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溫鐵軍以中國農民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詮釋了農村集體用地征用補償政策改革的必要性。

　　近年來土地問題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征地以及由此引發的各種社會問題引起廣泛的關注，農地征收已成為繼廢除農業稅之后農村對抗性沖突的一個重要來源。

　　低價征收高價售出的土地出讓金誘惑，使不少地方政府形成很強的賣地沖動，導致中國非農占用耕地數量大、速度快。

　　目前農村土地征用最大的問題就是補償標準過低，各種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對農民的補償更低。

　　據國研中心的調查顯示，征地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中，投資者拿走大頭，占40%到50%;政府拿走20%到30%;村級組織留下25%到30%，而農民拿到的補償款，只占整個土地增值收益的5%到10%，這種格局引發沖突及社會不穩定性。

　　新的土地管理法修改并不應該僅僅局限在只解決農民補償低問題，而是一連串的問題都需要解決，包括濫占耕地現象、賣地沖動、農村社會沖突等。

　　具體應該包括要進一步限制目前的泛公益性用途征地，規定只有純粹性的公益性土地才能征地，其他非公益性的商業用地，應該允許農民直接與用地單位協商解決，破除地方政府的土地征用壟斷權，提升農民土地市場交易地位。

　　只要這條制度建立了，就不會出現房價暴漲了，因為目前的房價高漲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土地來源壟斷，破除了壟斷，也就破除了高房價，讓廣大城市居民受益，也能讓億萬農民受益。

　　那么，我們是否由于擔心房價有可能高漲，就不改變現有的農村集體土地的征用補償標準?中國改革開放的30年發展，自建國以來的60多年變遷，都伴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

　　而在這場城市化的戰役中，廣大農民為此做出了莫大的貢獻。著名經濟學家溫鐵軍以中國農民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詮釋了農村集體用地征用補償政策改革的必要性。

　　農民的貢獻表現在為國家工業化和城鎮化提供了大量的土地及其他自然資源。1949年以來，盡管進行了大規模墾荒和復墾，但工業化和城鎮化占用了大量的耕地。全國耕地面積由1950年的10035萬公頃減少至1995年的9497萬公頃，減少5.36%。

　　據國土資源部統計，1987—2001年，全國非農建設占用耕地3394.6萬畝，2003—2006年，每年實際新增建設用地規模控制在600萬畝左右，2007年全國新增建設用地568.4萬畝，2008年降為548.2萬畝。

　　根據陳錫文等的資料，1961—2001年的40年里，國家共征地4530.19萬畝，并且自1983年起每年的征地規模都在110萬畝以上。

　　從中國的征地補償標準來看，無論是根據目前依據農業產值來計算的征地補償標準，還是考慮土地從農民手里到最后的資本化開發所獲得的增值收益，農民出讓土地所獲得的補償都非常低。

　　2005年全國共有償出讓土地165584公頃，取得土地出讓收入5883.8億元，每公頃土地出讓金收入355.3萬元;出讓金純收入2184億元，每公頃131.9萬元。

　　據有關調查資料顯示，在土地用途轉變而發生的增值收益中，地方政府大約獲得60%—70%，村級集體組織獲得25%~30%，真正到農民手里的已經不足10%。

　　據專家估算，1978—2001年，中國城市化建設明顯加快，國家通過地價“剪刀差”的形式，為城市建設積累了至少2萬億元的資金。

　　也有學者大膽估計，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從農村征用了1億多畝耕地，若按每畝10萬元計算，高達10多萬億元，但征地補償標準較低，地方各級層層扣留，真正到農民手中的不足7000億元。

　　筆者在一項調研中注意到不少市縣區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已經占到財政收入的35%，還發現某些經濟發達省份部分地區征地補償費僅占政府土地出讓金收入的2.5%，高的也僅為26.7%。

　　因此，我們不妨從各年的地方財政收入粗略估算農民失地為工業化作出的貢獻，估算方法如下：根據1987—2007年各年的地方財政收入總額按35%的比例算出各年的土地出讓金，然后取征地補償費占土地出讓金的比重為10%，則土地出讓金的90%就是農民失地的資本貢獻，最終的估算結果為44235億元。

　　上述三項合計約17.3萬億元。

　　在宏觀經濟轉入高漲后，以往危機發生時勢必向“三農”領域轉移成本的政策機制持續發生作用，其最明顯的表現就是：新世紀以來各地的地方政府在資本短缺的壓力下，近乎瘋狂地違規違法從農民手中征占土地以從銀行套現，并不計破壞生態環境的代價去招商引資，以追求GDP。

　　資源的加速流出和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使得這些地區的農村在資本化的過程中只是成為外部產業資本和地方政府掠奪性地獲取收益的來源，而沒有成為真正能吸納沿海過剩資本的“資產池”。

　　于是，在2004—2006年中央政府完全取消了本歸地方政府占有的農業稅之后的“后稅費時代”，征地、環境污染引發的沖突，便取代農業稅費征收中的官民矛盾成為農村社會沖突的主要根源。

　　新世紀以來，由地方政府和因內在的流動性獲利動機而必然具有投機性的金融資本二者聯合推動的征地高潮，已經是改革以來的第三次“圈地”高潮。

　　截止到2005年，中國失地或部分失地農民的數量在4000萬—5000萬人左右，且這一數字以每年200萬—300萬的速度遞增。照此速度，在未來20—30年的時間里，中國失地農民將會增至1億人以上。

　　溫鐵軍，著名經濟學家，著有《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1949-2009》。(來源：BWCHINESE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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