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中央提出要對農村的土地確權發證，并要在五年內完成。發放土地證以后，農民土地私有的觀念就會強化，這種強化在城鄉結合部表現得尤其明顯。從這個角度來看，這種村集體所有、農戶承包經營的制度安排，可能會成為從集體所有制向私人所有制過渡的中間階段。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多次出現，村社制度都是通過集體耕種，然后是農戶承包，最后完成向私有化的過渡。很多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都認為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但從備受各界矚目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來看，我認為，中央還是比較謹慎的。《決定》重申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維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并保持長久不變。如果從類型學的角度來看，農地可以分為耕地、林地、宅基地和集體建設用地四類，《決定》提及了其中的三類，沒有涉及到林地。

　　首先，我們來談林地。全國共有林地約為45億畝，歸集體所有的28億畝，其余的是國有資產。1982年的時候，林地分了一次，但效果不好。因為有兩個問題沒辦法解決，一是防盜問題，二是防火問題。我的老家就是這樣，林地分了以后就有人開始偷樹，有的大隊原本好好的林地，在幾個星期內就被砍伐成了荒山禿嶺。發現這種情況以后，大部分地方就把這項工作停了下來，所以1982年林地分得并不徹底。從十七屆三中全會開始，國家對集體林權制度進行大面積整改。在此之前以福建作為試點，然后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推廣。規定林地的承包期為70年，而且林地是有抵押權的。

　　其次，是18億畝耕地。中央對耕地的規定是比較謹慎的。在維持原有制度不變的前提下，通過確權來加快土地流轉，以實現土地的適度規模、連片經營。對于適度規模的這個度，各個地方情況并不一樣。以上海為例，松江區是以80～100畝作為適度規模，而在奉賢區，則有200畝、500畝，甚至1000畝。此外它還必須是連片的。1982年分田到戶的時候，按照土地的好壞、遠近來進行分配。在南方，一個農戶大概會有五六塊甚至七八塊面積狹小的土地，極其分散，它的經營成本就變高了。現在要實現連片經營，就要進行土地平整，興修機耕道、水渠等，這些成本也是由政府財政來投入。連片經營以后，就解決了農田水利灌溉里“最后100米”的問題，也就是支渠到農田的問題可以解決了。

　　再次，就是宅地。中央文件把地產和房產分開來講。對地產的提法是比較謹慎的，“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選擇若干試點，慎重穩妥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探索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渠道”。這里值得注意的是體現中央謹慎之處的“試點”一詞和最有爭議的“轉讓”一詞。2007年開始生效的《物權法》規定，農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是一種物權，意思是說它不是一種債權。農民的承包地以前承擔向國家交稅和向集體繳納三提五統的義務，因此，可以理解為它是一種債權。當土地不再負載稅費負擔了，它就變成一種物權，就是純收益了。在羅馬法里，物權是一種私有權。但在我們對物權的規定里面，土地和宅地不準抵押，也不準買賣。這就帶來一個問題，農村金融怎么辦?因為農民沒有任何抵押，農村經營怎么進行融資?但如果可以抵押，這個抵押權在本質上并不從屬于承包權，它是屬于所有權的。轉讓應該被理解為一種買賣，因為轉讓和自由買賣沒有什么區別。所以很多人就理解為村集體用地和宅地可以私有了。按照現有的法律法規，對于宅地，村集體擁有所有權，農戶有使用權，宅地上的房屋的所有權屬于農民。而房地產里房和地能不能分開，它怎么分?這是一個待解決的問題。

　　在我看來，林地可以抵押，農地也可以抵押，但是抵押的不是承包權，而是經營收益權。因為林地和耕地可以產生穩定的收益，可以把這個穩定的收益預期進行抵押來獲得貸款，但承包權還永遠是農戶的。唯獨房地產，也就是農民的房子怎么辦?如果農民的房子抵押掉了，到期無法償還抵押款就要失去房子，而我們又同時規定宅地是歸村集體所有的，這里就有矛盾了。所以，分歧就在這個地方。

　　《決定》里還有一句話，就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按照馬克思的經典理論，在所有的要素里面，土地是起決定性的，是核心要素。根據主流經濟學的觀點，正因為土地的產權不確定，流轉的過程中就發生了大量的摩擦并導致交易成本上升，這對經濟運行是不利的。現在中央提出要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他們就理解為是向私有化推進。也正是考慮到這一點，對于農民房屋的轉讓問題，中央就規定，第一要選點，第二要穩妥推進。因為中央明確說了，其目的是“探索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渠道”。為什么寫這樣的話?是因為中央對農民是有承諾的，那就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何為小康?其他的都是軟指標，唯獨農民收入翻番是硬指標。一般說來，農民的收入由農地收入、打工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支付四部分構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人提出來通過農民住房來增加其財產性收入，以確保預期目標的實現。宅地要想盈利的話，在城鄉結合部，或者是那些風景比較好的地方，是可能的。廣大的農村不可能存在這種機遇。一方面，宅基地的私下轉讓在全國范圍內已普遍發生，有其客觀性;另一方面，大量的宅基地荒蕪現象也是普遍存在，特別是在一些偏遠山區。總之，想要通過宅基地做文章來增加農民的收入，只能是少部分的，不是大量的。所以，通過宅基地來讓農民獲得普遍的增收，我的判斷是“幻覺”。

　　最后，村集體建設用地。如果此類地予以放開，在當前監督和約束缺位的情況下，大量的款項會落到村長、村支書的腰包里，為“小官巨貪”創造了更大的生成空間。大量農民外出打工以后，對土地的性質一片模糊。農民最清晰的就是祖上傳下來的宅基地。這些是我的一些憂慮，我大體上同意首先要有試點，然后穩妥進行，否則是要出問題的。如果有人把這個理解為和新型城鎮化相關聯，那就更可怕了，甚至有人說這是“二次土改”，就有點胡說的成分了。他們沒有去調查和研究就把非常復雜的東西高度簡單化了，以為往前推進就是好的。其實，有的時候往前推未必就是好的。當摸著石頭過河的時候，前面的石頭砰砰地往下掉也是有可能的。知道伸腿就要知道收腿。摸到了石頭就往前跨一步，沒有摸到就再摸摸看。

　　土地增值和工商業的大規模引入密切相關。工業化帶來人口集聚，進而有了住房、交通、教育、醫療和商業設施等需求，從而帶來土地增值的可能性。去年我去東莞，很多村里原本建了很多廠房，有的就一次性出租了，拿到幾千萬。有的是每年都有租金的，多的有上千萬，所以每年都要發放一些分紅，但是在這種村里誰是村民成為一個問題。關于村民的定義是五花八門。那些嫁出去的是不是村民?去世的是不是村民?新出生的是不是村民?嫁進來的是不是村民?這背后有巨大利益，各地的規定都不一樣，而且新一屆地方政府產生后出臺新的規定也是有可能的。

　　另外就是小產權房。大量小產權房利用的是村集體建設土地，有一部分甚至是耕地。它的價格要比正常的商品房低50%以上，如果這部分放開了，城鄉結合部的農民蓋房子賣給城里人的趨勢將蓬勃發展。我是有這個擔憂的，相關政策的制定要非常謹慎。

　　【本文由華東理工大學王欣和袁中華根據錄音整理，并結合作者在不同場合就同一主題進行的闡述做了修訂和補充。未經作者本人校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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