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隱瞞，自從實行包產到戶，我寫過多篇關于農民的出路在于實現集體化的文章，指出了：歷史已通過了農村經濟合、分兩個方面的情況，完成了一個“周期”的證明，即：對人民群眾來說，唯一的出路在于集體化。當年，毛主席和廣大農民在馬列主義指導下，建國后不久，就實行農業“集體化”，并進行一系列社會主義教育，以鞏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才是是真正的創新。

　　今天，我仍要說，現實提供的證明是，改革開放以來，凡是實行完全承包的農村，無一例外的都只有極少人富裕起來，而決大數人仍在溫飽線上徘徊。十八大后，我黨采取強力措施，幫助農民脫貧，解決了一些問題，但農村仍面臨各式各樣的非常棘手的社會性問題，有些脫貧問題并未有“長效性保證”，有的地方，甚有向舊社會復歸的情形。與之截然相反，至今，凡仍堅持各式各樣集體經濟的（不是一個模式），──全國約有8000個左右，無一例外地在共同地富裕著。在這些共同富裕的地方，既沒有暴發戶，也沒有貧困戶，更沒有社會治安和“三座大山”之類的嚴重問題。在這些地方，經濟富裕，社會和諧，科學可持續發展的理論也能得到較好的貫徹……

　　兩種情況相較，即兩種實踐的檢驗，使歷史完成一個否定之否定的發展周期。與之相一致，人們的認識也正在完成這一辯證“圓圈式”的過程。

　　幾年前，有公知說：“不能用現在的周莊、南街等，說明當年人民公社的正確，也不能拿今日小崗村的仍舊落后否定承包的作用” 。他們認為，首先要肯定的，現在無論是周莊、南街、華西、劉莊等，雖然是集體所有，但卻是市場經濟的產物。沒有改革開放政策，不可能產生這樣的典型；再一點，這些個例子無一不是依據工業化而繁榮的，現在無論是集體所有的或民營所有的，只要有好的項目且又效益穩定，這樣的村子都富了。

　　以上觀點，其實有點牽強。憑什么說“周莊、南街、華西、劉莊等，雖然是集體所有，但卻是市場經濟的產物”？請看，周家莊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起于上世紀50年代，并且在改革開放的‘大包’”中，他們是頂著某種壓力，才免于“集體經濟被瓦解，且一直發展得越來越好。這怎叫市場經濟的產物”？！

　　南街等村的具體發展情形告訴人們，他們大都是在“大包干”的風潮中，先分了，但立即發現其弊端，而又頂著重重壓力，又重新合為集體經濟的。并且，在全國，這些堅持集體經濟的數千村社，有一個共同特點，當年──實行大包干的時候，都曾開展過前所未有的"要不要集體經濟"的大討論。

　　有人說過這樣一句話：當真理、真理性事物以習常的狀態存在的時候，它的重要性常被某些人們忽略，然而，一旦這些真理、事物要失去，或失去過一段時間，聰明的人們常會把它的真理性“徹頭徹尾”地梳理出來，使之重具驚天的力量。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真正的真理沒有失敗，只有挫折，而每經一個挫折，它都會象神話中大英雄安泰那樣──更具改造世界的力量。

　　這多年，在我們所到的仍在堅持各式各樣集體經濟的村社，他們都會給我們講，──實際上都是在重復著──一個內容的故事：

　　當年，要實行大包干的時候，是統是分，是化集體經濟之“整”為“零”，還是堅持集體經濟，那時的群眾，無一例外，都進行過若干次前所未有的大討論，人們通常是既有內心矛盾又有外來壓力。內心矛盾是，分吧，將會使來之不易的一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積累、資產土崩瓦解；不分吧，人家會不會說自己不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通常幾經討論和爭論，所有這些村社的最終結果也幾乎雷同：不是好多父老鄉親對當時的干部說：“……不能分，不管上面怎么壓，坐牢我們替你去坐；不能替，你坐牢了，我們替你送牢飯。”就是群眾自己堅持說：“決不能讓集體經濟垮了，不能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我們群眾的盼頭，只能是集體的力量！”也有群眾說：“毛主席的人民公社是老百姓奔向天堂的金橋，回頭路不能走！” （有點理論知識的人說）“人民群眾的共同富裕，只能靠公有制基礎上的共同奮斗，私有制下的財富創造，最終只能是富了生產資料占有者，幾千年的階級社會都是是如此”！！！

　　可以說，以上寫的這些話，都是有心人在這幾十年（直接）不懈關注、調查得到的。這些話，說明一個事實，即集體經濟的管理方法，是毛主席領導中國人創造的，它同后來的大包干是有著巨大差別的（我不愿說“截然相反”）。決不可以說“周莊、南街、華西、劉莊等，雖然是集體所有，但卻是市場經濟的產物”！還有，那些徹底地分了集體經濟的村，為什么至今還沒有一個實現共同富裕？！為什么在這些大包干的村里，時不時地會有群眾說：實踐證明，毛主席的“集體化道路通天堂”！

　　說到這里，得順便重復說：我們黨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曾高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大旗，推動人們的思想解放，繼而開展了一系列改革。 而“實踐檢驗真理”，當是“全域覆蓋”的，是要無限進行下去的。歷史發展到今天，昨天的──檢驗真理的“社會性實踐”和“改革理論”，也得接受檢驗的。

　　人們注意到，公知們對“實踐檢驗真理”的理論，早已失去了興趣，有的有意對此作了“合理性”“淡忘”，好象經過他們昨天的那么一番討論、檢驗和改革，真理已判，從此不再需要再檢驗了；“實踐檢驗真理”一些理論，也就可以收藏到“倉庫”里去了。這是十分錯誤的。二十大后，我黨作出全黨搞調查研究的號召。這是科學的。這可理解為對以往“真理”的新檢視、再認識。

　　所以，這里再建議，全黨當重新調研、思考“如今凡實行集體經濟的農村都程度不同地共同富裕”的事實。

附錄：

　　毛澤東與新中國農業機械化事業--黨史頻道-人民網 (people.com.cn)

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20/0925/c85037-31874412.html

毛澤東與新中國農業機械化事業

　　李萌萌

　　2020年09月25日08:08    來源：學習時報

　　原標題：毛澤東與新中國農業機械化事業

　　農業機械化是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內容。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一直對農業機械化事業給予高度關注，進行了深入思考和不懈探索。在他的推動下，我國農業機械化事業得到長足發展，為改革開放后農業的穩步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

　　毛澤東出生在湖南農村，父親種著二十多畝地，身為農家子弟，他深知農民的不易與艱辛。新中國成立時，我國仍是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的落后農業大國。為了促進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擺脫完全依靠人力勞作的束縛和艱辛，毛澤東殫精竭慮，積極謀劃。

　　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毛澤東認為，集體化加機械化是中國農業發展的一個方向。1953年10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指出：“農民的基本出路是社會主義，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體農莊）。”水利、農具、肥料、耕作法，這些可以靠互助合作來發展，但是，“將來進一步搞社會主義，就要靠機器（拖拉機）。”這就是說，畜力農具或可滿足互助合作的小規模經營，而集體勞作的大規模生產，則需要大型農業機械的支持。而且，毛澤東還認為，“中國只有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徹底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又在技術方面，在一切能夠使用機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統統使用機器操作，才能使社會經濟面貌全部改觀。”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與機械化大生產的實現，成為毛澤東構想整個國家和社會“脫胎換骨”的條件與基礎。

　　在隨后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高度重視農業問題的毛澤東總結概括出農作物八項增產措施，即著名的“八字憲法”：土（深耕，改良土壤）、肥（增加肥料和合理施肥）、水（興修水利和合理用水）、種（培育和推廣良種）、密（合理密植）、保（防治病蟲害）、工（工具改革）、管（田間管理）。“八字憲法”要求深耕細作。1958年11月，在河南新鄉視察時毛澤東補充說：“深耕細作，可能這是一條出路，加上機械化。”即農業“八字憲法”必須要和機械化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提高生產效率、減輕農民勞作負擔。為此，1959年4月，毛澤東在給省、地、縣、社、隊、小隊六級干部所寫的黨內通信中強調指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這一指示，為新中國農業發展提出了明確方向。

　　改造個體小農，鞏固工農聯盟

　　在舊中國，絕大多數農村在農具、技術等方面長期沿用傳統生產要素，維持著小規模、簡單再生產的小農經濟。1945年4月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強調，“要把一切黨外農民，提高到無產階級的水平”“將來我們要搞機械化，要搞集體化，那就是提高他們”。也就是說，將來要把農民組織起來，用機器武裝，以此克服農民的分散、小生產的局限和不足，使其逐漸“工人化”。

　　新中國土地改革結束之后，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展開，毛澤東的這一想法得到進一步發展。為解決“有計劃地大量增產的要求和小農經濟分散私有的性質以及農業技術的落后性質之間的矛盾”，毛澤東提出，第一個方針是社會革命，即農業合作化，第二個方針是技術革命，“即在農業中逐步使用機器和實行其他技術改革”。農業集體化和機械化成為一套改造個體小農的措施。集體化從組織結構入手，推動農民朝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而機械化從技術角度切入，促使農業從傳統轉向現代。通過集體化、機械化兩個互為整體的發展步驟，從而完成對個體小農的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的雙重改造。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將農業機械化的發展放到鞏固社會主義道路的高度來認識。他早在1937年《矛盾論》中就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用農業集體化和農業機械化的方法去解決。”1959年12月，毛澤東在實踐的基礎上又分析指出，“我們的工農聯盟，已經經過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基礎上；第二階段是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礎上”“而沒有機械化，工農聯盟還是不能鞏固的。”農業機器依托工業生產，用于農業發展，在毛澤東看來，它已成為聯系工農之間的紐帶，通過發展機械化，可以逐步縮小工農差距，從而團結最可靠的同盟軍，建立牢固的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經濟聯盟。這一思想很有啟發意義。

　　“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

　　蘇聯農業發展的路徑和經驗，是先推行機械化再實行農業集體化。毛澤東認為，這一經驗和做法并不適合中國。早在1943年，毛澤東就指出，在生產工具沒有變化的情況下，如果把勞動力都集中到集體互助的勞動組織之中，進行生產關系上的改革，生產力也會有大的發展。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工業化基礎十分薄弱，農業機械化也基本零起步。在這種背景下，農業機械化的實現還需要一個長時間段的發展。針對這一實際情況，毛澤東指出：“靠在農業中實行大規模的機械化是工業發展以后的遠景，在最近幾年之內必須依靠大力發展農業合作化，在合作化的基礎上適當地進行各種可能的技術改革。”在我國的條件下，“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拖拉機等其他農業機器，“只有在農業已經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規模經營的基礎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在毛澤東看來，集體化擺脫了個體分散無力的狀況，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也能為機械化的推行奠定人力和財力等方面的基礎。這是他基于新中國成立后農業發展的實際而作出的新探索，是一條與蘇聯農業發展不同的路徑。

　　農業機械化需要搞好配套和協作

　　農業機械化是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不能好高騖遠，脫離中國農業發展的實際。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提醒要注意“現代化機械與改良農具的對立統一”，指出改良農具是技術革命的萌芽，由此可進一步機械化。為更好的開展農具改良，毛澤東多次強調要加強研究工作，建議各省市自治區設立農具研究所，專門負責研究各種改良農具和中小型機械農具，要同農具制造廠密切聯系，研究好了就交付制造。按照這一要求，全國上下從省到縣相繼成立了農機研究機構，為農業機械化的推廣發展提供了堅實支持。與此同時，為搞好多部門協作，共同促進并領導好全國農業機械化事業，毛澤東親自提議設立農業機械部，甚至自己可以來兼任部長。他說：“要把農業機械分出來，搞一個小組，由總理專管，總理管不了我來管。把農業機械和其他機械放到一起，就把農業機械擠掉了。”他表示，可以“成立第三機械工業部，來管農業機械，搞農業機械設計院”。在毛澤東的督促和關懷下，1959年8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機械部的決定，陳正人被任命為部長。毛澤東高興地指出：“今年已經成立了農業機械部，農業機械化的實現，看來為期不遠了。”農業機械部的設立，使我國農業機械化事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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