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都認為，毛澤東關于“知識青年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思想提出來以后，他將剛剛回國的兒子毛岸英送到陜北農村參加勞動鍛煉，是最早的“知識青年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實踐，建國以后更在全國推廣開來。這種說法是有根據的，但并不全面，因為這種說法恰恰是忽略了這一思想的提出人——毛澤東自己。毛澤東不僅提出了這一光輝思想，也是具體實踐者;而他的社會實踐，正是形成這一思想的根本原因。

一、毛澤東青少年時期“立志救國”

　　毛澤東是中國農民的兒子，小小年紀就開始接觸生產勞動，他8歲進私塾，因為對學習有很高的悟性，常常做出一些讓老師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他前后經過了六位私塾老師的教導，眼識心記，進步很快，十三歲時就已經幫助父親記賬了。再大一點，毛澤東進了東山書堂。在東山書堂他看到一本名為《論中國有被列強瓜分之危險》的小冊子，第一句話就是：“嗚呼，中國其云亡矣!”(蕭三《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人民出版社1949年8月版第24頁)。毛澤東后來說，正是這個小冊子，使他知道了中國正在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瓜分，知道了中國社會黑暗、勞動人民飽受壓迫欺辱的現實，這使他意識到中國的危亡，意識到自己的責任，開始接觸時事政治。他還讀過《世界英雄豪杰傳》，他說：“中國積弱不振，要使它富強、獨立起來，要有很長時間……”(蕭三《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人民出版社1949年8月版第26頁)。1900年2月，梁啟超發表《少年中國說》一文，通過少年與老年的性格對比，提出了著名的論斷——少年強則中國強!梁啟超或許只為發表一通感慨，但他絕沒有想到，他的這番話正在毛澤東身上應驗。毛澤東少年立志，以救國為自己的責任，他正是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毛澤東18歲時正是辛亥革命爆發期間，他離開東山書堂到長沙當了“革命軍”的新兵，他在軍隊里交了很多朋友，特別與出身勞動家庭的兵士很談得來。同時，他用自己的軍餉買報紙，看到了評論社會主義的文章，認為是個好辦法。當兵不到一年，他決定繼續求學，部隊長官因為他有文化，官兵關系好，一再挽留他，但他還是離開了軍隊。回到長沙，毛澤東幾乎天天泡在湖南省立圖書館里，用他的話說：“就像牛進了菜園子”(蕭三《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人民出版社1949年8月版第65頁)，不管什么書都看，特別是剛剛翻譯過來的西方著作，歷史的、地理的、哲學的、文藝的、科學的、理論的等等，時間不長，就將圖書館的藏書都讀了個遍。他過了半年這樣清貧而苦讀的“圖書館生活”。進入省立第一師范學校以后，毛澤東更以自學為主，博覽群書，集中精力研究他最關心的“改造中國”的問題。這時期，正是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帝國主義加緊瓜分中國、殖民中國的時期，毛澤東的校園生活也受到這種社會亂象的影響，但他不是消極等待，而是積極面對。他在學校里組織進步同學成立了新民學會，自辦學報，宣傳新思想，同舊傳統觀念進行斗爭。于是，毛澤東逐步成為學生領袖，而第一師范學校也成為湖南社會活動中心。這時期，毛澤東認為要想承擔改造社會的任務，沒有一個強健的意志體魄是不行的，所以他有很多鍛煉身體的辦法，譬如日浴、風浴、雨浴、練嗓子、爬山、游泳等等。還有就是他自創的體格鍛煉項目——游學——即利用學校放假期間，徒步游歷各縣農村，開展社會調查。第一次游學，他和同學不帶分文游歷了長沙周邊的寧鄉、平江、瀏陽等五個縣。這是毛澤東的第一次社會調查。到了夏天，毛澤東邀約蔡和森又一次“游學”，這次走的更遠，繞著洞庭湖周邊的湘陰、益陽、岳州等地走了近二個月。通過游學，他不僅了解了地方民俗，也對農民的生活狀況，特別是經濟狀況有了初步認識，使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現實的認識能力、分析能力有了很大提高，這為他以后的社會調查取得了經驗。

二、毛澤東是中國第一代尋求馬克思主義真理的知識分子

　　毛澤東于1918年6月在第一師范學校畢業后，即與蔡和森等人組織學生到北京預習法文，準備赴法國勤工儉學。毛澤東自己則不準備出國，他認為留在國內比出洋留學更有意義、更有利于研究中國問題。在北京，毛澤東認識了李大釗，李大釗安排他擔任了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不僅方便他閱讀各種書籍，也有機會接觸當時思想活躍的新文化運動的學者們，盡管當時毛澤東只是一個剛畢業的學生，但他如饑似渴地學習和研究各種思想傾向，如無政府主義、國家主義、自由主義、民粹主義、共產主義等等，眼界開闊了，思想境界也得到很大提高。他后來在《論人民民主專政》寫道：“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書也看。”毛澤東就是這一批先進知識分子中的一員。

　　毛澤東送走留法勤工儉學的同學回到長沙，正好是“五四運動”的消息從北京傳來，毛澤東立即組織成立了湖南學生聯合會，創辦會刊——《湘江評論》，與北京的《每周評論》、上海的《星期評論》等遙相呼應，成為全國有影響的反帝反封建，宣傳民主、科學、新文化的進步刊物。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了《民眾的大聯合》長文，號召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謀取自己的利益。這是毛澤東成為青年學生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的開端。

　　當時，統治湖南的軍閥叫張敬堯，在湖南做了很多壞事，還查封了《湘江評論》。毛澤東領導學生進行總罷課，還組織代表團到北京請愿，發動了一場聲震全國的“驅張運動”。這是毛澤東第二次來到北京。他這次在北京閱讀到了許多介紹俄國革命的書，特別是關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書籍。毛澤東后來說，當時能找到的翻譯成中文的馬克思主義的書很少，但留給他印象最深的是三本書，即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的《階級斗爭》和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12月第一版第131頁)。從此，毛澤東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成為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并決心為共產主義奮斗。

　　這時是1920年，毛澤東時年27歲。

三、毛澤東成為大革命時期工農革命運動的領袖

　　按毛澤東的說法，五四運動雖然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但是，“它的弱點，就在只限于知識分子，沒有工人農民參加。”(《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一版第693頁)“五四運動”僅僅過了一個月，就爆發了“六三運動”，上海大批產業工人和商人以罷工、罷市的方式聲援學生運動，在全國范圍掀起了反對賣國政府在“巴黎和約”簽字的浪潮。這是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參與反帝反封建斗爭，是工人階級開始登上歷史舞臺的標志。毛澤東說：“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一版第693頁)同時，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劃時代的歷史意義，那就是五四運動開辟了青年知識分子與工農運動相結合的道路。

　　1920年，毛澤東在長沙分別成立了文化書社、俄羅斯研究會和共產主義小組等組織，開始有意識地向工人階級傳播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參加中國共產黨“一大”會議以后，就擔任了湖南省發展黨組織的領導工作，僅僅一年就在礦山、鐵路、工廠及職員中建立了二十多個工會組織，開展了蓬蓬勃勃的勞工運動。為改善工人的待遇、增加工資、反對資本家的剝削壓迫，毛澤東先后組織領導了粵漢鐵路工人、安源路礦工人、長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罷工斗爭，大部分罷工都取得了勝利，對全國工人運動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

　　1925年，已經擔任了共產黨中央局秘書和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的毛澤東，因病返回湖南休養。回到湖南的毛澤東，一邊養病，一邊糾正之前重視工人運動而忽視農民運動的傾向，積極發展農民運動，只用了幾個月時間，就組織了二十多個農會。回到廣州，毛澤東不僅擔任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和《政治周報》主編，同時在共產黨內負責農民運動工作，擔任了培養全國農民運動干部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毛澤東不顧陳獨秀的反對，于1926年3月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文章。文章開宗明義地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群眾的向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一版第3頁)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首次提出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中國革命的依靠力量，以及中國革命的對象等問題，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基本狀況做了一個清晰的辨析，使人們對中國革命的性質有了清醒的認識。

　　北伐戰爭開始的時候，毛澤東奉派回到湖南領導農民運動，他在視察了長沙、醴陵、湘潭、衡山和湘鄉等五縣的農民運動之后，向黨中央寫出了調查報告，此即《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報告中，毛澤東旗幟鮮明地支持農民運動，支持農民重新分配土地的革命要求，并以實際調查情況論證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的正確性。這個報告遭到陳獨秀的強烈反對。陳獨秀害怕工人運動，害怕農民運動，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大資產階級一味地妥協投降，最終導致大革命運動失敗。而毛澤東堅決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他提出了“以革命的武裝對付反革命的武裝”，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表達了爭取中國革命勝利的堅定信心。在經歷了秋收起義、井岡山會師和粉碎國民黨“圍剿”等殘酷斗爭之后，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紅色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并擔任了首任共和國主席，成為中國土地革命的領袖。

四、“調查研究”使毛澤東立于不敗之地

　　紅色政權的建立，并不意味著革命勝利。相反，這個小小的革命根據地遭到了國民黨反動派幾乎傾盡全力的軍事和經濟的重重壓力，如何擊退國民黨反動派的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就需要為紅色政權的生存尋求正確的政策策略。在政治、軍事和經濟這三個方面，毛澤東都采取了正確的應對政策：在政治上，實行把土地分給農民的政策，激發起了農民投入生產的積極性，同時農民們為了保護自己的土地，積極參加紅軍，同國民黨軍隊浴血奮戰，因為他們知道，國民黨卷土重來就意味著土地重回地主手里，而他們也將會重新遭受地主階級的殘酷壓迫和剝削。在軍事上，采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實施“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術，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各個擊破，粉碎國民黨軍隊的大規模圍剿。而在經濟方面，建立了大批集體性質的合作社，取消不合理捐稅，積極發展經濟，改善群眾生活，還利用地方軍閥與蔣介石集團之間的矛盾，與地方軍閥互通有無，打破蔣介石對根據地的經濟封鎖等等。

　　所有這些鞏固和建設革命根據地的方針政策，都是從哪兒來的?當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拍腦袋拍出來的，更不是照搬蘇聯的經驗，搞什么“本本主義”搞出來的。所有這些正確的方針政策，其實都是毛澤東搞“調查研究”搞出來的。毛澤東曾經說過：“我的經驗歷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毛澤東傳》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147頁)毛澤東搞調查研究都是帶著問題，帶著一定的目的、有選擇地進行的。僅在土地革命時期，為了解決蘇維埃政權面臨的困難，他專門到農村中做過廣泛調查，撰寫了許多調查報告，其中包括《尋烏調查》(1930年5月)、《反對本本主義》(1930年5月)、《興國調查》(1930年10月)、《東塘等處調查》(1930年11月)、《木口村調查》(1930年11月)、《必須注意經濟工作》(1933年8月)、《怎樣分析農村階級》(1933年10月)、《長岡鄉調查》(1933年11月)、《才溪鄉調查》(1933年11月)、《我們的經濟政策》(1934年1月)、《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等等。

　　毛澤東搞調查研究是他的一貫作風，是他“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堅持群眾路線的本能，也是他遵循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具體社會實踐的作法。他當學生時就有“游學”的經歷;而當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調查研究更成為他認識客觀世界、尋找正確方向、制定切實政策的方法。就是指揮打仗，毛澤東依然以調查研究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在毛澤東看來，調查研究“就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毛澤東傳》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146頁)這說明，從主觀上講，調查研究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方法問題;而從客觀上說，則是走群眾路線的社會實踐問題。所謂走群眾路線，在鄉村就是農民階級;在城鎮，就是工人階級;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也只有具備了馬克思主義信仰，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才能自覺地把自己融合到為工農切身利益而奮斗的革命實踐中去。

五、毛澤東的道路自始至終都是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毛澤東由舊中國的一個普通青年知識分子，成長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奠基人，成為中國人民衷心愛戴和信任的偉大領袖，體現的是一個清晰無比的歷史必然性。當年，美國記者斯諾在保安采訪毛澤東，與毛澤東競夜深談，在充分了解毛澤東的個人經歷之后，他頗有感慨地寫道：“毛澤東的敘述，已經開始脫離‘個人歷史’的范疇，有點不著痕跡地升華為一個偉大運動的事業了，雖然他在這個運動中處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為個人的存在。所敘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們’了;不再是毛澤東，而是紅軍了;不再是個人經歷的主觀印象，而是一個關心人類集體命運的盛衰的旁觀者的客觀史料記載了。”(《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12月第一版第147頁)

　　毛澤東出身于農民家庭，他是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畢業的知識分子，按現在的說法，就是“知識青年”。當年象毛澤東一樣畢業的青年學生還有不少，但象毛澤東那樣信仰馬克思主義，堅定不移地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知識分子并不多，特別是如此深入地了解農民、感受農民、反映農民愿望、表達農民疾苦的知識分子更屬少見。相反，受到蘇聯革命的影響，中國革命的知識分子更多地注重于城市革命和工人運動，他們以俄國革命為榜樣，主張以“城市暴動”的方式奪取政權，“爭取一省或數省革命勝利”，這種不切合國情的斗爭策略使原本就很弱小的革命力量受到巨大損失。而毛澤東則依據形勢變化和敵我力量對比，別出心裁地提出以“工農武裝割據”的口號，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為革命保留下來日后發展的“星星之火”。不管怎么說，這些投身革命的知識分子都懂得革命勝利只能依靠工農群眾的奮斗才能成功，他們的區別就在于對中國國情認識的程度不同，因此采取的方針路線也有所不同，這就解釋了毛澤東在當時為什么總是“少數”、為什么總是遭到孤立打擊的原因。

　　中國的國情，與產生馬克思主義的歐洲不同，也與產生列寧主義的俄國不同。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個具有五千年傳統文化意識的農業大國，完全照搬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行不通的，在“一切別的東西都試過了，都失敗了”的情況下，只有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才能對中國現實有所改造。這種社會改造不是由知識分子單獨完成的，也不是由工人階級或者農民階級自發完成的，而必須是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與工農運動相結合，才有可能對中國社會的改造有所成就。毛澤東在同斯諾長談的時候，就涉及到了這個話題。斯諾記錄說：“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由于突然得到大量的科學知識，引起了偉大的夢想，開始‘回到民間去’，到他們國家的基層鄉土中去，把他們新獲得的知識‘啟示’一些給知識上貧乏的農村，給生活在黑暗中的農民，爭取他們的聯盟，一起來建設一種‘比較富裕的生活’。”正是因為知識青年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因為他們依靠工農群眾的信任和支持，堅持革命的武裝斗爭，他們“竟然能夠對南京的千軍萬馬進行了群眾性斗爭達十年之久”(《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12月第一版第101頁)。

　　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武器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旦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就能煥發出改變中國的巨大能量，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歷史實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中國革命歷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世界革命歷史上的“第一次”，而這“第一次”的歷史實踐者，恰恰就是毛澤東本人。毛澤東對自己的經歷進行回顧總結之后，提出了“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一版第546頁)至此，毛澤東關于“知識青年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思想正式形成，并規定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青年運動的方向”。

結語：

　　毛澤東在1939年5月4日指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青年運動的方向，是以爭取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國為奮斗目標。而新中國的建立，不再為驅逐外來侵略、爭取民族解放而浴血奮斗，但青年運動的方向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而是繼續引導廣大知識青年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全心全意投入到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去。

　　知識青年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不是個人的認識或實踐的問題，而是中國革命歷史的延續。“知識青年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思想，過去適合國情，現在仍然適合國情，這是中國知識青年融入社會、立志成才、奉獻青春、改變中國的唯一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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