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早在1940年12月25日就講：“對任何犯人，應堅決廢除肉刑，重證據而不輕信口供。”
----毛澤東1975年5月17日在一份關于冤案的請示報告上批示：“過去一切污蔑不實之詞，應予推倒。” 1972年針對當時對于一位老干部的逼供情況，他嚴厲地問道：“這種法西斯主義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予廢除。”
媒體時有報道，政法機關極少數人，在辦理案件的過程中，公然違背法律規定，肆意侵犯人權，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刑訊逼供”，導致人員傷亡的惡果。
據報道：1994年，發生的湖北省京山縣法院以故意殺人罪(殺害其妻)先是判處佘祥林死刑、后因證據不足仍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直至服了11年徒刑、其妻出現之后才得以無罪釋放。
當年曾經是巡防隊員的佘祥林問派出所憑什么認定其殺妻時，警察的回答是：這個不由你說了算，政府肯定沒有錯。佘祥林痛苦地回憶：“我遭到殘酷的毒打、體罰，刑訊逼供、誘供長達10天11夜”，“鼻子被多次打破之后，他們竟將我的頭殘忍地按到浴缸里，幾次因氣力不足喝浴缸里的水嗆得差點昏死”，他們讓我“蹲馬步，還用穿著皮鞋的腳猛踢我的腳骨”，“公安分成幾組審訊我，不讓睡覺，當時我看什么都是重影的。”
余祥林被逮捕后遭到刑訊逼供的同時，其哥佘鎖林為弟弟冤案上訪還被拘留了41天;其母楊五香因四處張貼尋人啟事和上訪，在京山縣公安局看守所竟然被關了9個半月，后交了3000元才把人領出來，三個多月后，她含恨去世，時年54歲。為了給佘祥林申冤，余家欠下了債，僅欠村里的提留款就達兩萬多元，佘祥林的女兒輟學，其父佘樹生一人耕種2畝責任田，在貧寒中苦苦煎熬……
2002年發生的云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的王樹紅被三個警察刑訊逼供，直至確認另有真兇后，才被釋放，被無辜關押長達296天。丘北縣公安局3位民警因對王樹紅使用暴力，逼取口供，其行為觸犯刑律構成刑訊逼供罪，分別判處3名被告有期徒刑1年零6個月!
2003年3月17日晚，在廣州打工的孫志剛因未攜帶任何證件上街，被錯誤作為“三無”人員送至收容遣送中轉站。3月18日晚，孫志剛稱有病被送往市衛生部門負責的收容人員救治站診治。3月20日凌晨，孫志剛遭同病房的8名被收治人員兩度輪番毆打，于當日上午10時20分因大面積軟組織損傷致創傷性休克死亡。在廣州市收容所發生的孫志剛被暴打慘死事件曝光后，此案件導致國務院于8月1日實施《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取代1982年5月國務院實施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據說孫志剛的碑文是：“逝者已逝，眾惡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廟堂者與處江湖者，當以此為鑒，牢記生命之重，人權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無使天下善良百姓，徒為魚肉。”
2007年10月5日發生在上海市的舉世震驚的楊佳襲警案!
前不久，陜西省丹鳳縣發生19歲高中生公安局受審猝死案件!
……
刑訊逼供何時了?
刑訊逼供是舊中國衙門的惡劣作風，是一種壞的傳統。稍微有點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所謂“屈打成招”在舊社會是司空見慣的，包括京劇在內的我國各種戲劇和文學作品中，都有所反映。無論是“十五貫”還是一部洋洋大觀的“水滸傳”，無論是“六月雪”，還是“楊乃武與小白菜”，都是刑訊逼供造成的冤案，也都與貪官脫不了干系;而包公(包拯)、狄仁杰等封建時代的清官之所以被人們所稱頌，與他們實事求是、調查研究從而使冤案得以昭雪有直接關系。
清代法學家沈家本曾說”雖有貞觀之法，茍無貞觀之吏，法欲善而不能。”
我黨和政府歷來是明確、堅決地反對刑訊逼供的!
毛澤東早在1940年12月25日就講：“對任何犯人，應堅決廢除肉刑，重證據而不輕信口供。”建國后，他在鎮反、肅反等運動中，一直強調，要講標準，講規格，要實事求是，“不可過分，過分就是錯誤”，同時強調要“有錯必糾”。1950年12月19日指示“對鎮壓反革命分子，請注意打得穩，打得準，打得狠”。1951年3月指示：“對鎮反工作，實行嚴格控制，務必謹慎從事，務必糾正一切草率從事的偏向，我們一定要鎮壓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錯捕錯殺。” 在上世紀的五十年代，北京巿曾經發生一起嚴重刑訊逼供事件。中共中央為此做出專門的指示：“我們有全國政權，因此我們可以得到充分的材料，只要化時間去調查，并且對已有材料作細致的研究，不怕不能揭露敵人，要特別回頭檢查一下，落后的群眾是否真正發動起來，材料是否真正仔細研究過，政策是否反復交待清楚了。要從這幾個方面去想辦法，而不應當去逼供、誘供。逼供、誘供出來的東西，好像工場里面的廢品，不但浪費精力，而且會發生副作用。”
1975年5月17日毛澤東在一份關于冤案的請示報告上批示：“過去一切污蔑不實之詞，應予推倒。” 1972年針對當時對于一位老干部的逼供情況，他嚴厲地問道：“這種法西斯主義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予廢除。” 去年，我國政法戰線的領導人還曾經正確指出：“決不能讓違法亂紀的干警逍遙于法紀之外，決不能讓受了委屈的群眾伸張不了正義。”
我國法律也是明文禁止刑訊逼供的：
我國憲法第三十三條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身體。”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定，人民警察不得有“刑訊逼供或者體罰、虐待人犯”的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第三十五條第四項規定，檢察官不得有“刑訊逼供”的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第三十二條第四項規定，法官不得有“刑訊逼供”的行為，同時三個法律都規定有刑訊逼供行為的，“應當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可是刑訊逼供為什么還屢禁不絕呢?
我想：
是我們有的司法人員的“無能”所致!是低下的素質使然。
是對于自己從事的職業原則和知識的孤陋寡聞，是愚蠢和愚昧的體現!
是對于正當人權的蔑視，是殘酷、殘忍和狠毒的反映!
是對我國憲法和法律、對“依法治國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公然對抗！
這些人是“人民利益至上”嗎？是“黨的事業至上”嗎？是“憲法至上”嗎？
否!在這些人的眼里，上邊的一個至上也沒有!
他們是個人利益至上！是自己權威至上!是自己滿意、高興和快樂至上！
當然，刑訊逼供，可能也與地方領導急于破案，尤其是“限期破案”有一點關系。急于破案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自己管轄的地方發生了案件，尤其是大案、要案，說不著急，那是假的，因為直接影響“政績”。但是光著急，非但沒有用，反而壞事，還不如與司法機關的同志們一起，走共產黨歷來倡導的群眾路線，實行專門機關與人民群眾相結合的原則辦法，深入群眾，調查研究，使案件早日偵破。
“有錯必糾”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優良傳統。
明知錯了，死不承認，還賴賬，不是共產黨的做法，不是人民政府辦事的作風。
孔子竟然說：“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論語·子張第十九）難道共產黨人還不如兩年前的孔子不成？
對于發生的冤假錯案，本來就已經給當事人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了，可是有的人就是受“官無悔判”傳統惡習的影響和毒害，遲遲不愿意改正錯誤，不盡快弄清事實真相，給當事人一個講究邏輯和合乎情理的說法或者證據。
“刑訊逼供”何時了
冤案知多少
衙門與警匪
歷來名聲遭
封建制度兩千年
黃河長江晝夜嚎
※ ※ ※
“刑訊逼供”何時了
冤案知多少
科學與民主
“五四”開始鬧
馬列主義傳中國
人權呼聲日益高
※ ※ ※
“刑訊逼供”何時了
冤案知多少?
自由和平等[1]
口號喊聲高
私有制度定乾坤[2]
人民無權賺瞎叫
※ ※ ※
“刑訊逼供”何時了
冤案知多少？
人民與司法[3]
群眾路線好
勞苦大眾掌政權
舉國歡慶開眼笑
※ ※ ※
“刑訊逼供”何時了
冤案知多少
冤案與錯案
危害人權了
害群之馬壘樂園
百姓惱怒難呼號
※ ※ ※
“刑訊逼供”何時了
冤案知多少？
小人與假證
誣陷殺人了
無中生有亂捏造
證詞之間不配套
※ ※ ※
“刑訊逼供”何時了
冤案知多少?
警察與法官
刑訊有一套
拳打腳踢車輪戰
趁我昏迷畫押號
※ ※ ※
“刑訊逼供”何時了
冤案知多少？
定罪和判刑
笑話鬧大了
本案首犯竟無罪
從犯定罪蹲監牢
※ ※ ※
“刑訊逼供”何時了
冤案知多少?
命運和前程
說變就變了
當年在軍多瀟灑
只因公安做領導
※ ※ ※
“刑訊逼供”何時了
冤案知多少?
親戚和朋友
臉面都變了
妻子離婚子女恨
冤情何時洗刷了
※ ※ ※
“刑訊逼供”何時了
冤案知多少?
申訴與上訪
路途荊棘擾
圍追堵截難逃脫
蒙冤度日苦中熬
※ ※ ※
“刑訊逼供”何時了
冤案知多少?
法律與正義
本來畫等號
如今法律多如毛
正義為何難看到
※ ※ ※
“刑訊逼供”何時了
冤案知多少?
申訴與上訪
三十春秋到
懷俊冤案何時了
拭目以待不哭笑
[1] 自由與平等是歷史的階級的概念，在剝削階級社會里，是資本的自由，是有產階級的平等。所謂普世價值，普資本主義世界的未必都普社會主義世界之世，反之亦然。
[2] 生產資料私有制是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之源，舊司法制度是統治階級即剝削階級設立的，自然為剝削階級服務。所謂“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是當時舊社會司法客觀真實的寫照，也是當今資本主義司法的現實，從美國辛普森案件可窺見一斑。
[3]新中國建立前，毛澤東同志在談到新政權的性質時指出，各級政權機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以示和蔣介石政權不同。周恩來同志也反復強調，新中國的警察一定要稱之為“人民警察”;以有別于舊中國的舊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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