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兩張地球的老照片，曾經深深刺痛中國人的心。

　　一張是夜景。從北美大陸到東亞西歐，萬家燈火，流光溢彩。相形之下，中國大陸的燈光寥若晨星，一派農耕社會“江楓漁火對愁眠”的清冷。

　　一張是白天。中國像一只羽毛稀少的雄雞，佇立在植被茂密的西伯利亞和東南亞之間，吟唱著黃土地渴望綠色的古老歌謠。

　　30年過去，快速生長的城市燈火，照亮了神州大地。森林覆蓋率從改革開放初期的不足13%，增長到如今的20%多。發展起來的中國，一天比一天亮起來、靚起來。

　　然而一片濃云，很快遮蔽了這愉悅的場景。從太空俯瞰地球，中國的身姿變得影影綽綽。2013年著名的“霧霾一月”里，北京上空有25天被灰霾籠罩，數百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如霧里看花若隱若現，6億人在嚴重污染的空氣中呼吸和生活。

　　“中國經濟在過去30年飛速發展，增速始終接近或超過兩位數。但這只是硬幣的一面”。“就像中國作為經濟大國崛起的速度和規模在歷史上無與倫比一樣，中國污染問題也突破了既有的先例”……整個世界心情復雜地關注著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的一切。

　　經濟學上有一條著名的曲線，叫做庫茲涅茨曲線。這條倒“U”形曲線講述的，是發達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無一例外遭遇過的一段困境：經濟越發展，環境污染越嚴重。今天的中國，正攀爬在這條曲線陡峭的上升區間。

　　挑戰是全方位的。《鄱陽無漁》《瀕死洞庭》《民勤生與死》《艱難的蒙煤外運》《咸潮考驗珠三角》《太湖藍藻再暴發》《錫林郭勒牧區尋路》《大興安嶺的艱難時光》《春天等來的難道只是沙塵暴》……媒體的一個個大字標題，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在經受的考驗，刻畫得淋漓盡致。

　　難道經濟增長，注定要以犧牲幾代人的生活質量作為代價?莫非13億中國人，注定無法穿越眼前這厚厚的“生態墻”?

　　(二)形勢的確不容樂觀。

　　這是我們的環境壓力——水土流失面積占國土面積37%、沙化土地占18%，90%的草原不同程度退化，受污染的耕地高達上千萬公頃，1.9億人的飲用水有害物質含量超標。

　　這是我們的資源瓶頸——石油對外依存度升至57%，2/3的城市缺水，年均缺水量多達536億噸，耕地逼近18億畝紅線。

　　這是我們的消耗排放——到2011年，中國已連續3年成為世界機動車產銷第一大國，機動車保有量超過兩億輛，比1980年增加30倍，尾氣排放總量增加14倍。煤炭消費34.25億噸，占能源消費總量近七成，而且仍在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長。

　　“中國的環境壓力比任何國家都大，環境資源問題比任何國家都突出，解決起來比任何國家都困難。”這樣的結論，不是來自某個危言聳聽的環保組織，而是來自國務院授權開展的中國環境宏觀戰略研究。雖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國的環境質量仍只是“局部有所好轉，總體尚未遏制，形勢仍然嚴峻，壓力繼續加大”。不斷加劇的污染，正成為河山不能承受之重。

　　上世紀的后40年里，日本對外轉移了60%以上的高污染產業，美國轉移出去的高污染產業占40%左右。發達國家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向世界轉嫁危機，而今天的中國，已不再有類似的可能。

　　本世紀最初10年是160年來最熱的10年，全球溫室氣體含量今年5月達到數百萬年來的最高點。盡管人均能耗遠高于我們的歐美國家沒有資格對我們說三道四，但溫室氣體排放總量躍居世界首位的中國，內心深處的環境壓力始終揮之不去。發展的權利不容剝奪，但發展的目的，不是讓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燙。

　　“美麗中國”的呼聲，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天比一天高漲起來。“走向生態文明新時代，建設美麗中國，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重要內容。”剛剛閉幕的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上，習近平總書記在賀信中擲地有聲的堅定話語，傳遞了中華民族向污染宣戰的堅強決心。

　　(三)在互聯網上搜索“美麗中國”一詞，有兩個結果非常醒目。一個引向紀錄片《美麗中國》，它刻畫了承載幾千年中華文明的自然和人文景觀;一個引向黨的十八大報告，它展現中國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決心。

　　生態文明源于對發展的反思，也是對發展的提升、對工業文明的超越。正是從文明進步的新高度重新審視中國的發展，我們黨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布局。十八大報告中“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生態文明目標，以鮮明的形象、豐富的內涵，訴說著13億中國人的向往，吸引著世界的目光。

　　“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牢固樹立生態紅線的觀念。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則就應該受到懲罰”，“對那些不顧生態環境盲目決策、造成嚴重后果的人，必須追究其責任，而且應該終身追究”。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鏗鏘有力的宣示，表達了堅持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的鮮明態度。

　　不采取有力措施，資源支撐不住，環境容納不下，社會承受不起，發展難以持續，民族復興失去根基，美麗中國更無從談起。

　　今年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加快形成能源消費強度和消費總量雙控制的新機制，畫出了“2015年能源消費總量不超過40億噸標準煤”的紅線;

　　2月，環保部宣布將在重點控制區實施大氣污染物特別排放限值，力爭7 年內實現PM2.5排放總量顯著下降;

　　3月，全國人大會議公布的預算案中，中國環境保護預算比去年增加18.8%。這一增幅大大超過了財政支出的整體增幅;

　　在江蘇，省環保廳首次啟動“約談”機制，就太湖流域水質約談蘇南四地政府相關負責人，如半年內未完成整改，將直接由省紀委和省監察廳處理地方政府責任人;在湖北武漢，湖泊保護今年全面實現“包產到戶”，166個湖泊都有了“一官一民”兩位“湖長”，一旦湖泊出現問題，立即追責;在廣西河池，龍江河鎘污染事件中，3名官員因環境監管失職罪被判刑，10名企業責任人因污染環境犯罪被刑處……

　　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建設美麗中國，其最終目標是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它意味著將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重新協調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使我們的資源環境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后代人的需求構成危害。

　　環境的警鐘日日驚心，生態的保護時不我待。

　　(四)然而，經濟與生態“雙贏”的道路，遠非想象的那樣平坦。

　　很多人艷羨加州的陽光、塞舌爾的海灘、芬蘭的原始森林，其實在我們身邊營造同樣的美景，也不算太難：

　　實踐證明，關掉燃煤電廠，停掉石化工廠，汽車限號運行，工地停止施工，不要半年時間，城市就會天變藍，風變清，環境變好。

　　再到中東部的一些農村地區去看一看，隨著大量勞動力進城打工，環境休養生息，植被迅速恢復，野豬、野狼上演“王者歸來”，一派山清水秀的田園氣象。

　　問題是，如果由此需要付出的代價是單雙號限行、缺電少氣、就業變難、經濟下滑，我們是否能夠忍受，又能忍受多久?

　　下面這兩幅場景，或許可以給出問題的答案：

　　怒江沿岸，大峽谷間，環保主義者大聲疾呼，反對水電梯級開發對生態造成的巨大損害。但令他們失望的是，當地大多數居民竟然都“愚昧”地贊成興修大壩。

　　在一個經濟落后的海島，參觀者體驗過熱帶雨林的原始風情之后，拍著當地干部的肩膀說：“這樣的美景，一定不要搞旅游開發，要好好保護啊!”干部一臉苦笑地反問：“如果我們都爬到樹上去扮猴子，你們是不是覺得更爽?”

　　靠“回到從前”來解決今天出現的問題，并非正路。早在上世紀70年代，國際上就有這樣的觀點，在所有的環境污染問題中，沒有比“貧窮污染”更為嚴重的。這一觀點劃清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兩類不同的環境問題。

　　無論是非洲人口激增帶來的生態災難，還是中國農村曾經綿延千年的毀林開荒，其危害都不亞于工業污染。就中國而言，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直到現在還有1.28億貧困人口，讓他們脫貧致富，必須靠發展;就人類整體而言，發展，也只有發展，才是走出生態困境的治本之策。

　　然而硬幣總有它的兩面。

　　必須承認，在發展問題上，我們的干部有使不完的勁頭，我們的行政有相當高的效率，但在環保實施力度和資源使用效率上，我們的表現就要遠遜一籌了。

　　據國際能源署統計，中國單位GDP能耗盡管近年來所有下降，但仍為日本的7倍左右，相當于世界均值的兩倍。2011年，我國GDP占全球的10.48%，卻消耗了世界60%的水泥、49%的鋼鐵和20.3%的能源。在一些地方，為了“優化經濟發展環境”，“綠卡”、“掛牌”、“進廠審簽”、“預約執法”等土政策風行，環保執法部門對企業的正常監督執法受到阻撓。近年來曝出的血鉛超標、違法排污等事件，很多就是企業扛著“掛牌保護”金字招牌種下的惡果。

　　不充分的發展與發展帶來的副作用，就這樣在同一片土地上同時存在。這是中國的困境，也是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共有的尷尬。

　　就像每個月掙100塊錢的人如果要靠10塊一斤的有機大米養活，其結果必然是饑餓，環保成本的高昂，催生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沖突與矛盾，也成為許多地區在生態環境方面寅吃卯糧甚至飲鴆止渴的現實背景。

　　精心調適發展與環保的關系，盡最大可能維持兩者間精細的平衡，不僅是經濟問題、技術問題，更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這是對人類智慧和倫理的雙重挑戰。這樣的挑戰，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之內，都不會消失。隨著經濟版圖變遷和社會轉型，在局部地方甚至還可能進一步激化。

　　(五)今天的中國，就處在生態環境矛盾的激化期。

　　就在十八大報告強調“加強生態文明宣傳教育，增強全民節約意識、環保意識、生態意識”的時候，中國已經進入公民環保意識覺醒的時代。

　　從1997年開始，環境污染糾紛直線上升，每年遞增25%，到2002年已超過50萬起，環境維權成為社會熱點。2005年以來，從圓明園防滲膜工程、番禺垃圾焚燒發電廠，到廈門、大連、寧波、成都、昆明PX等重化工項目，再到最近的廣東江門核燃料風波，環境公共利益沖突日趨尖銳，對抗方式也更加激進。

　　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生態環保意識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些領導干部落后的發展理念。

　　事實上，從4000年前的夏朝，到3000年前的周朝、2000年前的秦朝，官府都有春天不準伐木、夏天禁止捕魚，不準捕殺幼獸和獲取鳥蛋的禁令。在糧食危機隨時可能引爆的古代，對王朝穩定的最大威脅是饑荒，官員的主要職責，是守住底線。到了當代，這樣的觀念被“GDP至上”的政績指揮棒所取代。這種理念延續了“超英趕美”的傳統，又有著近幾十年“發展主義”思想作依托，一時之間很難扭轉。

　　在很長時間里，地方干部競爭的“政治錦標賽”模式，其中心內容是“經濟錦標賽”，經濟業績成為考核任用干部最簡便易行的標尺。迅速改變一地之面貌、實現民生之發展，變成地方干部最主要的追求。只爭朝夕的現代化，讓很多人有一種停不下來的沖動。與此同時，受制于對現代化規律的認識局限，環境問題往往被有意無意地忽略。

　　這樣的背景之下，環保部門的尷尬也就在所難免了。

　　法律授予環保部門的是檢查權、罰款權和建議權。但是在基層，這些職能有時會被各類土政策阻擋，有時會被地方保護主義的長官意志扼殺。權力一旦可以繞過法律，決策也就可以拋開程序。很多大型項目上馬時，不透明的環境評價過程，不充分的公共決策參與，其實質往往是為了讓項目順利過關。可一旦遭遇公眾的抵制，這些工程無論環境影響如何，通常都會迅速下馬，形成“一鬧就停”的示范效應，讓一些并不理性的鄰避運動得到不應有的鼓勵，也讓一些本屬必要的項目中途夭折。

　　權與法的沖突，理性與欲望的齟齬，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較量，剪不斷，理還亂，成為環境改善的羈絆。對此，環境專家一針見血地指出：很多環境問題從表面上看是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博弈，實質上是“局部與全局的博弈、政績與民生的博弈、大資本與政府監管部門的博弈”。

　　(六)審視人類社會發展的歷程，沒有一個國家成為工業大國而不曾遺留環境破壞問題、付出艱難治理的代價。

　　泰晤士河曾經看不到一條魚，甚至跌落河中的人也被要求常規防疫接種，英國政府經過20多年的艱苦整治，才將它變成潔凈的城市水道;日本治理最大的淡水湖琵琶湖，歷時近30年方見成效。美國洛杉磯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受光化學煙霧困擾，治理60多年，到20世紀初才基本打贏這場“藍天保衛戰”。即便如此，洛杉磯地區的臭氧水平依然常年超標，大約有100萬成年人和30萬兒童患哮喘病，造成的經濟損失達26億美元。

　　發達國家的工業化之路，多則二三百年，少則100多年，其環境問題是分階段出現的。我國的工業化，真正上路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快速發展階段則是近30多年，環境問題呈現壓縮型、復合型特點。舊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新的問題又不斷出現，新舊問題疊加，污染機理更加復雜。加之觀念、政策、制度、管理、技術的滯后，解決起來自然更加困難重重。

　　一方面，我們面臨的生態環境現狀，就像一個人長期透支身體，積勞成疾，多病纏身。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環境治理、生態恢復有其客觀規律，只能遵循，無法超越，解決起來得有耐心;

　　從另一個角度看，也不能因為發達國家通常在人均GDP1萬美元時才出現環境拐點，而我們現在才6100美元，就坐等發展階段的升級。以韓國為代表的新興工業化國家，人均5000美元時環境就開始好轉了。它們的做法，值得我們深思。

　　形勢的發展，已經不允許我們像發達國家那樣按部就班地解決環境問題，擺在我們面前的選擇只有一個，那就是：統籌協調、標本兼治，探索一條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發展新路，從傳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型。

　　轉型，首先是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繼續提升第三產業比重，推動技術創新、降低節能環保技術成本，逐漸淘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產能，實現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發展，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

　　轉型，關鍵是優化法治環境。賦予環保部門有力的強制執行權，克服環境法律法規偏軟、可操作性不強、處罰力度不夠的弊端;加強執法監督，健全內部監督制約、完善層級監督、落實社會監督，堅決杜絕行政權力對環境執法的干擾，構筑生態文明的法治基礎。

　　轉型，重點是協調利益關系。觀念問題的實質是利益問題。就像考核標準不變、領導干部的行為方式就難以改變一樣，如果缺少外來約束，企業難免將環保成本轉移給消費者，而公眾也可能只想著呼吸新鮮空氣卻不愿意付出代價。實現利益結構的調整，破解人人都說環保重要、可一旦觸及自身利益就不干了的“吉登斯悖論”，必須依靠不斷的制度變革和機制創新。

　　轉型，核心在喚起全社會參與。歸根結底，環境問題是由社會結構、社會過程和社會成員的行為模式共同導致的社會問題。幾十年來，“環保靠政府”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對于克服環保領域的市場失靈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單純的行政措施，不僅邊際效益遞減，而且容易產生權力尋租的弊端。只有政府、企業、個人、社會一起發力，綜合施治，美麗中國才可能由愿景化為現實。

　　(七)經濟增長、社會公正、環境保護是世界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實現經濟繁榮、建設生態文明、促進社會和諧，是美麗中國的基本內涵。

　　英國衛報記者華衷講過一個故事：小時候大人告訴他，如果十億中國人一起跳起來，地球將偏離軌道，人類會因此毀滅。憂心忡忡的他從此每晚睡前都要祈禱：“不要讓十億中國人一起跳起來”。后來他來到中國，發現十幾億中國人真的“跳起來”了——他們以只爭朝夕的焦灼，奮起直追人類現代化的潮流。

　　華衷的擔憂，也是中國人自己的擔憂：如果人們的價值取向不能從物質的富足功利向社會的健康文明轉化，如果生產方式不能從資源掠奪型向保育再生型轉軌，如果消費行為不能從高能耗、高消費向低能耗、適度消費轉變，美麗中國終將是紙上談兵。

　　事實上，轉型已在更自覺地加速推進。

　　本屆政府成立短短4個月間，就有兩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圍繞大氣治理和節能環保產業展開。讓城鄉居民喝上更干凈的水、呼吸更清潔的空氣、吃上更安全的食品、享受更良好的環境，很多省市區確定了生態文明建設的路線圖、時間表，不少地區提出了“生態強省”、“生態立市”的戰略目標。以往的GDP競賽，正在逐步轉向公共服務競賽、改善民生競賽、節能減排競賽、社會管理競賽。

　　把“生態”重新引入經濟學，穩增長、轉方式、調結構，實現尊重經濟規律、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第一位的追求。從剛剛公布的今年上半年主要經濟數據看，新增就業持續增加，結構調整出現積極變化，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發展加快，能源消耗強度下降增幅加大，經濟轉型的攻堅戰初見成效。

　　中央氣象臺歷史上第一次專門針對霧霾發出預警;人民日報等媒體以報道與公益廣告提升全社會環保理念;實行有史以來最嚴厲的車用油品新標準，逐步將燃煤電廠撤出城市中心地帶，試行以天然氣和新能源取代汽油作為城市公共交通燃料;眾多企業、民間組織積極參與的“中國低碳聯盟”一個月前正式宣布成立;從9月起環保部門將主動公布重點監控企業的排放數據等信息;電價改革、資源稅改革以及征收碳稅等政策列入議事日程。

　　在日常生活層面，限塑令頒布4年多來，全國每年減少塑料購物袋240億個，相當于節約石油480萬噸，約占大慶油田年產量的1/8;近3年時間里，5.2億只節能燈、5000多萬臺節能空調、460多萬輛節能汽車進入尋常百姓家……

　　不必諱言，今天的中國，我們還未能完全擺脫很多發達國家經歷過的“先污染后治理”老路。但轉型已經開啟，發展不容回頭。“同呼吸，共奮斗”，為子孫后代留下天藍、地綠、水清的生產生活環境，是13億中國人的共同追求。美麗中國，正孕育在每個人的努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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