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謠言何時休——一評茅于軾奇文
與茅于軾打過兩次交道以后發現他近似精神病患者，因一個精神病人想出來的問題比十個正常人還多，所以近年來對他的狂言再不理睬了。可是他那篇奇文《把毛澤東還原成人》，竟鬧到了對簿公堂的地步，才使我感到非同小可。于是在網上搜索，搜了半天，只看了由這篇奇文煽動起來的兩大階級的弟兄們的火拼，卻找不到原文。于是向網友們求助。文鋒網友積極地幫我把茅于軾放養出來的這只過街老鼠逮了出來。他還說，他感激茅于軾這位反面教員，并且感激他八輩祖宗。可見此人對那茅“感情”有多深。同是炎黃子孫，如果再不拿點感情出來，豈不羞愧？其實這感情當然不是因為茅于軾，他本來就不值一談，也不是因他那些病狂的吹棒著。而是因為中國革命，也不知“茅”們的賣力表演能否有助于推動中國革命的浪潮？
鑒于網絡文章宜于簡明精干，因此將茅的奇文讀后感由表及里的方式分開發表。一、《歷史謠言何時休》只涉及表面問題。二、《迫不及待的民主》是資產階級右派自以為最能立足的核心問題，且看茅于軾在這個問題上的標新產異。三、《山雨欲來》摸摸此文的背景。
在讀《把毛澤東還原成人》之前，以為茅佬是專家，知書達理，在其精神正常時說出話來必然會以理服人。此文的標題就表示出豁達大度，表示出了講理的姿態。改革開放以來對毛澤東的妖魔化，卻擦亮了人民的眼睛，激起了一浪高于一浪的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熱潮，幫助了青年一代了解毛澤東，想必是那茅專家絕對不會充許右派小弟兄們再干這樣的蠢事。可是閱后卻讓人大跌眼鏡，孰料這老右竟比小右們還幼稚可笑。文章牛頭不對馬嘴，除了造謠便是誹謗，邏輯混亂，強詞奪理。難免要引起作夢都想救國而又苦無良策的人們如此憤慨。我也憤慨，但不是對茅老頭，而是對那些無作為的當權派！我想問問他們：歷史的謠言何時休？這“餓死三千萬”的謠言；文化大革命的謠言；毛澤東私生活的謠言等等。毋庸置疑，在理論上打不倒毛澤東，只能靠造謠生事。而負責主持社會公德的政府機關的不作為，就可能造成謊言取代事實的惡果，難道這不比資產階級極右勢力妄圖將趕共產黨趕下臺更值得關注嗎？
對于歷史謠言，有的是非常容易澄清的，而且是非常有必要澄清！比如餓死三千萬的歷史謠言。現在證人眾多，只要到各地找到餓死人的證人便明。只要找出“鳳凰衛視”宣布的那因饑餓絕戶了的鄉村便明。難道執政者也樂意等到證人們都死絕以后再將“真相”大白于天下嗎？由此可見，茅于軾不足恨，可恨的是茅于軾又一次給他們提了一個醒，他們卻又一次不聞不問。他們自以為這樣做是為了保黨保權，其實只是為了保護那個矮人。請他們晚上回去墊高枕頭冷靜想一想，他們如此死心踏地保護中國式資本主義的總設計師到底值不值？只是容他們這樣去想的機會已經越來越少了。
茅于軾這一次的謠言加誹謗有一道新的“發明創造”——“餓死三千萬與文革的因果關系。文中寫道：“為了逃脫（餓死三千萬人）這個責任，他發動文化革命，逼死曾經因三年災荒批評過他的劉少奇。”茅老頭意識到右派制作的所有炮彈中殺傷力最大的是“鋨死三千萬”，他想充分地利用，充分地發揮它的殺傷力。事實是，三年困難時期的錯誤中央已經定案性，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央領導人都已承認了錯誤，文革并不涉及三年困難時期，因此對文化大革命的總結中，對三年困難時期只字未提。這是正史。既是“經濟學家”，又想當歷史家的茅于軾編撰的是“野史”。但是在文革群眾性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并不受此限制，有群眾組織揭發了“劉鄧路線”干擾下產生的人禍，加重了因天災發生的三年困難時期，以致于某些地方發生了餓死人的消息，吸引了眾多的紅衛兵以及包括機關干部的群眾組織，追究劉鄧反動路線餓死人的滔天罪行。我作為一名小紅衛兵，打倒公檢法時都有機會闖入機密檔案室，并沒有找到餓死人的具體事例。假如真有餓死三千萬的事實，那劉鄧絕對活不到今天，在批斗大會，憤怒的群眾必定會將他們活活打死。
茅于軾造的歷史謠言說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除了洗餓死三千萬之罪，便是想將權力交與JQ。文中說：“他想消滅一切政治上的對手，無限地擴大自己的權力，還打算把自己的權力在他死后交班給自己最可靠的人，JQ。”如此的信口雌黃，卻讓他在公開場合招搖撞騙，任他動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體，不知現在正高高在上的大員們還有何臉面？
關于政權的交接。單就當時的歷史背景而言，選擇文革干將進入中央核心領導，才能保證政治路線的連續性……可是毛澤東從來沒有打算過讓JQ掌權，因此她連付主席的邊都沒沾過。九大中毛澤東提議JQ不進政治局，JQ不服，說讓群眾選。毛澤東恥笑她說：“提你當付主席都能選上。”并親口說過“JQ有野心”。當然這個“野心”是為個人謀權，還是為了無產階級革命？必須用事實來檢驗，毛澤東豈能主觀臆斷。對身后的接班人，毛澤東給了林彪機會，給了王洪文機會，也給了鄧小平機會，最后給了華國鋒，并沒有給過JQ，這是與茅于軾的“野史”截然不同的正史。
茅于軾是崇美的，假如有人造華盛頓的歷史謠言，茅老頭是想必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回到三十年以前，茅的謠言是沒有市場的。現在了不得了，有了幾億三十年以后出生，對三十年前的事情兩眼一抹黑，而且都是受過西方文化熏陶的人，而且連共產黨人自己都在“茅屎”旁為他佐證，因此他不能不底氣十足起來，造起謠來得心應手。如果放縱茅于軾之流造謠惑眾，可想而知，過若許年后，當親歷這個時代的人都逝世之后，后人們也許還可以看到“毛澤東隨身保鏢”茅于軾；“毛澤東的私人醫生”茅于軾。因為從茅于軾此篇奇文中可能看出，全中國數他最了解解毛澤東。
中華民族有尊老習慣，法律因此作出了七十歲以上的老人不判死刑，此茅獲益非淺。即使是他因眼神不好將人撞倒再給他八刀也無大礙，用不著藥家鑫那樣苦苦哀求。我不喜歡用“老狗”等等不恭之詞稱之，雖然他對更年長的毛澤東更無尊重之意。這原因簡單，因為我們要做人，而這茅并不一定想做人。但是我以為將茅于茅稱為“茅屎”并無貶低之意，我們這里的方言“茅屎”是廁所的意思，茅于軾的功德便是廁所作用，如果沒有它，讓老右們到哪去拉屎？
茅于軾近似瘋狂誹謗與漫罵，最終將深得民意，因為他已經深得毛澤東之意。毛澤東最怕什么？他與所有真正的馬列主義者一樣，不是怕批，更不怕罵，最怕的是被人們將他當作神那樣供奉起來。他們不批，不罵，證明毛澤東思想沒有生命力了，反動派對毛澤東已經無憂無慮了。對近似瘋狂的咒罵，毛澤東生前就為人們作過表率：林彪集團在“571工程記要”中，罵毛澤東為“懷疑狂、迫害狂，任何人都不能與他供事始終。”這對于不了解中央里的政治路線斗爭內幕的廣大群眾來說，無疑會起蒙騙作用，因此中央在公布此反革命文件前曾向毛澤東提出刪除這些漫罵。可是毛澤東卻大筆一揮，批閱道：“全文照發。”這是何等的氣魄！這是唯物主義的氣魄！沒有這種思想境界的蔣介石至死仍不明白他為什會輸。沒有這種思想境界的茅于軾之流至死也不會明白自己辛辛苦苦，為什么倒幫了毛澤東的忙，助他“死恢復燃”。歷史上的大是大非，后人們不可能聽之任之，他們要分析茅們為什么對毛澤東如此仇恨。他們所想的所要的與毛澤東有什么不同。毛澤東毫不含糊地反對階級剝削壓迫、毫不含糊地反對貪官污吏、毫不含糊地反對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壓迫。毛澤東為中華民族雪百年國恥復興大業所作出的豐功偉績，都被茅于軾之流一筆勾消，這只能暴露出他們的漢奸嘴臉，教育全國人民，團結全國人民起來斗爭！人們認識共產主義靠資本主義的弊病，在現實狀況下想要青年們認識毛澤東，恐怕可能只有依靠“茅”們那些各盡職守的反面教員了。
有網友撰文《把毛澤東還原成人就能救得了中國？》，此文對那茅來說簡直就是對牛彈琴，人家壓根兒就沒有想過要救中國。想必是那茅是個已經絕子滅孫了的人，因此不怕后代受累，不怕百年國恥重演，也不怕回到春秋戰國。因此處心積慮地要割斷中華之根腺，敲碎中華民族的脊梁，毀我之長城。
有人說茅老頭所作的文章中也有“愛國”的字樣。這毫不奇怪，從來就沒有不打愛國旗號的漢奸，誰也不會忘記什么是“忠義救國軍”？茅于軾之流就似當代的“忠義救國軍”。
右派對付共產黨的殺手锏是“民主”，但是茅于軾老眼不昏，敏銳地查覺了“民主”的不足，民主武器的客觀性更宜于被人數眾多的他階級利用，將使無產階級革命派得心應手，文革中大民主的慘痛教訓茅老頭刻骨銘心。因此在茅這篇奇文中，“民主”兩字是忌諱的。
如果以為茅老頭因不顧一切地罵倒毛澤東，而一時疏忽了民主問題。那就是沒有細心領會奇文的精神實質。全文中，他不僅承認英雄的作用，承認權力的作用，甚至承認毛澤東的權力，他說：“他的智力過人，但是免不了陷入每一個人都會碰到的規律。他不能突破規律，而是被普遍的規律所限制。”而這個“規律”是什么呢，那就是精英共享權力，毛澤東的最大罪過僅在于此，并且只是因此必定要變成“孤家寡人”。
是的，這些觀點茅于軾在此文中表述得并不夠明確，他在作此文時發表的幾篇奇“博文”中，足見他已經赤膊上陣了。
他在《五四運動的目標錯了》說：“五四運動的目標錯了，五四運動的目標是民主和科學，現在是不是有更合適的口號，能夠代替民主科學？我認為是有的。這個口號就是人權。”不僅民主是錯誤的，科學是錯誤的，只有人權“更合適”。大家不是都瞧見了，現在美國已經不拿中國的民主說事了，只是指責中國的人權。這就讓人納悶了，難道人權與民主是兩碼事嗎？
在這茅眼中民主的確不如人權，因為強調了民主，必然會壓制“人權”，文革就是用民主壓人權的典范。如何才能杜絕呢？茅于軾在《我們和擁毛派的區別》中說：“ 我們反對窮人當家作主（除非是精英），贊成精英管理國家。要選最有才能，有遠見卓識的人來管理國家。但是這些精英必須為廣大群眾的利益著想。”這些落地錚錚作響的語言，比普通右派民主的假惺惺可愛多了。足夠《把毛澤東還原成人》一文的注腳。
現在我們可以對他所提出的“五四運動的錯誤”、“人權”高于民主與科學作出解釋了。這“人權”是各人之權，各階級之權，窮人有窮人的權力，富人有富人的權力，強者有強者的權力，弱者有弱者的權力，各盡所用之權力，由此才保護了這個人吃人的等級社會。茅于軾有雄心改寫歷史，有信心將五四運動的革命方向來個本未倒置。人們不禁要問，人權從何來？不先有民主，沒有人與人的平等關糸能有人權嗎？由此可見，茅于軾所追求的“人權”并不是平等的人權，而是人壓迫人，人吃人之權。因此這種權力并不需要民主為先決條件，民主只能在這種“人權”下的民主，可愛的茅先生將西方民主說得多么透切，足以讓人們特別青年人茅塞頓開！
讓我們分析一下所謂的人權究竟是什么？人權首先必須是生存之權，那就必須是勞動之權，工作之權。如今勞動條件控制在極少數人人手里，大多數人必須請求極少數人恩賜才能工作，當少數人因失誤造成了經濟危機時就“合理合法”地剝奪了工作權力，剩下的只有像狗一樣靠別人喂食活命的資格。這就是最發達最文明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給予大多數人的“人權”。茅于軾說，是的，這就是我給你們勞動者的人權，你的生存權必須在精英的統治權下獲得，而且必須在精英政治下才能得到保證。茅于軾說：“也許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人權是通往民主和科學之路。”顯然，資產階級不平等的人權，必然是通往資本主義不平等的“民主與科學”之路。他們的民主正是為民作主，他們的科學，就是創造更先進的殺人工具。
由此也可以說明，茅于軾指出的限制了毛澤東“規律”是什么？是精英政治！毛澤東所犯的罪行無一不與精英政治背道而馳有關。茅老頭不愧于一語中的，擁毛派與反毛派區別僅僅在于精英政治與人民大眾民主政治。他足可讓某些左派大師那激動人心的高談闊論黯然失色，他足以讓喋喋不休的左派之間的爭論嘎然停止，他雄壯地佐證了列寧的那句名言：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更需要民主。毛澤東鞍馬勞頓、奮斗一身，直至暮年才深切意識到的，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只有死路一條！于是才有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革命的目的就是民主，民主的目的是為了幫助窮人消滅窮人。消滅窮人絕對不能指望富人，唯有“窮人當家作主”，這就是富人的代言人茅于軾竭力抹煞的的文革。毫無疑問，這個世界上只要有窮人，必然要有“文革幽靈”，一旦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危機到來，一旦窮人達到了一定數量，便要爆發革命。而參加革命者將有相當大數量的是現在不愿革命甚至是反對革命的人。假如茅老頭出乎我的意料有后代的話，他的在竟爭中失意了的后代也可能成為被迫為革命獻身的人。這根據是：五千年的人類文明史就是這么走過來的，按照現在的思路走，無論如何也走不出它那個“周期率”。
“黨派的利益要退居人民利益之后。”茅這句話肯定了一切問題的前提。他肯定了“黨派利益”無論何時何地都是合法存在的。實際上是肯定精英政治，肯定階級社會，肯定勞動人民與政治的對立，進而肯定了與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愿望背道而馳的反動勢力。
借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的浩蕩春風，全國掀起了一股紅色浪潮。許多冷漠的心受到刺激，以為窮人們出頭有望，共產黨振興有望。春風已經吹起，當務之急是播種，播下民主的種子，而不能死死捂住無產階級與其他勞動大眾的大民主的蓋子，任由資產階級胡來，否則又如六十周年大慶那樣，曇花一現，黃粱一夢。
以重慶為先鋒的紅色文化運動，盡管重慶領導人一再聲明與“左”無關。
以中共成立九十年為題的重溫革命道路活動，盡管不可能損害資產階級一根毫毛。
可是他們仍不肯沉默，他們像是剛剛行竊過的小偷，生怕被偷者明白過來。
他們又像手持合同書的客戶，指責合伙人，你們許諾過放棄革命口號一百年，你們同意全面批判毛澤東。
雖然他們并不相信共產黨執政者會向左轉，但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必須敲山震虎，必須讓黨內的同路人警覺起來。這就是由茅于軾領銜主演的這場反毛反共序幕的國內氣候。
更讓他們感覺歡欣鼓舞的是，他們已經嗅出讓他們一展身手的國際氣候——資本主義統一世界的高潮，又一個更為偉大的“春天的故事”。為此已經感到有些陶醉的茅老頭并沒有少費筆墨。
他在寫《將毛澤東還原成人》的同時，拿正被西方世界萬炮齊轟的卡扎菲來影射毛澤東。他在“新浪”發《卡扎菲愛他的人民，但是……》寫道：“卡扎菲很愛他的人民，這是毫無疑問的。他把國家石油收入的大部分用于百姓的福利。全國百姓都享受免費醫療，甚至出國看病的費用也能報銷，而且住房不要錢。百姓生活得很滿足，而且一年比一年好。他愛百姓，可是百姓不領情，還要造他的反。卡扎菲百思不得其解。”“這是一切獨裁者的共同思維方式。他們不但把政府的收入大部分用于百姓的福利，而且晝夜操心，為百姓謀幸福，為捍衛國家的主權獨立而奮斗，還為百姓之間的糾紛主持公道。現在的獨裁者并不是只顧個人享受的帝王將相，他們不是低級趣味的人，而是有理想的人，是負責任的人。當然他們也不是理想的君子，思想很復雜。但是他們的確是為人民服務的。他這樣忠心耿耿為人民，現在人們反而造起反來了，他完全無法接受。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為什么為人民服務而得不到好報？……獨裁者始終不明白，現在百姓要的主要不是生活福利，而是平等自由。利比亞人民生活并不差，他們缺的是人權。他們自覺參與到游行隊伍中，是因為自身的感受，是因為人權得不到保障。參與游行也不是因為生活問題。中國人改革以來的生活改善，其速度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別的國家。現在中國政府以為改善民生可以緩解社會矛盾，所以下一個五年規劃以民生為重點，而忽視政治改革。這樣一條路很可能是看錯了方向。”此話正是他寫《將毛澤東還原成人》的政治目的。
將茅于軾上面的話說明白一點，那就是，“為人民服務”不重要，“百姓的生活福利”不重要，“為捍衛國家的主權獨立”也不重要，“人權”最重要，而這人權當然是精英之權。我們知道，發起利比亞內亂的不是百姓，而是精英，與卡扎菲同是精英的同僚們。一部分原政府官員接受了西方教育，認為卡扎菲權力分配不公，因此起義。他們狗仗人勢地在西方的武力幫助下，拒絕與卡扎菲政府在非盟組織撮合下提出的和平解決方案，為了自身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誓將禍國殃民的內戰進行到底，權力不到手絕不收兵。由多國支持的利比亞的戰爭絕對不是一場正義的戰爭，而是精英政治的精典演出，是人權等于強權的生動寫照。“茅”們企圖將此種“人權追求”模式原封不動地搬進來，以求實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茅于軾深知，首先要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首當其沖的最大阻力就是毛澤東思想，這就是他發表《將毛澤東還原成人》的背景。正如毛澤東曾經說的那樣：“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茅于軾明白，要實現中國的“人權”，必須學利比亞那樣，依靠外國人的力量。為此他也沒有少做這方面的意識形態工作。他寫道：“二戰以德國和日本的投降結束了。但這兩個國家的百姓沒有當亡國奴，相反他們現在都成了世界第一流的強國。這說明英美聯軍是仁義之師，是正義之師。……但是中國雖然是戰勝國，卻陷入三十年的人民戰爭。國共之戰，百姓對百姓的階級斗爭之戰，死人五六千萬。遠超過太平洋戰爭中各國死亡人數之總和。這一段歷史的教訓太值得我們深思了。中國有人主張讓英美統治中國，也許中國能夠擺脫種種不幸。的確，由于英美的占領，把德國和日本從專制獨裁改變為民主法治，而且繁榮富強的國家。因此認為中國還不如也讓英美占領一下。但是我不這樣看。并不是因為愛國，把國家的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反對別國的統治。我主張以民為本，不贊成以國為本。只要對人民有益的事我都會同意。”
人們不禁要問，什么是茅于軾認同的“對人民有益的事”？除去毛澤東在中國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解除中國人民的思想武裝，消滅人民的民主觀念，將中國人民化作一盤散沙由帝國主義來收合局面，這一切都是“對人民有益的事”。他們的這種心血來潮是因為聽到利比亞的轟炸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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