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高明按：目前全國各地形形色色的農民合作社有很多，這些合作社有沒有發揮作用?這些合作社能夠恢復當年人民公社時的輝煌嗎?在市場化經濟的今天，中國農民如何有效地組織起來?本文作者提供了有益的探討，應作者同意，特在本博發表，供大家參考。

　　一個真正的農民合作社——四川多地農民合作社調研考察報告之一

　　李尚勇、熊航

　　【說明】該文的主要內容發表在《中國農民合作社》2014年第11期，題目改為《成功運行合作社的關鍵——以四川省三臺縣青龍生豬養殖合作社為例》。這里是原始文稿。

　　【內容提要】農民合作社與普通工商企業有本質區別。區分和鑒別二者的主要辦法是，看它們的經濟利益格局如何設置，這主要有兩條：一是看它是否保持了農戶家庭經營，二是看它是否對外盈利、對內為“非贏利經濟組織”。前者是農民合作社的基礎，后者體現了合作社的基本性質和功能，即合作社全部盈利最終應該為全體社員所分享。依據法律，盈利分享主要通過按社員與合作社的交易量大比例“二次返利”，以及無償為社員提供如技術、培訓、管理等服務來實現。四川省三臺縣的“青龍生豬養殖合作社”就是一個真正的農民合作社的典型，他們的制度設計巧妙且簡單易行，令人印象深刻。

　　【關鍵詞】農民合作社家庭經營 盈利分享 非贏利經濟組織

　　一、名副其實的農民合作社并不多

　　據《中國工商報》報道，截止到2014年2月底，我國注冊登記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已經超過100萬家[①]。然而，業內和理論界都清楚，在如此數量龐大的“合作社”中，真正名副其實的農民合作社并不多。

　　其實，區分鑒別農民合作社和普通農業公司的辦法很簡單，這就是看它們的經濟利益格局如何設置，這主要有兩條：一看它是否保持了農戶家庭經營。只有保持了家庭經營，農戶才有自己的農產品向合作社銷售，也才能夠根據該銷售額(或銷售比例)分享合作社統一銷售或加工銷售后的利潤(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規定，這種“二次返利”的比例“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沒有家庭經營，農戶也就失去了參與合作社生產經營活動的資格，法律規定的農民合作社的“以農民為主體”、“以服務成員為宗旨”、“民主管理”、“民主決策”等原則，也都沒有了根基。[②]

　　二看它是否對外盈利、對內為“非盈利經濟組織”。與普通工商企業不同，“農民合作社自身并沒有利潤最大化的要求，但它謀求社員利益最大化。為此，它對外為全體社員追求利潤最大化，對內按照‘平等、公平’原則分配利潤。所以，世界各國對農民合作社的性質定位都是‘不以盈利為目的的非贏利組織’，并以此作為其享受政府政策優惠的基本依據”[③]。因此，真正的農民合作社的全部盈利最終都要由全體社員分享(這主要通過按社員與合作社的交易量大比例“二次返利”，以及無償為社員提供如技術、培訓、管理等服務來實現);相反，若合作社為“能人大戶大股東”、龍頭企業或各類公司等創辦主體帶來其獨享利潤，它就不是真正的農民合作社。

　　實際上，這些名義上的“合作社”，都是一些常見的“農業公司”，屬于普通工商企業，而所謂土地入股的“合作社”，其實就是“租地農業公司”。這些農業公司，都是市場經濟需要的。它們對于組織農戶，實現農業產業聚集，實行農業產業化，都具有積極意義。即使站在農民合作社制度的角度，也不可以否定它們的經濟功能。

　　現實的錯位在于，它們不應該注冊登記為“農民專業合作社”，而應該注冊為普通的工商企業。當然，作為普通工商法人，而不是合作社法人，它們不能占用并享受國家針對農民合作社的優惠政策。

　　造成這種現實錯位的主要原因有四，(1)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登記管理條例》沒有規定農民合作社的實質性要件，如缺少上述“二次返利”及其比例的規定。其實，《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已經規定了這些實質性要件，作為配套的“登記管理條例”不再“贅述”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各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在具體的登記事務中，事實上并沒有按照《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嚴格區分真正的農民合作社與普通的工商企業，這給那些“攔截國家對農民合作社優惠政策”的“假合作社”留下了空子。(2)基層工商部門注冊登記農民合作社的手續和程序往往參照公司注冊登記，并在其基礎上簡化，缺乏有針對性的程序和制度，尤其是缺乏按照前述兩條實質性要價認定真假農民合作社的“年檢”制度。(3)工商部門窗口工作人員缺乏農民合作社基礎知識，不理解“合作社法人”與“工商法人”的本質區別。他們對農民合作社的認識主要來自對公司的認識，因而不具備識別真假合作社的能力。(4)此外，主流經濟理論對農民合作社制度的研究和認識不到位，是一個更為深刻的原因。

　　二、真正的農民合作社的典型

　　面對真正名副其實的農民合作社并不多這個現實，筆者雖有些沮喪，但還是希望能夠在真實世界里發現真合作社這類“稀有”之物，好展示給學術界。為此，筆者于2014年初在四川多地進行了考察，令人滿意且意外的是，在此期間，我們發現了兩個真正依法規范辦社的農民合作社典型。三臺縣的“青龍生豬養殖合作社”就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一個。

　　“青龍生豬養殖合作社”位于四川省三臺縣劉營鎮青龍村，該合作社成立于2008年4月，初始社員23戶，2009年發展到213戶，近兩年社員數量穩定在328戶。

　　該合作社滿足上述真正的農民合作社的兩個基本條件，即保持了農戶家庭經營，合作社盈利最終為全體社員分享。按照會計原則計算，該合作社約有70%的可分配利潤按社員與合作社的交易量“二次返利”，不過，他們的“二次返利”做得非常巧妙，并且簡單易行。

　　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合作社將購進仔豬和飼料的價格差(社員從合作社購買的價格比市場價約低10%)直接留給社員，對于養殖大戶(200～300頭生豬)來說，僅一年飼料價格差就形成約4～6萬元的“返利”收入。二是合作社將生豬銷售價格差(合作社用“青合牌”品牌銷售生豬比普通市場價約高5%)直接留給社員。銷售價格差所形成的“返利”收入，在生豬行情好的時期直接提升了社員的收入水平，而在生豬行情差的季節則起到了減少虧損、穩定生產的作用。生豬行業的顯著特點是季節和年度行情波動較大，只有在市場低迷時“扛”得住虧損，才可能在行情好的時期取得較好的盈利。

　　根據我們的調研考察，該合作社成功運行有四個條件：

　　(1)社員的合作意識很強。2007年上半年，生豬行情低迷，該村的養殖大戶普遍虧損。時逢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正式施行，于是，養殖大戶們商議組建合作社共度難關?？梢?，他們有明確的“報團取暖”、合作做大、共謀利益的合作意識。

　　在我們的考察中，該合作社理事長多次提到，“合作做大”后，就有了市場談判的基礎和資格。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眾多的飼料商和生豬批發商主動找上門來，他們可以從中優選合作伙伴，并取得價格優勢，而那些商家也會主動提高自己的服務水平。例如，飼料商先期提供“試養”飼料，并接受“試養”結果;飼料商主動提供免費的生豬防疫服務，因為只有養殖規模不減，他們的飼料銷售才不會減少。

　　該合作社對“合作規模”有自己的真切體會。沒有規模就沒有談判地位，但規模過大，超出了自己的管理能力，也必然帶來效率和經濟上的損失。所以，2012年以來，盡管還不少養殖戶要求入社，但合作社卻不再擴大社員數量。顯然，保持與管理能力相適應的“合作規模”是非常明智的選擇。

　　當然，該村合作意識強也有其地理、環境和社區文化等原因。該村地處相對封閉的山區(出山硬化路面近年才修通)，村民往往需要通過社區內部關系獲得信息和幫助，因而村民內部交往頻率較高。由于生活艱辛，人們需要相互幫助，經過長期反復博弈，逐漸克服了投機冒險的機會主義傾向，最后形成了敦厚樸實、注重聲譽的民風。這明顯增強了村民之間的團結和信任度，自然有利于增強合作意識。

　　(2)有一個“樂于奉獻”的管理團隊。該合作社管理人員自建社以來從沒有在合作社領取過報酬。當筆者問及“能否持久”時，理事長解釋說，他們的管理團隊都是養殖大戶，其合作收益最大，例如，僅飼料進價差每年就有約6萬元收入，這比普通就業崗位的薪水要多，而且能夠長久。所以，合作社管理成員都把管理職務看成是責任，并且都能盡心盡力地盡職盡責。該管理團隊的這種奉獻精神得到了社員和本村村民的認可，合作社成立第3年(2011年)，該合作社理事長當選為該村村支書。

　　從理論上說，所謂“樂于奉獻”是大戶與小戶之間“智豬博弈”的結果。所謂“智豬博弈”，是經濟學中一個著名的納什均衡的例子。豬圈的一頭有豬食槽，另一頭是控制豬食供應的按鈕。在兩頭豬都有智慧的前提下，小豬選擇等待“搭便車”，大豬選擇按控制按鈕。這是因為，雙方博弈的結果顯示，大豬選擇行動、小豬選擇等待時，雙方的凈收益都最大。在該合作社中，對于大戶而言，他們與合作社的交易量比例大，因而能夠從合作社獲得更多的服務，分享到更多的合作剩余，獲得更大的回報，因此他們更有動機、也更愿意付出額外成本(時間、精力和資金等)去組織農戶之間的合作、領頭創辦合作社。對于小戶來說，組織農戶合作、創辦合作社的潛在收益較少，不足以彌補所付出的成本，因此他們沒有組織合作社的動機，而選擇被動等待，即等待大戶創辦合作以后再加入其中，是他們的理性選擇。

　　此外，合作社管理團隊和其他核心成員除了可以獲得經濟收益外，還能獲得社會、政治收益。例如，他們能夠獲得更多的社會尊重，獲得一定的政治地位(如管理成員當選村干部、理事長經常參加表彰會)。一般地說，一個群體的領頭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英雄主義情結，他們會通過行動(組織合作)獲得這種情緒的滿足。

　　(3)有政府支持。該合作社初創時，恰逢國務院連續出臺一系列扶持生豬生產、穩定市場供應的政策(在養殖環節的扶持政策主要包括，生豬生產基地建設、品種改良、母豬豬群保護、疫病防治、保險體系建設、貸款擔保等)[④]，所以，合作社一開始就得到了政府的資金、貸款、保險、防疫等一系列扶持政策的支持，如在豬舍建設方面，全社總計得到了160萬元的補貼(補貼主要針對社員發放)。這對于該合作社初創啟動、正常運行至關重要。兩年后，他們依法規范辦社、大比例“二次返利”的做法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肯定，并因此獲得了一筆50萬元的資金支持。他們用這筆資金，為全體社員的豬舍安裝上規范標準的門窗，為實行標準化生產、科學化養殖奠定了基礎。據介紹，該合作社成立至今，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疫情。

　　(4)有合理、適用、簡單的管理制度。該合作社采用他們稱為“七統一分”的管理模式，“七統”體現的是“服務在社”，其具體內容是，在良種、飼料、防疫、安全監管認證、銷售品牌、銷售、金融擔保等七個方面統一管理并提供服務;“一分”體現的是農戶家庭經營，即“生產在家”。在此基礎上，該管理團隊盡職盡責，經常研究市場動向，努力做好采購，搞好產銷對接，并積極爭取有關部門支持。

　　該合作社的管理制度設計巧妙且簡單易行，令人印象深刻。例如，他們“統一銷售”的具體做法是，由合作社事先與批發商達成協議，按品牌、按協議價格銷售，但具體操作是，由批發商到社員豬舍直接購買生豬，社員收到生豬銷售款后(實際上也就得到了銷售環節的“二次返利”)，主動向合作社交50元/頭的“管理費”，該“管理費”實際上包含兩類費用，一是合作社對社員的有償服務費(例如防疫)，二是合作社的公共積累(截止到2013年底，該合作社公共積累累計70多萬元)。當然，這樣簡潔的制度安排，也是合作社通過幾年的摸索試驗，幾經變更后形成的。

　　該合作社堅持依法辦社原則，堅持民主決策、民主管理、財務監督、辦事公開透明等辦社原則，再加上管理團隊“樂于奉獻”，以及全體社員從合作社得到實惠，所以，該合作社成立至今表現出來的始終是一幅合作、團結、和諧的景象。由于內部利益關系處理得合理、簡單、透明，該合作社沒有出現“內斗、內耗”現象。在那里，更多地體現出國際合作社聯盟(ICA)所贊賞的“自助、自擔責任、民主、平等、公平與團結”[⑤]的價值取向。

　　在上述制度機制條件下，該合作社為社員爭取到了較多的經濟利益，其合作成效顯著。例如，合作社每年為社員減少仔豬購入成本40元/頭左右，2010年以來，通過自繁自養，每年為社員節約養殖成本150元/頭以上;每年為社員降低飼料成本200元/噸;統一銷售為社員提高售價60～100元/頭(2010年生豬市場低迷情況下為社員減少虧損130萬元，2011年行情轉好后，為社員增收224萬元);合作社每年為社員支付保險費5～8萬元，為社員爭取到部分短期貸款;合作社統一防疫，防止發生重大疫情，避免了重大損失;如此等等。

　　“青龍生豬養殖合作社”及其管理團隊很平凡，但是，其現實和理論意義重大。

　　(說明：筆者在“青龍生豬養殖合作社”的調研考察得到了理事長朱忠全和其他村民的熱情接待，文中主要數據由朱忠全提供。在此表示感謝!)

　　2014年4月20日

　　參考資料：

　　[1]綿陽市農業局：《創新經營模式促農增收致富——三臺縣劉營青龍生豬養殖專業合作社》，2012年9月4日，綿陽市農業信息網/綿陽市農業局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科/典型介紹，網址：http://www.myagri.gov.cn/ZhengWu/KeShiJieShao/NongHeJingGuanKe/DianXingJieShao/2012/09/04/59848881168.shtml。

　　[2]綿陽中支課題組：《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問題研究——對青龍專業合作社的剖析》，2009年9月，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內部資料。

　　全面生態種植的農民合作社——四川多地農民合作社調研考察報告之二

　　李尚勇、熊航

　　【說明】該文的主要內容發表在《中國農民合作社》2015年第4期，題目改為《合作社實現全面生態種植的關鍵——以四川省新天地水稻合作社為例》。這里是原始文稿。

　　【內容提要】四川省簡陽市雙河村的“新天地水稻合作社”已初步構成了真正的農民合作社的基本框架。該合作社最大的特點是，從2010起，他們在全村范圍內推廣綠色生態種植，全面拒絕化肥、農藥、激素和除草劑。目前，該合作社綠色生態種植已經覆蓋了該村全部農產品品種和半數以上耕地。生態種植、綠色食品、合作社返利、社區活動和社區公共文化生活，大大提升了該村村民的“幸福指數”。

　　【關鍵詞】農民合作社生態種植幸福指數

　　越來越多的資料顯示，在農業生產方式上，人類很可能正走在一段彎路上。這主要表現為，人們拋棄了對環境友好、生態平衡、可持續發展且成本低廉的綠色生態的傳統農業，而代之以由“綠色革命”所形成的“現代農業”(或曰“石油農業”)。這種所謂“綠色革命”以工業化為支撐，以大量技術、資金和物質投入為基礎，實際上就是越來越多地依靠大量使用化肥、農藥、激素、除草劑、農膜和轉基因手段，維持所謂“高產、高效”農業，其結果，一方面造成農產品品質下降、安全性降低，另一方面，又使得環境污染呈現出越來越嚴重的持續惡化的趨勢。在面上，農業和農村面源污染的數量和規模比城市或工業點源污染更加龐大;在點上，一些地方的農業源污染物指標甚至超過了工業和城鎮生活污染之和。[⑥]在一些地區，單單是農業和農村面源污染就使得地表水水質超過最低居民集中飲用水源地國家標準(Ⅲ類水)[⑦]。

　　于是，人們開始探索恢復綠色生態的傳統農業，但若干年來，許多學者的探索實踐都遇到了有效治蟲防病難、除草難、土壤脫毒難以及大量減產的諸多難題，例如三農專家溫鐵軍教授和生態科學家蔣高明教授。

　　然而，2014年初，在我們結伴調研考察四川多地的農民合作社期間，我們意外地發現了一個全面進行生態種植且成效顯著的農民合作社。這令我們眼前一亮，因為，在一個較大范圍內全面生態種植的諸多難題在這里似乎有了(初步)答案。

　　這個少有的農民合作社就是四川簡陽市的“新天地水稻合作社”(全稱“簡陽市新天地水稻種植專業合作社”)。

　　一、農作物品種全面實現生態種植

　　“新天地水稻合作社”位于四川省簡陽市東溪鎮雙河村，該村距簡陽縣城9公里，沱江中游，龍泉山東麓，平均海拔400~580米，屬于四川中丘陵地區。該村轄9個社，500余戶，1720人左右;耕地面積約1980畝，人均土地1.15畝。該村是我國農村典型的半工半農模式，即家庭的年輕子女外出務工，年老父母在家務農，同時照看孫子孫女。

　　該村農作物有水稻、小麥、玉米、油菜、紅薯、豆類小雜糧和蔬菜;山地種有柑橘、梨、桃、李、櫻桃和大棗等果樹。在此基礎上，每戶養豬1、2頭，雞10只左右。

　　2009年，東溪鎮農技干部袁勇在鄉村廣泛宣傳“生態健康文明”理念，積極倡導綠色生態種植。在雙河村，袁勇的宣傳工作得到村干部的積極響應和配合。在向廣大農戶充分說明生態種植技術，并做了一些實物展示和大量的說服動員工作后，2010年3月，由該村兩位村干部(村主任和計生專干)出面動員70多戶農戶組建了“新天地水稻合作社”。合作社從種植綠色、生態水稻入手，開始進行生態種植。

　　當時最大的障礙是，農戶顧慮，近40年來，種地越來越多地依靠大量使用化肥、農藥(激素)和除草劑，一下子完全拒絕這些所謂“現代農業”生產要素，會不會出現大幅度減產。

　　在生態種植技術的有力支持下，為了徹底消除農戶的顧慮，也為了以點帶面，合作社組建伊始，即選擇在全村3個村民小組70余戶農戶的水田里種植生態水稻，種植面積70多畝。令村民意外的是，生態水稻并沒有出現大幅度減產的現象，秋收測產顯示，每畝減產僅10%，約100斤左右[⑧]。更重要的是，生態稻谷(大米)[⑨]不僅綠色健康，而且銷售價格差不多提高了1倍(大米價格4元/斤)。2010年下半年，合作社將生態種植擴展到油菜、小麥等品種，生態種植面積也隨之擴大到150畝。

　　2010年秋收后，該合作社在村里舉辦了“生態新米品嘗會”，邀請有關領導、新聞媒體和城鎮消費者與農民交流、聯歡，以此開拓生態農產品市場。

　　此后，該村村民普遍接受了生態種植理念，2011年末，合作社社員增加到408戶，占全村農戶總數的81.1%。與此同時，合作社開始做玉米、紅薯、蔬菜的生態種植試驗，生態種植面積進一步增加到近800畝，約占全村耕地的40%。2012年，他們開始做生態水果和大豆小雜糧的種植試驗。這樣，生態種植就慢慢推廣到了雙河村傳統種植的幾乎所有農作物，在全村形成了農作物品種全面生態種植的局面。

　　據袁勇介紹，他們最初的目標是，“從2010年開始5年內全村完全杜絕農藥、化肥、除草劑，但現在看來可能需要6年時間。主要問題在于坡地的有機肥問題還沒解決”。據村干部介紹，因為缺乏勞動力，對丘陵矮山上的果樹施用農家肥有困難，所以仍然還需要使用化肥。袁勇說，“我們正在試驗旱地作物、綠肥套作技術，以此解決旱坡地有機肥問題。目前可以說，農作物品種上全面推廣了生態種植，但面積上還談不上‘全面’，實行生態種植的面積僅1000畝，大概占全村總耕地的50%”。

　　目前，該合作社管理團隊已經形成了維護生態種植名譽的自覺意識，他們明確表示，將要拆除此前建設的一個“大棚種植”設施(該項目由有關部門投資)，因為它與生態種植的理念和要求相悖。

　　該合作社全面生態種植成效顯著：一方面，它使全村村民吃上了綠色生態的健康食品;另一方面，全面提升了該村生態農產品的價格。例如，2013年，該村雜交稻大米賣到6元/斤，價格提升了3倍;常規稻大米8元/斤，價格提升了4倍(常規稻可以自己留種，但單量比雜交稻低100斤/畝左右);紅米、黑米10元/斤;菜籽油10～12元/斤;生態豬肉20元/斤。由于可供銷售的產量有限且宣傳工作做得好，該村生態農產品在周邊城鎮就銷售一空，有些品種甚至供不應求。(生態種植需要更多的勞動力投入，理因提高價格。同時，生態種植也可以容納更多的農業勞動力，減輕非農產業的就業壓力。)

　　不過，該合作社的生態蔬菜還沒有形成規模，一方面，他們投入的耕地有限(當地農戶還是想優先解決糧食問題)，另一方面，他們還在進一步摸索試驗。目前，僅有小范圍固定客戶的生態蔬菜配送，價格也還沒有做上去。

　　二、生態種植的技術成果

　　2003年，溫鐵軍教授和他的團隊在因晏陽初的“鄉村教育”而聞名的河北定州翟城村進行生態農業試驗，但停用化肥農藥后的第一年，幾乎絕收。那是一個“長滿蟲子的有機農業”，“西瓜只有拳頭大”。周邊農民反映說，“你們的作物再不打藥，蟲子都(要)跑到我們地里來了”。4年以后，他們的60畝試驗田，開始恢復生態環境。[⑩]

　　2006年7月，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的蔣高明研究員，在山東平邑縣蔣家莊村租下了40畝地，取名弘毅，開始了他的生態農業試驗。弘毅生態農場的核心思路是充分利用生態學原理提升農業生態系統生產力，徹底摒棄化肥、農藥、除草劑、農膜、添加劑、轉基因等“六大害”技術，代之以綠色農家有機肥、“秸稈—養牛—還田”，并通過作物倒茬、休茬和種植豆科牧草等實現“用地養地”，利用生態平衡的方式，管理生物多樣性，促進農業生態系統恢復。例如，在生長季節用誘蟲燈捕獲害蟲，用捕獲的害蟲養雞，或者，直接在玉米田里養雞養鵝，將害蟲變成雞鵝的飼料，雞鵝糞便又成為田里的肥料，等等。

　　試驗前兩年，弘毅生態農場的玉米小麥產量低于常規產量，嚴重時減產幅度達40%~50%。蔣高明知道，因“六大害”而嚴重退化的耕地需要一定時間進行生態修復。在他的生態試驗中，這個時間大約為3～5年。

　　到了生態試驗的第5年(2011年度)，弘毅農場的生態試驗取得了豐碩成果，農場單季產量小麥480.5千克/畝，玉米547.9千克/畝，年單位糧食產量達到1噸/畝，這與當地使用化肥農藥耕種的單產水平相當。不過，由于弘毅農場是“在全村最差的土地上進行生態農業試驗”，“苦苦摸索了5年，前后損失的經費達20多萬元”。[11]

　　令人意外的是，“新天地水稻合作社”的生態種植雖然也有一個土地脫毒、單產減少的過程，但這個過程似乎比弘毅生態農場要短一些，減產幅度也更少。根據筆者的初步研究，這與該村的地理環境、村民傳統生活方式、生態種植技術創新和全村整體階梯式推進等條件有密切關系。

　　(1)該村屬于丘陵地區，全村坐落在一個由丘陵環繞的相對封閉環境中。該村雖有一條小河從村邊流過，但近些年小河的來水越來越少，有時還會斷流，所以，農業生產很少用到這條河的水。該村的生產用水主要還是靠本村的塘堰蓄水和冬水田蓄水。這種“靠天吃飯”的耕作模式，雖然有風險，但卻拒絕了外來河流對耕地的污染。根據《人口困局》一書的資料，我國七大流域不能用于農業灌溉的劣Ⅴ類水質占29.7%。[12]

　　(2)村民傳統生活方式。該村村民始終保持著我國鄉村的低成本傳統生活方式。例如，村民的飲用和生活用水取自地下水，在沒有外來污染(其周邊沒有工業企業)，且拒絕了化肥、農藥、除草劑和動植物激素的情況下，地下水水質開始好轉。當然，最典型的情形還是，村民全都保持著傳統的炊事能源形式，即做飯燒水除用沼氣外，還用農作物桔桿和樹枝作為補充燃料，且草木灰還田。因受益于國家的農村沼氣建設補貼政策，截止2010年底，該村農戶家家都修建了沼氣池。這一方面為村民提供了新的可再生能源，另一方面也為后來推廣生態種植提供了必要的肥料與藥劑來源。

　　為了不影響沼氣池產氣和避免污染，村民都知道，含有洗滌劑的廢水不能倒進沼氣池。與此同時，村民拒絕用激素飼料喂豬，也避免了激素和其它添加劑對沼渣、沼液的污染，使其成為生態種植的“利器”。

　　(3)該合作社生態種植技術創新是其生態種植成功的關鍵。這包括采用一系列綜合措施治蟲防病和養地肥田兩方面。

　　在治蟲防病方面，他們全面規劃并貫徹了“生物多樣性”原則，盡量做到農作物品種合理搭配，堅決杜絕單一品種的大面積種植;盡量保留雜草，除非雜草高度超過農作物高度并遮光;利用沼液治蟲、防病(對于水稻來說，開初基本上是“兩周一次”高頻度噴灑，到第4年，就只需要“一季噴兩次”);安裝頻振殺蟲燈、誘蟲板、性誘劑除蟲;適當調整(提前或推遲)播種期，以避免和常規生產同步，減少病蟲發生;逐步淘汰雜交種，優先挖掘選用本地常規自留種，并選擇引進適合本地的常規自留種品種，以增強農作物的抗蟲防病能力。

　　蔬菜的生態種植對上述治蟲防病技術的應用更為重要。2011年，他們用2畝地，以豇豆為主，做生態蔬菜的種植試驗。由于品種搭配比較單一、田地比較低洼，且當年雨水偏多，豇豆病蟲害嚴重，產量很低，算是失敗了。2012年，他們換了試驗土地，并盡量采用當地老品種，然后多品種間作套種。結果，病蟲害明顯減輕，減產幅度不大。當年只有白菜蟲害嚴重，但沒怎么影響產量。2013年，他們在品種搭配上又有所改進，產量也就控制在正常范圍之內。更為可喜的是，該年的白菜蟲害非常輕。至此，他們的生態蔬菜種植基本上成功。

　　在養地肥田方面，他們全面規劃并貫徹了“以地養地”的原則，這包括：將免耕技術(用大量秸稈殘茬覆蓋地表，將耕作減少到只要能保證種子發芽即可)從水稻，逐步推廣到旱糧作物、蔬菜和水果;所有作物的秸稈都盡量就地還田覆蓋(除了油菜桿下部不容易腐爛的可作為柴禾外);沼渣、沼液還田;草木灰還田;野草還田(田邊地角多種植本地香草和菊類);冬閑田、果園、小麥均套作豆科綠肥;盡量多施油枯(每畝可施200斤，減少農家肥使用，以解決缺乏年輕勞動力的問題);部分作物(如水稻)施用人畜糞便;自制酵素改良土壤(采集本地未受污染的植物制作酵素，稀釋后澆施或根外追肥)。

　　需要說明的是，該合作社生態種植技術創新直接受益于當地農技干部的直接指導，同時也受益于農科院所的一系列生態種植技術(如四川農科院的生態水稻種植技術)，而四川簡陽東溪鎮“鄉鎮農業服務中心”主任袁勇則是該村生態種植技術創新的設計者和指導者。

　　(4)全村整體階梯式推進。該合作社從生態水稻種植入手，階梯式全面推進生態種植技術，在3年時間內，覆蓋了全村全部農作物品種和半數以上耕地，這客觀上起到了減少土地交叉“感染”的機會，也減少了土地“脫毒”的過程，并因此而創造了在嚴重生態失衡耕地上大面積快速恢復生態的奇跡。

　　當然，該村目前生態種植的耕地都是村里最好的耕地，這是蔣教授的弘毅生態農場所沒有的優勢。蔣教授的實驗農田是村里最差的地塊，他們用了5年時間，耗資頗多，才將這些土地“脫毒”、“種熟”，使之成為“噸糧田”。若將蔣教授的生態種植技術用于優質耕地，其生態種植轉換的時間肯定也會短一些。

　　三、合作社盈得了農戶的廣泛認同

　　目前，除了極少數全家外出打工的農戶外，雙河村在家的農戶都加入了“新天地水稻合作社”?？偲饋碚f，該合作社已初步構成了真正的農民合作社的基本框架。

　　(1)保持了社員家庭經營。社員的承包土地不入股，且享有承包經營自主權，能夠自主決定自己承包土地上的種植經營相關事宜。在這種情況下，農戶的剩余農產品可以出售給合作社，并能夠依其出售數量從合作社享受到“二次返利”。

　　(2)社員必須按照合作社生態種植的技術要求進行生產管理(其中也有“品種合理搭配”的種植要求)。這樣做，首先保證了全村有一個生態種植的大環境，同時也讓農戶自身消費上綠色生態農產品，當然也就保證了農戶出售給合作社的農產品具有綠色、生態的品質。

　　(3)合作社為社員提供服務。這包括，合作社統一購買農用生產資料，統一提供生態種植技術，統一育種育秧，統一進行(必要的)治蟲防病，統一收購農戶的剩余農產品，統一加工銷售。

　　(4)合理收取有償服務費。在合作社為社員提供的服務中，有一部分是有償的，比如，育種育秧、治蟲防病。為此，合作社規定，社員每年向合作社交110斤黃谷，作為有償服務費用。這些黃谷實際上成為合作社統一加工銷售的主要農產品。

　　(5)合作社基本上是“非盈利經濟組織”。例如，合作社先按高于市場價1倍多的價格(雜交稻2.5元/斤、常規稻(自留種)3元/斤)收購社員的黃谷，再于統一加工銷售后按社員與合作社的銷售數量返利0.5元/斤。該合作社管理人員解釋說，為了提高廣大社員種植生態農產品的積極性，合作社的盈利基本上都通過“二次返利”返還給了農戶，目前合作社甚至都還沒有提留公共積累。

　　(6)到目前為止，合作社管理人員都沒有在合作社領取報酬。該合作社的絕大多數管理人員由村干部擔任，他們有一份行政職務補貼，而那些沒有行政職務的管理人員則完全沒有報酬。(下一步，待合作社有經濟能力時，應該考慮為其管理人員發一份津貼，哪怕開始津貼微薄。)

　　(7)該合作社幸運地得到了地方政府和一些社會組織的資金支持。這包括，簡陽市相關部門提供的一些經費，四川省農科院土肥所研究人員用課題經費支持生態種植的培訓、外出參觀和農產品推廣等活動，以及中國人民大學鄉建中心、社區伙伴(PCD)等機構為該合作社提供的免費學習培訓的機會。

　　此外，該合作社還采取土地流轉方式(租金600元/畝)，將幾戶全家外出打工農戶的承包土地進行統一經營(耕種、管理、收獲、加工、銷售)，這有些類似于“租地農業公司”的經營模式。不過，目前它的制度定位并不明確。

　　其實，農民合作社的制度設計是能夠容納這類“準農業公司”的。條件是，(1)它只能作為合作社內部的“準公司”(亦可叫做“生產部”)，其組織機構、資產財產相對獨立;(2)這些內部“準公司”可以按照股份制經營模式運作，獨立進行經營管理，并實行單獨財務核算;(3)其可分配盈利應該轉移到合作社財務報表中，由全體社員按一定規則分享。

　　毫無疑問，農民合作社內部的這一“準公司”的存在，為合作社向其管理人員發一份津貼提供了一個現實的解決方案。

　　當然，目前農產品比價低下、人均僅1畝左右耕地的現實，決定了農戶在其承包土地上的收入不可能維持生計，所以中青年農民都選擇外出打工(筆者在四川多地農村調研考察期間，很少看見青壯勞動力務農)。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合作社在農戶增收方面所能夠發揮的最大作用也就是，盡可能地為農戶降低生產成本，盡可能地將加工和流通領域的一部分利潤“拿”回來。但這些利潤并不足以大幅提升農戶的收入水平，除非國家大面積推廣生態種植并迫使農產品比價大幅度提高，或者國家大力支持農民合作社將農產品加工和流通領域的大部分利潤“拿”回來。

　　四、村民“幸福指數”顯著提升

　　目前的農村衰敗明顯，青壯年勞動力迫于生計，遠走他鄉，外出打工謀生，老人和兒童成為農村的主要“常住人口”，農村因此而越來越呈現出“空巢”景象。雙河村就是典型的空巢村。由于缺乏勞動力，老人們種地越來越多地依靠大量使用化肥、農藥、激素和除草劑。然而，他們并沒有從這些所謂“現代農業生產要素”中獲得更多收益。相反，大量施用化肥使食品品質變差;大量使用農藥，不僅毒化了土地、水流和農產品，而且也直接損害了他們自己的健康(如噴藥)。但問題的吊詭在于，如今種地似乎離不開化肥農藥，而且用量還越來越多，不然，減產就是必然的后果。

　　“新天地水稻合作社”的生態種植實踐改變了上述看似“真理”的“現實”。真實的綠色生態農產品終于使村民們有了回憶，40、50年前，不施化肥、不打農藥的糧食、蔬菜、水果更好吃，對自己和家人也更健康。與綠色生態種植相比，化肥農藥的大量負面效應其實曾經讓他們損失了更多的東西。

　　此外，由于生態種植需要更多的勞動力(因勞動力缺乏，他們目前的有機肥用量還比較少)，生態農產品有更高的價格，因而可以容納更多的勞動力就業，能夠吸引外出打工的“游子”回村就業，農村的衰敗有望被遏制，“空巢”家庭也有望減少。

　　目前，在雙河村，綠色、生態、健康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由此帶來的明顯變化是，村民參與社區活動的積極性大增，該村干群關系明顯改善，其面貌煥然一新。由于全面推廣生態種植，該合作社管理團隊(同時也是村里的行政管理人員)贏得了廣大村民的充分信任和擁護。在此基礎上，合作社成立了農民田間學校、生態種植興趣小組、老年協會、婦女協會、文藝表演隊等村民組織，并在重陽節、青年節、中秋節和春節等重要節日，開展了一系列交流會、討論會、文娛表演和傳統文化教育等活動。

　　雖然，從制度建設理論和更為規范的角度來說，這些村民組織和社區活動，應該由該村的行政機構(如村委會)來組織，合作社可以通過向其提供資助來提高自己的影響力。畢竟，農民合作社的制度定位僅僅是合作經濟組織。但是，顯而易見的是，該合作社組織的這些活動明顯增強了合作社的凝聚力，提升了村民素質，豐富了社區公共文化生活。

　　在筆者調研考察期間，我們能夠明顯感覺到，生態種植、綠色食品、合作社返利、社區活動和社區公共文化生活，大大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指數”，他們甚至為此而自豪。

　　筆者因此感嘆：我們許多人，尤其是一些地方官員，就是看不得農民、牧民、山民的低成本、綠色、生態的傳統生活方式，總認為他們落后、保守、不開放;總想把這些低成本傳統生活方式“趕盡殺絕”，以便把他們納入自己的所謂“現代化”、“城鎮化”的“宏偉規劃藍圖”之中。殊不知，這是非常錯誤的。因為，從根本上說，他們這是輕視人類豐富的創造力，無視人類多元的文明，明顯帶有某種非常惡劣卻又難以言說的偏執和狹隘(其背后往往暗藏私利);他們骨子里把“美國式現代化”看成是發展方向，把高樓林立看成是“現代化”的標志，把汽車擁堵看成“現代生活方式”，其結果，正如李尚勇在《人口困局——中國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中國經濟出版社、2014年1月)一書的描述那樣：“我國資源早已嚴重超載、透支，環境污染觸目驚心且已經臨近觸發大范圍環境危機的邊緣”。

　　然而，關系根本的基本法則是不容褻瀆的：正像生物多樣性是自然界的基本法則一樣，人們的生活方式多樣性也是人類發展的基本法則。

　　(說明：筆者在雙河村的調研得到了四川簡陽東溪鎮“鄉鎮農業服務中心”主任袁勇和雙河村“新天地水稻合作社”理事會和村民的熱情接待，本文的數據資料主要由袁勇提供。在此表示感謝!)

　　2014年5月5日

　　參考資料

　　[1]袁勇：《簡陽市新天地水稻種植專業合作社生態技術總體介紹》，2014年3月28日。(該文應本文作者之邀而作)

　　[2]四川省簡陽市東溪鎮政府：《走有機生態發展之路是未來餐桌必然選擇——簡陽市新天地水稻種植專業合作社發展紀實》，2012年10月31日，簡陽市政府網，網址：http://www.ziyang.gov.cn/public_catalog_jy/t.aspx?i=20121210161603-834860-00-000。

　　[3]張吉星：《新天地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新天地》，《中國合作經濟評論》，2012年第3期。

　　[4]汪維行、李愛軍：《四川新天地水稻種植專業合作社調研報告》，中國人民大學鄉建中心。(該文未見發表，資料由袁勇提供)

　　[5]張純剛、賈莉平、齊顧波：《鄉村公共空間:作為合作社發展的意外后果》，《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

　　【作者簡介】

　　李尚勇，男，經濟學副教授，四川省雅安行政學院

　　熊航，男，愛爾蘭都柏林大學人文科學學院經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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