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林春

　　“鄉村與革命”是晚近中國的經典話題。這不僅因為中國成就了一場世界史上絕無僅有的、大規模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社會革命，也不僅因為這場革命使在“現代”語境里一向被視為落后或“前政治”的農民大眾成為塑造新社會的主體，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為在我們經歷了改革風云流變、全球化導向的今天，重新面對著農村向何處去、中國向何處去、乃至世界向何處去的問題。

　　呂新雨這本書，匯集了她與秦暉論戰的重要文章。她在專業影視傳媒、推動諸如新紀錄運動，并涉獵宏觀理論的同時，也由研究梁漱溟而對農村問題產生極大興趣，熱情投身于其歷史、前景及當前政策的討論。她思路敏捷，眼界寬廣，遇到相關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中的艱深之處，亦知難而上，細細推敲，提出獨到的見解。因此能在辯論中針鋒相對，對主要分歧作出清晰的梳理和精彩的回應。

　　這場論戰的直接背景是三農危機。農村改革的成就，從扶貧減貧到免除農業稅，從落實九年義務教育到新農合等惠民政策的推行，固然不可忽視。但同時，亟待解決的、也是呂新雨關注的問題，是農地銳減，村莊衰敗，都市瓶頸，城鄉鴻溝;是鄉鎮政府的難題和債務，兩代農民工的奮斗與掙扎，失地而無業群體的生存困境;是老弱病窮無奈的嘆息，留守兒童失落的夢想，以及對非法賣地、占地的拼死抗爭。討論走出危機的決策，究竟是主流的城市化、現代化，還是另類的鄉村建設、鄉土中國?是新自由主義式的土地徹底私有化、農業全盤商業化，還是重建雙層經營中的集體一層、創造多種勞動聯合以及資金、種子、灌溉、農機、營銷等方面的合作形式?是秦暉等為代表的以“依附性封建主義”之時代錯誤而指斥共同體、“民粹主義”并國家保護，主張大資本下鄉而完成對中國農業的資本主義改造，還是呂新雨等倡導的立足本土、革新傳統、體現農民主體性和地方多樣性的社會主義的“新鄉土主義”?面對社會與環境的巨大壓力，主義之爭的不合時宜早已試錯。何去何從，成為今日中國十字路口的選擇。

　　辯論的理論背景，是對一廂情愿“接軌”的反思和批評，也是對修正史學、翻案風潮的思想斗爭。比如再評價中國革命，不少“學術”近年來專營土改之誤，乃至常見共產黨比國民黨反動，地主比農民進步之說。其要點，是在世界觀、歷史觀的層面以國家與個體之間的矛盾替代階級對立，同時旁置國家的階級性。這一概念當然有著直接的政治含義和現實指向。以中國地域之廣、歷史之長、發展之不平衡，可供反駁的史料文獻可以說浩如煙海。但其中關鍵的一點，正是陳翰笙、杜潤生等農村政策研究的前輩反復強調的土地革命的深遠意義：耕者有其田之外，它改變了舊有的社會和階級結構，特別是基層政權的性質和組織管理手段。農村問題之重，不僅在于人口大國必以農業為基礎，而且在于鄉土權力和權利關系對整個國家走向和政策的影響。改革中出現的三農問題，說到底也是政權問題，是為誰執政、為哪些利益服務的問題。20世紀中國走過的經由革命而實現中華民族的解放和社會發展，是三座大山逼出來的，與其它時空中的民族道路不同。堅守其歷史性、合理性的底線，才能理解為什么中國的現代轉型不可能亦步亦趨他人的模式。

　　呂新雨的闡發多有新意和洞見，她也仍然在繼續寫作和思考。例如，秦暉不斷引用的馬克思的論斷，即以農業和小手工業結合的、不斷自我再生產的封閉經濟能夠有效解釋停滯或專制，是有道理的。變革陳舊的生產方式也正是中國革命的本來目的。中國固然走不了美國道路，也不可能照搬任何其它既有的經驗，但如何在一個后集體時代克服作為傳統農耕文明基本單位的小農經濟，如何找到小生產社會化、開放化的非資本主義途徑，使自主自治的鄉土建設與由需求而不是利潤主導的大工業、大市場相連，是尚未解決的難題，需要長遠計議。社會主義終究要在人和社會發展與自然生態和諧的條件下，實現社會化的產業升級和高科技的知識經濟，造就新型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包括城鄉統籌、全員覆蓋的社會保障，尤其草根議政參政等直接民主的各種方法。同時，大生產又未必排斥、反而依賴于直接生產者的各類小規模自組織，從而發揮諸如地方特色產品、民間特殊工藝、民俗文化更新、社區互助網絡、綠色節能生活及公共秩序福利等方面的優勢。正如呂新雨等學者指出，認為城市化是解決三農問題根本出路的意見，不但輕視了發展主義的社會及環境惡果，而且錯過了現代格局中蓬勃擴展而不是漸被淹沒的“小生產”的潛力。對開放型小生產再生形式的探討，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這場論戰因其深度、水平、啟發性和現實性而值得推薦。讀過居高臨下、霸氣十足的秦暉的朋友，也一定要讀清新雄辯、后生可畏的呂新雨。她探求真理、挑戰權威的勇氣，她理論、歷史和現實研究的能力，都十分可貴。更值得贊許的，是字里行間她的本土立場和底層立場;概括為人民立場，應該是思想界求同存異的“最大公約數”。畢竟，只有以人民、以農民為本的進路，才能消除再次引發革命的根源，在中國歷史上最終分離鄉村與革命。

　　2012年5月5日

　　后記

　　大約在1999年前后，李陀先生主持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眾文化批評叢書”開始陸續問世，其志在推動本土的文化研究。蒙他不棄，我忝列為叢書的作者。當時向他報的選題為：“大眾傳媒與民工潮”，這是我一直關注的問題，為此，我已經搜集了大量媒體材料和個案，也是希望借此對大眾傳媒研究自我循環的格局有所突破，將其與重要的社會問題結合起來。但是，在列出了詳細的寫作提綱之后，在著手寫作的過程中，我越來越多地發現大眾傳媒本身深刻地受制于中國知識界對這一問題的認知，其報道框架既是社會思潮的博弈式體現，更受制于媒體人有意無意的認知偏好。因此，必須首先清理知識界的相關話語，才能夠找出媒介話語的主導性框架來源。與此同時，我也需要尋求和確立自己看待問題的方法和視野，以避免被局限于媒體框架之內而不能自拔。大眾傳媒的研究必須有大眾傳媒之外的視角與視野，才能夠破除傳媒中心主義劃地為牢的局限。我越來越深地體認到文化研究和大眾傳媒研究都必須與更廣闊的政治經濟的視野結合起來，——這是我開始介入“三農”問題及其論辯的緣起，也是我轉向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緣由。之后，不斷有朋友對我的寫作轉向表示驚訝，但其實原因很簡單，我需要自己先把問題想清楚、搞明白，才能繼續往下走。這就是為什么最初發表在2003年和2004年《讀書》雜志上的兩篇短文，一篇涉及的是“民工潮”的問題意識，另一篇則是針對秦暉先生代表作品《田園詩與交響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的讀書筆記。

　　之所以和秦暉先生展開討論，因為他是主要影響大眾傳媒話語的農民問題學者之一，他的論述涉及到一系列重大的歷史、現實與理論問題，往往成為主流媒體的援用框架，——這自然成為我重點關注的對象。但是，對其著作的閱讀卻成為對其話語懷疑的開始，為此，我順著他的思路去查找他涉及的原始資料，以求實際，這也是《農業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道路——駁秦暉先生對“美國式道路”和“普魯士道路”的闡述》一文的動機。因為涉及到大量史料，在閱讀文獻期間，各種疑問不斷浮現，思考和寫作的過程越來越長，并使得這篇讀書筆記最終也不得不變得很長，最終達到八萬余字。刪節后于2004年3月發表在李陀和陳燕谷兩位先生主編的《視界》第十三輯上(河北教育出版社)，也是該雜志的最后一期，非常感謝他們給出珍貴的篇幅來容納這篇文稿。李陀先生主編的叢書因為各種原因，后來沒有能夠繼續出版。而我的寫作也隨著問題的復雜和尖銳而走遠，沒有來得及最終落實到大眾傳媒的問題上，——這會是我延遲至今天，但必須完成的下一步工作，即探討大眾傳媒與中國城鄉變革的關系。原先預告過的《書寫與遮蔽》的書名，我挪用為一本個人文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現在呈現給讀者的，雖然已經不是原來計劃中的書稿，卻是在此基礎上的艱難跋涉，也是一步步求索的思想歷程。

　　《農業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道路——駁秦暉先生對“美國式道路”和“普魯士道路”的闡述》一文發表之后，曾被《天涯》雜志2004年5期在“環球筆記”欄目中以“美國農業的神話”為題做了介紹;《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4年5期，“本刊特別推薦”欄目，也以《農業資本主義與“美國式道路” 》為題做了較長的摘錄;——借此一并感謝。薛毅先生主編的“熱風”書系《鄉土中國與文化研究》( 2008，上海書店出版社)收錄了該文，也特致謝忱。

　　六年之后，即從2010年底開始，《東方早報》“上海書評”欄目連續六期連載秦暉先生批評楊震先生與我的文章，重點是對我上述文稿的反駁。一家報紙的書評版用連載一個多月的陣勢來進行大批判，可謂是創紀錄。但是，很遺憾，秦先生的系列文章沒有遵循最基本的學術倫理的底線，本該正常進行的學術辯論卻演變成羅織罪狀的誣陷。秦先生指控我犯了“幾乎俯拾皆是、無窮無盡的常識性錯誤”，具體指證有十余處所謂“硬傷”，對此，“上海書評”刊發時沒有任何對我的詢證。為此，我響應了秦先生在文章中的號召：從事實和邏輯出發，做必要的回應和辯駁。鑒于我們在一系列歷史、理論與現實重大問題上的嚴重分歧，這些都需要從學術的立場加以辨明，我對秦先生的系列文章又做了八萬余字的認真回應，以厘清一些基本問題與分野。其中部分文稿投給《東方早報》“上海書評”欄目，卻遭到拒絕。

　　這些嚴重違背基本的新聞專業主義準則的操作方式，更使得大眾傳媒在“三農”問題上的主導性敘述框架成為一種霸權模式，窒息了真正的學術討論，而代之以獨斷專行的一言堂。這正是今天中國的大眾傳媒令人扼腕的嚴峻現實。我不得不在網上發布一封致“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并陸灝先生的公開信，指出：

　　被批評者擁有平等的回應權利，這本是言論自由的最基本原則;從新聞專業主義的角度看，保障被批評者的權利也是基本的職業倫理。唯此，才有可能“真相”。這個基本的操守轟然毀滅也標志著真相之死。這是大眾傳媒作為公共領域的理想的破產。當中國的那些打著“自由”旗號的媒體變成黨同伐異的工具，當“媒體自由”的口號變成操控輿論的幌子，“自由”便走向了它的反面，成為損毀論敵基本權利的霸權機制。今天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并非偶然，在過去的思想論爭中，它已經一再發生，今后更可能發生在每一位讀者和作者的身上。因此，我特別邀請所有關心中國大眾傳媒公共性的同事和朋友們共同思考，今天，中國的新聞事業究竟向何處去?媒體公共性的破產對于中國社會意味著什么?學術的公共性與大眾傳媒的公共性究竟該如何構建?并且，在此基礎上，我們更需要追問的是：中國向何處去?[1]

　　這本文稿正是上述理念的延伸，學術的公共性是任何嚴肅的學術討論的前提，也是構建大眾傳媒公共性的前提。在此，特別感謝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六點分社的倪為國先生和萬駿先生破除困難出版此書，也感謝丁耘先生將此書納入他主編的“新經世”書系。丁耘和一群年輕學人共同組建的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作為一個跨學科的學術研究平臺，曾使我獲益良多。感謝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童兵教授對這場爭論的關注與幫助，是他一再督促我在繁忙的工作與教學之余，盡快寫出回應的文稿。當公開信在網絡上流轉時，感謝我的一些年輕同事如馬凌、張志安、鄧建國、賈敏、朱春陽等，以及眾多朋友與網友在微博上轉發支持并參與辯論，——它表明，傳媒的公共性正是我們共同的理想與追求。

　　《“亞細亞專制主義”與二十世紀的中、蘇(俄)革命與道路之辯——兼論秦暉先生的“雅典(羅馬)道路”說》一文，節本發表于《開放時代》2012年1期，真誠感謝這家優秀的學術刊物給予的發表空間。關于“亞細亞專制主義”論述的不同部分曾于2011年7月，分別參加由上海大學當代文學研究中心、美國塔夫茲大學、《現代中文學刊》主辦的“文化與社會轉型：近三十年的理論和實踐”學術研討會;以及由芝加哥大學北京中心、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主辦的“二十世紀中國結構性變化的理論闡釋”學術研討會。感謝上述會議的邀請，通過討論使得我的研究獲得了進一步深化的機會。

　　本書稿的《民工潮的問題意識》一篇，曾刊登于《讀書》2003年10期，收入《改革：反思與推進》(《讀書》精選(1996-2005)，北京，三聯出版社，2007年);《農民、鄉村社會與民族國家的現代化之路——評<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發表于《讀書》2004年4期。感謝《讀書》雜志。

　　此次本書出版，對2004年發表的長文增補了少數腳注，修訂了個別錯訛。當時寫作時引用的主要研究數據，不再更新，也予以說明。

　　本書的寫作過程跨越十余年，代表了自己讀書與思考的一個重要階段，它與《鄉村與國家》(北京三聯，2013)是姊妹篇。《鄉村與革命》試圖把“鄉村”問題放在世界資本主義發展與擴張的脈絡里去考察，革命與戰爭、市場與民主、國家與道路這些關鍵詞，——在世界史意義上，它們與鄉村的復雜聯系。在這本書稿中，我努力描述的正是理論與現實辯證互動的歷史展開，在二十世紀的歐亞大陸，這個展開的過程做革命，——鄉村的革命。《鄉村與國家》則希望回到中國自己一百多年的發展脈絡，借助梁漱溟鄉村建設的理論與實踐來構建一個理解中國的“三農”問題與中國的革命、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視野。這兩本小書在內容上互相呼應，邏輯上彼此支持，也希望有心的讀者垂注。它們是我對作為問題的“鄉村”，這一巨大的地理、人文與政治的歷史空間努力探問的過程，也是一個自我追問的生命旅程。對此，我無怨無悔。

　　感謝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林春教授在百忙之中為本書寫的短序，林春和她所代表的一代學人對社會主義理想雖百折而不移的不懈追求，一直是我追慕的榜樣。她在序言中最后提出的重要命題，即中國的小農經濟如何在今天的歷史語境下，在努力保持與自然、社會和諧的基礎上獲得社會化、開放化的發展之路，與人民的真正需求接軌，即建立城鄉互哺的市場關系，而不是由大資本操控的霸權與壟斷的市場，尋求生產方式與社會方式的有機結合，并由此回歸中國的民主實踐，——這正應該是所有理論和歷史探討的歸結點。《鄉村與國家》試圖通過倡導“新鄉土主義”來開啟這樣的討論。今天，中國大地正在涌現出新的鄉村建設與知識青年返鄉運動，如春潮拍岸，它們正以不同的方式重構城鄉互哺的社會實驗，不斷豐富著“新鄉土主義”的內涵，并希冀以此破解城鄉分裂的歷史悖論，——我想這才是自己的工作真正具有意義之所在。鑒往開來，為大地而寫的文章，與寫在大地上的文章，都是打探通向未來的路徑，即便它現在看起來還是曲折晦暗。但是，只要時代的浪潮已經開始奔騰，希望就不遠了。

　　最后，期待讀者的批評，也期待這樣的批評推動學術公共性的建設，推動我們對未來的思考與實踐。

　　呂新雨

　　2012年7月25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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