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同樣12歲的孩子，一個告訴記者，自己的同學越來越多，班里已經有80人了;而另一個卻說，班里的同學越來越少，只剩下十八九個了。

　　前一個孩子家在城里，后一個孩子家在農村。

　　這樣的現象在全國各地屢見不鮮。城鎮化的大趨勢中，越來越多農村家庭的孩子進城讀書，對農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影響都是全方位的。

　　設施完善無師生，農村學校多空殼

　　一些許多設施完善、建造標準頗高的農村學校，昔日有幾百人、上千人。如今，有的僅剩下幾十人甚至完全荒廢，少數捐建的希望小學甚至變成了祠堂或者垃圾回收站。

　　希望小學變垃圾站

　　新華社2013年報道稱，貴州省凱里市龍場鎮一所35萬元建成的希望小學,投入使用了僅一年半時間就被棄用,漸成垃圾站。

　　記者在凱里市龍場鎮采訪時看到,這所希望小學建在老山村一個斜坡上,該地被村民稱為“岔河”,周圍大山陡峭。老山希望小學有兩層教學樓共8間教室,教學樓內外均堆滿了廢品和垃圾。記者注意到,教學樓的瓷磚、門窗基本都是新的。當地村民說,這所希望小學已棄用很久了,目前是一個外地人在這里回收加工廢品。

　　根據學校的紀念碑文,老山希望小學由省外一家慈善基金會捐款20萬元,凱里市政府配套15萬元修建,占地3.5畝,建筑面積460平方米,2009年3月投入使用。“希望小學的建成可解決老山村、漁洞村等5個村200余名適齡兒童上學。”碑文寫道。而村民告訴記者,希望小學學生最多時僅30余人,到2010年9月,只剩11人。為何計劃和實際學生人數如此懸殊?

　　凱里市教育局黨組書記龍運國說,該希望小學前身是龍場鎮老山村教學點。2008年,因地質災害和雪凝災害,教學點成為危房。正好龍場鎮政府此前有計劃,將原老山村整體移民搬遷。為方便搬遷后的村民,也因為“岔河”已算是多山的貴州一片相對開闊的土地,于是當地將希望小學定在此處。但后來整村搬遷難度大,多數村民未按原計劃搬遷過來。而新建的希望小學離村寨較遠,山路危險陡峭,致使學生人數一直很少,“確實浪費了教育資源。”龍運國說。此后,又有一些學生隨父母轉到鎮上讀書。2010年,貴州凱里至余慶高速公路規劃又需通過此處,征用了學校占地,僅剩下的11名學生也全部轉入龍場鎮寄宿小學就讀。

　　從建成使用到廢棄,投入35萬元的希望小學僅使用了一年半時間。

　　據統計,貴州是依托“希望工程”援建小學數量較多的省份之一。貴州省青基會秘書長陳保國表示,“此事仍值得青基會及各地政府反思,進一步完善工作機制和方法,加強彼此的溝通銜接,不辜負廣大捐建人的愛心。”

　　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一些地方過去援建的希望小學被空置或挪作他用的情況呈增多趨勢。普通的農村學校也出現相似情況。

　　農村只見學校不見師生

　　山西省臨縣是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農村學生流失嚴重，多數農村學校幾成空殼，留下一所所空落落的校園和一幢幢裝修精美的教學樓，在小山村顯得格外扎眼。

　　王家坪村地處臨縣西部，因“大學生多”成為全鄉最有名的“文化村”。記者在走訪時發現，該村有兩所小學校，共計23間教學用房，而學生全部流失，空殼學校成為全村最高檔的建筑。

　　路邊端著碗吃飯的一位村民指著空落落的校園告訴記者，西邊的窯洞曾經也屬學校，后來因為用不著了，便賣給了村民，留下三間窯洞并另修了兩間平房，筑起圍墻就形成了獨立的校園。

　　同樣，在周邊的新化村、喬家坪村，都是窯洞、平房以及圍墻得“標準組合”的校園，同樣沒有師生。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后來，王家坪村又多了一所新修的學校，窯洞加平房共18間。記者在新學校看到，校園東側二層樓的教室不見任何教學設施，堆放了一堆堆雜物，教室內墻上的水泥黑板向人們昭示這是學校的教室。在另一間教室的黑板上，用粉筆歪歪歪扭扭地寫著“王家坪村是臥虎藏龍”幾個大字。

　　一位村民告訴記者，新學校修好后，還配上了桌椅、電視、光盤等教學器材，全村十多個學生搬進新校園，“上面來人攝了像”。可好景不長，半年后，學校即“倒閉”，教學器材現在都不知去向。

　　多位村民告訴記者，這樣高檔的學校閑置實在可惜。有家長反映，學校關門后，村里的孩子們有的去了鄉鎮、縣城上學，有的干脆棄學務農、打工。外出求學的，父親在外打工，母親做飯陪讀，“農田沒人種了，家庭負擔更重了”，同時也滋生不少問題。

　　一位教育工作者告訴記者：“以前是一村一校，現在是一鄉一校”。記者在臨縣走訪了數十個鄉村，大都只見學校不見師生。知情人士稱，閑置的這些外觀“高大上”的校舍在臨縣的西部鄉鎮并不多，實際多集中于離縣城較近的鄉鎮。

　　教育“小移民”猛增 城市學校不堪重負

　　在農村學校就讀的學生越來越少，而大量涌入城市的教育“小移民”卻讓城里學校越來越不堪重負。

　　據教育部有關部門負責人介紹，截至2013年底，全國義務教育階段的農民工隨遷子女達1277萬人，占到義務教育學生總數的9.3%，其中超八成孩子進入輸入地公辦學校就讀。

　　縣城小學越來越“胖”

　　在河北省順平縣，為了讓孩子進縣城讀書，順平縣的農村家長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位于縣城東部的順平縣實驗學校小學部是該縣辦學條件和教學設施最好的小學，家長們習慣稱之為實驗小學。它和位于縣城西部的逸夫小學，成為鄉下進城小學生的主要就讀地。

　　順平縣沒有寄宿制小學，為了讓孩子能到縣城讀書，家長們采取了各種辦法。有的在縣城買了房子，有的租房子，有的借住在親戚家，還有的把孩子托付給“小飯桌”。

　　“現在供一個小學生的花費，趕上供一個大學生了!”神北村劉大姐的女兒在省會一所大學就讀，每年學費4700元;兒子在縣城讀小學，每月要交給“小飯桌”450元。

　　而高大姐為了孩子上學，則花12萬元在縣城買了套房子。她慶幸自己早在2008年孩子剛上幼兒園時就舉債買了房，不然現在買一套同樣大小的房子得花近30萬元。

　　“下學期，我們小區這些‘小飯桌’商量著每月要漲50元。”一位經營者告訴記者，因為小區物業收取的費用高，普通家庭每噸水只花2.5元，“小飯桌”要交5元，所以只能漲價。這家“小飯桌”聘請了3個工作人員，一個接送孩子，一個輔導作業，還有一個專門做飯。

　　記者了解到，圍繞進城小學生當地已形成一條產業鏈：有負責學生吃住的，有專門開車接送的，還有人將農村來的孩子聚在一起收費補課的，而據家長指認，這些經營者中不乏教育系統人士，甚至個別學校的領導。

　　2013年秋季開學，逸夫小學一棟新的三層教學樓投入使用了。但這樣仍舊容納不下該校所有的學生，一二年級的學生仍要安排到原來的校區上課。

　　一位該校的老師回憶，學校最初只是一所村辦小學，七八個老師，200多名學生;而今，教師達到100人，學生已經達到了1000多人。另一位老師介紹，自己所帶的班級，一年級時有70人，二年級時增加到80多人，無奈之下便在三年級的時候進行了分班，剩下60多人，結果寒暑假又轉來了一些學生，又增加到了80多人……

　　同樣的情況也在實驗小學出現。一位熟悉情況的人士介紹：“2009年全校才有31個教學班，現在光一年級就有8個班，而每個班都有七八十名學生!”

　　因為學生太多，逸夫小學的課間操有點見縫插針的感覺。操場只能容下五六年級的學生，四年級的學生放到兩棟教學樓之間，而三年級的學生則安排在南側教學樓和校門之間的空地上。

　　而在實驗小學，一位三年級的孩子告訴記者，課間只允許上廁所，然后必須在教室里待著，不能到教室外玩耍，有班長專門看著。因為老師害怕孩子們跑起來發生沖撞，引發事故。“學生的作業太多，中午也留，還要家長簽名。”一位家長認為，這也許是因為老師管不過來，讓家長幫著管。

　　大城市流動兒童上學難

　　2013年5月，全國婦聯發布的《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顯示，全國流動兒童規模達到3581萬(流動兒童指隨務工父母到戶籍地以外生活學習半年以上的兒童)，流動兒童在個別省份也非常集中，北京每10個兒童中就有3個是流動兒童。

　　近年，北京、廣州、上海等流動兒童集中的省市也制定了一些向流動兒童傾斜的教育政策，只要辦齊相關證件、通過申請流程，流動兒童也可以在當地就學。

　　辦齊“五證”就可以上學，但是辦“五證”對于農民工來說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他們當中大多工作不固定、居住地點不固定，“五證”中的“務工就業證明”對他們來說就是個大難題。另外，辦齊“五證”也不能上學的農民工子弟大有人在。

　　2012年春天，從河南來的農民工周小獻的兒子剛滿6周歲，為辦齊能讓兒子在北京上學的證件，周小獻的丈夫坐火車往返老家兩次，托親戚、求朋友，好不容易辦成，卻因為學校簡單的一句“名額滿了”被拒之門外。周小獻認為學校的理由讓人無法信服：“我們來回跑，耽誤工夫、少賺錢，我們也都認了，但最后耽誤了小孩上學，這可是大事啊。”孩子上學不能再拖，周小獻只得讓兒子進了附近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北京市大興區舊宮鎮明園學校，就讀一年級，“我們還是想讓他轉到公辦學校去，先在這邊上邊想辦法吧。”

　　據北京“農民之子”文化發展中心的王春華透露，很多農民工家長反映，公辦學校根本進不去，而所謂的“辦齊五證便可就學”也不是那么簡單，有的學校交借讀費也是明面上的事。對此，北京市教委相關負責人回應說，北京市在義務教育階段不存在“借讀費”。

　　今年春季開學第一天，明園小學的家長在送孩子上學的路上都收到了舊宮鎮教委辦發出的“致明園學校學生家長的一封信”，信中告知學生家長明園學校即將拆遷，請家長早做準備。一時間，家長、小孩紛紛亂了陣腳：學校拆了，我們去哪?

　　就讀明園小學四年級的王京鑫說：“媽媽說學校拆了我們就回家了。我也想回家看看，我從來都沒回過老家。但是我不想回家讀書，家里的老師說話我都聽不懂，上的課也不一樣。”談起學校要拆，王京鑫的同學們都“炸開了鍋”：“大家都不想回去，但是爸爸媽媽說沒辦法，他們工作的市場也要被拆了，只能回家去了。”

　　但是，農民工子弟想返回戶籍所在地上學也沒有那么容易。

　　自2013年9月起，首部全國性《中小學生學籍管理辦法》正式實施，我國開始建立全國統一的學籍信息管理制度，實行全國學生“一人一號”。

　　明園學校作為北京市已經通過審批的打工子弟學校，其學生在轉出、轉入時卻遇到了問題。明園學校校長張哥真告訴記者：“我們學校早在去年就已經錄入學籍了，可是在轉出的時候才發現不被外地接收，我們這才得知我們的學生編碼沒有全國聯網。”全國統一編碼并與身份證號碼關聯，終身使用，這就意味著沒有統一編碼的農民工子弟在上學時成了“黑戶”。

　　對于農民工子女的學籍問題，王春華也深感擔憂，“那些獲得審批的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學生信息錄入了當地的教育機構系統，卻沒有正式聯網，目前他們也沒有享受到與公立學校學生同等待遇，比如統一學籍學生可以享受的公交優惠等。”

　　只有不到10%的農村孩子在城里就學，就已經讓城市不堪重負、難以接納了。隨著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的推進，今后還會有大量隨遷子女進城，我們的城市，該怎么辦?(半月談網綜合新華社、中國教育報、河北日報、新京報等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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