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曹操屯田到塘約道路

　　——簡論毛澤東主義的部分中國農業經濟史背景

　　作者：知行

　　從《讀<戚本禹回憶錄>》到本文，一些新的文章值得關注。例如，我們在前文提到了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有學者介紹了他的學生林偉然關于文革的研究。再如，溫鐵軍先生明確提出：中國當代資產階級革命與工人階級走上歷史舞臺，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從爭取經濟利益升級為替代國家政治權力主體的斗爭，階級斗爭已經成為社會矛盾的主要內容。

　　我們知道，溫鐵軍先生曾以《“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獲得首屆《讀書》雜志長江讀書獎，由此以三農專家出名。右派把中國左派簡化、形而上地分為馬左、毛左，其實，還應該有農左，如蘇拉密、溫鐵軍、賀雪峰等。這樣劃分是否恰當，姑且不談。一向比較溫和的溫鐵軍先生也開始鮮明地提階級與階級斗爭了，只能說明形勢比人強。除了個別因分化而否定現代化以至走火入魔的人外，資無兩大階級、有階級就有階級斗爭，客觀而強大的現實存在使得任何理智稍微健全點、品格稍微正直點的人都不會回避中國當今主要的問題所在。

　　干任何一件事，總要先有個抓手，有個著力點。做學問也是如此。對于政治經濟學，作為研究結果的起點與作為研究過程的起點有所不同。馬克思在談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時說，人口可以是研究過程的起點或者說思考的起點。而人口是可以劃分為階級的，或者說，階級屬性也是人口的基本特征之一，因此，研究的進程會自然提出要求，就是越來越要從一些簡單而抽象的規定出發。我們可以看到，作為研究結果的《資本論》正是從基于勞動價值論之上的、比較簡單而抽象的商品開始講的，而在作結論時又要能解釋思考的起點，其中之一就是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口規律：一方面總人口增加，另一方面表現為失業人口的人口相對過剩。黎陽有最新的文章，用柯潔輸給機器再次做了說明和論證?？梢詤⒖?。

　　那么，馬克思的普遍真理能解釋中國歷史上的人口規律么?

　　有學者曾研究過中國歷史上的人口規律，他發現：人口繁榮既是前一段時期社會發展的結果，也意味著危機，往往是轉向下一階段大亂的前兆。而這時的轉折往往由農民起義或其它形式的暴動發動。

　　如果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而軍事又是流血的政治，那么可以說軍事又是流血的經濟。相對而言，中國歷史對經濟活動的記載不像不流血的政治與流血的政治那么詳細，但從不流血的政治向下看流血的政治，再從流血的政治去估計經濟，也許我們不僅能今為古用，還能古為今用。

　　中國史學界“馬列五老”之一的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寫于文革前兩三年，是由好幾位斷代史的專家參加編寫的，因此，雖然翦伯贊在文革中自殺，但學術傳承并沒有中斷?！吨袊蟀倏迫珪反砹?0年代中期一部分中國學術研究的最高水平，其中，《中國歷史卷》里的三國部分和明清部分仍然是由《中國史綱要》的原作者田余慶和許大齡分別撰寫的。從文革到80年代中后期，時間已過了20多年，而兩位作者的基本觀點和文中引用的一些數據并沒有明顯的變化。文革前，田余慶先生還給林彪講過課?？梢姡髞y的文革似乎并沒有對他們的學術研究產生什么影響。

　　曾為林彪講史的田余慶，北大歷史學系教授，著名歷史學家，側重秦漢史與魏晉南北朝史，參加編著的大學教科書《中國史綱要》(翦伯贊主編)獲國家教委特等獎。

　　文革是否大亂?如何判定?暫時不表。越久遠的歷史越像靜靜的冰川，說說中國歷史上公認的、稍微遠一點的大亂，不是發思古之幽情。小農經濟是中國歷史主流，影響深遠，但這不意味著中國不曾存在過有重要影響的支流，也不意味著支流不能成為主流。無獨有偶，就在我們準備本文之時，《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要播出了。這真是一個既檢驗歷史研究也檢驗電視劇的難得機會。

　　一、曹操屯田

　　1、曹操前后的歷史環境和歷史地位評價

　　中國歷史上的兩個大治是漢唐，而在其中的魏晉南北朝應當算大亂。西漢是中國人口的第一個高峰。公元2年，西漢全國人口達6000多萬，占當時世界的三分之一。公元157年，曹操兩歲這年，東漢政府曾經清查過全國的戶口，在這次“人口普查”中，中國的人口是5600多萬，略低于漢和帝時代近6000萬的最高峰，下降的幅度不是太大。唐朝人口是中國人口的第二個高峰，據最保守的現代學者估計，在唐玄宗天寶年間也達到了5000萬。這中間，到曹操死后曹丕稱帝三國正式開始的220年，三國人口才恢復到2300萬人。從漢末到唐初的這段“五胡亂華”的大亂，很大程度因“八王”之亂而起，那么，“八王”之亂又因何而起呢?“八王”之亂之前有三國，毛澤東讀到這段歷史時感慨地說：“原子彈不如劉關張的大刀長矛”。

　　我們不僅應當注意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有著劉關張這樣的說法，更應當注意作為詩人的毛澤東對同樣作為詩人、建安文學開創者曹操的看法。再如，魯迅先生也高度評價曹操“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據劉繼興的研究，毛澤東一生中32次提到曹操。如，1975年，毛澤東說：“三國的幾個政治家、軍事家，對統一都有所貢獻，而以曹操為最大。”同年，毛澤東對北大女教師蘆荻談話時說：漢末開始大分裂，黃巾起義摧毀了漢代的封建統治，后來形成了三國，這是向統一發展的。三國的幾個政治家、軍事家，對統一都有所貢獻，而以曹操為最大。司馬氏一度完成了統一，主要就是他那時打下的基礎。

　　1976年，毛澤東把曹操和孔子、秦始皇、朱元璋并列，認為他們都是對歷史貢獻巨大的人。

　　因此，從曹操入手探微三國時的國家、政治家、政治集團、意識形態演變，也許更能看出歷史的一些端倪。

　　2、曹操的舉措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生于155年而剛過不惑之年的曹操，開始發力。

　　在政治上，挾漢獻帝以令不臣。

　　在經濟上，在今天的許昌開始了“規模和作用之大空前絕后的”民屯。他以少勝多，收編了青州農民起義軍降卒三十余萬，其中的精銳部分組成了自己的軍事基本力量。用追隨黃巾軍的百萬農民推行了屯田制度，在農業生產關系方面，官府出牛、出工具等生產資料，農民出勞力。勞動成果的分配，如果官府出了牛，官6民4;如果是農民自己的牛，官民對半分。

　　為此，在管理上另設了一套系統，其中使用了兩個得力干將：一個是陳留太守棗祗，另一個是任峻。據魏晉史學界的四小名旦之一高敏教授考證：管理農業屯田的官員級別比同在一塊行政區域的郡守級別略低一級。

　　任峻是河南郡中牟縣人。董卓作亂時，任峻勸說中牟令楊原治理河南，抵抗暴亂。曹操起兵后，任峻征集宗族家客數百人歸附曹操。之后曹操每次出征，任峻通常在后方補給軍隊。發生饑荒后，棗祗建議實施屯田，任峻被任命為典農中郎將，招募百姓在許下(即許昌)屯田。官渡之戰，任峻主持軍備和糧草運輸，敵軍企圖抄絕糧道，由于任峻的保護，敵軍不能得逞。任峻勞苦功高，被任命為長水校尉，封都亭侯。任峻經常周濟他人，為人稱道。204年死的時候，曹操哭泣良久。

　　大軍未動，糧草先行。同一時期，割據一方的袁紹和袁術吃的啥?據魏晉史學界的四大名旦之一何茲全考證：袁紹的人以桑葚為食，袁術靠打撈水產為生。為此，史學家蔡東藩高度評價棗祗和任峻兩人，認為他倆的功勞可以與三個重要的軍事謀士相比。他說：峻與祗戮力勸耕，才閱數年，得積谷數百萬斛，且令州郡各置田官，所在豐饒。操因此得用兵四方，不勞輸運，卒能戰勝攻取，兼并群雄;曹氏功臣，祗峻當居首列！比諸兩荀一郭，殊不相讓。

　　在軍事上，經荀彧引薦，任用只有26歲的年輕人郭嘉、年齡差不多的荀攸作為重要謀士。

　　以上這些都是建安元年開始的動作。

　　三場以少勝多、燒了三把大火的戰役(曹袁官渡之戰、曹與劉孫聯軍赤壁之戰、劉與孫夷陵之戰)決定了三國的基本格局。官渡之戰是首場，決定了南北態勢，也率先決定了曹魏的地位。大戰前夕，郭嘉做了著名的戰略分析【注釋1】，堅定了曹操的信心。官渡之戰，曹操火燒烏巢，斷袁糧草，非出偶然。

　　【注釋1】不妨以下文對比《論持久戰》。

　　第一，袁紹講究繁文褥節，注重形式，而曹操辦事講求實際，這是在思想方法上超過了袁紹。

　　第二，袁紹不尊奉朝廷，而曹操擁戴獻帝以號令天下，這是在道義上超過了袁紹。

　　第三，漢末政令失之于寬，袁紹以寬治寬，無法扭轉政治混亂的局面;而曹操以猛治寬，上上下下都知道主動約束自己。這是在治理上超過了袁紹。

　　第四，袁紹外寬內忌，用人而又疑人，所重用的多是親戚、子弟;而曹操外簡易而內精明，用人不疑，任人唯才，不問親疏。這是在器量上超過了袁紹。

　　第五，袁紹多謀少決，往往錯失良機，而曹操謀略一出便付諸實行，應變無窮，這是在智謀上超過了袁紹。

　　第六，袁紹憑藉家世資望，故作謙讓以收取名譽，跟隨他的大都是一些好虛名的人;而曹操誠心待人，不圖虛名，自己生活儉樸，獎勵有功的人卻一點也不吝嗇，因此忠誠正直、眼光遠大而又有真才實學的人都愿為所用。這是在品德上超過了袁紹。

　　第七，袁紹見人饑寒，憐憫形之于色，但自己沒看到的就往往考慮不周，這是所謂婦人之仁;而曹操對眼前小事，時有忽視，至于大事，考慮的卻都與天下有關。這是在仁的方面超過了袁紹。

　　第八，袁紹的部下爭權奪利，互相讒毀，而曹操以適宜的辦法管理下屬，流言誹語沒有市場，這是在明察方面超過了袁紹。

　　第九，袁紹不分是非，而曹操對的以禮待之，不對的以法正之，這是在文的方面超過了袁紹。

　　第十，袁紹喜歡虛張聲勢，不懂得用兵要領，而曹操能以少敵眾，用兵如神，這是在武的方面超過了袁紹。

　　3、曹氏集團與司馬氏集團的恩恩怨怨

　　前述的田余慶是魏晉史學界的四小名旦之一。2010年，羊城晚報采訪提問：普通民眾對曹操的認知，多來自《三國演義》及戲曲、電影等文藝作品，就是個“白臉奸雄”形象，歷史上的曹操到底什么樣?田余慶說：歷史和文藝是兩碼事。曹操可以說是時代思潮的叛逆者，因為當時儒家思想處于鼎盛時期，為了在政治上有個好出路，他反對當時的主流，有叛逆的一面。

　　公元175年，司馬防26歲時被調入中央擔任尚書右丞(相當于副總理的助理，主管錢糧)，他保舉了20歲的毛頭小伙子曹操出任洛陽北部尉(相當于首都公安局北城分局局長)，這時司馬懿距離出生還有4年。

　　曾經與劉備煮酒論英雄、64歲快要去世的曹操稱魏王，請同樣快要去世的司馬防一敘。44年過去了。酒過三巡，曹操問：“孤現在還能當分局長嗎?”司馬防答：“當初舉薦大王的時候，做分局長很合適”。西漢創立時，司馬家族就累世為官，熟諳宮廷政治。曹操對恩人之子當然也會提攜，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為丞相以后，使用強制手段任命為司馬懿為文學掾。

　　前人栽樹，后人乘涼。從189年董卓進京到280年三國歸晉的90年間，正式的三國，三分之二的時間是在曹操去世后。黃初元年(220年)曹丕稱帝，一年后劉備稱帝。而正是曹操去世開始，重要的經濟變化也悄悄開始了。魏文帝曹丕登基后，立刻任命長期以來關系很好的司馬懿為尚書。很巧，司馬懿一如當年建安元年的曹操一樣也剛過不惑之年。在魏文帝曹丕執政的220至226年的黃初年間，屯田制就已經在破壞中了。

　　奴隸成為將軍后的后代就不再是奴隸了，平民成了貴族后的后代也不再是平民了。曹操去世時，好多人還沒出生呢。而哪怕一個短暫的安定時代也很快產生了人物。王弼之繼祖父王粲與司馬懿基本同歲，是建安七子之一。224年，竹林七賢之一嵇康出生;225年，后來著名的二士爭功的其中一士、名門之后鐘會出生，山東鄒平的數學家劉徽這一年也出生了;226年，二期玄學代表王弼出生;227年竹林七賢之一向秀出生。后來嵇康成為了曹操的曾孫女婿。鐘會向嵇康請教，嵇康與向秀在打鐵沒有理他。

　　曹氏集團與司馬氏集團雙方的貴族終于在249年的高平陵事件中相遇了。只是攻守異勢了。政變中的一方，司馬父子兩代，司馬懿70歲，老謀深算，而司馬師兄弟年屆不惑。另一方，書生集團。結果，何晏被殺，王弼同年病逝，才24歲。王粲得才女蔡文姬之父蔡邕贈書6000余卷，王弼讀了大量藏書，與何晏關系很好。何晏評價自己的好友：“仲尼稱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管錐編》第二卷從王弼注的《老子》開始，可見一斑。采取不涉是非、竹林七賢之一阮籍明哲保身，或者閉門讀書，或者登山臨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緘口不言。

　　263年，繼承了政變成果的司馬昭殺嵇康，田余慶、錢鍾書的好友周振甫均認為：嵇康之死不完全是因為鐘會說了壞話，而是嵇康參與了奪取司馬昭權力的斗爭中。嵇康被殺是著名的歷史事件，行刑當日，3000名太學生集體請愿，請求司馬昭赦免他。嵇康被殺一年之后，企圖推翻司馬昭的鐘會也死于亂軍之中。與此同時，264年，魏元帝下詔取消屯田官，將典農官分別改為太守、令長。但此時的魏元帝只是司馬昭父子的傀儡，因此，這個詔令其實代表的是司馬昭的意愿。因為司馬氏已經開始把類似屯田民的國家佃客即所謂“租牛客戶”經常性地幾百戶賞賜給公卿貴族了。果真，一年后，廢了魏元帝的西晉首任皇帝、司馬昭兒子晉武帝司馬炎又重申前令，從建安元年起推行了近70年的民屯制度正式廢除。軍屯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魏晉史專家?？偙笳J為，八王之亂是西晉統治集團之間一場爭權奪利的激烈斗爭，開始是宮廷政變，后來演化成大規模的屠殺戰爭。在這之前，階級斗爭、民族斗爭本來并不尖銳，社會秩序是比較穩定的。

　　不過，很多學者只深入到政治層面，卻沒有深入到經濟層面。西晉建立后再行分封制，封到各地的王哪個不想多占點地呢?當一定程度代表下層的曹氏集團在249年的高平陵事件中失敗時，沒有了另一個政治集團的制約，皇室宗親的八王之亂的禍根就已經埋下了。

　　二、明太祖朱元璋屯田

　　據許大齡論述，朱元璋在北京、淮西及沿邊大興屯田，有民屯、軍屯和商屯，民屯和軍屯規模較大。在江西、湖廣等地買牛22000多頭分給山東的屯種農民，在朝鮮買牛萬頭分給遼東屯田的軍隊。據張澤咸研究，屯田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的極盛，多到了64萬公頃(800萬畝)，占全國各種田土850.7623萬頃(1.3億畝)的7.5%。朱元璋曾夸張地說：“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洪武廿六年(1393年，朱元璋去世前5年)，全國有6500萬人。他一手制造的“胡惟庸案”和“藍玉案”殺了約4.5萬人，每萬人中殺了近7個人，這個比例已經相當高了，而這些人多是認字的人，這還是新朝代開始，可大明王朝依然延續了270多年，依然是中國又一個大朝代。不能不說，得老百姓者得天下。

　　三、左宗棠收復新疆

　　1850年，65歲卸任云貴總督的林則徐，特意到長沙邀請37歲的在籍舉人左宗棠，1月3日兩人見面，對這位比自己小近30歲、相當于兒子輩的、還算青年的人，林則徐贊賞有加，把他受貶到新疆后整理的資料和繪制的地圖全部交給左宗棠。

　　1875年(光緒元年)，以左宗棠為代表的“塞防派”與李鴻章為代表的“海防派”在朝廷上發生了爭議。左宗棠主張出兵收復新疆，李鴻章主張以日本為主要假想敵，放棄塞防，將“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而左宗棠指出：西北“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尤其招致英、俄滲透。軍機大臣文祥支持了左宗棠，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下詔授左宗棠為欽差大臣，全權節制三軍。就象當年的林則徐，已經63歲的左宗棠命西征軍前鋒部隊統帥張曜，先駐軍哈密興修水利、屯田積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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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宗棠

　　作為后話，一百多年后的1983年8月，湖南人王震邀左宗棠的曾孫左景伊至家中，從晚9點到近12點詳細談了對左宗棠的評價。王震與左景伊共閱解放前出版的《左文襄公在西北》。臨別時，王震還將自己珍藏的蓋有本人印章、簽名和紅筆批語的《左宗棠年譜》送給左景伊作紀念，王震對左宗棠的評價是：

　　“史學界最近作了一件有意義的工作，對左宗棠做出了正確，客觀的評價。這對海內外影響都很大。左宗棠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歷史情況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議，毅然率部西征，收復新疆，符合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是愛國主義的表現，左公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值得我們后人發揚的。”

　　“解放初，我進軍新疆的路線，就是當年左公西征走過的路線。在那條路上，我還看到當年種的‘左公柳’。走那條路非常艱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條路就更艱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則，祖國西北大好河山很難設想。”

　　“阿古柏是從新疆外部打進來的，其實他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帶兵出關，消滅阿古柏、白彥虎，收復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這是抗御外侮，是值得贊揚的。”

　　“辦洋務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愛國的，有些是賣國的。像曾國藩、李鴻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并論。曾國藩、李鴻章是喪權辱國的，左公在福建辦船政局，在甘肅辦織呢廠，在新疆的屯田，客觀上還是有利于國計民生的。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對歷史人物要一分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過，收復新疆的功勞不可泯滅。"

　　四、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與南泥灣大生產運動

　　有公開的文章做過統計，可不知是無意還是有意，少了幾個人。這里隨便列幾個。

　　黃敬1912年生，1931年考入國立青島大學(今山東大學與中國海洋大學)物理系，1935年到北平考入北京大學數學系，“一二·九”運動主要領導人之一。

　　榮高棠1912年5月生于河北省，1932年考入清華大學外語系。參加“一二·九”運動。

　　錢偉長生于1912年10月9日，1931年進入了清華大學歷史系，同年9月18日，發生九一八事變，決定轉學物理系，1935年以研究生身份參加“一二·九”運動。

　　黃華1913年1月25日，1932年秋考入燕京大學經濟系，后來任外長。參加“一二·九”運動。

　　姚依林1917年9月6日生，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一二·九”運動主要領導人之一。

　　谷景生1913年7月生，“一二·九”運動主要領導人之一。

　　于光遠1915年生，1935年參加“一二·九”運動。1936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物理系。

　　鄧力群1915年11月生，參加“一二·九”運動，被推選為匯文中學學生自治會主席，193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學。

　　卓琳1916年生于云南，19歲時參加“一二·九”運動，1936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

　　宋平1917年生，1935年入清華大學化學系，1936年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親歷“一二·九”運動。

　　許明生于1919年，“一·二九運動”的組織者之一，建國后任總理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副秘書長。

　　熊向暉1919年生，山東萊州人，參加“一二九”運動時為清華大學學生。

　　一年后，為紀念“一二·九運動”在西安游行，三天后爆發了西安事變。

　　胡喬木回憶，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國民政府停發了八路軍的全部軍餉。毛澤東號召開展大生產運動。據統計，經大生產運動，陜甘寧邊區耕地面積由1941年的1213.2萬畝增加到1945年的1425.6萬畝，比1938年增加了七成。糧食產量逐年上升。1942年全區產細糧150萬石，1944年達到186萬石。這一年，除去軍民消耗外，還余糧28萬石。棉花、豬、羊的數量也大幅增長。在一個經濟十分落后且又被嚴重封鎖的貧困山區，創造了“耕三余一”、“豐衣足食”的奇跡，老百姓上交公糧占總產量的比例也由1941年的13.85%降到了1945年的7.75%，減輕了百姓負擔。2015年參觀了延安的馬云去年演講時把領導大生產運動看作是毛澤東在延安時做的三件大事之一。

　　五、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與文革知青

　　劉少奇的秘書、湖南人鄧力群，1949年7月，任中共中央在新疆三區的聯絡員，奔赴新疆工作。9月15日，鄧力群攜帶張治中給國民黨駐疆警備司令陶峙岳、新疆省主席包爾漢電報住進了包爾漢的寓所，25日陶峙岳和包爾漢通電和平起義。1954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組建。

　　文革中的青年運動，不僅僅是運動初期的紅衛兵，還有上山下鄉的1800萬知識青年。其中，東面最先接近西方工業的上海就有10萬人到了最西面最遠離西方工業而面積又最大的省份新疆。如果說已經完成了現代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存在人口相對過剩，從鴉片戰爭前就帶著4億龐大農業人口壓力的中國如何進入現代化?社會主義也會有人口過剩么?與資本主義的人口過剩有何區別?

　　鄧力群(左二)與子女合影，右一是鄧英淘

　　1952年出生、與共和國幾乎同齡的鄧英淘先生，文革期間，先在山西，后轉到河南當知青，1977年，考上北大經濟系。在1989年要到不惑之年時再次提出了邁斯納的觀點：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中國不能再走西方的路。中國的多數人是農民，為了多數人就是為了農民。那時他就能從人的基礎代謝的跨學科角度從最基礎提出問題，并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一個關心和思考人類命運或民族命運的經濟學家才是大經濟學家。父子兩代為了一個歷史主題，難能可貴。2000年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提出《重振河山、再造中國》，2004年鄧英淘團隊的劉力群提出，調水入疆，得大進水，同時大進人，可以裝進去3億人。

　　六、塘約道路與知青王宏甲

　　2011年，重慶市委在《關于縮小三個差距促進共同富裕的決定》提出，到2015年建設2000個農村新型股份合作社。

　　在不遠處的貴州，出現了塘約道路。塘約道路的幾個特點概括起來：一是環境逼迫的窮則思變，二是領導的自組織率先承擔風險，帶頭的左文學已經有了不少的歷練;三是商品經濟下的信用貸款作為原始資本，四是合作勞動。機遇只偏愛有準備的頭腦。王宏甲能敏銳地把握塘約道路的內涵與他8年的知青生活分不開。

　　無論是新疆的大農，還是貴州的小農，農業的合作經濟已經開始。

　　除了王宏甲，有影響的知青還有很多，不再列舉。大家都知道的就有兩位。

　　結語：1、官田(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封建形式)與私田歷來在爭；2、青年人是歷史進步的重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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