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2022年初，蔣鄧帥入職牧原集團，派駐杭州任銷售。僅一年后，33歲的他，生命驟停。醫療記錄顯示，他離世前肺部已有炎癥，胸部持續性隱疼。

　　在生命倒計時的36小時里，蔣鄧帥一直未能得到完全的休息。晚上一度加班到凌晨4點，盡管當天早上已覺身體不適，請假休息，但也未完全擺脫手頭工作，譬如被站長督促起來買菜做飯、和合作商溝通物流信息等。

　　一方面是三口之家的頂梁柱倒下，既定生活軌道戛然而止，一方面是蔣鄧帥于宿舍床上離世，且去世時不處于工作狀態，兩次被地方人社局拒認工傷。

　　而實際上這起傷亡背后特殊性還在于，蔣鄧帥被外派時的工作場地和宿舍，坐落在一間民房里，工作場所和宿舍僅僅只有一門之隔，工作和休息的空間界線模糊，去世前蔣鄧帥還躺在宿舍床上處理工作。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上48小時內死亡的法條之下，法院如何在法理和道德中抉擇，在保證公平正義的同時，如何體現法律的人性。

　　01

　　大會、小會持續開到凌晨四點

　　2022年12月29日，殘余的新冠病毒似乎還在蔣鄧帥體內橫沖直闖。他的癥狀似乎一直未見明顯好轉，不停咳嗽，偶爾伴隨著胸部不適。

　　當天晚上7點左右，他跟大學同學發微信說，陽了，一直在咳嗽，感覺肺部不對勁。或許因為實在無法忍受，他最后說得去買點藥了，“難受死球啦”。同學建議他趕緊去醫院看看。

　　那個時候的馮婉婉全身心撲在剛剛6個月大的孩子身上，對遠隔近1000公里之外的丈夫也照顧不及。盡管在12月20日蔣鄧帥就告訴她自己發燒了，嗓子疼且渾身酸困，但馮婉婉從未擔心過，身體一向健壯的丈夫會遭遇意外。

　　外界不知，蔣鄧帥為什么一直拖到第二天下午4點才去醫院。但從留下的打卡記錄和微信聊天截圖看，他一直在忙著工作。30日上午，他外出拜訪客戶，下午回到辦公室跟進產品到貨情況并聯系客戶。

　　去醫院還是因為胸口又發生持續性疼痛。杭州城東醫院就診病歷顯示，“患者3小時前突發胸痛，以心前區為主，呈持續性隱痛，伴頭暈，近幾天有咳嗽咳痰，醫院診斷為肺部感染，開藥后返回服務站”。

　　病歷書看起來，肺部感染并不嚴重。事后來看，無論蔣鄧帥還是公司都沒有當回事。最直接的證據顯示，他不僅沒有向馮婉婉透露去醫院的事，拿完藥后的蔣鄧帥還繼續回崗工作，熬到凌晨4點。

　　當天晚上8點45分，杭州服務站的站長常紅林在9個人的小群里通知，15分鐘后，公司將召開全體銷售大會，各服務站要簽訂春節銷量目標書。不在鄭州總部的人員，線上參會。

　　這一大會非常正式，不僅要求全員正裝，全部打黑色領帶，而且線上聽會議的人也必須開啟攝像頭。更為夸張的是，大會結束后雖已夜深，但站長并沒有讓大家各自回去休息，而是繼續開杭州服務站會議，此時已是零點45分。

　　持續兩場的深夜會議早已讓員工疲憊不堪。蔣鄧帥在微信上跟同事吐槽，“咱們這是在干啥啊？”同事也附和道：“就是想內耗咱們”。

　　對于會議開到幾點，鳳凰網《風暴眼》試圖聯系當時蔣鄧帥的站長，但遭到拒絕。馮婉婉事后試圖搞清真相時，也曾聯系丈夫的同事，也遭到同樣的拒絕。

　　但根據蔣鄧帥的微信聊天記錄，會議至少開到凌晨4點。深陷熬夜痛楚的蔣鄧帥，從0點58分開始多次給馮婉婉發消息，抱怨自己還在加班開會中，“走流水賬，真沒一點意義……”最后一句“4點了啊！”后面跟著兩個淚流滿面的苦澀表情。

　　一個小時后，馮婉婉因為夜里要喂奶，她看到丈夫發來的信息后，有點心疼地回道：“不讓人睡覺，咱不干了”。

　　熬夜加班、心情不佳的狀態，此后也并沒有消失。他申請休息了一天。外界不知道具體出于什么原因，但事后看起來很可能是身體不適，但是站長仍然給他派活。

　　臨近中午12點，同事發微信傳達站長的指令說，“下午得去超市買菜，晚上你負責做飯，兩個葷菜，幾個蔬菜，別忘了還有雞蛋，這是站長說的”。他的回復非常令人痛心，“我胸口疼得厲害，實在做不了，感覺快死掉了”。

　　不知道當時的蔣鄧帥胸口疼了多久，為什么又沒有去醫院。但是根據散落的聊天截圖顯示，請假的這一天，他也在時不時的在回復工作。

　　譬如早在8點57分，他就和物流司機進行了一段3分鐘的語音通話。下午5點29分、5點33分，他更是在一個名為“牧原江浙皖物流搭車群”里詢問：“內鄉廠到杭州7噸貨，一裝一卸，有合車的小伙伴嗎？”而在這之前，他還和一位客戶溝通著貨物何時能送到的問題。

　　2023年1月1日上午，當同事需要用車外出拜訪客戶，去找蔣鄧帥拿車鑰匙時，發現他已經沒有了反應。同事們趕緊撥打120，但為時已晚。

　　杭州市急救中心院前急救病歷顯示，當急救車到現場時，蔣鄧帥的身體已經僵硬，并能看到尸斑，當場判定死亡，但在同事的要求下，就近送往醫院，但到達醫院后依然未恢復自主心跳及呼吸。而法醫推測蔣鄧帥可能于 2023年1月1日凌晨 3-4點就已去世。

　　02

　　像豬一樣少算計、多奉獻

　　馮婉婉覺得，如果蔣鄧帥在新冠感染后能及時休息，也不會因過度勞累而病發死亡。但在自上而下的業績壓力下，完全停下工作休息似乎是奢望。

　　2022年初前往牧原工作入職后，蔣鄧帥被派到杭州服務站，負責生豬的大客戶銷售業務。服務站坐落在一棟居民樓里，客廳為辦公場所，臥室當作職工睡覺、休息的宿舍。

　　事后來看，蔣鄧帥趕上了豬行情回落的大周期，豬價走低，豬企業普遍盈利能力下滑，蔣鄧帥錯過了牧原股份日賺近0.8億的好日子。

　　杭州服務站只是牧原股份當時60余個服務站之一。蔣鄧帥所在的服務站有1名站長和8位銷售人員，他們負責杭州當地商超、批發市場等生豬、豬肉產品銷售，也背負著不斷攀升的業績壓力。

　　蔣鄧帥不止一次向馮婉婉吐槽，定下的銷售任務很難完成，即便是拼盡全力完成了，下個月還會給出更高的任務。在去世前，蔣鄧帥剛簽訂了2023年1月的目標承諾書：“為榮譽而戰，我要讓打勝仗成為一種信仰，我將全力以赴，保證完成元月銷量目標41噸，實現元月收入1.5萬元”。

　　這一點從年報中也能發現一絲端倪。2022年牧原股份生豬銷量攀升至6120萬頭，同比增幅為52%。但與銷量的快速增長相比，牧原的銷售人員數量反而出現了下降。具體而言，銷售人員數量在2022年減少98人，但是面對增加的銷量，這也意味著每位銷售背負的業績指標，都大大增加了。

　　這也導致加班文化盛行。王銘曾在牧原負責喂豬，工作時間是早上五點到晚上八點，他透露說，在牧原工作時一周能開五天會，有的早上開，有的晚上開。他記得有一次剛八點下班，就被通知從八點半開始開會，一直開到快十點，飯都沒吃上一口。

　　即便是生病也要堅持工作。2022年12月開始，包括蔣鄧帥不少同事都陽了，但站長沒少在工作群里喊話：“身體不適可以報備并做好休息，但躺到床上刷抖音、玩游戲、賴床無規劃、心中無工作的，還不珍惜辦公室資源、毫無節約意識的，發現即清除出隊伍，公司對此零容忍”。“發燒居家休息，并不是躺平什么都不干了！！！”。“低燒也可以拜訪客戶”。

　　牧原也常常呼吁員工的“奉獻”精神。在南陽牧原的一處辦公樓內，整面墻上刻著出自牧原老板秦英林之手的《拜豬文》，要求員工像豬一樣奉獻，譬如文章中就多次提及“像豬一樣，少算計，多奉獻”、“像豬一樣坦然奉獻我們的一切”、“讓我們和豬一起，傻乎乎，樂呵呵，奉獻自己”。

　　背誦《拜豬文》，更是每一個牧原新入職員工的必修課。在微信公眾號牧原集團今年6月份發布的一篇文章提到，在牧原第十九屆養豬節期間，牧原的干部代表們誦讀了《拜豬文》，這被看作是牧原人最高榮譽的象征。

　　蔣鄧帥也曾給馮婉婉表達公司壓力過大，還說有同事扛不住壓力離職了，辦完離職手續后，非常開心。馮婉婉說，蔣鄧帥很有忍耐力，他剛剛入職還不到一年，還想再試試，他覺得自己年齡也不小了，很想在一個行業里闖出個名堂。

　　03

　　“一門之隔”，為何認定天壤之別

　　深愛的丈夫在33歲的年紀驟然離世，這讓馮婉婉心痛不已。她至今不理解的是，蔣鄧帥在去世之前仍然帶病加班，為何難以認定為工傷。

　　2023年1月1月，接到牧原的死亡告知后，馮婉婉和公公等家屬一起去了杭州，陪同他們的還有牧原的法務。

　　馮婉婉透露，到杭州后牧原的法務向他們提到，蔣鄧帥的情況符合工傷死亡的條件，公司可以按照工傷死亡向人社局申報，能為家屬爭取到將近160萬元的工亡撫恤待遇。

　　不過，牧原一位負責處理此事的工作人員卻向鳳凰網《風暴眼》表示，牧原從未向家屬提供過上述解決方案。

　　但工傷申請認定并不順利。通常情況下，工傷由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即人社局進行認定，認定成功后，死者近親家屬可從工傷保險基金領取喪葬補助金、供養親屬撫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補助金。上海申宜和禾律師事務所李海權告訴鳳凰網《風暴眼》。

　　2023年1月，牧原公司向內鄉縣人社局申請提交工傷認定申請，后經材料補正后，內鄉縣人社局于2023年6月5日受理了工傷認定申請。1個月后，內鄉縣人社局出具了《不予認定工傷決定書》。

　　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視同工傷。

　　依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法規司作出的《關于如何理解<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的復函》，該項規定中視同工亡的理解和適用，應當嚴格按照工作時間、工作崗位、突發疾病、徑直送醫院搶救等四要件并重，具有同時性、連貫性來掌握，具體情形主要包括:(一)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當場死亡;(二)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且情況緊急，直接送醫院或醫療機構當場搶救并在48小時內死亡等。

　　人社局據此認為，其他情形下，如雖在工作時間、工作崗位發病或者自感不適但未送醫院搶救而是回家休息，48小時內死亡的，不應視同工傷。

　　而蔣鄧帥在2022年12月30日看病之后就返回服務站，2022年12月31日處理了部分工作，2023年1月1日9時被發現死亡。據此，內鄉縣人社部門認為蔣鄧帥去看病到死亡的時間并不具有連貫性，且蔣鄧帥工作是在宿舍的床上死亡，去世時臉朝墻，蓋著被子躺在床上，且當天沒有蔣鄧帥工作的任何痕跡，可見蔣鄧帥發病時并不是處于工作狀態，不屬于在工作崗位突發疾病。

蔣鄧帥生前照片

　　對于內鄉縣人社局的這一結論，家屬并不認可。雙方爭議的焦點之一便是蔣鄧帥去世的宿舍究竟能否認定為工作場所。

　　在馮婉婉看來，蔣鄧帥居住的宿舍系牧原提供，其工作的場所與宿舍實際上為一體，即客廳為辦公場所，臥室為其休息的宿舍，蔣鄧帥及同事上班及吃住均在此處。因工作繁忙，蔣鄧帥長期夜里開會、加班實際上工作場所與休息場所和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已經完全混同，且蔣鄧帥常常工作至深夜，并不拘泥于在辦公室辦公，經常在宿舍內加班，宿舍其實也是辦公地點之一。

　　馮婉婉的代理律師北京冠楠律師事務所的郝正新表示，雖然蔣鄧帥是在宿舍去世，但結合其不定時工作制度的特征，其休息也是為了恢復體力而工作，而在蔣鄧帥去世之前，確實留下了很多工作痕跡，包括31號凌晨將近4點還在開會，白天和客戶溝通等，工作時間與死亡時間存在連續性，在她看來，蔣鄧帥符合工傷或者視同工傷的情形。

　　李海權律師則表示，蔣鄧帥本身是因病就醫，即便是在宿舍死亡，其離開工作崗位也是為了就近休息緩解癥狀，一門之隔不應該成為其認定工傷的阻礙。在他看來，我國《工傷保險條例》將“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48小時內搶救無效死亡”視為工傷，是考慮到此類疾病可能與工作勞累、緊張有關，從而擴大了工傷保險的保障范圍，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立法原則，而蔣鄧帥的情況應認定為工傷。

　　但他透露，在行政和司法實踐中，對于“視同工傷”的認定標準一直存在較大的分歧。由于工傷認定涉及復雜的法律條款和醫學知識，不同主體在理解和應用這些標準時可能產生分歧。其中最關鍵的分歧便是，對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的解釋。

　　他舉例，2020年6月最終判決的魏立敏訴重慶市南岸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工傷認定行政確認一案，與蔣鄧帥的情況高度相似，人社局、初級、中級人民法院均認為“傅高木在感到身體不適后，回到宿舍休息，已經離開工作崗位，不在工作時間內，不符合上述視同工傷的規定，同時也不符合其他認定工傷或視同工傷的情形”。該案經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再審，撤銷了一、二審判決及人社局出具的《不予認定工傷決定書》。

　　該判決書還明確提到，“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處于重癥狀態導致無法堅持工作，之后離開工作崗位就近休息緩解癥狀，該就近緩解病情符合生活情理具有合理性，將因正當理由未能及時送醫施救且在合理時間內確系疾病惡化死亡的情形視同工傷，符合作為社會法調整適用的工傷保險規則要旨”。

　　李海權透露，山西、山東等多地高院均有將類似案例認定為工傷作為勞動糾紛、行政訴訟中的典型案例。

　　04

　　法院判賠一毛錢也接受

　　兩次行政復議，卻還是拿不到工傷認定，牧原的一位工作人員向他們提出了新的撫恤方案。錄音顯示，除家屬兩次去杭州的食宿還有喪葬費用一共6萬，牧原方愿意再給5萬元的死亡撫恤金。“這是給活著的人最大的尊重，再鬧下去沒有任何意義，只能不斷讓家里老人更加難過。”錄音中，該工作人員表示。

　　馮婉婉透露，他們一共去了兩次杭州，第一次是通知蔣鄧帥去世，“我們是開車去的”，第二次是去殯儀館拿骨灰，“他們說時間比較趕，就給我們去的兩個人訂了飛機票”。

　　牧原一位負責處理此事的工作人員向鳳凰網《風暴眼》表示，“我們一直在和家屬保持溝通，且開放人道主義通道，對家屬進行撫恤，但金額未達成一致”。對于牧原給予的撫恤金額，該人士并未透露。

　　馮婉婉提到，在自己將蔣鄧帥的經歷發到網上后，牧原又提出了新的撫恤方案，一度提出愿意拿出40萬-45萬元撫恤金，但當與牧原繼續溝通的時候，對方卻突然把賠償額降到了30萬。這種出爾反爾的行為，讓馮婉婉無法接受。

　　今年4月，心灰意冷的馮婉婉不愿意再談判了，她決定走法律程序，起訴了內鄉縣人社局。她表示：“只要流程公正合法，哪怕是法院判賠償我們一毛錢，我也完全接受”。

　　但法律程序并不如她所想的那樣簡單。在7月16日案件開庭的前一周，馮婉婉提交了提級管轄的申請。但是直到開庭當日，也未收到任何回復。原定開庭時間是上午9點，因為種種原因拖到下午兩點多才正式開庭，在馮婉婉和代理律師陳述完提級管轄的理由后又決定休庭。

　　這一切的波折和疲憊，讓馮婉婉更加懷念起蔣鄧帥在世時的日子。“他在的時候，我就是甩手掌柜，根本不用操心任何事”。在她眼中，蔣鄧帥沒有沒有任何不良嗜好，一心工作掙錢養家，是一個好丈夫、好父親。

　　2015年，畢業后，蔣鄧帥在電廠上過班，后從事過醫療、保險、二手車等業務，多年勤懇工作的他已經為自己的未來規劃了一道清晰的藍圖：2019年，三十歲時的他在鄭州交40萬首付買了恒大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然后談戀愛、結婚、生子。他期待著將來能把妻子、兒子接到鄭州生活。

　　生活的軌道原本是像大多數普通家庭一樣，但蔣鄧帥的突然離世，對馮婉婉而言，生活戛然而止了。

　　婚前買的那套房子，遭遇了波折，蔣鄧帥原本設想的小窩，也無法如期在去年10月交付。而馮婉婉每月只有3000多工資，這個數目還不到每月房貸的一半，無奈之下，只能選擇停止了還月供。

　　更細密的傷痕在這個家庭悄悄蔓延。

　　蔣鄧帥剛去世的時候，兒子剛剛半歲，就能發出類似“ba ba”的音了，現在兩歲了，卻似乎忘記了這個詞。馮婉婉的心中總會涌起一股難以名狀的恐懼：“我很害怕，將來他長大后，會問我爸爸在哪里？我該怎么回答他呢？”

　　而最難以承受的是老人。蔣鄧帥的母親精神狀態非常脆弱。馮婉婉說，婆婆動不動就尋死覓活，讓全家人都心驚膽戰。在她面前，大家都刻意回避提及蔣鄧帥的任何話題，生怕觸碰到她敏感的神經。但婆婆還是會時不時地突然沖向門外，口中反復念叨著：“他回來了，他回來了，我要去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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