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負教他的責任。雖然“人口眾多”這一句話，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然而這許多人口，便只在塵土中輾轉，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隨感錄二十五》
作為一名實習生，我的主要工作是幫助無法流暢處理辦公軟件的老教師們完成例如排版、打印之類的操作，偶爾還兼職電腦和打印機的維修。雖然我的專業是文科，但是作為一個網絡時代的原住民，我處理這些問題在老教師們看來與專業人士無異。
倘若某位教師臨時有事要外出，而其他教師又比較忙碌，我還會負責代課。
一般來說，像我這樣的實習教師，在短短兩個月時間里是沒有機會深入了解學校的，然而很巧的是，由于我的辦公位置是教務處，而教務處恰好又是各種學校情報的集散處，在這里辦公，哪怕什么都不做，情報就源源不斷地匯入你的耳朵。而且我和這里的老師們關系也處得不錯，他們很愿意向我大倒苦水，向我抱怨傾訴現在各種難以理喻的學生和教育工作的難處。
我所實習的學校是東部地區的一所鄉村小初綜合學校，出于對當事人的保護，我不能透露這所學校的具體信息。
教師們的抱怨中最讓我觸目驚心的是一種普遍的學生行為失范狀態，當然，這是非常學術的說法，倘若通俗點說，就是不良學生太多了。
這一點可以從多處得到佐證，但最直觀的莫過于我剛剛開始實習那幾天所聽聞的一起事件——超市偷竊案。
這事說起來其實很簡單，初中的幾個男學生結成了團伙在大型超市里偷竊，在一次失手后一個男學生被保安當場抓獲，隨即保安帶著那個男學生抓獲了他的同伙們，在監控室里，保安錄入了這些被抓獲的男學生的面部信息，結果監控發現他們作案不止一次，他們之前在這家超市的偷竊視頻片段也被檢索出。發現這些學生是慣犯后，保安報了警，于是警察將這些學生帶去了公安局，由于這些學生都是未成年人，公安局就聯絡了學校，而學校的事情總是匯總在教務處，我也就由此得知。
這個小團伙的作案手法很簡單，一個人在外面把風，一個人在里面挑選貨物，然后一個人背著書包進去，挑選貨物的人把貨物裝入那個人的書包，然后背著書包的人帶著貨物撤離，因為背著書包的人在里面只是走了一圈，這么短的時間，保安不會生疑。
這件事的結局是政教處主任出面把他們從公安局贖了出來，由于他們數次作案的金額已經上千，被盜的商家要求賠償，也只好先由學校墊付。
另一件可以用于佐證的事則在性質上更加惡劣，也即初中女生懷孕事件，這件事說起來更加簡單，一位初一女生與社會人員長期廝混，最終發現自己懷孕了。
這種性質的事不是學校可以獨立處理的，所以當地公安局也介入了，最終結果是女生墮胎，女生的奶奶與社會人員以20萬完成調解，沒有以強奸罪起訴。在那之后，女生自然沒有辦法在本地繼續上學，在火速辦完轉校手續后，她被安排去其他地方繼續完成義務教育。
也許有些讀者們會質疑，這不是違法的么？與未滿14周歲的女性發生性關系，無論對方是否同意，都應當以強奸罪論處，而且強奸罪作為重罪，理應屬于公訴，不能庭外調解，當地的公安局怎么能夠帶頭違反呢？
在這里，我想我有必要做出解釋，當然，這并不代表我完全支持當地公安局的行為，我只是提出一種新的角度來供觀眾們參考。
對于女孩的奶奶來說，如果按照強奸罪起訴，真的能夠解決問題嗎？
今天這里發生的畢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違背婦女意愿的“強奸”，對于這個女生的奶奶來說，并沒有“報仇”的訴求。
現在的問題是懷孕的女孩該怎么辦，以及解決前一個問題所需要的資源從哪里來？如果起訴對方，當然，證據確鑿無可質疑，對方被送進監獄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但是這對于女孩的奶奶來說沒有意義。即使對方進了監獄，自己孫女肚子里的孩子不會憑空消失，墮胎需要錢，女孩虛弱的身體也需要錢，發生了這些之后，女孩的生活肯定會更加困難，面對這樣更困難的生活，當然也需要更多的錢。在這種情況下，調解并拿到賠償才能夠解決這些問題。
而對于公安局來說，他們的工作就是解決問題，如果嚴格按照法律流程，那么調解就是不可能的，社會人員會被送入監獄，懷孕的女孩依然處于惡劣的境地，后續圍繞這個女孩又會產生極多的問題，如果處理得不好，就有可能產生惡性事件。而現在雙方都極為樂意調解，社會人員不想坐牢，而女孩的奶奶也更希望獲得賠償，順水推舟就可以解決掉問題，何樂而不為呢？
如果說超市偷竊案只是讓人皺起眉頭的水平，那初中女生懷孕事件就是叫人忍不住搖頭的水平了。而這兩個事件，僅僅是我所了解的諸多學生失范行為的冰山一角。一位老教師向我坦言，她的班級里80%的女生曾經有過偷竊行為，偷竊已然成為班級的潮流，她所看好任命的班長也不能免俗。而一位老教師則每節課下課都去廁所附近巡視，因為那里是校園欺凌和毆打的多發地段。
這讓人忍不住想問：這一切到底是怎么了？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失范學生？
我懷著謙虛的心態去詢問老教師們關于這種情況的看法。
老教師不愧是老教師，他們提出了很多導致現狀的因素，但是在討論中，他們都一致認可，家庭教育的缺位是最大的因素。至于家庭教育為何缺位，他們也提出了許多頗有見地的看法。
一位老教師從時代入手，她指出這所學校在過去并沒有這種非常嚴重的學生行為失范問題，而且這種行為失范問題尤其在低年級嚴重，這很顯然是不良生源帶來的影響，而不良的生源則是市政府不負責任的教育改革的結果。
市政府在幾年前采取了“教育資源同城待遇”改革，撤銷了原本的外來民工子弟學校，將所有外來民工子弟就近安排進當地的公立學校，而這所學校接收了最多的外來民工子弟，以至于本地學生反而成了少數。
北京打工子弟學校被關事件
“完全是亂弄。”她說。“完全不公平，外來民工子弟都被安排到我們這里了，只不過是把我們變成了外來民工子弟學校而已。”
至于為什么外來民工子弟的家庭教育缺位，在老教師們眼中像一個公理一樣無需證明——他們的父母都忙于工作，無暇顧及孩子，而且他們的父母往往本身學歷也很低，在家庭教育上乏善可陳。
另一位老師則從農村的衰落入手，她說，本地的男人們往往都娶了外地媳婦，而勤勞肯干的男人們早就去城里工作落戶了，本地留下的男人們往往沒有什么出息，而外地媳婦們如果見不到生活改善的希望，就會離開他們逃回老家，順帶把孩子也留在這里，而被留下的孩子的家庭缺位幾乎可以說是必然的。
她的論證也非常有力，前文所提到的超市偷竊案的領頭男學生，就出自這樣的一個家庭，他的母親拋棄了家庭逃回老家，而他的父親則渾渾噩噩對他缺乏關注，以至于后來當公安局的民警上門找他父親去接孩子時，他父親竟然聲稱“你們關著他吧！” 。
前文提到的那位懷孕的初中女生的情況也是如此，出門與民警接洽的竟然是她的奶奶而非父母，其父母的缺位也可見一斑，也許是原生家庭的殘缺才導致她過分渴望某種關注與愛，結果反而使得自己落入到一個更加不幸的境地之中。
“好學生不會在我們這里讀，一般小升初就會去城里了。”她補充道。“或者初中也會找機會轉走，我們這里都是剩下的。”
還有一位老師認為手機和互聯網難逃其咎，尤其是在農村家庭教育本身就非常缺位的前提下，父母們根本沒有能力教育孩子們如何使用互聯網，也沒有能力管制孩子們使用互聯網，而使用互聯網的孩子在信息上相對于老派的父母反而更有優勢，傳統的說教被互聯網的信息消解，而孩子們也更容易從互聯網上學壞。
她舉出一個例子，自己的班級中有一個男同學，從開學到現在，上學的次數屈指可數，他完全隨自己心意來上學，上學只是為了和同學們一起玩，如果他不上來上學了，就在家里使用電腦瀏覽互聯網，而父母拿他完全沒有辦法。
“城里父母都不一定有能耐管住手機，那我們農村更不用說了。”她指了指自己桌上沒收來的手機。“說了很多次了，叫父母不要讓小孩把手機帶到學校里來，根本沒用。”
“那我們不能做些什么？”話剛出口，我就知道自己問了一個傻問題，因為所有的教師都笑起來。
“我們能做些什么？”一個教師笑著反問我。“他們的父母都這樣了，我們又能做些什么？”
他們告訴我，教師能起的作用頂多只是在校園里，在校園里，他們可以采取措施，例如沒收學生的手機、批評違反紀律的學生，又或者制止校園霸凌。但是出了校園，他們沒有任何權限參與到孩子們的家庭教育中去，孩子們出了校園回到家中，依然處于一個家庭教育缺位的狀態。
甚至在校園里，他們能夠起到的作用也越來越小，教育局的規章制度越來越嚴苛，禁止體罰，而且要求教師們謹慎地使用批評教育學生，應當更多地使用鼓勵和贊賞來教育學生。這些規章制度在理論上完全正確，唯一的問題就是不能解決任何實際教育中存在的問題，缺乏有效的獎懲抓手，教師們束手束腳，學生們對于違紀有恃無恐。
當然，除了教育局的規章制度外，教師們在教育上越發有心無力的另一個原因是害怕擔責。
前幾年這所學校發生過跳樓事件，雖然最終跳樓者在搶救后有驚無險，市政府也承包了所有的醫療費用，但還是讓這所學校的所有教師心有余悸。這一跳樓事件的起因僅僅是晚自修巡查的老師沒收了在后排偷偷玩手機的男同學的手機，這位男同學就一時想不開，尋了短見。
這件事之后，這所學校二樓以上的窗戶被全部焊死，窗臺邊裝上了防墜網，校長也和老師們私下里透氣，以后這種在后排偷偷玩手機這種“無害”的行為沒必要去管，不管只不過成績差點，這所學校在成績上本來就不出眾，再差又能怎么樣呢，而管了如果出了人命，學校擔待不起，因為無論如何都要給家長一個“交代”。
在這樣的背景下，教師們當然是束手無策，他們既不能超越自己的職權，去干涉學生的家庭教育，也不能違背教育局的規定，對學生采取真正有效的管制措施，又害怕自己的任何管制行為會導致不可控的后果讓自己吃不了兜著走。
既然“教育學生”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教師群體當然只能夠選擇“躺平”，工作的核心目標就是確保學生在校期間不出任何的事情，出了學校就不是教師們的責任了。至于學生的實際受教育的效果如何，這就不是他們能夠操心的問題了。
談話到最后，老教師給我講了一個真實的笑話：曾經有市里的教研組來這所學校聽課，當時的教研組領導批評這所學校的老師上課自己講太多，讓學生講太少，沒有激發學生的自主學習興趣。當時上課的教師怒而把粉筆交給教研組領導，讓他上去講課，教研組領導也硬氣，接過粉筆就上課，結果一堂課問的多個問題根本沒有學生回答，讓學生起來閱讀書本上的內容，學生也不愿意閱讀，最后課上不下去，不歡而散。
我當然聽得懂老教師的弦外之音，他見過太多像我這樣的實習教師，懷著一腔熱血以為自己能夠改變教育的現狀，最終要么撞得頭破血流郁郁而終，或是變得憤世嫉俗以為人間不值得。他提醒我減低預期，不要讓過高的期待綁架了自己，只把教師當作是一份糊口的工作。
我知道他是為了我好，我只是忍不住想著——那誰又為了那些失范的學生們的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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