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團，只有擺脫官僚主義習氣，擯棄國家主義敘事，重新喚起共產主義理想和集體主義價值觀，才能真正激活群團組織的活力。

　　今年是團一大召開一百周年，也是中國共青團成立一百周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青年運動走過了一百年的歷史，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頁。以進步青年為先鋒的五四運動成為偉大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毛主席曾說，“五四”以來，中國青年們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什么叫做先鋒隊的作用？就是帶頭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隊伍的前頭[1]。解放后，毛主席重上井岡山，深情地回憶在井岡山斗爭中犧牲的年輕人，他說：“井岡山斗爭說到底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是一場槍桿子青年運動。井岡山斗爭高舉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進一步反剝削反壓迫，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五四青年運動的繼續和發展。井岡山的斗爭是偉大的，這些為革命犧牲的青年人是偉大的。”[2]

　　在當前青年團變成了粉紅俱樂部，支部活動變成了吃喝玩樂的荒誕時刻，撫今追昔，我們不得不重新探討一下列寧當年提出的命題——青年團的任務。

　　青年群體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物，產生于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之后，特指特定年齡階段的人所組成的、作為生產預備隊的一個特殊群體。在中國古代由于14歲左右結婚，只有兒童和成年人，沒有青年這個年齡層次，清朝末年遍設學堂，地主富農和城市中產家庭子女的脫產學習期大大延長，直接導致了青年群體的產生。這個處于14歲到28歲的群體有自己相對獨立的精神和社會需要，比如世界觀的建立，對社會認知的形成，戀愛和婚姻等等，這是青年團產生的社會基礎。

　　共產主義性質的青年團產生于蘇聯。當時青年團的任務，就如列寧在《青年團的任務》中所說，一句話，就是學習共產主義。具體來說，是在斗爭中學習共產主義，在實踐中學習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共青團的靈魂，當蘇聯發生了資本主義復辟后，共青團也失去了它的靈魂，變質了，戈爾巴喬夫時期，國家對共青團給予了多種政策便利條件，由此發展出著名的“共青團經濟”，葉利欽時代的寡頭霍多爾科夫斯基就發跡于此，在他24歲擔任伏龍芝地區共青團書記的時候，通過倒賣電腦、牛仔褲和酒精飲料，賺取了高額利潤。當時蘇聯有句流傳很廣的諷刺性的話：“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是資本主義的學校”。

　　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隊伍在莫斯科參加五一游行，1924年。紅場五一游行。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也給中國帶來了青年團。五四運動以后，許多青年由于反對腐敗的軍閥統治和封建禮教的束縛，離開了學校和家庭，來到上海尋找出路。陳獨秀等共產黨發起組的同志們熱忱地接待他們，安置他們，并委派發起組中最年輕的成員俞秀松和張太雷，于一九二○年八月，在這些青年中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那時已經41歲的陳獨秀為了便于做工作，也加入了青年團，上海團組織為上海黨組織的建立打下了基礎。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建立后，各地也模仿建立本地的青年團組織，山西等地的團組織成立也早于黨組織，成為黨組織成立的基礎。1922年，在各地團組織成立的基礎上，在廣州召開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標志著全國性團組織的誕生。

　　1922年5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建立青年團，就是“準備從中培養挑選預備黨員。”[3]也就是說，團在革命年代與工會、婦聯等群眾組織不一樣，不僅是群眾組織，而且是黨的后備軍，為革命發揮了重大作用。團為黨輸送了大量人才，上海外國語學社作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創辦的干部學校， 學員最多時達五、六十人，包括劉少奇、羅亦農、任弼時、肖勁光、蔣光慈、曹靖華、彭述之、汪壽華、柯慶施、梁柏臺、陳為人等人后來成為黨的重要干部。

　　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上左為施存統（書記），右為張太雷，下左為高君宇，中為蔡和森，右為俞秀松。

　　團是馬克思主義與青年運動結合的產物，團的綱領與黨的綱領是一致的，團一大明確提出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政治口號，指出青年團是“無產階級的組織”。而團的具體任務是“一方面改良青年工人農民的生活狀態而奮斗，并為青年婦女、青年學生的利益而奮斗；一方面養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向為解放一般無產階級而奮斗的路上走。”團的工作與黨初期的工作也是基本一致的，首先是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其次是深入工農，開展社會調查，發動工人運動，第三是自身的組織建設。其中，最重要的是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

　　青年團不是共產主義組織的獨創，國民黨、基督教也曾有青年團的設置。共青團，是共產主義青年團，而不是任何其他主義的青年團，所以，共青團按照列寧的要求，是要學習共產主義，培養有共產主義世界觀的青年人。但客觀上，入團標準要低于入黨標準，思想要求和組織要求都要低一些，這就使得團員的思想會比較龐雜，有共產主義者，但也有無政府主義者、基爾特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者。正如蔡和森所說：“我們開始工作時，在上海、廣東、北京均有與無政府主義者合作。”“在廣東的黨部又為無政府黨人占多數，尤其是青年團大部分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們想把共產黨無政府主義化，并在共產黨的機關組織他們的黨團。”無政府主義是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先于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它猛烈地批判專制統治和剝削壓迫，同情勞工大眾，鼓吹“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正好切合了當時中國先進青年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特別是反對家庭束縛的心理，受到歡迎。1920年以前，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著作沒有任何一種完整的中文全譯本，列寧的文章連一篇譯成中文的也沒有，因此，在起初各派社會主義的思想中，無政府主義是占著優勢的。毛澤東、周恩來、惲代英、鄧中夏、陳延年、羅亦農等這些進步青年中的優秀分子，在探索過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過這種思潮的影響，但他們最終轉向了共產主義。究其原因，是這些進步青年持續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并且與工農相結合，同時馬克思主義者在思想上教育他們，在行動上幫助他們，使他們擺脫了小資產階級立場和世界觀。

　　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在上海接觸較多的就是無政府主義——反映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對新社會的憧憬，這無疑契合了他們創立新世界的追求。進步的青年，必然要追逐更加進步的思想。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儉學開始，在當時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的幫助下，陳延年帶著弟弟陳喬年來到了法國。正是這一趟法國之行，讓他們從無政府主義轉向了馬克思主義。法國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社會的黑暗，讓陳延年認識到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吃人本質，而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不僅沒有起到改造社會的作用，反而墮落為資本主義制度的附庸與吹鼓手。這讓陳延年大失所望：“到海外來，耳所聞，目所見，更有令人失望者。”這就讓他們開始尋找新的思想武器——轉而閱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和研究俄國十月革命。在閱讀了《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馬克思主義著作后，兄弟二人心悅誠服地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的科學。恰在此時，蔡和森、李立三、陳毅等104人被強制驅趕回國，讓陳延年、陳喬年看到了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的虛偽與反動。他們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組織上徹底與無政府主義決裂。

　　1922年6月，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等建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

　　湖南早期勞工運動的領導者黃愛、龐人銓也曾經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當時不能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原因就是認為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和軍閥專政沒有區別，他們所領導的勞工會只作經濟斗爭，不作政治斗爭，組織自由散漫。毛澤東等同志向他們進行了耐心的說服教育工作，并在實際斗爭中援助他們，幫助他們用民主集中制改變勞工會自由散漫的狀態[4]，引導他們走上正確道路，最后終于把他們，連同他們影響下的工人群眾都爭取了過來。黃愛和龐人銓在一九二一年底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并領導工人與黨站在一起，向當時湖南的反動軍閥趙恒惕進行了英勇斗爭，不幸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被反動派殘酷地殺害。

　　黃愛、龐人銓墓

　　不過信仰的更替不會像更換一件衣服那樣容易，當新的信仰確立的時候，曾有的信仰可能還會留有某些殘余。更何況，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這兩種理論體系在基本主張上是極為相似的：他們都反對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都否定私有制，崇尚社會平等和個人自由，都訴求未來的大同理想，所以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這兩種理論的邊界并非十分清晰。瞿秋白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后說：“記得當時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社會同樣是無階級、無政府、無國家的最自由的社會，我心上很安慰，因為這同我當初無政府主義、和平博愛世界的幻想沒有沖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列寧更為深刻的指出了無政府主義的階級根源和世界觀基礎：“無政府主義是改頭換面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是無政府主義整個世界觀的基礎。”“無政府主義是絕望的產物。它是失常的知識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狀態，而不是無產者的心理狀態。”[5]

　　丁玲就是這種艱難轉變的典型代表。丁玲早年也信奉過無政府主義，尤其關注女性的徹底解放，《莎菲女士的日記》轟動一時，但她的思想感情和創作方法都是小資產階級的，個人的政治立場也在在小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之間徘徊，那時她既不想入黨，也不想加入青年團。當她的丈夫胡也頻被國民黨殺害后，她受到共產黨的照顧和社會主義革命思潮的洗禮，共產黨及其所主張的政治理想和革命工作幫助她度過喪夫后最痛苦難熬的一段時光，并讓她脫胎換骨，走上全新的生命道路。1936年11月，她成為第一個到達陜北延安的左翼文人。丁玲沒有放棄對女性問題的關注，寫作了《“三八”節有感》，雖然指出了延安存在的一些壞現象，但丁玲針對黨內同志采用雜文筆法，表明她還是沒有完全轉變小資產階級立場。最終轉變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后，丁玲走進人民中間，采寫了報告文學《田保霖》，毛澤東看后一夜難眠。次日派人送信，邀見丁玲、歐陽山，毛澤東對丁玲說：我一口氣看完了《田保霖》，這是你寫工農兵的開始，希望你繼續寫下去。經過政治運動的跌宕起伏，晚年的丁玲曾說，我的終身遺憾，就是沒有在毛主席生前，能聽他說那么一句話：“丁玲改造過來了”！

　　毛澤東贈丁玲同志詞《臨江仙·給丁玲同志》：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青年不僅要樹立遠大理想，還要改造自身脆弱的性格，擺脫個人小圈子和狹隘的感情世界。尤其是知識青年經受勞動和社會鍛煉比較少，性格脆弱，導致很多精神問題的產生。毛主席曾經說：“知識青年容易神經衰弱。”[6]共產主義者要幫助他（她）們擺脫個人狹隘的感情，走向無產階級的革命洪流。浙江才女胡杏芬本來是一個思想進步、富有愛國熱情和正義感的青年女子。她在20歲那年，染上了肺病，并患有神經衰弱癥，因此，不得不離開清華大學外語系，回鄉就醫。與此同時，她在愛情上也屢遭不幸：她所傾心的男友，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后來又找了一位男友，卻經不住封建勢力的壓迫離她而去。雙重打擊使她陷入了痛苦的深淵，1936年底輾轉住進了北平西山平民療養院。就在胡杏芬對生活失去信心的時候，鄧穎超（化名李揚逸，人稱“李知凡太太”）也來到這里養病。她倆同住一間病房，朝夕相處，很快結下了親密的友誼。鄧穎超喜歡叫胡杏芬為“親愛的小貓”，而胡則親昵地稱鄧穎超為“我的太太”。這位“李知凡太太”樂觀、敏銳、平易近人的性格，對民族命運的熱情關懷，對時局的遠見卓識，使胡杏芬深受啟迪和教育。她把鄧穎超看成慈愛而知心的大姐，向鄧穎超傾訴自己不幸的遭遇和胸中的郁悶，連日記也交給鄧穎超看。在此期間，她還有幸結識了化名“李知凡”的周恩來，她把周恩來看做是自己最尊敬的師長，把自己寫的文章送給他看，請求指教。周恩來讀了胡杏芬的作品后，非常稱贊，認為她大有可能成為一個女作家。周恩來還深入淺出地給她講抗戰形勢，講民族前途和青年的責任，引導她從個人感情的小圈子里跳出來，投身到民族解放斗爭的洪流中去。最終，胡杏芬成為了一名光榮的共產黨人。

　　陳延年、陳喬年、黃愛、龐人銓放棄無政府主義，丁玲轉變自己的小資產階級作風，胡杏芬跳出個人的小圈子，他（她）們的共同點都在于最終接受了共產主義世界觀并在各條戰線上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

　　而現在卻出現了一些咄咄怪事，《那年那兔》的國家主義敘事代替革命和共產主義成為共青團向青年提供的文化產品，把五四青年獎章頒發給與進步性毫不相關的青春女團SNH48，江西省團委微信公眾號上甚至把巴黎公社描述成“流氓暴動”，在最近的白皮書，更是把個人奮斗作為主流價值觀加以肯定。

　　除了宣傳共產主義理想，青年團還要為青年群眾的利益而奮斗，根據團一大的綱領，團組織要“改良青年工人農民的生活狀態而奮斗，并為青年婦女、青年學生的利益而奮斗。”而近年來，當富士康年輕工人十三連跳的時候，職校生遭受無良學校和企業壓榨的時候，學生假期和權利受到隨意剝奪的時候，共青團組織都處于缺位、失聲的狀態。真正的“自由隨心飛”[7]只屬于少數上層家庭的子女。

　　總之，共青團，只有擺脫官僚主義習氣，擯棄《那年那兔》的國家主義敘事，重新喚起共產主義理想和集體主義價值觀，教育青年們關心國家大事和勞動人民的命運，同時關心和維護青年人的權益，真正轉變成培養共產主義青年的學校，才能真正激活群團組織的活力，否則，只能日益走向反面。

　　謹以此文紀念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一百周年。

　　在中國革命、建設和反復辟斗爭中犧牲的青年們永垂不朽！

　　共產主義必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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