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農村正在經歷著急劇的變革，這一變革反映在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各個方面，滲透于私人生活和公共領域的每一角落。尤其是市場經濟的日益發展，不但引起了農村產業結構、人口結構乃至城鄉社會結構的顯著變化，而且將市場經濟的交換原則浸潤到農民日常的社會關系和文化生活之中，由內至外潛在地瓦解著農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傳統生活方式。

　　“越是集體的越少有人關注”的自利經濟學陷阱

　　如今，人們在行動之前，總是要問自己能從中得到什么好處，于是人際關系變成了待價而沽的交易關系。在許多地區，農民鄰里之間傳統的互惠性換工、幫工、互助已不復存在，無論是在生產上還是在日常生活上，農民之間的勞動關系都變成即時性的金錢交易。

　　農民在日漸功利化的同時，也日益原子化、疏離化，使得傳統社區公共生活走向瓦解;由于各種理性計算因子開始滲透到農民的生活邏輯中來，其行為充滿著越來越多的變數而無法有效預期。“農民善分不善合”不再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價值判斷問題，而是當下農村社會的現實寫照。對于當下農民而言，個人利益遠遠超過了公共利益，公共事務陷入了“越是集體的越少有人關注”的自利經濟學陷阱之中。

　　公共精神是一個共同體或社會的靈魂。一個社會的公共精神越發達、越充分，這個社會的環境和氛圍就越好，每個社會成員享有的社會資源和公共福利就越多。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當下農村社會里，這種公共精神正在不斷流失，農村的公共事業也因此而萎縮。雖然最近這些年國家逐漸加大了對農村公共事業的投資，但是即便是這樣，農民考慮是否參與這些公共事業建設也是看他能否從中獲取即時性利益——政府是否給予金錢報酬以及所給的報酬是否高于外出打工的收入，而不是因為這項公共事業給他們帶來長遠的利益。

　　在當下農村社區里，現代性話語逐漸盛行，話語總體上呈現碎片化結構狀態，而話語的本質從集體指向轉向個體自身。這種深刻的變化在社區的公共輿論方面，突出地表現為公共輿論的去公共化。這種去公共化，首先是指公共輿論從公開場合或公共領域退隱到私下場合。人們不再在公開場合或公共領域談論、批評甚或指責社區內某個人的失范或敗德行為;人們偶爾會討論與自己社區無關的“大話題”，這些大話題不僅失卻了在地性，也失卻了公共規范的功能。總之，這些公共輿論不再以公共利益為旨歸了。

　　私人生活的變革總是跟公共領域的變革相互影響

　　在一個日益開放、認同日漸減弱的鄉村社會里，村莊公共輿論對于人們行為的影響越發顯得乏力無效，各種偏常或失范行為層出不窮。諸如“那是人家的事”這樣的村莊公共輿論，形式上似乎趨向尊重他人的個人權利和隱私而顯得更加包容，實質則是公共道德力量的式微或消解。誠如賀雪峰所言，沒有了公共輿論，也沒有了對村莊公共輿論的顧忌，村莊的公共性和倫理性不但日益衰竭，村莊本身也越來越缺乏自主價值生產能力。人們開始肆無忌憚地做任何事情，年輕人開始頻繁地拋棄父母、虐待老人，村干部可以毫無顧忌地貪污，甚至與鄉村混混勢力聯合在一起。農村社區成為無規制之地，叢林原則肆虐橫行，成為當下農村治理無可回避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后，農村基層治理發生了重大變革，在拋棄“全能主義”治理形式的同時，國家也逐步放松了對私人生活的控制;“市場”逐漸取代國家將其力量延伸到農民的私人生活世界，從而加速了對傳統農村社會生活方式的解構作用。誠如閻云翔所觀察的那樣，這種私人生活的變革，導致了自我中心主義的泛濫——他們只強調個人的權利，卻無視應有的義務與責任，最終淪為“無公德的個人”。

　　私人生活的變革總是跟公共領域的變革相互影響、交織作用，其中最壞的情形，同時也在當下中國一些農村地區正在泛濫的是：一方面是私欲的無限膨脹或自我中心主義的泛濫，另一方面是互助精神的消解和公共意識的衰落。這種農民私人生活的異化，實際上是農村公共生活退化的一種表征和映射。

　　家庭生活是農村社會生活方式的普遍基礎，它既是農民私人生活的主要場所，也是農村公共領域的基本組成單元。如今，原來視為農民日常生活最堅固的“堡壘”——在集體化時代，國家曾試圖通過各種方式摧毀農民小家庭利益，將它融入社會主義“大集體”之中，然而每次都以失敗而告終——也日益變得不堪一擊了。近些年，農民的離婚率急劇上升，打破了農民婚姻家庭一貫的穩定形態，農民的性觀念、婚姻觀念、家庭觀念和養老觀念也隨之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原來農民對婚前性行為說三道四，如今外出打工農民婚外同居、農村女孩進城“做小姐”、農民婚喪的脫衣舞表演已屢見不鮮，農民對此也見怪不怪了。農民的家庭生活無論是在形態上還是在結構上乃至是在內容上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公共性消解：當代農村文化變遷的關鍵詞

　　大量青壯年農民走出農村，進城務工，不僅僅使往昔其樂融融的農村失卻了生機和活力……最初發生在人口和社會經濟層面的“空心化”也日漸蔓延到農民的倫理、道德和價值之域。農村文化的“空心化”，不但表現在農民倫理道德的缺失和異化，更表現在年輕一代農民從骨子里瞧不起自己的農村文化——他們的行為取向抑或心理意識都是城市化的，他們不知曉也不愿意遵從傳統農村社區的倫理道德規范;他們拼命地從農村社會關系網絡中抽身、逃離出來，紛紛擁抱五光十色的城市。

　　如果用一個關鍵詞來概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文化變遷的話，筆者認為這個恰當的關鍵詞是公共性的消解。所有的農村文化之變幾乎都是圍繞著公共性的消解這條邏輯主線展開的：農民對自己的社區認同日益弱化，農村的公共文化生活日漸衰微，村莊的公共輿論日趨瓦解，農民之間的互助合作精神逐漸消解，那個曾經是農民生活的家園——村社共同體也處在解體之中。

　　“幾乎每次文化變遷都在公共事務和私人事務的含義中留下一個新的積淀層”。當代中國農村文化變遷所遺留的“新的積淀層”，顯然是公共性的消解。人們不僅在公共輿論、倫理道德等價值層面趨向去公共化，在實際的人際交往、生產關系以及公共參與等社會、經濟和政治層面也日趨個人化——過分關注個人的利益(計算)和個人的權利(得失)，對公共利益卻漠不關心、對自身理應擔綱的責任、義務裝聾作啞。

　　我們認為，文化首先是一個公共性的概念。對于當代中國農村文化變遷的研究，也應抓住其主要矛盾，即公共性的消解和再造這個核心問題。在這里，我們只是提出了當代中國農村文化變遷中的公共性消解的問題，至于如何再造公共性尚沒有真正破題，它也不可能依賴一兩項研究所能解決，需要更多學人參與其中合作攻關，更需要政府和社會高度重視它。顯然，公共性的再造是一項系統工程，更是一個長期的社會建設工程，需要幾代中國人共同努力建設。

　　(作者為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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