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字新農村才有真公平

　　——六向人民日報請教和研討

　　賀普霄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20個字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任務和標準。然而筆者到農村卻未找到這樣的新農村。“一刀切”包產到戶人心渙散，各自為政散沙一盤的村找到的是993861部隊戰爭景象村(99指老人，38指中年以上的婦女，61指留守兒童，抗戰時青壯年男子被拉兵打日本，今天卻外出打工謀生)，跟20字沒法掛鉤，也找不到公平。但在劉莊、南街村、韓村河、小冀鎮東街五隊、龍泉村等終于找到了。不過這成千上萬的共富村、社，已經突破了這20個字，并突出社會主義本質——“公有共富”4個字而成為24個字，即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公有共富。筆者認為這才叫做真正的社會主義新農村，這兒才有真正的公平。這些公有共富村，不說是社會主義，人們也知道她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給戰爭景象村加上五顏六色的社會主義，上了所謂“姓公的戶口”，世人也不認為是社會主義，連被作為上姓公戶口的“樣板”小崗村也不例外。這就是造型的模子錯了，就造不出好型了。因而，筆者曾建議中央將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標準定為，含“公有共富”4個字在內的24字才符合實際，才學有榜樣。

　　下附：《社會主義新農村必須是公有共富》一文，看看她是怎樣將20個字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任務和標準，在以不求個人有，但求大家富的共產主義者農民領袖為首的成熟的黨組織領導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不動搖，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不含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斗私批修不松勁，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不回頭，才將中央提出的20個字社會主義新農村標準，增訂、豐富和發展成為突出社會主義本質——公有共富24個字。只有堅持公有，才能共同富裕，才有真正的公平——共富乃公平的標志。這就是和“三不一少”對著干的必然結果，也是以實際行動創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答卷。

　　社會主義新農村必須是公有共富

　　作者按：本文來源于作者共富村三部中的第三部《學習共富村》，被中國老年科技工作者協會、大眾科技報社、《科技創光輝》編輯委員會錄入《科技創光輝·中國科技成果與學術精典》，被評為“百佳科技創新人才獎”，并授予“科技之星”榮譽稱號。

　　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

　　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

　　——毛澤東

　　建新農村為共富，

　　核心在它的本質。

　　集體公有是橋船，

　　拆橋賣船就背叛。

　　石頭摸了幾十年，

　　現在還在河那邊。

　　新三座山又背起，

　　戰爭景象農村現。

　　……

　　包賣私有談共富，

　　自欺欺人哄百姓。

　　廿字無公有共富，

　　聾子耳朵當擺設。

　　舉旗要學周家莊，

　　批“三不一少”黑綱。

　　堅持一化三改路，

　　二十四字喜洋洋。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20個字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任務和標準。筆者在《四學共富村》一文中提到：“建議國家對社會主義新農村20個字再加上‘公有共富’四個字，即‘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新農村。這樣才符合實際。因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公有共富，社會主義新農村當然就不能離開公有共富而是私有和兩極分化了。”前面也說過，筆者去劉莊那些讓世人刮目相看的公有共富農村都市參觀學習時，不少村民都說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標準，是中央根據他們這些村的情況提出來的，但卻沒有公有共富四個字。外地參觀者也同意他們的說法。

　　政黨是階級的政黨，沒有超階級的政黨，也沒有赫魯曉夫的全民黨。共產黨同其他任何階級政黨的區別，不僅不掩蓋自己的階級性，還公開申明它是無產階級(工人階級)的政黨，即立黨為公。是按照《共產黨宣言》的“一個消滅”和“兩個徹底決裂”搞共產主義革命——用武裝取政權后消滅廣大人民群眾受壓迫、被剝削的私有制，先建成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這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和少數人依靠對生產資料的占有而剝削多數人在所有制和分配原則上的本質區別，也是社會主義的公有共富同資本主義的私有少數人富的本質區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沒收官僚資產階級的財產為國家所有，進行土改后緊接著搞的“一化三改”就是在消滅私有制;社教、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根據蘇聯赫魯曉夫現代修正主義上臺復辟資本主義的教訓，來預防列寧指出的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而進行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以鞏固發展公有制，實現“兩個徹底決裂”。實踐證明，實現兩個徹底決裂(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要比消滅私有制難得多。否則，消滅了的私有制仍可死灰復燃。蘇歐蛻變和中國私有化兩極分化的現狀就是例證。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也必須符合公有共富這個本質。事實上，現在已建成和即將建成的社會主義新農村，都是原來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沒有搞包產到戶，包括天下第一村華西村在內的劉莊、興十四村、滕頭村等;搞了包產到戶后吃了“后悔藥”的包括創建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南街村、北徐莊等;北徐莊人稱第二個南街村是學習南街村的典范，還有龍堂村、土古洞村等學習南街村后在恢復發展集體經濟的道路上正在建設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新農村;龍泉村、韓村河盡管在包產到戶風中將土地搞了包產到戶，但村上的企業、農業機械、水利設施等仍為集體所有，隨著村辦企業的發展，村民就將地交回村上統一經營。現在還未聽說過包產到戶的村中哪一個村已建成中央提出的20個字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就連全國派工作組搞“一刀切”地學習改革第一村的小崗村的“模型”也不例外，如今竟冒出了村領導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而搞包產到戶的底牌。就在于他們將原來人民公社的集體公有制化公為私，走建國前歷史上私有化和兩極分化的老路而未能達到共富。這樣如果能共同富裕的話，那馬克思主義就不會產生，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中國共產黨也沒有建立的必要了。按通常說的“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小崗村這個包產到戶的反面教員，其所以未能建成社會主義新農村，證明包產到戶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危害的確也是無窮的。這些公有共富村才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典范和楷模。它是中國農民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堅持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創舉，如同當年井岡山的星星之火，總有一天會燎原的。

　　生產發展，生活寬裕

　　生產發展，生活寬裕，是指整個村的生產發展，全體村民的生活寬裕。而不是個別資本家老板和地主老財，或村領導的生產發展，腰纏萬貫，富得流油;其他村民為其當雇工，就像舊社會的黃世仁和楊白勞之間那樣。這些共富村每個村都有農工商數個到數十個企業，沒有老板，更沒有老板黨員和老板書記。因為在這些村誰也不顧，個人先富的人是不能入黨的。當然那就沒有老板黨員和老板書記了。可見這些村的黨組織是按照八大《黨章》規定的黨員是不剝削他人勞動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是這些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成熟。八大距現在已經過了半個世紀，我們的黨卻在這個問題上“成熟”得對勞動與剝削的界限混淆不清了，資本家不但可以入黨，而且十七大、十八大代表竟有數億到700億的資本家幾十個、黨政官僚資產階級代表這個委書記、那個 長可能更多。究竟黨的各級領導中有多少資本家，這只有自己的領導知道。這么一來，中國共產黨究竟還是不是工人階級的政黨?!這樣的人是企業的黨委書記，這個企業的工人階級不下崗、失業才怪了?這樣的人是X委書記，究竟是為誰掌權。這樣的人是村領導，這個村能建成社會主義新農村嗎?如果能建成，那黃世仁早就建成了。共產黨的性質一旦改變，黨員數量越多，黨的戰斗力越差。列寧領導的蘇聯共產黨20萬黨員時，奪取了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斯大林領導的蘇聯共產黨200萬黨員時，奪取了反德國法西斯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上臺，否定階級斗爭，改變黨的無產階級性質搞全民黨、全民國家，經過勃列日涅夫第二代到戈爾巴喬夫第三代，蘇聯共產黨員達到2 000萬時，將蘇共解散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解體了，東歐蛻變了。中共七大120萬黨員時，把蔣介石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奪取了全國的勝利。現在黨員8千多萬，卻腐敗成風，處理的黨內腐敗分子數百萬，其中縣級以上的比建國初期這個崗位上的領導還多，數以萬計的高干將其親屬和財產已轉移到資本主義國家而成為執政的“裸官”。這說明保證工人階級政黨的性質和黨員質量，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重要性，黨員的質量比數量更重要，對任何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都一樣，中國更不能例外。然而這些共富村的黨組織始終堅持黨的無產階級性質，保證黨員的質量——黨員必須是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帶領群眾共同致富的先鋒戰士。這樣的黨組織，才能保證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能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村民是村上一二三產業的主人——以人為本的核心。村民在自己村上集體企業的平臺上平等上班，勞動能力無天壤之別，分配差距也不大，且隨著集體經濟的發展，人人都享受的福利在不斷增多。從幼兒園的啟蒙教育，小學、中學的基礎教育和專業教育費用全由村上承擔;上大學有的全由村上承擔，有的村上承擔一部分，但個人承擔的，自己的收入都能承擔得起。真正地過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學，壯有所用，老有所養，居有其屋，病有所醫，人人有工作，不愁失業和破產的幸福祥和的農村都市生活。除了村民人人都享受的十多項福利外，人均收入不少村超過萬元。周家莊人民公社2008年除去吃糧、住房、醫療、水電、教育等十多項福利外，1 2000多名男女老少社員人均分紅6 000多元。這6 000多元可以說是除過生活后的消費收入。2013年1.3萬社員平均分得14104元，高于全國農村6000元，真正體現出社會主義公有制對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優勢，社員生活寬裕的程度，無論那一個包產到戶的村都是無法比擬的。華西那就更富裕了，要不為什么稱其為天下第一村呢?!

　　鄉風文明，村容整潔

　　這些村的鄉風文明，主要表現在一心為公的集體主義思想，為集體而團結奮進，愛黨愛國，愛村集體，村民職工之間睦鄰友好諸方面。就以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幾十年無刑事犯罪這一件就足以說明這些村的鄉風文明的程度了。這在一些政府機關大院也不一定能達到、能相比的，何況有的政府大院如同“寡夫村”——因當官的有“二奶”經常不回家過夜(見《從政府大院如同寡夫村說起》毛澤東旗幟網)。他們在創辦企業，甚至在招商引資過程中嚴格按照黨紀、國法和傳統的村風民俗，主動權都牢牢地掌握在村集體手中，絲毫沒有傷風敗俗，有損國格人格之處，更沒有用 “娼盛”以達到所謂的繁榮。去這些村，早晨天不亮就可見到七八十歲的老人在街道、公園邊散步活動，邊撿拋在地上的塑料袋、紙屑等;有的主動給參觀者引路，介紹情況、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有一犯罪分子刑滿釋放后來共富村偷自行車，被為村上治安自愿組織起的小腳老太婆們抓獲;小學生主動在街道將散落的蘋果撿起來放在主人的車上;發現壞人行兇，職工赤手空拳與其搏斗……這些都是自覺、自愿、自發的。因為他們幼有所育、青有所學，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居有所住，無后顧之憂，享受的是社會主義公有共富的優越，把自己的一切和后代的希望都寄托在村集體的社會主義事業上。這就真正地體現了集體富，大家富，走的才是社會主義道路。因而，人人都在為集體干力所能及的事，充分地體現出集體的溫暖、集體的優越，發揮集體主義精神的偉大。至于村容整潔那就別提有多好了。村民住宅由村上統一規劃建筑，既整齊大方、美觀，各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小冀鎮東街五隊村民住歐式別墅，辦公樓俄羅斯人稱其為“宮殿”，韓村河一家一幢別墅，劉莊一家一單元四層470多平方米，南街村住新樓房只帶上自己的衣被，樓內的家具、彩電、冰箱、電話、空調、灶具等全由村上統一免費提供。至于村上的綠化，稱得上綠樹成蔭，鳥語花香;村民職工的文化生活，有公園、圖書館、文化室、俱樂部、體育場有各種球類、運動器材(村民職工宿舍周圍也有)、文藝宣傳隊或戲劇學校經常為村民演出。

　　管理民主，公有共富

　　管理民主。只有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企業，村民都是村一二三產業的主人，才能有管理民主。這些村繼承發揚了大慶人的“三老”、“四嚴”、“四個一樣”的主人翁精神和“鞍鋼憲法”“兩參一改三結合”大搞群眾運動的管理。即使縣上很不錯的局長，回村上當不好辦公室主任也得免去而無下不為例可言。這與那些將地賣給私企和外商老板，讓村民在自己村、自己的土地上提心吊膽地給資本家和地主當雇工，受剝削的所謂“城鄉一體化”完全是兩種制度兩層天。村民哪有民主可談，怎能參加老板企業的管理。因而，只有這樣公有共富農村城市化的村民，他們永遠都是村一二三產業的主人。現在有這樣的標準：你在職場上是否掌握自己的命運?升職加薪是不是自己說了算?你身邊是不是總有靠著背景、出身、靠山往上爬的同事，不管你做什么，都不如對方拿的好處多?如果你的回答都是負面的，就進入了上班奴的行列。富士康的工人就是跳樓自殺的真正上班奴。全國“一刀切”搞的包產到戶后，基本上都走上兩極分化，年富力強的村民妻離子散、背井離鄉外出打工謀生，有的被黑磚窯、黑煤窯老板逼死還不知道，不少農村真正成了993861部隊的戰爭景象村。就以沈浩書記帶領小崗村13人一行重返南街村考查學習中，當年分田單干的18位發起人之一的閆宏俊老人在南街村深有感觸地說：“分那一畝二分地，現在只能管溫飽，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殘也料理不好，不是荒著就是廉價賣給了那些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那一畝二分地束縛住了手腳，邁不開步子呀!”小崗村是國家抓的“典型”，國家撥款、社會各方救濟都是這樣子，全國都學習小崗村的其它村就更可想而知了。

　　向誰學習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中央提出社建設會主義新農村后的一個時期，網上和多種新聞媒體熱炒中國有“3萬公務員”或“35萬公務員”擬去韓國考查“新農村”，一些地方成群結隊去韓國學習“新村運動”。但東北某省會城市一個村的黨支部書記老徐同志去后回來的感受是：“花了上百萬，啥也沒學著”。他是該市第六批(每期20名，人均花萬元)去韓國培訓的黨支部書記。人家韓國的有關人員就說，你們這樣成群結隊來，作為旅游可以，但并非能學到你們希望學到的東西。因為韓國的國情是，有4 800萬人口，城市人口比例高達93%，農村人口只占7%，糧食60%依賴進口。即使韓國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新村”運動對韓國起到了某些作用，卻也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新村運動。但有13億人口的中國，其中70%農村人口，如果糧食60%靠進口，哪個國家能供得起?即使能供起，中國人用什么去買。這樣的“考查”和“培訓”不知給國家浪費了多少冤枉錢。看來像給小崗村這樣的投資和學韓國新農村，國家是投資不起的;“啥也沒學著”，豈能解決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問題。要不是這位老徐同志一針見血擊中要害地說了這句老實話，如果要讓我們的官員特別是組織者繼續這樣鬧下去，那不知道會將其吹成什么樣的“政績”工程，還不知道有多少省市的農村黨支部書記要到韓國去再花“考查”、“培訓”的冤枉錢。現在不少高校年年都要派出好多人去美國等國家學習管理，但越學越西化，越脫離中國的實際(只能說和國際接軌)，越來越不貫徹執行黨的教育方針，將又紅又專的培養要求都從原來的教育計劃中刪除了。使教育機關化，從而導致教學、科學技術、科研成果上的弄虛作假，以官論學術，有官就有學術，花錢就能買到博導，伙食科長也申請博導，幾十個教授爭一個處長的中國創造……最近又冒出萬名中小學校長去國外學習減輕學生負擔。其實我們國家就有減負的成功經驗。如1965年7 月3日毛主席對《“北京師范學院一個斑學生生活過度緊張，健康狀況下降”材料的批示》，后稱“七三”指示：“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如何請酌。”1964年春節談話也提到：“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于緊張狀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并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活動”。現在，更過之而無不及。對如何辦好高校，毛主席于1958年就明確指出：“高等學校應抓住三個東西：一是黨委領導;二是群眾路線;三是把教育和生產勞動結合起來。”還有《毛主席論教育》中把我們現在出現的好多問題都已經說清楚了。就以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小學、中學各五年的十年一貫制教育也是對中小學教育的成功改革，讓學生參加一定的工農業生產勞動等，這就很好。現在卻將其一概否定而學習西方，將教育推向市場，不是為培養人才，而是搞花錢、升學率和高學歷競賽;當官的買學歷，讓秘書代讀博士;大學畢業就業難，甚至是失業，與農民工爭飯碗這樣最大的失敗。這大概是錢學森同志說的培養不出拔尖人才的原故吧!然而這些共富村不僅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方面創造了奇跡，而且在辦教育方面堅持又紅又專，德育為首，以德促智，全面發展，提高質量的辦學原則;不求人人升學，但求人人成才的辦學指導思想和思想好、技術好、身體好的“三好”人才觀和人才標準，并特別強調對“三好”的要求。

　　其實這些共富村，黨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政協和各部委的主要領導都去過，參觀、調研后都給了充分的肯定，并給予很高的評價，僅黨和國家級領導的題詞就沒有：“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加強基層組織建設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發展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中央組織部命名的“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國家民政部命名的“全國模范村民委員會”、農業部命名的“全國文明鄉鎮企業”……但都是一看而過，詞一提就完，牌一掛就了。未曾見到按他的題詞和表態那樣宣傳過。有的大領導到共富村所在地考查時，寧肯去寺院鳴鐘引起反感，卻也不去共富村參觀考查，只是將村

　　領導請來匯報一下就行了，也不表態。唯獨前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長、開國上將張愛萍老將軍是真的，于1994年7月1日《人民日報》以顯著的位置發表了他《懇請播放紀實電視片<南街村>》。7月24日他收到廣電部副部長、中央電視臺臺長楊偉光親自簽名的來信。信中寫道，關于南街村的紀實電視片在地方臺30分鐘里已經分兩次播出。同時表示依據張愛萍的建議及廣大觀眾的要求，“決定在7月30日晚上重新播放”。當天晚上張老將軍全家及其工作人員，并通知有關單位及所有能通知到的同志都通知到了，都提前或準時到電視機前收看。但當晚農村節目中沒有它，21時過去了也沒有;22時、23時過去了，也沒有。工作人員打電話問怎么回事?中央電視臺總編輯室回答：因技術上的問題，沒有播放出來。8月份過了，中央電視臺還沒有播出來，再問一問，回答有安排，誰也說不清什么時候才播放。那就等著安排吧。這大概是觀眾看后對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反映太強烈了，才不敢播放了。這不能怪電視臺臺長。就是胡耀邦總書記1981年8月8日去劉莊考查包產到戶的“釘子戶”史來賀后，贊成并支持了史來賀帶領社員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農工商多業綜合發展之路，工作組才不逼劉莊搞包產到戶而溜走了。像這樣有關農村發展前途命運的大事，中央各種新聞媒體都沒有報道。據說是怕“唐僧”給念“緊箍咒”。中國這“唐僧”真夠厲害的呀，都敢給總書記念“緊箍咒”!要不，郭沫若為什么要“千刀萬刮唐僧肉”‘呢?這樣的唐僧就該如此。看來要宣傳共富村走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多難呀!從此，張愛萍老將軍決定親赴南街村考查看看。這年，他已經84歲高齡了。看后，當南街人請他留下墨寶時，他欣然揮筆寫道：

　　山窮水盡焉無路，

　　柳綠花紅南街村。

　　各盡其勞同富裕，

　　美好未來奮勇奔。

　　對我們自己按照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創造的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村民永遠是主人的農村都市，說輕點如果是民族虛無主義的態度，那是非常危險的，必然走向赫魯曉夫全面否定斯大林開始，經過他的第二代到第三代戈爾巴喬夫則將蘇共解散了，蘇聯解體了。現在的俄羅斯對蘇聯衛國戰爭的肯定，頌揚和大慶祝，就是對斯大林的肯定，對赫魯曉夫叛徒集團及其繼承者的聲討。這說明共產黨內的叛徒還不如愛國的資產階級。看來中國不會出現葉利欽，因為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已經將葉利欽的基因轉進去而熔為一體了。十八大后，人們有希望了。

　　毛主席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要建設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新農村這項艱巨任務的“橋”和“船”就是公有制經濟。現在這些共富村已經將橋和船造好了，再不要硬在那兒閉上眼睛、堵住耳朵，不聽不看，還在裝好漢拆橋賣船摸石頭過河——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了。

　　社會主義新農村必須符合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本質!

　　公有制的集體經濟是建設共同富裕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橋”和“船”!

　　三不一少拆橋賣船硬要摸著石頭過河只能是死路一條!

　　向開國上將張愛萍老將軍學習，致敬!

　　打鐵先需自身硬，寄希望于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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