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先民自7000年前開始馴化野生蠶和野生稻，并且由此逐漸形成傳統農業以來，偉大華夏文明之源遠流長，乃在于她的立體化的循環兼業的農業從來都是有機的;奠基于其上的“男耕女織”為標志的兼業化家庭資源的組合投入蘊涵著深刻的農戶理性;相應地，聚落而居的鄉土社會內涵具有內部化處理外部性問題的村社理性。

　　這兩個東方特色的經濟理性，從來是有利于維護生態環境和人類可持續的。

　　出于對歷史真實經驗的尊重，我的兩個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學習中達到較高國際性程度的博士生2010年翻譯出版了《四千年的農夫》——100年前的美國農業學者富蘭克林.金博士到中國調研小農村社制經濟，不僅認識到中國農民數千年來形成的有機、兼業化的農業，在切實而有效地在養活了世界最大規模人口的同時也最好地維護了資源環境的可持續;而且，他還對比了西方人(借助船堅炮利的殖民化粗暴占有土地)形成的美國大農場才搞了100年就嚴重地破壞了資源環境的教訓。

　　如今翻閱此書，富蘭克林的實地調查和比較研究得出結論，可謂既簡單又深刻——百年輪回而已。也因此，這本書在發達國家和在除了我國之外的發展中國家流行了近百年。其實，如果那些指稱中國落后美國幾十年的書齋農業學者愿意實事求是地做點比較，客觀效果本來也很清楚：美國的資本深化的大農業用了29億畝耕地和數百億美元政府補貼，才生產3億多噸糧食;中國用差不多一半的土地(18億畝耕地中的約15億畝)和不到一半的補貼生產了5億多噸糧食。若以單位面積計算農業效率，中國仍然是土地產出率最高的國家。

　　誠然，事物總是表現為矛盾的兩個方面互相不斷地走向自己的反面。最近20年間各地盲目追求農業現代化和農村資源資本化近乎荒唐到自斷股肱的地步，早就被聯合國專家批為邯鄲學步;有關部門過于短視地跟風上個世紀蘇聯“斯大林主義”和美國“福特主義”并駕齊驅的大農業，才導致中國農業單位面積的化學化程度躥升到世界第一，農業隨之也勢所必然地成為了整個中國面緣污染最為嚴重的領域!而隨伴著這個激進的農業產業化大潮洶洶而來的，則是食品質量與環境安全等影響穩定大局的社會群體性治安事件愈演愈烈……

　　于是，我在近年來的各種發聲中不斷提示：中國自從1990年代一度放棄執政黨作為基本制度的三農政策導向而發生了單純強調農業產業經濟的方針問題，不僅有悖于國情而且直接造成了最近20年追求產業化、資本化之中必然導致的農業過度依賴化學化;已經符合邏輯地制造了嚴重的污染和安全“雙重負外部性”!這也是三農問題之所以反反復復地被強調為國家戰略的“重中之重”的客觀前提……

　　終于，人們在單純追求農業GDP的反科學發展的方針政策所帶來資源環境大規模被破壞之后，在2007年重新認識到需要強調“生態文明”(見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在2008年重新確立了在未來2020年要實現的農業發展目標是“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農業(簡稱“兩型農業”，見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文件)”。這些戰略和政策調整，體現的應該是“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之古訓。

　　而在這種國家宏觀戰略全面反思和農業方針政策出現重大調整的關鍵時期，蔣高明這本書的出版，就顯得恰逢其時。

　　不過，蔣高明這本書可不僅僅是為了證明2007年執政黨強調“生態文明”和2008年強調“兩型農業”的正確性;而是心無旁騖地開展6年科學實驗的結晶。也就是說，在國家領導人高瞻遠矚之前，堅持實事求是這個基本原則的科學家就已經先期開展腳踏實地的試驗了。中央政府的英明決策，大體上與“引無數英雄競折腰”的民間努力交相輝映。

　　與之呼應的另類民間努力是，此前的2003年，我們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創辦了鄉建學院，隨即開展的新鄉村建設多種活動中，“生態農業和環保農村”算是個本源于基本國情和鄉村實踐的指導思想。當年培訓和發動農民組建了多個有機生產者合作社。在鄉建學院的立體循環有機農業初步成型之后的2005年，盡管那時候我還不認識蔣高明，但就在他醞釀著要回家鄉開展科學實驗的同一時期，我們強調新鄉村建設要借助國際社會廣泛認可的“公平貿易”理念，在城市開展市民消費者的有機消費合作社建設，通過市民分擔有機農業的機會風險來帶動農民有機生產者合作社的產品在城市銷售;以此促進城鄉統籌……

　　2007年4月我們從河北翟城村的立體循環農業試驗基地撤出，同一年恰是蔣高明回到家鄉農村開展有機農業試驗;真可謂前赴后繼，交相呼應!也許是由于從事類似的、相對于全球發展主義主流而言顯得比較超前的試驗，遭遇到不少相似的困境，于是，我們在2008-09年進一步拓展北京市海淀區產學研基地的市民農業項目中走到一起……

　　蔣高明認為，現代農業科技采取的是與大自然對抗的辦法，不從造成糧食安全的源頭開始治理，盲目學美國，讓少數人養活多數人，長期下去是很危險的。

　　我非常尊重這個在理念上不約而同、實際上卻是在不知不覺中跟我們走到一起的科學家，更看重他在家鄉農村的科學試驗;因為，這對我們開展的在地化的社會科學試驗具有很好的互補性。自然科學家的試驗，得出的顯然是一種“只要沿著同樣的技術路線就能夠重復得出”、更為清晰可見的科學成果。那么，從方法論的科學性上看，他在20畝貧瘠土地上的有機種植盡管面積不大，但比起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研究，不僅是更具有普遍意義的，也是更具有學習和推廣價值的。

　　為了檢驗有機農業對土地內在具有的生態修復作用，蔣高明租用的實驗地是村里的低產田，曾經是建筑垃圾的堆放地，土層只有20厘米，下面是碎石。在這種土地上，蔣高明堅持“六不用”：不用化肥、農藥、除草劑、添加劑、農膜和轉基因技術。靠農家肥提高土壤有機質來獲得高產。開始試驗的2008年，小麥和玉米兩季加起來才收1000來斤，第二年也如此。到了2011年，小麥畝產 900斤，玉米1100斤，比周圍農田畝產多一倍。

　　人們通過這個在地化的科學實驗可以認識到：有機種植可以使低產田變成高產的“噸糧田”。

　　有機農業幾乎實現糧食產量成倍增加的科學成果，客觀上消除了有關部門以有機農業降低產量而拒絕予以政策支持的借口。

　　同時，這個實驗在農業成本上的節約更值得關注。根據蔣高明的計算，山東一帶種植6種作物，實際需要打23遍農藥，人工成本加農藥費每畝為445元。而采用物理+生物方法，算上電費、人工費和工具費用，合計每畝為58元。亦即，生態防蟲的成本只有農藥防蟲成本的13%。

　　蔣高明坦然承認，有機農業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精耕細作，產量才能高，這樣生產出來的糧食，價格上如果與普通糧食價格完全一樣，農民就只會留給自己吃;要想進入市場，價格應該有差別;有機糧食價格增加到4-5元1公斤的時候，畝均土地收益將提高到3000元左右。這樣，多數農民會愿意改為有機生產。

　　如此看來，社會上很多不搞科學實驗的批評者關于有機農業產量低、成本高的說法都被蔣高明的科學實驗所“證偽”。

　　進一步看國家宏觀投入政策對生態農業的支持，則道調整的方向也很清楚：政府只需把“第十二個五年計劃”治理污染費用的三分之一、大約相當于國家自從開展新農村建設以來每年平均三農投入的一萬億，用于在中低產田改造中主要支持生態農業，同步開展符合“兩型農業”要求的立體循環經濟建設;而對生態農業而言，只需要使用一半左右的化肥，農藥使用更可以大幅度減少。這樣，足以保證中國糧食生產在不再成為最大污染源的前提下增加30%以上的總產量。此外，只要維持住每年5億噸糧食產出，就可以減少轉基因食品進口，實現食品安全與降低國家糧食風險的雙重正外部性。

　　如此一舉多得、利國利民的政策調整，政府何樂而不為?這，也許是蔣高明們百思不得其解的。

　　十多年前，在中央政府剛剛接受三農問題為“重中之重”的時候，我曾經發表文章“市場失靈加政府失靈：三農問題面臨雙重困境”。那標題本身就很清楚地把問題的實質點到為止地提示出來了。后來學習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看到執政黨明確指出了“利益結構多元化”的制約作用，也就意味著明確指出了不同部門與利益集團之間客觀存在某些利益相關性，已經成為國家政策從制定到執行的內在機制。據此再看當年這標題，似乎仍然適用于解釋政府“何樂而不為也”……

　　蔣高明的實驗農場取名弘毅，語出曾子“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之意。中國的蔣高明們，仍然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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