制度遺產。比如，八九十年代，大多數工人的工資、福利待遇仍然是較高的；農村的赤腳醫生體系雖然被瓦解，但很多醫生還是存在的，直到后來才逐漸流失殆盡；改革初期，由于毛時代物質成就積累豐富，國家大幅度提高糧食價格，這給農民帶來極大地收入；農村的干部、國企的領導一開始們還不太敢明目張膽地壓迫工農的；一開始工農子女上大學是免費或者繳費很少的；一開始住房醫療也是很大程度上不用個人承擔的。

然而，隨著毛時代物質遺產逐漸被新生資產階級壟斷，毛時代對普通勞動者有利的制度遺產作為改革對象、舊體制被一步步被破除掉后，普通勞動者所感受到的剝削壓迫就逐漸加大，社會矛盾沖突也愈發嚴重。假如改革開放初期有一個黃金時代，那恰恰是毛時代物質、制度遺產發揮作用的結果。少部分人在改革開放年代享受了幸福生活，從根本上看，那是在享受毛時代物質、制度遺產。對于普通人民而言，這種幸福生活，絕對不是私有化、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帶來的。當改革越發深入，市場經濟越發完善成熟，資產階級越發強大，整個社會離毛時代越來越遠時，改革開放就愈發艱難，就走到了盡頭。

吳敬璉、高尚全、皇甫平們認為當前中國社會的問題，如腐敗、兩極分化都是改革開放不夠的結果，都是毛時代的遺毒造成的，這是典型的胡說，從邏輯上、事實上都明顯錯誤。改革方向如果是正確，越改革應該越順利得到的擁護越多才對，怎么會越來越艱難？在這三十年里，隨著時間的推移，越到后面，改革越深入，離毛時代越遠，毛時代的影響應該越弱。無論左派右派，都不會認為這三十年越改革越接近毛時代吧？但在這三十年里，腐敗、兩級分化的趨勢卻是逐漸加深的，毛時代的東西被改革掉的過程，毛時代的物質、制度、文化遺產逐漸被耗費殆盡的過程，正是腐敗、兩極分化逐漸加深的過程，這不是鐵一般的事實么？

三、兩極分化和腐敗現象的根源

社會生存環境的惡劣，是楊元元們自殺的根本根源。

要弄清楚中國社會兩極分化的根源，首先我們必須明確財富分配問題的基本原則：

財富（包括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從根本上看有兩個來源：第一是來自大自然的饋贈。第二是來自人類自身的勞動。人類社會的價值來自于人類勞動的創造。按照公平正義的理念，來自大自然的財富，應該平等地分給每個人；由人類勞動創造的財富，應該根據人的勞動付出分配財富。——這種公平正義的分配方式就是按勞分配。

只有勞動才創造價值。大自然饋贈給人類的自然資源等財富應該歸屬于所有人。每個人勞動的成果，都應該全部歸這個人所有，而不能被其他人剝奪。

其次看人類社會的實際情況：

在私有制社會里，生產資料都會最終被少部分人占有，大部分勞動者則喪失了生產資料的所有權。

按照傳統的觀點，資本主義分自由競爭階段與壟斷階段，自由競爭階段，資本家的數量多些，壟斷階段，資本家數量少些。但是這種劃分僅僅是在資本家內部觀察的結果。實際上從全社會看，資本家人數再多，相對于工人也是一小撮。無論是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還是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都是一小撮人壟斷控制了生產資料，這一小撮人可以通過這種壟斷權力對沒有這種權力的無產者進行剝削。

所謂自由競爭階段的資本主義，是一個虛假的稱謂，資本主義根本沒有出現過所謂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早期的所謂自由競爭，僅僅是資本家間的自由競爭，而不是資本家與工人間的自由競爭。資本家與工人的關系，僅僅是資本家階級通過壟斷控制了生產資料，并通過這種壟斷性的權力剝削工人。

生產資料所有權是一個社會最根本性的權力。掌握生產資料的少部分人就可以剝削大多數的勞動者，因為前者相對于后者是絕對的強勢者。

比如，封建社會，地主或莊園主們占有了大量的土地，農奴們沒有土地，雙方在經濟權力上極度不平等。地主們可以不參加勞動。地主提供生產資料如土地，農奴提供勞動。地主通過收取地租方式，無償占有了農奴的大部分勞動成果。設想最簡單的情況：甲擁有一塊土地，乙一無所有。那么甲可以不勞動，而雇傭乙，從而剝削乙的大部分勞動成果。如果甲乙二人共同占有這塊土地，那么甲很難再剝削乙。

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社會里，眾多企業被一小撮資本家所有，廣大工人喪失企業所有權，這雙方在經濟權力上極度不平等。一個工人如果失業就無法出賣勞動力則無法生存，而資本家則可以任意處置如侮辱、解雇這個工人，因為門外還有更多工人在排隊等待雇傭。資本家提供工廠等生產資料，工人提供勞動力。因此資本家根本不用參加勞動。資本家憑借這種企業所有權，就可以雇傭工人，無償占有工人的大部分勞動成果，從而獲得極大的收入。因此，工人得到的工資，僅僅是自己勞動成果的一小部分，只能勉強維持生存。只有工人們共同占有了企業，那么資本家則成了工人階級的一員，如果他不勞動，便沒有任何收入，只有如此才能消除剝削。
 

總而言之，在私有企業里，一小撮資本家壟斷了企業所有權，而工人沒有這種權力，所以民營資本家可以剝削工人。這種剝削的根源就在于資本家對企業產權的壟斷。而國有企業，由于工人共同占有企業所有權，所以沒有誰可以剝削工人。
 

也就是說，外資是壟斷企業，民企私企也是壟斷企業。所謂自由競爭階段的私企是有限壟斷性企業。壟斷競爭階段的私企是無限壟斷性企業。資本主義從早期所謂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階段的發展，就是從有限壟斷階段發展成無限壟斷階段，這是客觀規律。而只有國企，這種產權屬于全民，利潤由全民共享的企業才不是壟斷企業。

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指出的：“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不論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貴族，伊特剌斯坎的僧侶，羅馬的市民，諾曼的男爵，美國的奴隸主，瓦拉幾亞的領主，現代的地主，還是資本家”。

自私有制產生以來的人類歷史，都處于這樣的一個階段：生產資料相對被少部分人壟斷，而龐大數量的勞動力之間則是相互競爭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也是如此：生產資料被資本家階級壟斷，而同時，勞動者之間卻在相互競爭，相互比賤，使工人的工資僅僅維持在工人勞動力勉強完成簡單再生產（即生存并撫育后代）的水平上。

當前中國社會出現兩極分化，其根本原因是憲法被資改派顛覆了：所有制上，生產資料已經是私有制占主體。分配方式上，已經是以按生產要素即按資分配占主體。這一切都是90年代開始的大規模的私有化運動導致的。當在毛時代及80年代，當絕大部分工人都在國企等公有制企業勞動時，他們是不遭受任何人的剝削的，那個社會也是貧富差距很小的社會。自90年代國企經過大規模私有化改革之后，中國絕大部分工人就淪為在私營企業工作的受新生資本家剝削的雇傭工人（當前在僅剩的一百多家央企企內工作的工人占整個工人階級的比例很少）。新生的資產階級侵吞了國有資產后，他們憑借對中國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無償地占有了中國勞動階級的大部分勞動成果–即剩余價值。

資本家剝削對兩極分化的貢獻比官員腐敗對兩極分化的貢獻要大很多。蘇聯解體前，右派官員們的腐敗已經達到了頂點，但由于在公有制條件下，其獲得財富受到種種限制，而且其腐敗是非法的，遭受左派及人民清算的威脅。正是這批右派腐敗官員推動了蘇聯的解體，搖身一變成為新生資產階級，成為寡頭資本家。我們看到，蘇聯東歐地區在解體后實行市場經濟、大搞私有化后，其基尼系數迅速上升。

中國當前國有企業僅剩100多家央企，受毛時代制度和文化殘余的影響，央企高管的年薪平均是30萬，遠遠低于同等規模私企和外資的高管的年薪。這還是2003年后新自由主義改革所導致的，03年之前，央企高管的年薪更低。在當今國有企業里，高管已經是收入最高的群體，而在私營和外資企業里，高管只是中等收入，私有制企業中收入最高的是資本家，其收入可能是私企高管的十倍百倍。然而，同樣受毛時代制度和文化殘余的影響，當今國有企業內普通職工的收入遠遠高于私企普通職工，當然在新自由主義改革前，國企職工的福利待遇更好。

通過新自由主義改革，中國大部分國企已經被新生資本家廉價鯨吞。中國絕大部分勞動力都在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就業，這些勞動者遭受國內外資本家集團的剝削，收入自然低下。

通過仔細地比較當今國企和私企的內部分配，我們會發現，國企在縮小兩極分化，私企在擴大兩極分化。國企內部兩極分化程度比私企小很多，主要是毛時代社會主義制度文化的殘余影響，如果繼續推動新自由主義改革開放，將國企高管和市場徹底接軌，那么中國兩極分化程度還要上升。如果將新自由主義改革進行徹底，將當前的國企私有化，比如將中石油、中石化、電力、鐵路賣給幾個國內外的資本家，那么中國的改革開放就徹底完成了，國企就與私企就徹底接軌了，中國的兩極分化也就更高了。

導致社會兩極分化和不穩定的另一個因素是腐敗。

當前最大的腐敗，就是私企資本家收買官員，使權力制定對私人資本家有利的政策。

官僚腐敗獲得的財富從根本上看有兩個來源，一是來自稅收形成的財政收入，即公款、國庫，第二是拿手中權力為資本家服務從而獲得利益。而后者其規模數目遠遠高于前者。前者屬于一般性腐敗，通過進行審計可以得到有效監督。當前突出性的官員腐敗不再是貪污公款之類的初級型腐敗，而是更加隱蔽、無法監督的腐敗，即利用手中權力為掌握巨額財富的資本家階級服務從資本家手中獲得非法利益。

前官員腐敗主要是通過替資本家服務而從資本家手中獲得服務費。那么官僚腐敗所得將遠遠少于資本家剝削勞工所得。在國有企業資產全面流失殆盡、國民經濟整體上私有化后，整個國民財富已經被資本家階級攫取。所以從根本上看，腐敗官僚所得的非法收入，僅僅是資本家獲得的剩余價值的一個零頭。

所以腐敗官僚只是依附在資本家階級身上，參與了剩余價值的瓜分而已——這是中國實現市場經濟、大搞私有化后官員腐敗大面積上升的根本原因。這是資本主義的必然表現——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就是資本家階級控制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在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也大量存在政府官員利用手中權力為資本家服務，從而瓜分全世界勞動者剩余價值的現象，甚至許多官員本身就是資本家，如布什家族、切尼家族及保爾森、高盛財團等等。

只要實現公有制、實現按勞分配，中國的兩極分化狀況則會基本緩解。腐敗官員們也喪失了為資本家服務從而參與瓜分剩余價值的機會，腐敗現象就會得到大面積解決。在此基礎上加強人民群眾對干部的監督，杜絕干部對國家財政等公共財產的貪污，那么腐敗問題也就會隨之徹底解決。

但是，要解決這些問題何其困難：中國共產黨的許多高層干部，都已經被新自由主義思想所侵染，他們迷信的都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私有化、西方化那套邏輯。

四、中國青年一代或將成為國內外資產階級的終身奴隸

在這樣的背景下，當楊元元們上大學、找工作的時候，這個社會毛時代社會主義的溫情成分差不多已經被改革殆盡。這已經是一個資本通吃的社會，如果你掌握為資本家服務的工具，比如掌握稀缺的政治權力或者稀缺的知識技能，也許會成為中產階級或者資產階級的一員。但是西方的資產階級與中國的資產階級都需要一個龐大的無產階級來為他們創造剩余價值，而且這個無產階級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好，最好都是大學生，這樣勞動者素質高。只要這個群體龐大，那么就會價格低廉，資本的利潤也就越多。市場經濟越發達，貧富分化、兩極分化的趨勢就越明顯，資產階級越強大，占據社會資源越多，普通勞動者上升成為中產階級的人數就會越少。所以楊元元們下降成為無產階級的概率遠遠高于上升成為中產階級的概率。應該說，考入研究生的楊元元成為中產階級的一員還是有很多機會的，但是問題是她的社會經歷告訴她，這個市場經濟的社會是多么地可怕。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大學生、研究生相互競爭、相互比賤，逐漸接近無產階級的待遇，向上爬的路是那么的艱難。當三十而立，卻仍然出頭無日，連自己的母親也難以照顧的困境下，楊元元終于精神崩潰，向這個兩極分化的市場社會告別。

看到楊元元們的上吊自殺，市場經濟社會的統治者—資產階級們大松了一口氣，這正是他們最想要的結果。從邏輯上講，向上攀升受阻的楊元元面臨四條出路：A、默默忍受，承認自己是無產階級的現實，等待機會再向上爬。B、自殺，告別這個讓她憎恨與絕望的社會。C、像楊佳那樣，為了個人權益作出個人式反抗。D、像毛澤東那樣，分析社會現實如此血淋淋的根源之所在，將自己的命運與整個被剝削階級的命運聯系在一起，拋棄自己的個人奮斗式的理想，樹立大公無私的社會主義理想，走向改造資本主義社會、謀求整個人類解放之路。

這個社會的統治者最害怕出現第四種情況，而極其歡迎前兩種情況：當你能忍受我們的剝削壓迫時，請你應選擇A，繼續忍受。當你忍受不了時，請你選擇B，自殺吧，命苦不能怨政府、點背不要怪社會，誰叫你沒能力呢？

楊元元們的悲劇在于，他們不僅僅在現實中、在肉體上、在經濟上被資產階級剝削壓迫，更重要的是他們在精神上亦被資產階級俘虜，被資產階級洗腦。他們在大學期間接受了資產階級個人奮斗式的價值觀，對政治、社會漠不關心，對市場經濟中無產階級遭受的不公冷眼旁觀、視而不見。他們唯恐成為無產階級的一員，極力要擺脫那個階級，他們唯一的理想是通過個人奮斗改變自己與自己家庭的命運。大學畢業踏入社會之后，面對微薄的工資、高揚的房價，無論自己生活多么艱難，對那些社會上的成功人士——即資產階級，仍然投去羨慕的目光。幻想著通過自己的個人奮斗，總有一天能擺脫今天的命運，能接近資產階級或者成為資產階級的一員。

有意思的是，楊元元本科學的是經濟學，研究生學的是法學。在中國，經濟學與法學是資產階級御用文人的大本營，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最為泛濫的領域，是受美國中情局滲透最嚴重的領域。我們不知道楊元元對政治、社會問題是否敏感，但是，按照慣例，接受中國高校經濟學與法學教育的學生，大多都是信奉自由主義的右派。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核心理念是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政治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是個人主義，總而言之，是建立在自私自利基礎上的一套價值觀念。現實是如此殘酷，楊元元，一個工農子弟，一個注定難以爬到上層社會的青年卻被資本家們洗腦了。

一旦受資產階級洗腦，接受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便是資產階級的終身奴隸——在市場經濟社會，永遠只有極少一部分勞動者能通過個人奮斗的方式躋身上層社會，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鐵的規律。而勞動者一旦接受資產階級自私自利的理念，那么剝削他們資本家變成了他們的偶像，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安心接受資本家的剝削，整日幻想某一天能躋身上層，再也不能團結起來，反抗資本的統治。魯迅批判封建社會吃人，那個社會的吃人還要遮上一層仁義道德之類溫情脈脈的面紗。而資本統治的社會則將這層面紗徹底撕去，吃人更加厲害、更加赤裸裸。絕大部分勞動者要求得解放，只能破除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影響，選擇反抗私有制，將生產資料公有化，消滅資產階級對生產資料的壟斷，使每個社會勞動者都擁有這個最根本的權力。對于勞動者的勞動成果，實現按勞分配。

楊元元們這一代更深層的悲劇在于，這一代人走向反抗資本剝削壓迫的道路，可能將是一條史無前例的漫長過程。可以說，自我中華民族在神州大地繁衍發展興旺發達以來，從來沒有哪一代年輕人，像80后這一代這樣，受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影響如此之深。比如2008年涌現出來的所謂“四月青年”，其實大多是國內上層社會出身的孩子留學海外，在那個階級看來，中國社會是很美好的，所以當看到cnn等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時，他們出離憤怒，一定程度上，他們不是在愛國，而是在維護個人的尊嚴。有意思的是，“四月青年”群體中很多人本來對國家的政治社會問題漠不關心的，屬于物質化的一代，他們的愛國心理及邏輯很簡單：我個人生活幸福—所以祖國社會偉大沒有問題—侮辱祖國，就是損害我個人幸福。當他們被卷入“四月青年”后，開始關心社會熱點話題，結果接二連三地了解到類似甕安事件、躲貓貓事件明白社會真相后，許多人的愛國熱情竟然由此大大消弭。一個是因愛自己才愛國，一個是因愛人民而愛國，這就是2008年“四月青年”一代和1919年五四一代的差距。

在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里，每一代青年都深受儒家影響，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時候的人們，在青年時代理想主義成分較多，接受儒家文化積極健康一面較多，或多或少都有一點“精忠報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主義情懷。等真正深入社會后，則受社會利益中儒家文化消極一面熏染較多，逐漸地將世俗利益當做了第一追求，“書中自有黃金屋、顏如玉、千鍾粟”、“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對于普通人而言，青年時代的所受教育很重要，但是整個社會的文化環境對他們影響更加深入。無論如何，即便是常常無法占據主流，但每一代華夏兒女中間都有不少人將為國為民的理想貫徹終身，華夏大地浩然之氣不絕。

毛澤東那一代革命者便是中西合璧的結晶：這兩者就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理想主義成分與西方社會理想主義成分–馬克思列寧主義。建國之后，毛澤東思想成為整個社會的主導性思想。改革開放初的社會，雖然反毛的思潮開始興起，但關心國家、民族、人民命運的社會大風氣仍然存在。資產階級尚未發展壯大，而官員們的自我約束還有殘存，還有一點理想信仰，還不敢大面積腐敗。所以，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畢業大學生們或許反對毛澤東的政治主張及討厭毛本人，但仍然繼承了不少關心社會、甚至關心人類命運的理想主義情懷，不知不覺響應了毛澤東“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的號召。正如馬克思那一代革命者一邊繼承了基督教普世博愛、悲天憫人情懷一邊激烈反對基督教，毛澤東那一代革命者一邊繼承中華傳統濟世救民的理想主義一邊激烈反對儒家。只不過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畢業的大學生們走在了錯誤的方向上。

也是在八十年代末與九十年代初，一股世界范圍的資本全球化浪潮開始涌動。資本主義在歐洲產生以來，總是面臨著來自各個方面的持續不斷的反對與進攻。無論是馬克思那一代，還是列寧那一代，都是幼年受西方傳統文化熏陶（如天主教、東正教），成年后進入否定之否定階段，舊的宗教信仰升華，新的人生信仰確立，所以在他們身上西方傳統文化中向善求真的根本沒有失去，一直保留，而這種根本，與資本主義格格不入。隨著西方資本主義逐漸發達，資本主義不僅戰勝了來自馬克思主義的挑戰，亦將整個西方傳統社會的文化殘余逐漸摧殘、消滅殆盡。殘存的基督教體系被資本力量徹底改造，教皇匍匐在資本寡頭腳下。金錢，逐漸成了真正的上帝。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特點，便是要消滅真善美的文化，資本主義歷史上所產生的偉大文藝作品，都是批判資本主義制度、反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作品。資本主義社會成熟的結果，就是消滅了這些對資產階級的批判，也就消滅了人類最后的文化與文明。這就是在美國資本主義的前期可以出現馬克吐溫這樣的偉大作家，而今天，美國資本主義社會更加腐朽、腐敗、墮落，雖然在減少剝削壓迫方面停滯不前，不僅沒有馬克思這樣的革命家，連馬克吐溫這樣的批判者也消失了。知識分子階層已經被強大的資產階級收買！于是，所謂資本主義制度就已經“日臻完美”的神話就此被制造，并向全球擴散。隨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史無前例地擴張，在西方社會里，像馬克思那樣從青年時代就立下為全人類利益服務這樣偉大理想的人越來越少。年輕人的人生目的，就是發財、賺錢，資本主義面對的反抗也就越來越軟弱。消除了西方傳統文化的制約，戰勝了馬克思主義的進攻，資本的統治力量史無前例的強大。資本主義興旺發達的過程，也就是人類沉迷物欲、道德腐敗的過程。

90年代后期，楊元元們讀大學的時代，正是這樣一個資本全球化的時代，在西方社會，知識分子們已經徹底向資產階級投降，批判改造資本主義的力量史無前例地虛弱。在這個大趨勢下，資本的意識形態首先俘虜了一批中國國共產黨的高級官員，在他們的操作下，中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已經日益成熟，資本的意識形態已經高度滲透整個社會的各個角落。和西方類似，中華傳統早已經不復存在，而毛澤東思想的文化殘余在社會中已經蕩然無存，整個大學里面占據主導地位的，是自私自利的功利主義理念。更加可笑與奇怪的是，那些大學里教授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課程的老師們，大多是反對馬列毛，被資本意識形態—自由主義價值觀高度熏染的老師。大學生們唯一接受的理想，便是追求金錢與地位是第一位的。大學生的人生榜樣，便是將來要剝削壓迫他們的成功人士–資本家們。

喪失了毛時代物質遺產及制度遺產的庇護，又喪失了毛時代文化遺產的熏陶，楊元元們的意識形態具有市場經濟中經濟人的典型特征–個人及家庭利益至上。他們被市場經濟社會塑造了資產階級的忠實奴隸。遭受不公后選擇自殺，自身被奴役卻渾然不知探索根源，不僅身體被束縛，精神上亦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控制，這就是徹底的奴隸的典型特征。這是中國80后一代的悲劇，是中國共產黨的悲劇，更是我中華民族的悲劇，當然也是全人類的悲劇。

面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史無前例的猖狂，楊元元們，那些被資本家洗腦的青年們，那些接受了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幻想著個人奮斗的青年們，你們何去何從？

面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史無前例的猖狂和中國普通民眾日益悲慘的命運，那些尚未被國內外資本家洗腦，對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等普世價值思想有一定抵制能力的中國共產黨干部們，你們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