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于改革鐵路投融資體制加快推進鐵路建設的意見》,其中明確提出“向社會資本放開城際鐵路、市域(郊)鐵路、資源開發性鐵路和支線鐵路的所有權、經營權”。盡管《人民日報》和《環球日報》近來相繼發文辯稱中國政府搞的不是資本主義,然而,國務院的這個最新文件以非常明確的表述證明了中國政府搞的就是資本主義。所謂向社會資本開放鐵路的所有權,就是允許資本主義私有制統治鐵路。而這種行為當然也可以被理解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而且,這是公開地把國民財富變成私人資本,這是在赤裸裸地對中國人民實施搶劫。
更加荒謬的還在下面,《意見》中說“社會法人不直接參與鐵路建設、經營,但保證其獲取穩定合理回報。”這種穩賺不賠的好事即便在美國這個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也是不曾存在過的,但是,偏偏出現在號稱社會主義的中國身上。投資鐵路這個經營風險那么巨大的項目居然能夠得到穩賺不賠的保證,并且是國務院的保證,如此的好事不僅嚴重違背經濟規律,特別是違背市場經濟“自負盈虧”的法則,中國政府不是口口聲聲要進行旨在實現全面市場化的改革嗎?既然如此,那么為什么要保證鐵路的私人投資者不會虧損呢?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國務院能夠保證鐵路投資能夠穩賺不賠的話,那么為什么還要“利用職務之便,圖利個別人”呢?為什么不能讓全國人民一起分享這個紅利呢?由此,我們在這件事情上,又看到了“中國政府把中石油股票1.6賣給外國人,并且無恥地聲稱在國內沒有人要這個股票”的那一幕。而且,我們再一次見識到了,xxx所謂的改革紅利完全就是資本家才有資格享有的,而中國人民則要為此背負全部的債務和風險。
其三,《意見》指出“不斷完善鐵路運價機制,穩步理順鐵路價格關系。堅持鐵路運價改革市場化取向”,“建立鐵路公益性、政策性運輸補貼的制度安排,為社會資本進入鐵路創造條件。”到這里,中國政府又開始強調市場化了,而這個所謂的市場化定價,無非就是要漲價。而漲價的目的無非就是要保證投資鐵路的私人資本能夠穩賺不賠。至于幾億鐵路乘客的福祉,那完全不在政府的考慮范圍之內。
其四,《意見》指出“開發利用授權經營土地需要改變土地用途或向中國鐵路總公司以外的單位、個人轉讓的,應當依法辦理出讓手續。地方政府要支持鐵路企業進行車站及線路用地一體規劃,按照市場化、集約化原則實施綜合開發,以開發收益支持鐵路發展。”如果單看這一條,似乎沒有什么問題,但是,如果和前面的私有化方案結合在一起看的話,那么就能明白,實際上,這里就是在為私人資本以空手套白狼的手法“投資鐵路”預備好了合法合規的政策。在朱镕基當政時期,國營企業被變成私人企業的一個普遍的手法就是所謂的管理者收購(MBO),對此,郎咸平曾有過詳細的論述。現在,這一手法又被應用在了鐵路私有化身上,可以想見,只要能夠打通政府的各個關節,那么就可以在本身毫無應有資本的情況下,通過由利率市場化改革而獲得的“低息甚至無息貸款”來進行投資鐵路,而貸款的擔保又是該條鐵路沿線的土地及其未來的經營收益,總之,這個私人投資者本身完全可以一分錢不出,單憑私人關系就能憑空獲得這條鐵路及其附屬土地的所有權益。而在此過程中,中國人民是唯一受到損失的一方,而這種對中國人民的掠奪在xxx政府這里已經成為是合法合規的了。
其五,《意見》指出“力爭客運年均增長10%以上”,“中國鐵路總公司要堅持企業化、市場化運作”,“提高增量資產收益”。自相矛盾的是,一方面要求鐵路總公司堅持“市場化運作”,另一方面卻用計劃經濟時代下命令的方式給鐵路總公司規定了一個“客運年均增長10%以上”的考核目標。且不說這個目標本身與國務院正在推行的城鎮化改革自相矛盾,因為中國鐵路客運規模之所以龐大,只是因為農民工是鐵路客運的主力,因而,隨著城鎮化程度的提高,農民落戶城鎮規模的增加必然導致鐵路客運人數的降低,因而,不要說“力爭客運年均增長10%以上”,就是維持就有的客運規模也將是一件難事,并且,如果要增加客運規模的話,一定要考慮乘客的消費能力,因而也就不能隨便漲價,從而也就必然與“提高增量資產收益”這個目標相矛盾。而之所以要那么逼迫鐵路總公司,無非就是要給鐵路總公司穿小鞋,無非就是看著國有企業不順眼,存心要整垮鐵路總公司。
最后,《意見》指出“切實做好社會穩定風險分析等前期工作”。可見,這幫家伙并不是不知道它們搞出的這個《意見》有多么不得人心,但是,它們為了一己私利,不是想著怎么避免矛盾的產生,而是想著怎么能夠克服掉這個矛盾。因而,鐵路私有化改革的確會釋放出“紅”利來,因為它是以包括鐵路職工在內的中國老百姓的鮮血染成的。
《戶籍改革或成振興經濟良藥》,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8月19日報道。對于戶籍改革的問題,我們已經討論過多次了。但是,由于漢奸國賊及其走狗并不死心,因而一再把它們難以自圓其說的謬論搬出來以圖強奸中國人民,所以我們也不得不適時批駁這些謬論以盡力阻止漢奸國賊及其走狗實現那個“把謊言說一千遍而成真理”的企圖。
這次露面的首先是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他認為,戶口制度妨礙兩億多農民工充分參與到勞動力市場中來。他說,“農民工享受不到與城市居民相同的福利,這極大限制了他們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程度”。蔡昉認為,假如通過改革允許農民工享受城市福利,就可以擴大勞動力規模,支持中國經濟增長。他還表示,如果勞動參與率在2011年至2020年間每年多出1個百分點,就能每年拉動中國經濟增長潛力0.88個百分點。
蔡昉的觀點之荒謬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是因為農民工享受不到與城市居民相同的福利,才極大限制了他們進入勞動力市場。那么,中國這么多的農民工現在又是在哪個勞動力市場里出賣勞動力呢?事實正好和蔡昉講的相反,恰恰就是因為農民工不能享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福利,因而使得農民工的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遠低于城鎮工人,所以才使得農民工得以被廣泛雇傭,否則,如果農民工也享受和城鎮居民一樣的社會福利的話,那么農民工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就不可能低于城鎮工人,再加之農民工在城鎮落戶后的生活成本迅速上升,農民工的勞動力價值只會高于原有的城鎮工人,因而進城的農民工就根本無法受到雇傭,因而實際上根本就不可能進入勞動力市場,確切些說,即便這種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社會福利的農民工進入勞動力市場的話,那么也只能以失業人口的身份存在于勞動力市場之中。因此,蔡昉貌似關心農民工福利的言論實質上完全就是在推銷一種徹底剝奪農民工就業機會的觀點。
當然,這依然還不是真正的要害所在,蔡昉之流表面上關心農民工福利的真實意圖是為了借此改革來剝奪農民工在家鄉承包土地的權力,剝奪掉農民工在家鄉擁有宅基地的權力。與之相關的問題就是,如果農民可以落戶城鎮而成為工人的話,那么工人是否也可以落戶農村而成為農民因呢?當然是可以的,但是,要知道,此時的農民已經沒有土地承包權和宅基地了,換言之,農民已經徹底成為了無產者,成為了從事農業勞動的工人。因此,可以斷言的是,一旦按照蔡昉的主張進行改革,那么一方面,農民工因為自身勞動力價值的提高而失去其在城鎮中的競爭力,由此也就是無法進入城市,與此同時,農民工又被剝奪了其在農村原有的一切福利和權利,因而也無法在農村落腳,最后導致的問題就是,這些被改革的農民工將成為徹底的無產者,并且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民。有了這兩億流民,那么中國的大動蕩就不可避免,而這才是漢奸國賊及其走狗的最終目的。至于參加社科院會議的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陳金永這條美狗的觀點,那更是荒唐至極了,它認為把一名農民工變成城市居民的平均成本大約是每年2500元人民幣,并且在2015年至2030年期間,這方面的財政投入大約相當于中國2012年財政總收入的48%。乍一看,錢的確不多。但是,稍微一想就能明白,這個2500元完全就是胡扯出來的結果。現在在城市里搬一次家都不止2500元,更不要說從農村搬到城市里來安家了。不過,陳金永有一點是不錯的,就是它很坦白,它明確指出“農民工會成為經濟的凈貢獻者,就像美國的無證移民那樣”,而這就是蔡昉之流極力遮掩的內容,換言之,戶籍制度改革絕不是為了讓農民工享受到與城鎮居民一樣的社會福利,恰恰相反,而是在同時剝奪了城鎮居民和農民雙方原本享有的一切社會福利之后,把地位更加凄慘的農民工變成價格更低的工人,從而通過壓榨和剝削這些落戶城鎮的農民工來實現xxx所說的改革紅利,而紅利的獲得者當然就是壓榨和剝削這些農民工的漢奸國賊及其走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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