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從2015年上海大學王磊光博士的《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到2016年春節黃燈教授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各種各樣的“返鄉”寫作如同被點燃的春節爆竹，在城鄉之間流動的人群的心靈中爆炸開來，引燃這場爆炸的“火藥”則是近年來鄉村問題的新變化與城鄉關系困境的進一步顯露，以及由此導致的盤繞在這些心靈上空或明或暗的情感云團。大量“返鄉”寫作中也充斥著不少虛假、惡劣的噱頭文章。如果將之稱為“返鄉體”，那么強調鄉村并非“返鄉體”所表現的那樣凄慘的“反返鄉體”也進一步被催生出來。不能否認“反返鄉體”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如果僅僅將討論局限在“農村到底是不是那樣慘”，那么對作為“癥候”的“返鄉”寫作的思考仍然停留在淺層，未能突破表層“癥候”來探討其深層的政治—經濟—情感的結構性根源。關鍵在于，如何突破“返鄉體”與“反返鄉體”的二元對立，帶入政治—經濟—情感的結構性分析，并將對此問題的討論轉化為開拓新的批判性思考與建設性實踐的契機?畢竟，在資本主義現代性“贏家通吃”與“多少算夠”的邏輯下，在發展主義意識形態論述日漸被霧霾、食品危機、垃圾危機等問題撐裂時，“不是鄉村需要我們，而是我們需要鄉村”!

　　基于上述問題意識，從1月25日開始，“鄉村建設研究”微信公號開辟“鄉村與我們”專題，陸續推送相關文章，嘗試推進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敬請關注!同時，我們也歡迎各位讀者就此專題向我們投稿，以引發討論，推進思考。來稿請發至：[email protected]. 此征稿長期有效。

　　今明兩天我們將推送兩篇高校學生撰寫的春節返鄉見聞。高校學生，尤其是成長于農村的高校學生，城市與鄉村的雙重生活經驗之間的張力與思考，也許同樣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可貴視角。今天推送的是中國傳媒大學學生張友發的文章《春節返鄉筆記》。在這篇見聞性筆記中，他討論了農村中的智能手機與新媒體狀況，以及農村中的宗教、直銷狀況和背后反映出來的農村組織缺失問題，并在文末發問：我們可以做些什么?

　　感謝張友發同學授權“鄉村建設研究”公號推送!

　　正文

　　我的家鄉在湖南省西北的S縣，之前和朋友開玩笑，湖南省是中國的第三世界，S縣又是湖南省的第三世界，這樣算下來，S縣應該是中國的第九世界。一年中在第一世界的北京度過大部分時間的我，每次回到家鄉，都會生出一種隔世之感。

　　二手手機和二手信息

　　不過從從媒介角度來說，似乎S縣和北京都已經邁進數字化生存的新媒體時代。智能機在家鄉已基本普及，并滲透到農村的中老年人群中，他們大部分使用后輩淘汰的手機。我姨媽使用的就是表哥的舊蘋果手機，回老家時，她讓我教她用手機。姨媽既不會連接WiFi，也不知道數據流量是什么。當我發現她的手機一直連著數據流量，告訴她這需要使用話費時，她連忙讓我關掉，怕浪費錢。

　　新媒體對生活的改變顯而易見。對姨媽來說，智能機可以用來學習廣場舞，可以和在外打工的家人保持聯系。我的大姑父和大姑最近也學會了用手機，他們整天用手機看新聞客戶端和各類微信公眾號。他們并不知道這叫微信公眾號和新聞客戶端，只知道“一打開就可以看新聞”。

　　我們坐在一起都玩手機，大姑突然在一邊叫道：“快來看，標題寫著‘臺灣最新傳來的現場直播，蔡英文氣吐血!’。”大姑興奮地湊過去：“好啊，就該氣一氣她。”原來是一則臺灣統派人士魏明仁升國旗和黨旗視頻，他們看的非常激動，只是疑惑“為什么沒有蔡英文吐血的內容”，最后他們分析認為“可能這段沒播出來”。

　　顯然，我的這些長輩們缺乏基本的網絡媒介素養，在商業化主導新媒體內容生產商面前，他們沒有抵御能力，更容易受低劣的心靈雞湯，真真假假的養生文和宣揚狹隘的民族主義文章的影響。

　　但新媒體也有著好處。比如成為家庭潤滑劑，聽家人說，現在大姑和大姑父吵架少了，兩個人整天埋頭刷手機，覺得能學到很多東西。坐著吃飯的時候，兩人一直慫恿我爸爸用智能機，大姑父頗為自得的展示智能手機的強大功能。看來新鮮的媒介給他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畢竟今年暑假去他家的時候，大姑父一直切換電視上的不同購物頻道以打發時間。

　　另一方面，在S縣，一個典型的家族往往被切割成三部分，留在農村的，城區上班的，外地打工上學的。對于這樣的家庭，微信群無疑是的保持家族黏性的工具。我就被拉進了兩個親情群，相比較其他的群，親情群更喜歡發紅包，也更喜歡發語音。但這畢竟比不上在農村圍著火炕聊天，群里剛開始熱鬧，漸漸也就冷清，很多人只在搶紅包的時候冒泡，像我這樣的年輕一輩，更是說話極少。

　　關于新媒體還有個有趣的經歷。聚會時和伯伯們聊到早年間，那時農村常開大會，幾個鄉的人召集在一起，坐在禮堂嗑瓜子閑聊，聽基層干部們做報告。現在已經不開大會，他們得意地舉起手中的智能機：“科技發達了，用手機什么都能知道。”長輩們自然地接受了新媒體的神話，卻忽略了傳播模式的商業轉向，和這種轉變可能帶來的不平等。

　　從基督到直銷

　　這幾年名為三贖基督的基督教分支開始在S縣大量傳播。這種宗教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被政府認定為邪教，若干年前傳到S縣的農村。三贖基督教吸收了很多民間宗教的色彩，因此顯得很“接地氣”。我的一位親戚是當地三贖基督教的領頭人，她就向村民們宣傳，信了教之后，“自己家的米缸每天早上起來都是滿的”。

　　三贖基督發展很快，農村的留守老人紛紛入教，定期做禮拜。通過這些老人和一些信教的中年婦女，三贖基督在S城擴散開來。三贖基督教先是通過城鄉巴士的人流，傳播給教眾城區的親屬，春節時，又在聚會飯桌上傳播給回來過年的農民工們。在外婆家的火爐旁閑聊時聽說，一位剛上小學的小朋友，也在他的母親的影響下開始信教，每次考試前，都會做祈禱保佑高分。

　　這次回來，三贖基督教的潮流退去，直銷成為最熱門的話題。安利已經成為城市中產們調侃和戲謔的對象。但在我們這兒，直銷的名聲還不錯，雖然也有不少人覺得這是“傳銷”。如果說，基督教的傳播模式是農村包圍城市的話，那直銷的熱度則更多從城區傳遞到農村。我的母親就是某直銷企業的初級經理，手下三個直銷員都在農村，全是同學和親戚。

　　直銷員們大部分為兼職，通過賣出產品提成。消費本公司的產品也計入業績，因此龐大的直銷員群體也就成為該品牌產品的忠實消費者。但只滿足于自我消費是不夠的，直銷和三贖基督類似，都需要參與者在社交網絡內不斷地擴張。之前一位信教的農村親戚家庭遭遇不幸，另一位親戚解釋說：“這是因為他信教還不夠虔誠。”，只做禮拜，卻不努力向他人推銷三贖基督，無法得到保佑。直銷同樣如此，直銷員想要晉升初級經理，獲得直銷品牌所宣揚的成功，必須保持推銷產品的熱情。

　　回鄉的聚會是一個契機，媽媽趁機向農村的親戚們宣傳該品牌的產品，勸姨媽加入她手下做直銷員，讓擔任農村干部的親戚幫忙銷售一些高檔產品。我那位宣傳米缸每天早上都滿的親戚，現在也專職做直銷。這次來城區走親戚，一直住在我姑姑家，希望能說服姑姑買她的產品。聊天的時候，她說自己已開了幾家店，過幾年就能月入上萬。不過聽姑姑說，住在她家的時，這位親戚兜里只有幾十塊錢。不知她月入上萬的目標能否實現。

　　和三贖基督教另一處類似之處在于，直銷品牌同樣重視下一輩的繼承。直銷品牌的子女們，往往被冠以“××二代”的名號。而在我們這兒，繼承了父母事業將直銷發揚光大的也不少，時常被我媽作為正面典型拿來宣傳。回來之后，我媽一直要組織我和她的直銷同事們的子女一起吃個飯，“你們都是××二代，平時要多多交流”。直銷給予了他們很強的身份認同感。

　　這些現象，可以置于更深層次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去理解。在空心化的鄉村，留守老人通過宗教的傳播找到了一種共同體感。我外婆的子女都在外面打工，白天農活，晚上的娛樂就是看湖南臺粗制濫造的電視劇，宗教對她自然有特殊的魅力。一個信教的親戚也曾拿著宣傳資料跟我說：“這里面教育我們家庭和睦，不要爭吵，這都是好話。”畢竟，沒有其他的組織做這種事情了。

　　直銷同樣如此，它黏合著原子化的城鄉社會，使人們的超越性需求獲得想象性滿足。像我媽媽這樣的公務員做直銷，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低工資與高物價。但不僅如此，直銷公司經常組織講課，我媽覺得學到了很多東西，口才也變好了。相反她認為單位組織的學習就很空洞，而直銷的課堂教導努力工作，健康生活，家庭美滿，更有實際意義。這幾天單位人事變動，我媽也不關心，畢竟升遷“只增加了工作量”，而升為高級經理能賺更多的錢。

　　商業機構正在國家退出社會的時候進入，這也有點現在時髦的市民社會的影子。諷刺的是，市民社會的擁護者們絕不會認同異端的基督教和這種直銷模式。但在我們這兒，“市民社會”里確實發生著商業化的滲透，以及宗教保守主義的復興。

　　像我這樣待在北京學習類似“市民社會”知識的人，每次回鄉都有很強的斷裂感。北京小資式的生命體驗和這兒大相迥異，而主流商業媒體們只呈現了這一面的中國，S城待在遺忘的角落，偶爾以犯罪，貪腐等獵奇的面目出現。只有在回家的時候，才能感受到另一種生存方式的存在。

　　而我們這些游走于兩個世界的人，又可以為消解這種不平等以及揭示掩蓋它的各種神話，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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