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毛澤東的工業化道路才能解決我國農民問題　　

雪 文　　

一、兩種工業化道路的共同難題都是農民問題　　

歷史地看，走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是我國近現代史演變的主線。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就是由古代農耕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歷史，或者說主要是一個工業化的發展進程。工業化進程必然要通過一定的社會形式來實現，即通過一定的生產關系和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筑來實現，即走什么道路的問題。這種社會形式有兩種完全不同的選擇，即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形式。這兩種社會形式或社會發展道路的不斷更替和實驗，是中國近現代史演進的主要線索。歷史的經驗證明，我國工業化進程的難題在于解決農民問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盡管在解決農民問題上由于毛澤東的去世而遇到了挫折，但是，從最終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角度看，最終完成工業化、現代化進程，還是要走共產黨領導下的組織起來的道路。　　

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企圖通過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走工業化的道路，但由于孫中山的去世而沒有來的及實踐，后來由蔣介石的國民黨所代表，結果形成了幾大家族的官僚買辦資本控制國民經濟的狀態，造成國內兩級分化加劇，不但現代工業體系沒有建立起來，而且連封建土地制度也未曾受到沖擊，貧苦農民的狀況進一步惡化，我國社會進一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形成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可以說，國民黨時期資本主義沒有解決工業化問題，更談不上解決農民問題，對外關系上也沒有解決經濟主權問題，最后導致了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的前途。　　

毛澤東和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用了近30年的時間進行了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實踐，在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下基本建成了國家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和國民經濟體系，在經濟上真正奠定了現代化、工業化的基礎。但是，在毛澤東逝世前，整個社會結構的改造和轉型還遠遠沒有完成，農民仍然是這個社會的主體。在如何使龐大的農民群體融入現代工業化進程的問題上，還沒有來得及深入展開。而這種社會結構的根本改造，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認識到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是隨時存在的。所以，他提出在經濟戰線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政治戰線和思想文化戰線上的繼續革命對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他強調不能忘記階級斗爭，并進行了“文革”的偉大實驗。但是，我國畢竟是農民占主體的國家，農民由于在工業化初期提供積累所造成的低消費水平未能及時解決，影響著相當一部分農民繼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上，一旦農村集體經濟瓦解，農民中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就成為中國工業化進程向資本主義轉向的強大的社會基礎。這是中國資本主義可能復辟的國內原因和社會基礎。　　

二、新的資本主義補課同樣解決不了農民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實際上是逐步轉向資本主義道路的又一次實驗。這種實驗當然是在黨和國家的上層建筑主導下進行的，并且首先得到了相當多數農民的擁護。這是一個需要特別關注的歷史現象，說明列寧和毛澤東的警告是極富遠見的。經過了一系列的私有化和市場化的改造，現在這一實驗已經基本上完成了經濟上的資本主義轉型，國內新的資產階級已經產生，這是不爭的事實。新的資產階級不論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遠比歷史上的資產階級要強大的多，并且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買辦化、官僚化。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演變，只差最后的政治改革，在奪取政權上的與共產黨攤牌了。　　

但是，這種共產黨領導的資本主義實驗，仍然不能解決農民問題，只是使原來的集體化的農民變成了可以自由出賣勞動力的農民工和個體經營的小農戶，在社會的二元結構之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農民工加角”，本質上是農民的產業工人化或雇傭勞動化的過程，同時帶來了農村的衰落和農業的潛在危機，社會的兩極分化進一步加劇，社會又多出了幾座大山。這就回到一個老問題，即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式真的能夠消化中國龐大的農民群體嗎？還是給自己培養新的掘墓人？ 　　

更嚴重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新的資本主義實驗的另一個重大后果，就是官僚買辦資本的坐大，真正的民間資本或民族資本仍然成不了大氣候。這又驗證了毛澤東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兩面行和在中國走資本主義必然成為帝國主義附庸的分析和論斷。以喪失經濟主權為代價的對外開放使國民經濟逐漸重新殖民化、半殖民化，國民經濟成為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并且是資本主義產業鏈條最低端的主要載體，國家的經濟主權有進一步喪失的危險。歷史再次證明，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的前途只能是成為帝國主義的附庸。　　

人們還在爭論我國現在到底是什么性質的社會，其實已經沒有什么意義。現在就是一個不定型的社會階段，是已經走到新的十字路口的社會，或左轉，或右轉，絕不可能像現在這樣成為一種社會常態。社會矛盾的明朗化、尖銳化同時也使共產黨的內健康力量進一步覺醒，包括黨內那些原來寄希望于補一段資本主義課的人，也已經被逼到了墻角，再無退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是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但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甚至在一定條件下起決定作用，也同樣是馬克思主義的原理。所以，所謂政治改革向什么方向改，就成為一個根本問題。　　

三、毛澤東的工業化道路是解決農民問題的唯一出路　　

毛澤東的工業化道路實際上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理論體系和實踐，包括豐富的內容，集中反映在《論十大關系》等著作中。其中最基本的是農、輕、重關系、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的處理。筆者認為，毛澤東的工業化道路從發展戰略的階段性上劃分，是這樣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是由國家以計劃經濟手段建立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這是國家的、城市的工業化階段。這一階段必然需要農業提供的原始積累，需要農產品的保障供給，需要農業的合作化和農民的組織起來，切斷資本和農村的聯系。而這種靠組織起來的農民的勞動積累，既支持著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同時又極大地改造了農業落后的生產條件，提高了農業的生產水平。很顯然，在這一歷史階段，或國家的工業體系尚未建立起來之前、在農業的糧食保障等問題基本解決之前，是不可能過早地推進農村的工業化進程，或過快地大量轉移農民進入城市的。58年大躍進以后陷入的經濟困難，實際上就是這種比例關系破壞的結果。　　

第二個階段是農村工業化進程發展階段，本質上是人民公社工業化階段，是國家的城市的工業化進程與農村工業化進程并舉的發展階段。早在1959年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就贊揚社隊企業是“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里。”這是毛澤東支持建立人民公社的初衷和對人民公社體質寄予的厚望。但是，很顯然，當時馬上推進農村工業化進程的條件還不具備，隨著困難時期的到來，說明農業生產和糧食保障的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所以后來，還是強調以糧為綱全面發展，號召農業學大寨，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先解決農業問題。在經歷了60—70年代的農業學大寨運動之后，實際上在東部發達地區和一些大中城市的郊區農村，已經出現了社隊企業迅速發展的良好趨勢，到農村改革初期，社隊企業已經成為農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工業化（公社工業化）已經蓄勢待發。農村改革進一步為農村工業化進程創造了體制和政策條件，形成了80年代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的局面。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正是農村工業化突飛猛進的發展時期，形成了國家城市工業化發展之外的另一戰略力量和城鄉工業化進程并舉的局面。問題在于后來的進程：一是沒有了公社的體制支撐，形成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局面；二是城市國有企業改革的大面積私有化；三是鄉鎮集體企業也轉向了私有化，導致了農村工業化進程的中斷，也使農村城鎮化進程和農民的城市化轉移陷入了困境。　　

第三個階段是城鄉一體化發展階段。如果農村工業化進程不轉向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而是在人民公社這樣的集體經濟體制下發展，那么，隨著農村的工業化進程（公社工業化）的發展，必然會與城市工業的發展建立起千絲萬縷的相互依賴的關系，城鄉關系會進一步融合；又由于農村工業化承擔著補貼農業、裝備農業的責任，農業的現代化也會在農村工業化的進程中同步解決；更重要的是，農民的轉移，就有了兩條出路：一是被城市經濟所吸納，脫離農村體制，轉為城市居民；一是不脫離農村體制，在社級集體經濟中由農業轉移到二三產業。筆者將這兩種轉移區分為城市化轉移和城鎮化集聚。公社工業化的必然結果，是農村的城鎮化，而不是億萬農民進程，不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所以，按照毛澤東的工業化道路發展，必然產生的中國式的農民城鎮化道路，即靠國有經濟帶動農民城市化轉移一批，靠農村集體經濟帶動城鎮化集聚一批，再通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升一批，才能避免兩極分化，縮小工農差別、城鄉差別，真正解決我國的農民問題，最終形成城鄉一體化的新格局。這是完成我國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不能回避的歷史課題。　　

現在的問題是，不論是工業化進程，還是農村城鎮化進程，基本上剩下資本主義一條腿在跳，長期回避農村集體經濟這一根本問題。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三農”問題解決的難度進一步加大，“三農”已經成為牽一發動全身的問題。所以，如果不從根本上考慮“三農”問題出路，不從黨的政治路線的高度考慮問題，不從工農關系、城鄉關系和方向道路上著眼，不加強黨的領導和國家的調控、補貼，不從農民的合作化、組織化上著手，只是靠修修補補的小恩小惠，甚至仍然寄希望于資本圈地，改造小農，是根本沒有出路的。　　

　20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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