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社會主義，為什么必須高舉毛澤東主義旗幟

　　——再議“塘約道路”發展方向

　　亂云飛渡

　　馬克思主義指明了人類社會發展方向：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嶄新階段，自列寧創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以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時間并不長，而且歷經劫難。列寧逝世過早，社會主義實踐沒有幾年;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實踐也沒有幾年，而且還存在錯誤;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實踐28年，時間最長，實踐內容理論成果最豐富。“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社會“主流”否定毛澤東“社會主義偉大創新實踐與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自稱也是“社會主義”，但是從來不提毛澤東“社會主義偉大創新實踐與理論”的內容，而“妖魔化”毛澤東時代的宣傳甚囂塵上。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農村土地改革”的政策，就是“三權分置、土地確權、土地流轉”，筆者認為僅批判這種錯誤觀點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正面闡述“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只有講清楚毛澤東“社會主義偉大創新實踐與理論”的科學性、真理性、客觀性，才能夠說明：“干社會主義，為什么必須高舉毛澤東主義旗幟”的道理。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下山的時候，“毛主席大聲地問：你是沒有忘記我在專列上的許諾吧。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張平化激動地望著毛主席。大聲地說：‘主席，我懂了’。”

　　毛澤東這寥寥數語，就揭示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政治結構;揭示了社會主義工業與農業經濟主體之間的“辯證運動發展關系”，毛澤東領導“社會主義偉大創新實踐”，開創與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嶄新階段：“政治與經濟辯證運動發展的特性”。(同時期毛澤東的講話有很多，左翼人員可以自行求證。)

　　毛澤東指出：“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基礎，社會主義工業公有制，是以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為基礎的。”“全民所有制與集體經濟所有制”，這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政治結構;“社會主義工業公有制，以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為基礎”，這就是“全民所有制與集體經濟所有制”的政治關系。筆者理解為：“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是社會主義的“命根子”。毛澤東對“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重視的程度，上升的高度，體現出毛澤東極其敏銳的“政治智慧”，深刻洞察到“改變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將會引發社會主義性質質變，也就是“改變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是社會主義性質發生質變的初因。“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工業公有制的基礎”，改變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就會誘發改變社會主義工業公有制，隨著社會主義工業公有制被改變，引發社會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等上層建筑漸變，最終導致社會主義性質發生質變。這已由“包產到戶、分田單干”、引發社會主義性質發生質變的錯誤現實來反證。毛澤東揭示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分裂的“反作用”，“改變經濟基礎，引發上層建筑漸變”的“辯證唯物主義運動原理”。按照毛澤東的正確路線，鞏固與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就是鞏固與發展社會主義事業，保護“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就是保護社會主義的“命根子”。

　　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政治結構，即“全民所有制與集體經濟所有制”的基本矛盾差異，是由工業與農業“經濟主體生產特性”決定的。因為工業是由農業剩余產品發展而來的，工業生產的特點：生產周期短，生產效率高，產品價值高;農業因為農作物的特殊性：生長周期長，生產效率低，產品價值低。工業產品與農業產品，因為“生產的特性”，而造成的“價值差異”，是無人能夠改變的。農業產品對于人們生存極為重要，“沒有糧食吃，人們就無法生存”。但是社會發展也不能停留在“農業產品”的生產階段，還需要發展“工業產品”。這樣要解決好公有制政治結構的“基本矛盾差異”，就要解決好“工業與農業經濟主體”之間協調發展的關系。毛澤東時代“工業與農業經濟主體之間的發展關系”，就是：“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方針。毛澤東把“農村集體經濟”，作為工業主導的服務對象，即指出了“工業與農業經濟主體之間緊密的依賴關系”，又揭示了“工業主導為農業基礎服務”、“經濟發展的辯證法原理”。因為工業產品與農業產品“生產的特性”，而造成的“價值差異”，所以社會主義經濟產業結構，農業需要工業的扶持，工業主導反過來扶持農業基礎，這樣國家經濟發展才能形成一個“有機統一運動的整體，做到共同發展”，這也是“經濟學補矮板水桶原理”。

　　毛澤東指出“主導為基礎服務”的關系，揭示了辯證唯物主義有機系統整體運動過程的原理。拓展開來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過來為經濟基礎服務”;“共產黨產生于人民之中，反過來共產黨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主導不為基礎服務”;上層建筑不為經濟基礎服務;共產黨不為全體人民服務等，任何違反這種辯證法運動規律的社會現象，都必定是失敗與錯誤的。就像現代足球運動，任何一個足球隊，都會存在“起著核心作用的隊員”，如果“起著核心作用的隊員”不能為全體隊員服務，即不能發揮整體作用的力量，無疑都是失敗的。

　　當今時代，各個國家仍然面臨“工業與農業之間如何發展的問題”，這突出表現在中國如何解決“三農”問題上。  中國“三農”問題是國家發展的“薄弱環節”，從經濟的角度講：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如：“農業的水利建設、農業的機械化等都需要工業建設的支持。”這為工業主導產品，提供了廣闊的“市場”，農業基礎發展是工業產品的需求所在，是拉動工業發展，拉動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關鍵，“農業是基礎”，只有“建立牢固的基礎”，才能夠更好的發展工業。從社會的角度講：農業人口多，文化程度低，生活艱苦，更需要國家集中“優勢產業”給予支持。按照毛澤東主義指引的方向，解決中國“三農”問題，就是“工業主導為農村基礎服務”。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政治結構，即“工業公有制與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存在的基礎上，工業公有制(全民所有制)為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服務，最重要是給予廣大農村人力與物力的支持。毛澤東時代大力提倡：“把醫療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去”，大力支持“科技、醫療衛生力量下鄉”;農忙季節全國各行各業大力支援農村;幾千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為廣大農村服務，為廣大農民服務，”為改變農村落后的面貌給予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持，這些主要措施與行動，全部違反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這其中戰略發展意義極其深遠。

　　毛澤東時代，也存在“工業公有制與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產品交換問題。因為工業產業獨立的主導能力，自身也要發展，還需要與農村集體經濟在“交換產品”中收取一些費用，收取這些費用的前提，是農業可以承受的，工業最大程度能夠讓出的價格。如果按照“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工業不是最大程度讓出的價格，那么工業與農業產品的交換，就是不公平的。所以毛澤東時代，在無償給予農業巨大的人力與物力支持下，工業產品大都以“較低的價格”，或者“無償調撥”支援農業基礎建設，這即體現了“經濟發展的辯證法原理”，也體現了社會主義國家“工農聯盟的血肉關系”。“工業公有制與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的產品交換，其中核心要害是“違反價值規律”，“強者扶持弱者的關系”。(詳見筆者《用毛澤東主義揭開經濟發展歷史的迷霧》一文)

　　那種認為毛澤東時代，工業與農業產品“剪刀差”的觀點，是形而上學的錯誤觀點，這種觀點囤于局部表象，既沒有看到全社會對農村“無償支援”的主要力量，也沒有看到，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在帝國主義等反動勢力封鎖下、發展工業，除了“省吃儉用”利用農業剩余產品，沒有別的辦法。

　　所謂“現代經濟學理論”，根本不懂“經濟發展的辯證法原理”，這些形而上學的理論學者，只看到農業產業落后的表象，什么“農業產品結構調整”，無論怎樣調整農業產品結構，也改變不了工業產品與農業產品“經濟生產特性”;也就是在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的支配下，無法改變農業產品面對工業產品的“弱勢地位”，或者說無法改變“農業產品被工業產品淘汰的結局”，這已由日益衰敗的農村而證實。隨著科技進步，農業生產機械化程度的提高，確是需要“把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但是絕不是“把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而是在本地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人民公社是農工商學兵的綜合體。”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中指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按照所謂“現代經濟學”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理論，“把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那么社會主義新農村還怎么建設發展呢?“包產到戶、分田單干”，“小農經濟”分散落后的生產方式，當然要被農業現代化“集約化”發展方式所替代，但是核心關鍵在于“集約化”發展方式的經濟主體：“是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還是私營大戶”，這兩者主體不同代表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不同。“拉美一些國家”，正是在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忽悠下”，進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這種形而上學理論的主要代表，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發展經濟學的領軍人物、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問題的領導者和先驅--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即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模型理論。中國嚴重的“三農”問題，正是“特色理論”主流，被西方經濟學“忽悠的結果”。“特色理論”主流，依據所謂“現代經濟學”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理論，大講什么“人口紅利”、“劉易斯拐點”，“加快城鎮化建設”，“加速把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戶籍改革，人才流動”，“農民到了城市，就成了城里人啦。”這與毛澤東正確路線“解決農村問題”的思路與方法，完全背道而馳。即使“特色理論”主流，“工業反輔農業”的政策，也是放棄與排斥毛澤東時代“全社會無償支援農業建設”的主要做法，而效仿西方經濟學，在資金方面想辦法，所謂“資本下鄉”，“投資參股經營”等，按照“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不是為農民服務的，而是來騙錢的。按照錯誤理論的政策，調整農產品結構和質量，最終完全依賴于“市場經濟的需求”，在“市場經濟”這條不歸的路上，一個個金融、產業資本大鱷，張著血淋淋的大口，在等待著，隨時都可能撲過來，“享受這頓美餐”(詳見筆者《用毛澤東主義揭開經濟發展歷史的迷霧》一文)。

　　從政治的角度講：“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基礎，社會主義工業公有制，是以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為基礎的。”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是社會主義的“命根子”。“包產到戶、分田單干”，瓦解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就是“動了”社會主義的“命根子”。“包產到戶、分田單干”的小農經濟，即不利于“現代農業規?；l展”，又培植了“反對土地國有化的保守勢力”，更損害了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損害了社會主義“根基”，損害了農業建設基礎，損害了工業發展的市場需求，損害了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這表現為：社會主義性質的質變與日益衰敗的農業，“生產過剩”的工業。

　　現代社會政治路線斗爭，是通過發展經濟行為來表現的，也就是“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特色理論”主流：“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突出時代特色，樹立國際視野，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極吸收借鑒國外有益的理論觀點和學術成果，融通各種資源，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因為馬克思主義，只是揭露與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問題，即使馬克思主義有一些關于“生產資料集中”的社會主義輪廓描述，但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政治結構應該怎樣組成?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科學文化等領域是如何組成與作用關系?又是什么社會存在形式?社會主義“工、農、商、學、兵、政、黨各個方面”，按照什么社會存在的體制、方針、政策和規則來運行?馬克思沒有搞過社會主義實踐，根本就不可能把這些講清楚。毛澤東繼承發展了馬列主義，把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政治結構講清楚了，毛澤東的《十大關系》把“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中央與地方;國家、集體和個人;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是非關系等都講清楚了，毛澤東時代還有很多工作條例實施辦法等，一句話毛澤東“把怎樣干社會主義都講清楚了”，因此，干社會主義，必須高舉毛澤東主義的旗幟!(詳見筆者《馬克思主義必然升華為毛澤東主義》一文)。“特色理論”主流：排除毛澤東正確路線“社會主義偉大創新實踐與理論內容”，打著“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旗號，正是因為馬克思主義中沒有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內容，所以“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極吸收借鑒國外有益的理論觀點和學術成果，”更多的表現為“學習與吸收”，所謂“現代經濟理論”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理論。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錯誤理論，就是這樣“乘虛而入”，被社會“主流”打著“發展馬克思主義”旗號，而“借鑒填充”到“中國特色理論中”。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理論，絕大多數是錯誤的形而上學理論， 而這種錯誤理論已完全占領我國社會主義各個領域，“改革開放”正是按照這種錯誤理論實踐的。社會現實，矛盾叢生，工人下崗，農民離鄉，“兩極分化”，“物欲橫流”，黃賭毒、腐敗、巨貪、強拆，撕裂著“我們可愛的祖國”，社會、政治、經濟、金融危機四伏，我們這個國家是不是“不安穩了”?問題后果十分嚴峻。

　　筆者在此特別闡述，認識毛澤東的正確路線，搞清楚形而上學的“特色理論”，這只是理論觀點的認識問題，而回歸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糾正“特色理論”的錯誤路線，則是“改造世界”的實踐問題。實踐問題不同于理論觀點的認識問題。實踐以“大多數人”的認識覺悟為基礎，講清楚理論觀點的認識問題，但是“大多數人”沒有認識到，仍然不能回歸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糾正“特色理論”的錯誤路線，只有“大多數人”搞懂了毛澤東的正確路線，政治覺悟提高了，采取與“特色理論”錯誤路線斗爭的行動，才有可能回歸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糾正“特色理論”的錯誤路線。筆者堅信沒有人能夠按照錯誤理論一直走下去，頑固堅持錯誤理論，一意孤行，問題只會越來越大、越來越嚴重，人們遲早會覺醒，只是需要一個認識過程而已。“因為這是違反辯證法必然走向反面的道理”。“塘約道路”-走農村集體經濟合作化道路，就是人們覺醒的表現。筆者有幸到“塘約村”學習考察，看到了“塘約道路”農業合作化的“實踐內容”，說實話“塘約道路”的農業合作化，并不像“南街村那樣完全的集體經濟成分”，還存在“其他經濟股份的形式”，也許還存在一些“扶貧政策”支持的問題，但是在“包產到戶、分田單干”的基礎上，在“農村信用社”不給農村集體經濟貸款，只給個人貸款的情況下，“塘約村黨組織村干部”以個人名義貸款，為集體經濟合作化發展“籌措資金”，能夠把分散的群眾組織起來，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按照“按勞分配”為主(類似于50年代初級社分配形式，也有少部分按股收益)，幫助村民共同“脫貧致富”，這在推行“土地流轉”的私有化過程中，是極為難得與可貴的。人民群眾是偉大與寬容的，大多數左翼人員都表示，應該大力提倡與鼓勵：“塘約道路”農業合作化發展方式。盡管社會“主流”，以極為隱晦的“文學報告”形式，來召開“塘約道路”研討會，也沒有明確“農村合作化”中“集體經濟的成分”;中組部以“農村基層黨建工作”的內容召開“塘約經驗”報告會，回避“塘約道路”農業合作化發展方向的根本問題。但是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當社會引導討論“塘約道路”時，人民群眾的呼聲自然是對“農村集體經濟合作化道路”的認定，這由社會各界持續討論“塘約道路”“農村集體經濟合作化道路”的內容為證。“塘約道路”的討論，不以人的意志而轉向“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經濟合作化道路”，新生事物的成長是壓不住的，社會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是無人能改變的。“特色理論”主流，“三權分置、土地確權、土地流轉”，是“發展私有化的力量”。而“塘約道路”農村合作化，走農村集體經濟合作化發展道路，這是阻止“私有化發展”，重鑄“社會主義根基”。所以筆者認為這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健康發展的歷史重要轉機”!!!

　　社會主導力量，想“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實現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形成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格局，大力培育和扶持多元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這種形而上學的錯誤理論，在現實中根本行不通。因為“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的三權分置，”是分裂“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產物，即“包產到戶、分田單干”是分裂“農村集體經濟合作化”的結果。“社會主流”想把“三權分置、土地確權、土地流轉”、私有化分裂“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結果統一結合起來，比登天還難。有社會主義“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就沒有“三權分置、土地確權、土地流轉”的私有化;有“三權分置、土地確權、土地流轉”的私有化，就沒有社會主義“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因為“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根基，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所在，是社會主義的“命根子”，沒有人能夠把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與任何非社會主義的形式結合在一起，更無法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存在的形式”相結合。“農村集體經濟合作化道路”，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發展的根本方向，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社會性質在農業生產方面區別的標志，也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客觀規律。盡管在“農村合作化”的名義下，隱藏著“私有股份制經濟”，但是這種“私有股份制經濟”假冒的“農村合作化”，既無法正名，也無法長期隱瞞下去。

　　形而上學的“社會主流”，不能講南街村、華西村等地的經驗;“小崗村”“包產到戶、分田單干”，分散割裂的小農經濟，又不符合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農業現代化道路”;“土地流轉”，又不能舉起發展“私營大戶經濟”的大旗;無奈引導發展“農業現代化道路”，總要找出典型吧，好不容易找了個“塘約道路”的“農村合作化”，未曾想事與愿違，社會輿論把“塘約道路”的“農村合作化”，引向了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經濟合作化發展道路”，奈何，奈何啊!真實難為死這些形而上學的“寶寶啦”。

　　也許社會“主流”認識到，“塘約道路”——農村合作化道路的討論導向，不由自主走上“農村集體經濟合作化道路”，這即不符合“維護土地承包關系”的政策，也不符合“三權分置、土地確權、土地流轉”的政策目的。所以，“社會主流”盛贊：“塘約道路”農村合作化，“它不同于小崗村，也有別于南街村、華西村，它吸收了新中國誕生以來，包括改革開放至今的經驗和成就，具有普遍的現實意義”的“馬屁”宣傳報道，迅速退潮，把“塘約道路”——農村合作化道路，限制在“精準扶貧”局部問題上的宣傳報道“紛涌而出”。5月18日《新聞聯播》以“精準扶貧”的題材，來報道“塘約道路”;5月19日《焦點訪談》再次把“塘約道路”定位于“精準扶貧”;5月21日新華社通訊報道，“莊嚴的承諾 歷史的跨越——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引領脫貧攻堅紀實”，更是把“塘約道路”——農村合作化道路隱藏起來，隨后：各網頭條匯2017-05-23 07:49:02

　　新華：這五年，習近平的扶貧足跡

　　中新：習近平扶貧足跡：幾乎走遍14個集中連片特困區

　　鳳凰：習近平自述：我的扶貧故事(圖)

　　網易：財經一習談|這五年，習近平的扶貧足跡

　　騰訊：這五年，習近平的扶貧足跡

　　新浪：這五年 習近平的扶貧足跡

　　這些觀點言論充滿社會主流媒體，這意味著什么呢?大家可以自行思考，持續關注。按照毛澤東主義的觀點，“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經濟合作化道路”，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基礎，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方向的大是大非問題，根本就不是什么“精準扶貧”、“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的局部問題。

　　當筆者和一些同志提出“干社會主義，必須高舉毛澤東主義旗幟!”時，有一些人以社會現實：“全國各地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早已被“包產到戶的家庭聯產承包制”所瓦解。”現在農村大多數農民不贊成，把“包產到戶的土地”收歸農村集體經濟;現實無法“按照南街村那樣完全集體經濟成分，把群眾組織起來。因此質疑“干社會主義，必須高舉毛澤東主義旗幟!”，是老頑固的“教條主義”，必須“實事求是”，“根據當地的實際，無論采用什么手段，只要能夠把群眾組織起來，即使不是完全集體經濟成分也是可以的”，就像“塘約道路”的實踐。這是混淆“理論與實踐”問題的表現，按照這些同志的觀點與做法，可曾想過全國各地“都有本地的實際”，都按照“本地的實際做”，那么從全國的大局出發，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社會主導者，或者是理論研究者，難道不應該指出這些“實際行動”的“共同本質”嗎?“南街村、華西村等地方”與“塘約道路”的共同本質，難道不是“堅持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走農村集體經濟合作化發展道路嗎?”;如果根據“本地實際”，解決了“本地局部問題”，實踐者不想把“好的經驗”給大家分享嗎?各地都以“本地實際”為理由，拒絕或排斥“共同性本質”，那么全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應該如何搞呢?難道“農民自主管理發展”可以放任自流嗎?如果任由“農民自主管理發展”，那么還要黨的領導干什么?如果跟在群眾后面作尾巴，那么黨組織“帶頭人”的先進性又在哪里呢?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南街村”就是這樣，被各地所謂“本地實際”的限制，不能復制推廣，而束之高閣的。如果我們再回想一下，毛澤東的正確路線，正是在“實事求是”的名義下被否定的，因為“實事求是”是探索事物發展規律的實踐方式，當人們已經找到事物發展規律的“是”，則需要“按是做事”，或者稱“以是導事”，即“用革命理論指導革命實踐”。當放棄毛澤東正確路線理論，再講“實事求是”，則是“迷失社會主義方向，否定毛澤東正確路線理論”，“右傾機會主義”的表現。雖然“實事求是”、“根據實際”是正確的，但在假以“實事求是”、“根據實際”的名義下，卻隱藏著“否定毛澤東正確路線理論本質”的“右傾機會主義”，左翼群體應該高度警惕、牢記這個教訓。“干社會主義，必須高舉毛澤東主義旗幟!”絕不是什么老頑固的“教條主義”，而是站在社會主義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立場，站在社會主義事業整體發展的高度，站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發展的全局，來認識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共同本質：“堅持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走農村集體經濟合作化發展道路”，這是舉什么旗幟，走什么道路大是大非的根本方向問題。全國各地的實踐者，根據“當地的實際”，也許可以改變局部，但是要改變全局，就必須指出“南街村、華西村、塘約村等”“各地實踐”的共同本質，就是“堅持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走農村集體經濟合作化發展道路”，這就是毛澤東的正確路線，所以“干社會主義，必須高舉毛澤東主義旗幟!”

　　什么是“教條主義”，在現實中以“南街村那樣完全農村集體經濟合作化”的方式，反對“塘約道路”“不完全農村集體經濟合作化”的做法，才是“教條主義”。這種“教條主義”的表現，在現實中極少，因為社會“錯誤路線”存在的基礎，這種“教條主義”沒有生存的土壤。

　　現實中也有一些人認為：“農民為什么，不愿意回到農村，因為農村沒有快錢掙”;如果再把農民手中僅有的“承包收益”，收歸農村集體經濟，那么 農民就更沒有活路了;現實社會你的子女不行，就會被嚴峻的社會現實所淘汰。這樣一些思想觀點存在的人們，正是“錯誤路線”得以長期存在的“社會土壤”。這種思想觀點的人們囤于現實表象認識，不愿意放棄眼前利益回到農村，企望在握有一點“承包權益”下，“努力拼搏”找到“掙快錢的門路，而改變生活”，無奈嚴酷的社會現實，一次次打破這些人們的幻想，始終未能改變“背井離鄉、四處漂泊，千辛萬難，打工為生”的“生活命運”，不是嗎?也許有人認為：“在外打工總比在農村強一些”。那么農村怎么辦?留守的父老兒童怎么辦?我們的子孫后代，難道就這樣重復“這種千辛萬苦的打工路嗎?”看看社會現實“大學生畢業即失業”，你有什么辦法，能夠改變子女“千辛萬苦的打工命運呢”?看看城市的房價、醫價、物價等，你靠什么應對這一切?回歸農村集體經濟，人們在自己熟悉的家園，“合家團圓、安居樂業，建設家鄉”，有什么不好呢?也許“吃穿不一定比城里好”，但是人活著“就是為了吃穿嗎”?難道要教育子女“吃好穿好嗎”。生活中每一個人都遇到過騙子，騙子不就是“說的好聽或者給你一點甜頭”，引誘人們上當受騙嗎?“特色理論”的社會“主流”，不就是高喊哪一點“確保承包權益”，來引誘人們離開土地，走上千辛萬難，為資本家打工活命的路，不是嗎?每一個人都可以認真想一下，這條道路對嗎?

　　“人間正道是滄桑”，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艱難的，每時每刻都離不開黨內“正確與錯誤路線”的斗爭，離不開社會上的“階級斗爭”。中國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就存在“農村集體經濟合作化”與“包產到戶、分田單干”;真假“農村合作化”的斗爭。而今天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仍然存在“農村集體經濟合作化”與“三權分置、土地確權、土地流轉”的“私有化”;真假“農村合作化”的“路線斗爭”，盡管時過境遷，但是歷史發展的循環極其相似，這是毛澤東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斗爭的繼續，也是無人能夠改變的社會主義發展客觀規律?；蛟S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界限不那么分明，但是生活中的辯證法，早已告訴人們，任何社會現象都會存在不同認識，何況社會主義發展根本方向如此重大問題，又怎么會沒有不同的聲音呢?所以“農村土地集體所有”與“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的三權分置”，“兩條路線斗爭分裂的實質”是無法掩蓋的。按照毛澤東的觀點，“路線分歧的斗爭”只能采取“教育的方針”，“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只有開展“積極的斗爭”，才可能盡快糾正錯誤路線，回歸毛澤東的正確路線，斗爭中要高度重視“路線斗爭的轉化”;高度重視隱藏在背后的“階級斗爭動向”。中國發展社會主義事業，要想重新走上“農村集體經濟合作化發展道路”，不經過一場激烈的斗爭，就不能創立社會主義根本基礎—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也不能復興社會主義事業。不講斗爭，或者回避斗爭那么只能延續錯誤路線，造成更嚴重的社會后果。一個嶄新的社會制度要從舊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來，它就必須清除這個基地。筆者在此借用《牛虻》革命小說的一句話：“比如一塊攔路的石頭，也許它存心極好，可是仍舊非把它一腳踢開，這就是真理。”

　　發展社會主義事業，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用毛澤東主義改造人們的思想，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人民群眾的覺悟是逐步提高的，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發展道路上，也許因為各地的實際，有“南街村、華西村等地方的發展形式”，也有“塘約道路”的發展形式，但是他們共同性的本質：就是“堅持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走農村集體經濟合作化發展道路”，這就是毛澤東正確路線，千古圣哲的毛澤東為社會主義新農村發展道路指明了方向，卻不能代替億萬人民的“覺悟與行動”，繼承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完成“老人家”的遺愿，全靠我們自己!歷史的經驗早已告訴人們：任何時候只要高舉毛澤東主義旗幟，我們的事業就蓬勃發展，無往不勝;任何時候背離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無論以什么形式表現出來，都只能表現為挫折與失敗，最終都逃不過被人民群眾拋進“歷史垃圾堆的結局”。所以，“干社會主義，必須高舉毛澤東主義旗幟”，也只有高舉毛澤東主義旗幟，社會主義事業才能夠健康發展，才能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歡迎批評質詢。 

　　2017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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