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片：卡斯特羅 新華社/路透 

資料圖片：切·格瓦拉

[編者按]

        本文節選自新近出版的《卡斯特羅訪談傳記：我的一生》第二章，卡斯特羅對其青少年時代的回憶，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理解這位傳奇人物的心路歷程。

《卡斯特羅訪談傳記：我的一生》簡介：

“時光流逝，一個人往往會夢見死去的戰友，看見他活著，跟他交談，然后現實又把我們驚醒了。”剛剛卸任的古巴前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在其中文版自傳《卡斯特羅訪談傳記：我的一生》中，談及親密戰友切·格瓦拉時深情地說，“對于一個人來說，有些人并沒有死。他們是那么牢固、那么強大、那么強烈的存在，以致人們不能相信他們已經死去，已經消失。主要是因為他們繼續存在于感情和記憶中，我們，不僅是我，而且是古巴人民，對他死亡的消息特別悲痛，雖然消息并不意外。”

    隨著胞弟勞爾·卡斯特羅前不久擔任古巴新一屆國務委員會主席，執掌古巴最高權力半個多世紀的“跨時代的傳奇人物”卡斯特羅開始退出世界政壇，而他的傳奇經歷引起包括中國讀者在內的世界范圍的熱情關注。60多萬字的訪談傳記《卡斯特羅訪談傳記：我的一生》中文版近日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這是卡斯特羅第一次全面系統地講述自己的生平和革命思想，以及古巴的內外政策、對一些重大國際問題的看法等。

    這部訪談傳記是2003年年初至2005年年中，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與法國《外交世界》月刊主編、著名記者伊格納西奧·拉莫內談話的記錄，這段總計100小時的訪談曾先后以《菲德爾100小時訪談》及《菲德爾·卡斯特羅：我的生活》等英、法、西班牙文出版，全書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關于卡斯特羅的生平和革命斗爭，從童年到參與學生運動和古巴革命；第二部分講述卡斯特羅領導下的古巴，包括古巴導彈危機，切·格瓦拉之死，蘇聯解體，古巴與非洲、美國、西班牙和拉美國家以及和中國的外交關系；第三部分闡述新時期的古巴，主要是古巴社會主義與全球化和今日古巴。

    《卡斯特羅訪談傳記：我的一生》完全用一問一答的形式推出，大部分訪談都配有錄音和錄像。此次中文版是根據卡斯特羅對古巴發行的西班牙文版第三版增補修訂后翻譯出版的。卡斯特羅不僅帶病修訂文本，還撰寫了“致中國人民”的序言：“古巴的歷史見證了中國人深埋心中的堅定的自由信念。很多中國人英勇獻身于我國的獨立戰爭，大大增強了我們古巴人對中國的高度敬仰”。“在當今世界，我們的命運聯系在一起，我們必須以智慧進行斗爭，以多極化反對武力和單極世界。在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形勢下，應該依靠中國。沒有中國根本性的積極參與，人類將無法應對面臨的很多挑戰。”

    在回答“哪位領導人最令您懷念時”，卡斯特羅再次提到了切·格瓦拉，他說：“我始終認為切·格瓦拉是我認識的最特殊的人物之一。他是我認識的一個最高貴、最無私的人。”

卡斯特羅的少年時代：走上反叛道路的富家子弟

                               （書中原章節標題：《領袖的童年》)

    童年在比蘭—安赫爾先生—村落—母親—“饑餓之家”—拉薩列小學—西班牙內戰的回響—多洛雷斯學校的耶穌會教徒

    歷史的根源是重要的，正因為如此，我想問您：您出生在一個比較富裕的家庭，在富人子弟上的教會學校讀書，后來又攻讀法律。受這樣的教育，您完全可能成為一位保守派的領導人，是嗎？
是的，但人不完全是自己命運的主人。人也會受環境、困難和斗爭的影響。困難會像一臺車床加工一塊金屬一樣錘煉一個人。我敢說，人不是生下來就是革命者的。

    您是如何成為革命者的？
    我是演變成革命者的。我曾思考過使我成為革命者的因素。這要從我出生地的農村和莊園的環境說起。

    您能描繪一下您出生的地方嗎？
    我出生在一個莊園。莊園位于原奧連特省的中部偏北，離尼佩海灣不遠，在馬爾卡內糖廠附近。我出生的地方稱作比蘭。比蘭不是一個鎮，連小村莊都算不上。那里只有幾戶人家。我的家就在那里，在一條從縣城通往南方的、被稱作“皇家之路”的土路旁邊。當時的路都是泥濘不堪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馬或牛車。還沒有汽車，也沒有電。我小時候，照明主要是蠟燭和煤油燈。

    您還記得起您的故居嗎？
    這是一幢西班牙的建筑，更確切地說，是一幢加利西亞的建筑。應該說明，我的父親是西班牙加利西亞魯戈省蘭卡拉村人，貧農的兒子。加利西亞農民習慣在自己家里畜養牲口。我的家是按照加利西亞的建筑風格建造的，房子蓋在木柱子上，按照加利西亞的習慣，柱子高6英尺多。我記得，當我三四歲的時候，奶牛就睡在房子下面。傍晚把奶牛牽到房子下面，在那里擠奶，將奶牛拴在柱子上。像在加利西亞一樣，我家房子下有豬圈和雞窩鴨窩。雞、鴨、幾內亞雞、火雞，甚至鵝都在那里走來走去。

    我訪問過比蘭，參觀過您出生的故居，它的確是一幢典型的加利西亞風格的建筑。
    它是木結構的房子。柱子是很硬的木頭，是桃花心木或其他硬木。我記得開始時房子的底層是四方的。后來又延伸，建了一間衛生間、一間食品儲藏室、一間餐廳和一間廚房。再后來，又建了一間附屬設施，在拐角處建了一間辦公室。在原來四方形的底層上方還有第二層，但面積要小些，稱作“瞭樓”。據說，我是1926年8月13日凌晨兩點誕生的。
    在這一環境下，我從小就習慣于農村的風景和勞動，熟悉那里的樹木、甘蔗田，那里的禽鳥和昆蟲。

    在比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能夠觸摸到您父親安赫爾先生堅強的創業精神。
    他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學會讀書寫字。毫無疑問，他很活躍，活動頻繁，創業性和組織能力很強。

    您父親是在什么情況下到古巴來的？
    我父親是非常貧困的農民的兒子。1992年我訪問加利西亞時，到過他的故鄉蘭卡拉村，參觀了他出生的房子。這是一幢小房子，長10米，寬6米。用石板建成，當地盛產石板，加利西亞的農民通常用石板來蓋房子。父親全家就居住在這幢房子里，我設想家里養的牲口也在那里。臥室和廚房都在惟一的一間房間里。家里沒有自己的地，連一平方米的土地都沒有。家里耕種租來的幾小塊分散的地。
    我父親十六七歲時，在西班牙被征兵服役，到古巴參加 1895年爆發的第二次獨立戰爭，那時他已 20多歲。我不太清楚他到古巴來時的身份。當我懂事后，我沒有同父親談過這方面的事情。他有時候在同他的朋友一起吃飯時，會同他們提起相關的事情。但是，我的姐姐安赫莉塔和二哥拉蒙——他們都還活著——也許知道得多一些，因為他們同父親交談得比較多。當我在哈瓦那學習和從事革命活動，準備攻打蒙卡達兵營時，以及后來被捕入獄，再后來參加“格拉瑪號”遠征時，我的弟弟勞爾（我比他大4歲多）和留在家里的兩個妹妹愛瑪和胡安娜，他們同父親交談得比較多，也許我父親同他們講了更多有關他個人經歷的事情，但我沒能聽到。
    通過我的兄弟姐妹我得知了一些事情，如據說我的父親是位加利西亞貧窮的青年，某位富人弟子為了避免服兵役，給了他一筆錢，讓我父親頂替他服兵役。看來，這可能是真的，我父親很可能是這么服役的。您明白，當時的戰爭是怎么回事。

    當時是抓鬮服役的，但富人可以付錢給窮人，讓窮人頂替他們服兵役或參加戰爭。
    是的，就像您說的，當時有不少類似的情況，即當一位富人應該服役或參戰時，他弄到一筆錢，把錢給一位居住在農村、種著一小塊地或從事其他勞動的窮苦的農民，讓他去服役。
    我的父親作為西班牙士兵被派到古巴，在胡卡洛至莫隆之間的通道上修筑工事。在馬蒂逝世后不久，在馬克西莫•戈麥斯和馬塞奧率領下，東部“突進”軍曾穿過這條通道。
    東部“突進” 軍無論如何必須得穿越這段通道，這是一項艱難的行動。這條修筑了防御工事的南北通道位于古巴中部最窄處，從北部的莫隆到南部胡卡洛港，全長可能有近100公里長。據我所知，我父親曾在這里服役。但是，我想當馬塞奧越過這條通道時，他還沒有到那里。不斷有古巴人通過這里，或者從北部一個名叫圖里瓜諾的小島通過這一通道，圖里瓜諾和莫隆之間有一塊沼澤地相連。我父親就在這一通道當兵服役。這是我所知道的關于我父親的事，也許我的兄弟姐妹們知道得更多一些。

    您還記得您同您父親有關這段歷史的談話嗎？
    有時候我曾聽他講過一些。我喜歡到馬亞里松林的工人居住地去，我喜歡去任何地方，就是不喜歡待在家里。家對于我來說是權威，而我那時就開始具有叛逆精神。

    您從小就是造反派？
    這有幾個原因。當時對西班牙的專制主義，對統治的西班牙人和當局，一般都是尊重。但我不喜歡權威，當時還使用某種體罰，如敲打頭部或身體其他部位，我們都有被處以體罰的危險，但我們已學會抵御這一危險。

    您父親專制嗎？
    他脾氣大。如果沒有堅強的性格，他就不可能做到這一切：他很年輕時就自立，先是遠離家庭、遠離祖國參戰，后來，他身無分文、白手起家，又沒有任何關系，最初他又是文盲，但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了自己的莊園，積累了財產。如同大多數加利西亞移民一樣，具有謙虛和勤勞的精神。他有剛強的意志和性格，但他從來不會不公正待人。當有人相求時，他從不拒絕。他始終關注他人的困難。他自己從小就遇到很多困難。據我所知，他11歲時就失去了母親，他父親后來又結婚。總之，他的童年是相當艱苦和不幸的。但是，他具有加利西亞移民崇高的品德：善良、好客和大方。
    很多人一致證實，他是一個慷慨的人，甚至是一個善良的人。他良心很好。他總是幫助朋友，幫助勞動者，幫助那些處于困難的人。他有時也抱怨，發牢騷，但絕不會不解決問題。每當甘蔗季節結束、淡季來臨時，就業機會很少。當有人走到他面前，對他說：“您看，我的兒子們有困難，我們什么也沒有，我需要工作。” 當時有一種調節的制度：“您清掃一下這個。”這種調節在古巴是降低地主成本的一種方法，其做法是同一個家庭或一個勞動者簽訂一項合同，讓這個家庭或個人清掃甘蔗田，以卡瓦耶里亞或洛薩為單位支付報酬，當時尚未使用公頃為計量單位。據我所知，l卡等于18洛薩。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各國當時的度量衡各不相同，后來，幸虧有了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發明的公制。當時，這么訂一份合同：“好的，干這個活，20比索。”我父親特別找了清掃甘蔗田或其他并不是必需的活計，為的是幫助人們找到一份工作，盡管從經濟角度來說，并不劃算。我大一點后，在放假時在莊園辦公室幫忙，我覺察到這一點。我父親就在那里給工人發號施令，讓工人去商店采購貨物，盡管沒有同他們簽訂合同。他是一位善良和崇高的人。

    在1898年獨立戰爭結束后，您父親決定留在古巴？
    沒有，1898年戰爭結束后，他被遣回西班牙，然而，看來，他喜歡古巴。第二年，像其他加利西亞移民一樣，他又回到古巴。有檔案記載，他于1899年12月在哈瓦那上岸。他身無分文，也沒有任何關系，開始工作。后來，不知為什么，又到了東方省。當時美國種植園在那里大肆砍伐有著珍貴木材的森林，以擴張耕地，砍下的樹作為糖廠的燃料。古巴東部珍貴的木材曾被用來修建西班牙埃爾埃斯科里亞爾宮和其他建筑物，或用來建造著名的船只，如當時體積最大、威力最強的戰艦“圣特立尼達”號就是用此木材在哈瓦那造船廠建造的，1805年在特拉法爾加海戰中被英國人俘獲，后來，在一場暴風雨中沉沒。
    美國人雇用工人砍伐森林和耕種甘蔗。原是森林的土地很肥沃，最初的收成很好。

    您父親替美國人干活嗎？
    我父親開始在奧連特省中部靠北的著名的美國聯合果品公司干活。后來，他組織一批工人，同美國公司簽訂了承包合同，這些工人服從他的指揮。我聽說，我父親曾一度指揮過300名工人，因此，掙了些錢。他具有一定的組織才能。但他不會讀書寫字，后來費好大勁才學會。他開始組織了一個小企業，砍伐森林、種植甘蔗，向糖廠供應木材。這樣，開始作為這批工人的組織者取得了一定的積累。我想，這些工人是那些移民，其中很多是西班牙人和安的列斯群島人如海地人和牙買加人。

    他最后擁有多少自己的地產？
    他擁有900公頃屬于自己的地產，后來，他又向兩名獨立戰爭的古巴將軍租了幾千公頃的地。誰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到這些土地的。廣闊的松林，大多數是原始的處女地。這些地遍布山谷和山嶺，其中有一片海拔600米的丘陵地，那里生長著原始的松林。我父親開發馬亞里的松林。每天有17輛卡車滿載松木從丘陵開下來。他靠甘蔗和牲口的收入不菲，他還擁有自己的土地，大多數的地是平原或在山腳下。總共他有1萬多公頃的地。

    數量很大。
    您可以加一下，屬于我父親自己的土地，再加上承租的土地，總共不少于11 000公頃。

    數量很可觀。
    是的，是很可觀。我可以這么說，是因為，在那種條件下，我確實已不是屬于“相對”有錢有勢的家庭，而是屬于相當有錢有勢的家庭。我這么說并不是論功擺好，而是實事求是闡明事實真相。

    這么說，您是百萬富翁的兒子。
    談不上是百萬富翁的兒子。從來沒有人說我的父親是百萬富翁。當時，百萬富翁是巨富，是的確具有巨大財富的人。當時1美元還值一些錢，一個工人平均每天掙1美元，百萬富翁就是擁有百萬份一個工人的日工資。我父親的資產還不到這么大的數目。不能說我父親是百萬富翁，但是，他相當有錢有勢，經濟地位相當高，至少在當時貧困和痛苦的社會把他的子女們看作是富人的子女。我可肯定地說，很多人之所以向我們靠攏，對我們親近，是有目的的，但當時我們并沒有意識到。

    在比蘭，您的父親不光是蓋了房子，而且在“皇家之路”公路的旁邊建起了一個面包房，一個旅館；一個酒館，一所學校和一些供海地人居住的房子……一個真正的小鎮。
    我們居住的地方沒有鎮，只是有一些設施。最多可以稱之為村落。當我小時候，我家房子下面就養著奶牛。后來，在離我們家40米遠的地方開了一家牛奶店，在牛奶店對面有一家修理工具、犁耙等農具的作坊。附近還有一個小的屠宰場。在離我家40米遠的另一方向有一個面包房，離面包房不遠處有一所公立小學。在公路旁，有一家商店。出售食糧和其他商品。在另一旁，是郵局和電報局。在不遠處有幾個簡陋的大茅屋，地面是土，屋頂是棕桐樹樹葉，這里居住著種植和收割甘蔗的海地的移民，甘蔗的種植和收割是莊園的主要活計。在我家附近有一片大的柑橘林，面積約有12—14公頃，我父親親自雙手握一把大剪刀進行嫁接。除柑橘樹外，還有各種各樣的果樹，有的是單個的樹，有的是一小片一小片的，有香蕉、番木瓜、椰子、山番荔枝、牛心果等，還有3個養蜂場，40多個蜂箱，生產大量的蜂蜜。我現在閉上眼睛還能記得那個柑橘林，記得各種酸性水果樹的位置，我用手剝柑橘，在假期和圣誕節充分享用。誰也不如我一下子吃那么多的柑橘。

    還有一個大的養雞場。當時進行斗雞比賽嗎？
    是的。在離我家100米處，在公路旁，有一個您說的斗雞場。在甘蔗季節，每星期天、圣誕節、新年、復活節的星期六和星期天進行斗雞比賽。在當時農村，斗雞是一項運動。

    是地方的一項娛樂活動。
    是的，因為當時娛樂活動很少。當時玩多米諾骨牌，也玩紙牌。我父親年輕當兵時喜歡打紙牌，看來他是玩紙牌的高手。此外，在我3歲時，家里添置了一臺留聲機，是那種需要上發條的留聲機，我記得是RCA維克托爾牌的，用來聽音樂。當時連收音機也沒有。我想我父親是惟一有收音機的人。當我較大一些的時候，大約七八歲的時候，家里添置了一臺收音機。什么？不，大約是在1936年或1937年我10—12歲的時候，因為我們家購置收音機、一個電熨斗和一臺小馬達時，西班牙內戰已經爆發。那臺小馬達每天運轉兩小時，靠幾臺蓄電池來帶動。每天需要給馬達添加一些雨水。

    這一切都是您父親的財產嗎？
    除了小學和郵局是公家的以外，其他均是我家的財產。1926年我出生時，我父親已積累了相當的財產，作為地主，他很有錢有勢。人們稱他為“堂安赫爾”、“堂安赫爾•卡斯特羅”，在他的那個領地里，他是受人尊敬、權力很大的人。所以我對您說，事實上，我是地主家的兒子，我父親多年來一點點購置土地。

    給我談談您的母親。
    她叫莉娜，古巴人，西部比那爾德里奧省人，祖籍加那利群島。她也是農民出身，家庭也很困難。我的外祖父是一個牛車夫，用牛車運輸甘蔗。當他們一家搬到比蘭時，我母親只有十三四歲，她同父母、兄弟姐妹一起先乘火車從比那爾德里奧省到卡馬圭，再從卡馬圭乘牛車先到瓜洛，最后到達比蘭。
    我母親像我父親一樣，最初也是文盲。后來，幾乎靠自學也學會了讀書寫字。她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她的意志也很頑強。我從未聽說她上過什么學。她是自學的。她十分勤勞，十分細心。她是廚娘、醫生、保管員，她向我們提供我們所需的每樣東西，我們遇到任何困難，都可以向她求助并可得到她的幫助。但她并不溺愛我們，她要求我們遵守秩序，注意節省，愛清潔。她掌管全家內外日常事務，掌管全家經濟。誰也不知道她哪來的這么多時間和精力干這么多事。她從不坐下，每天從未見她休息片刻。
    她共生了7個孩子，都是生在這個家，都是由一位農村接生婆幫她接生的。當時在整個這一偏僻地區，沒有也不可能有一個醫生。她千方百計使她的兒女能上學，她未能上學，但她希望她的兒女能上學。沒有她，我這個一直喜歡學習的人，很可能到今天還是一個文盲。我母親的情感雖然井不經常外露，但實際上，她很愛她的兒女。她性格堅強，勇敢，富有犧牲精神。她沉著地、毫不猶豫地承受我們子女中某些人并非有意地給她帶來的痛苦。她無怨無悔地接受了土地改革和對她所熱愛的土地的分配。
    她是一個虔誠的教徒，對此我一直是尊重的。作為母親，她的痛苦找到了安慰，她為革命經受了許多磨難，她以母愛接受了革命；她的貧困農民的出身并沒能使她有機會懂得人類的歷史，懂得她所親身經歷的導致古巴和世界發生重大事件的深刻原因。在古巴革命勝利三年半后，1963年8月6日她去世。

    您父親呢，他是什么時候去世的？
    他去世得早。他年齡比我母親大得多。他是1956年10月21日去世的。當時我30歲零2個月，也是我乘“格拉瑪”號從墨西哥遠征古巴前2個月。

    您父親會說加利西亞語嗎？
    會的，但他從不說。

    您聽他說過加利西亞語嗎？
    有時候聽他用加利西亞語說過幾句。那里居住著加利西亞人，我父親可能用加利西亞語同他們交談過。但是，那里也住著其他省的西班牙人，如阿斯圖里亞斯人，他們不會講加利西亞語。而加利西亞人卻已習慣講西班牙語，他們能講西班牙語，懂西班牙語，能用西班牙語同其他人交談，此外，他們不可能用加利西亞語同古巴人交談，因為古巴人不懂加利西亞語。同工人、同大家說話必須講西班牙語，甚至同未婚妻和妻子講話也必須講西班牙語，因為他（她）們不會講加利西亞語。因此，我從來沒有聽他講加利西亞語。

    當西班牙內戰爆發時，您10歲。
    我還不滿10歲。我1926年8月13日出生，西班牙內戰是在1936年7月18日爆發的，當時我是 9歲零11個月，我已會讀書寫字。

    您記不記得您父親對西班牙發生內戰感到擔憂或談論過它？
    在比蘭居住和工作的西班牙人分成兩派，每派大約12—14人。

    是指同您父親在一起或常到您家來的西班牙人嗎？
    是指同他一起承擔各種工作的人或者是工人。當時那里有一個阿斯圖里亞斯人，他有不少書，相當有文化。傳說他會說7種語言，我相信他確實會7種語言。因為當我家購置收音機后，收音機里用英語或德語廣播時，他翻譯得出來。他一手歌德式的字寫得很漂亮，他會拉丁文。這個阿斯圖里亞斯人——說他是阿斯圖里亞斯人，因為他個子很矮——毫無疑問，是當地知識面最廣、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他知道希臘，談論狄摩西尼；他是第一個同我講狄摩西尼這位偉大的演說家的，他對我講狄摩西尼的為人，講狄摩西尼為了改正他那口吃的毛病，在嘴里含一塊小石子的故事。就是這個阿斯圖里亞斯人同我談了這樣和那樣的故事。
    這一派和其他幾個人，當內戰爆發時，他們贊成叛軍，即贊成那些起來反對共和國的人。

    是指佛朗哥分子嗎？。
    是的。另外一派支持共和國。他們是工人，其中一些人是文盲。但其中有一位西班牙人，名叫巴萊洛，他是電報局和郵局局長。他同不少工人一樣，支持西班牙共和國。這些工人中，有一位廚師，起初他是喂牲口的工人，后因為得了關節炎，幾乎不能走路，所以讓他改當廚師。我很尊重他和敬重他，但他飯做得不太好吃，我家的人對他做的飯菜經常抱怨。他名叫加西亞，是文盲。

    是文盲？
    是的。我小時候在比蘭居住的人只有不到20％的人會讀書寫字，而且困難不小。很少有人讀到6年級。我在那里的經歷使我今天明白文盲的痛苦。誰也難以想象文盲有多么痛苦，因為，誰都知道什么叫自我尊重。而什么是文盲？文盲是處在社會最底層的人，他被迫請求一位朋友幫他給自己的未婚妻寫情書。在比蘭，不識字的人求識字的人幫忙給他的情人寫情書。但是，并不是由不識字的人念，識字的人寫。比方他說，昨晚一晚上都做夢想她，吃不下飯老在想她等，仿佛這位農民真的想自己這么寫信。不是的，而是他對識字的人說：“我不說，請您幫我寫封信，就像您要給您的情人寫信一樣，要博得她的歡心！”我沒有夸張。這是我當時在家鄉親眼所見的。

    您本人還記得一些當時有關西班牙內戰的爭論嗎？
    1936年我在圣地亞哥一所學校住讀，當年夏天戰爭爆發時，我正在比蘭度假，當時我還不滿 10歲，小學二年級還沒有結束。
    發生了什么？當我從圣地亞哥回到比蘭度假時，由于我已會讀書寫字 所以曼努埃爾•加西亞，那位一條腿有些瘸的廚師，他干活很勤奮，當時他住在離郵局不遠的一個小房子里，他急急忙忙請求我給他讀報。他是鐵桿的共和國派——從中您可以看到什么是階級精神，很多次我問自己他為什么會是如此鐵桿的共和國派，同時，說實話他也是非常反教權主義的。于是，我給他讀報，讀有關西班牙內戰的消息。這樣，我不到10歲就知道西班牙內戰。我給他讀各種報紙。當時在比蘭有一份報，我記得是《消息報》，還有《世界報》、《國家報》和《古巴日報》，但是，當時到達比蘭的主要報紙是《海軍日報》。

    這是一份哈瓦那的報紙。
    不，這不是一份哈瓦那的報紙，是全共和國的報紙。從獨立戰爭開始起，它一直是一份親西班牙的報紙，直到古巴革命勝利，它是全國所有的報紙中最右的一份報紙。每星期天，出一份照相和圖片副刊。當時這份報很有名。它刊登許多廣告，所以頁數很多，報紙很厚。我跑到加西亞的木頭房子去給他讀報。我什么都讀。報上褒義地稱之為“造反派”。

    稱佛朗哥分子為“造反派”。
    也把他們稱之為“民族主義分子”。而將對立的一方則貶義地稱之為 “紅色分子”、“赤派”，這份報紙偶爾和藹地稱他們為“共和國派”。這是當時到達比蘭的主要的報紙，最出名的、版面最多、消息多、紙張好、廣告多的報紙。我給加西亞讀報。盡管有時候還有一些其他報紙，關于西班牙內戰報道最多的是《海軍日報》。
    我記得這場戰爭，幾乎從戰爭開始起。如我記得共和國軍隊占領特魯埃爾。

    記得埃布羅陣線嗎？
    埃布羅陣線還要靠后，差不多戰爭快結束時。

    馬德里之戰記得嗎？
    記得。馬德里保衛戰。這是共和國派給向馬德里進軍的駐扎在瓜達拉哈拉的墨索里尼士兵的打擊。我對他講，共和國派是如何進軍并占領特魯埃爾的，莫拉將軍又是如何發起反攻來重新占領特魯埃爾的，以及講其他來自聚集在佛朗哥的大本營布爾戈斯的駐軍的消息。被包圍的佛朗哥分子駐扎的堡壘叫什么名字？

    托萊多要塞。
    托萊多要塞。我給加西亞讀關于托萊多要塞的戰事，我站在這位加利西亞人一邊。我甚至還安慰他。我對他說：“但是，您瞧，您瞧，特魯埃爾戰役打得不錯——我提醒他——打得不錯，您瞧共和國派他們，他們在這里和那里作戰。” 每逢有什么有關共和國派的好消息我都讀給他聽。我現在對您講的，就是當時比蘭所發生的確切情況。

    您父親站在哪一派？還是對西班牙內戰漠不關心？
    不，他不是漠不關心。他反對共和國。

    反對共和國？
    是的，他反對共和國。反對共和國的，還有那位擁有不少圖書的阿斯圖利亞斯人和其他一些人。我認為，在比蘭的大多數西班牙人是反對共和國的。但是，還是有另外一些人，其中包括加西亞等一些西班牙人，如電報局局長巴萊洛是鐵桿的共和國派。

    他們打多米諾骨牌戰爭。
    同情和反對共和國的兩派聚集在一起，進行激烈的多米諾骨牌戰爭。這有點像瓜雷斯基著名小說中一位名叫堂卡米洛的牧師與一位共產黨人市長之間的爭吵。每逢暑假、圣誕節前夜和圣誕節15天假期以及復活節，我都給加西亞讀報。我不太清楚當我上學時，誰給加西亞讀新聞。他沒有收音機，只有我父親的大房子里有收音機。

    正是由于加西亞，您才關注西班牙內戰？
    是的。他使我清楚地記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西班牙內戰的情景，當時共和國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我給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和德國納粹主義種族滅絕的、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思想加上引號——發生交鋒。西班牙發生了什么？為什么西班牙共和國會垮臺？西方民主國家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從西班牙內戰開始起進行的干涉采取的“不干涉”政策的實質是什么？這意味著什么？這促使世界大戰的爆發。
    最初的戰役正是在西班牙的左派與右派即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支持的所謂的“民族主義派” 之間進行的。而西班牙共和國是混雜在“民主制度”內部的左派，在當時是最進步的、最正確的、最得人心的，因為西班牙共和國在一個幾乎是封建社會、尚未實現工業化、很長時間里依靠殖民地收入來維持的社會里捍衛進步思想。西班牙人民是戰斗性很強的人民。
    在西班牙甚至教徒之間也發生對抗和互相殘殺。有些牧師站在共和國一邊，有些牧師——可能占多數——站在“造反派” 即“民族主義分子”或佛朗哥分子一邊。當時我所在的圣地亞哥學校的西班牙老師經常談論西班牙內戰。從政治角度來說，他們所有的人，無一例外，都是民族主義分子，更確切地說，都是佛朗哥分子。他們談論最多的是戰爭的恐怖、民族主義分子被殺害，包括教徒被槍斃等。西班牙內戰確實很殘酷，交戰雙方手腕都很強硬。
    記得在內戰結束后，我的一位老師對我講述了有關內戰結束后，共和國派戰俘被槍斃后的情景。當時我在哈瓦那貝倫中學讀書，這也是一所耶穌會辦的學校，我有一些年輕的朋友是牧師，其中有一位牧師名叫略倫特——內戰時他是衛生員——他對我講述了在戰爭結束后，槍斃了數萬人，讓他當衛生員，主要是檢查每位被槍斃的人的遺體，在埋葬這些遺體之前，看看有沒有還活著的。他詳細地向我講述了他的所見所聞。毫無疑問，這對他觸動很大。也有不少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站在共和國一邊。
    我對您講述了我對西班牙內戰的回憶。當然，后來我讀了不少關于這方面的書，但我同您講的是我當時所知道的事情。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埃布羅戰役是在1938年。這是共和國派最后一次進攻。有關這場戰役出了不少書，拍了不少電影。但是，我是在不到10歲時開始讀報的，我得知這場戰爭是如何發展的。

    您認為您小時候對這場戰爭的興趣對您的成長是否起了某種影響？
    是的。主要在關注國際事務方面。少年兒童都喜歡戰爭的場面。我也像幾乎所有的孩子一樣，喜歡看美國西部片，此外，我把電影里的事當作真事。

    但是，當時的西部片是非常種族主義的，是反印第安人的，是嗎？
    我當時把牛仔的特技鏡頭當真。是的，我小時候把它們當真。后來，我大了一點，比較成熟了，我看到西部片里一拳頭把威士忌粉紅色的酒瓶打到酒吧柜臺的另一頭，感到挺有趣。我還記得所有這些情節。牛仔的左輪槍里的子彈從來是打不完的，除非設計的情節有這個需要。當時雖然還沒有機關槍，但槍聲總是不斷，越來越猛。誰要是騎馬沒有子彈，就會受到懲罰，被吊在樹枝上。
    所有的小孩都看西部片。從小就受到暴力教育。總之，在當時讀報時，我怎么會想到后來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呢！

    后來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也確切地記得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當時我已13歲，我從報上讀到魯爾被占領、奧地利被吞并、蘇臺德區被攻占、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和約的簽署、入侵波蘭。雖然我不十分清楚這些事件的意義，但我得知所有這些事件。
    我記得從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到1945年以對日本投擲原子彈大戰結束所進行的主要戰役和所發生的重要事件。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可以談很多，因為當時我對它十分關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我在讀初小時，還發生過埃塞俄比亞戰爭。

    您記得埃塞俄比亞戰爭嗎？
    記得。當時賣餅干時送小卡片，上面介紹意大利人占領阿比西尼亞的戰爭，當時人們稱埃塞俄比亞為阿比西尼亞。

    稱之為阿比西尼亞戰爭。
    是的，阿比西尼亞戰爭，當時就是這么稱呼的。當時推銷餅干的商人為了刺激購買，奉送一套小卡片，上面介紹關于意大利人占領阿比西尼亞戰爭很少公布的10至12個場面或行動。有些小卡片從沒有再印過，這樣使得小孩們爭先恐后地向家長要錢購買餅干。
    我收集了許多套小卡片，幾乎成了這場戰爭的專家。當時我在圣地亞哥拉薩列學校讀書，我學會玩小卡片：將小卡片順著墻壁斜倚，再用右手大拇指將卡片上方握住，然后再松開，讓卡片轉幾轉后再掉下來。那張卡片掉在另一張上，就贏一張。我在墻上做了記號，注意風向和其他細節，這一套技術還很有效。我不知贏了多少張卡片。
    我現在還記得印在小卡片的圖片和顏色。孩子們總是喜歡找那些從來沒有印制過的卡片。

    總是缺幾張嗎？
    有幾種卡片故意不印制，以此來刺激購買。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手段。我記得當時很難收集一套全的卡片。
    一天，一位孩子對我說，他有一本拿破侖•波拿巴圖片集。圖片集里的圖不是印在紙板上的卡片，而是另一種更好的紙，像相片紙一樣，這套圖片集是全的——我還保存著它，不久前，歐塞維奧•萊亞爾找到了這本圖片集——這位孩子提議用這本圖片集換我收集的有關阿比西尼亞戰爭的幾百張小卡片。我立刻就同意了，因為這本圖片集是很珍貴的。

    看來，您對戰爭很感興趣。
    您看，《圣經》里談到不少生動的事件和戰爭。從小學一年級起，在《圣經》史——當時我讀的小學里設這門課——就談到巴比倫懲罰、以色列人或猶太人的奴隸制、渡過紅河、約瑟的號角、杰里科和桑松塔樓的倒塌和他們力大無比，可用雙手推翻一座圣殿；摩西十戒板、變成崇拜物的教堂資產登記冊。我在《歷史將宣判我無罪》中，為表達社會主義思想，提道：“我們不相信教堂資產登記冊（意即不相信金錢—譯注）”這是我在攻打圣地亞哥蒙卡達兵營后的自我辯護詞，是在1956年。而我現在同您講的是1936年的事情，我說過，當時我大約 10歲。

    但阿比西尼亞戰爭要早于西班牙內戰，您那時還很小。
    是的，阿比西尼亞戰爭要早些。我記得我那時候是在拉薩列小學讀二年級，大約9歲。我前面說過，我通過交換，獲得了那本美妙的拿破侖畫冊，哈瓦那那位知識淵博的歷史學家，因我曾經同他說起過這本畫冊，他找到了這本畫冊或者同它一樣的畫冊。從畫冊發黃的圖片來看，我相信這本畫冊就是我保存多年的那本畫冊，當時我賞心悅目地欣賞畫冊中有關著名戰役的圖片。如阿爾科戰役，拿破侖在緊要關頭，舉起旗幟，越過大橋，高聲喊道：“跟著你們的將軍!” 這會使任何的男孩激動不已。然后，是奧斯特里茨戰役和其他所有的戰役。拿破侖一生的主要經歷通過圖畫得到展現。當時，很自然，我看得著迷，我同情這位將領，就像我同情歷史書上不斷贊揚的阿尼拔和亞歷山大一樣。我當時想，要是阿尼拔占領羅馬該多好，我之所以同情阿尼拔或許是因為他帶著他的大象越過了阿爾卑斯山，或許是因為他不是最強者。我也喜歡斯巴達人，他們只用300人就守住了特爾蒙比拉斯山口。總之，今天我感到很欣慰，因為我的拿破侖畫冊要遠比西部電影好得多。

    您喜歡軍事首領。
    所有的男孩都喜歡軍事首領。我首先從《圣經》上有關的故事講起。舊約上講述了許多戰爭和新奇的事件：諾亞方舟、洪水、接連下了40天雨。在《創世記》中談到，在洪水之后，諾亞栽了一個葡萄園，葡萄制成葡萄酒，他喝酒有點過量，他的一個兒子便嘲笑他父親。諾亞便詛咒他這個兒子，罰他成為黑人！這件事記載在《圣經》上，我認為總有一天，教會本身會對此作修改，因為似乎黑人成了上帝的一種懲罰。看來《圣經》把成為女人也看做一種罪孽，把最初罪過的責任歸咎于女人。

    您是否在要求天主教會改正這些內容？
    實際上我出自信仰并沒有要求修正或改變這些內容。但是，勇敢的、果斷的教皇約翰•保羅二世說過，進化論同創世的理論并不是不可調和的。
    我曾同樞機主教和主教在某一場合交談過這個問題。有兩種觀點。我認為作為一個有著兩千年歷史的教會，是會同意男女平等的思想的，是不會把世界上的罪孽都歸咎于女人的。也不應該由于諾亞的一個兒子嘲笑他，他便罰這個兒子成為黑人。

    您首先造反的也是您父親，是嗎？
    應該說我并沒有造我父親的反，造他的反很困難，因為他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我反的是權威。

    您不能忍受權威。
    我這是有前例的，并不是在10歲或12歲時才有的。在這之前，在我六七歲時，我就開始具有叛逆性格。

    您對您在比蘭的童年還有什么其他記憶？
    我記得許多事情。有些事情對我產生了影響。但是，死亡對我童年影響不大。我不到3歲時，姨媽安東尼婭去世了，她是因難產去世的。我還記得全家悲傷的情景和大人們悲傷的氣氛。她是我母親的姐妹，同一個西班牙人結婚，這個西班牙人同我父親一起在比蘭干活，掌管著一片名叫索托的甘蔗田。我記得我們沿著甘蔗田田邊的小路走，女人們邊走邊哭，一直走到一間木頭房子。我記得姨媽的去世，但這對我影響不大，因為我那時很小，不知道死意味著什么，沒有任何概念。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看到火車頭的情景。這一蒸汽火車頭所有的一切，它的輪子、聲音、力量、汽笛聲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人們乘火車來到甘蔗田收割機前，將收割下來的甘蔗運到榨糖廠去榨糖。我感到火車頭真是一個龐然大物。
    當我七八歲上小學時，我聽到有關巴爾韋蘭和科利亞爾航行的消息。在比蘭人們說，“巴爾韋蘭和科利亞爾就是從這里飛過的”，這兩個西班牙飛行員越過大西洋，飛往墨西哥。但是，后來再也沒有聽到關于巴爾韋蘭和科利亞爾的消息。至今人們還在爭論，他們究竟是在哪里遇難的，是在比那爾德里奧和墨西哥之間的海上，還是在尤卡坦或是在其他地方遇難的。他們駕駛一架螺旋槳小飛機完成了飛越大西洋的豐功偉績，當時航空飛行剛剛起步。他們的飛機上裝滿了汽油罐，當時這是惟一能做的事。他們從西班牙起飛，抵達古巴。后又再起飛，想飛到墨西哥，但是，由于飛機失事，他們沒能到達墨西哥。
    我從小就看到颶風。狂風暴雨，卷起巨浪，暴風雨迅猛地襲來。當我四五歲時，我還遇到過一次地震。我家的房子激烈搖晃起來。所有這些自然現象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還有什么事，對您性格的形成產生了影響？
    一種特權和一種運氣。我是地主的兒子，而不是孫子。如果我是地主的孫子，我可能出生在一個貴族住宅區，而我的朋友，我所接觸的文化，很可能會使我充滿高人一等的優越感。而我出生的地方，全是窮人，是農業工人和貧苦農民的孩子。我自己的家庭、我母親的家庭是窮的，我父親的幾個來自加利西亞的表兄弟是窮人，我父親在加利西亞的老家，也是非常窮的。
    可以肯定地說，小時候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我出生的地方住的都是最窮苦的人。我還記得那些文盲的失業者，他們在甘蔗田附近排著隊，沒有人給他們一口水喝，沒有人給他們提供早餐和午餐，他們既沒有地方住，也沒有交通工具。我也不會忘記那些光著腳走路的孩子們。在比蘭同我一起玩、一起到處跑來跑去的孩子，都是窮人的孩子，其中有些孩子，我在吃午飯的時候，從家里給他們帶滿滿一罐頭可口的飯菜，這不是我們家的剩飯。我同他們一起游泳、騎馬、步行，到處漫游，去扔石子，去捉鳥，現在捉鳥會遭到責備，而當時都習慣用彈弓捉鳥。而后來，我在圣地亞哥和哈瓦那讀書時，上的學校是有錢人家的子弟學校，那里有地主的子弟。

    您也同他們一起相處過。
    他們是有錢人家的子弟。當然，我同他們也建立了友誼，同他們一起玩，做體育活動等。但我沒有同他們一起住在富人區。
    在那里我們腦子里想的是其他事情，主要是體育活動、上課、遠足等。我有進行體育活動和爬山運動的習慣，這是我的兩項自發的愛好。此外，拉薩列學校在圣地亞哥一個半島上擁有一所莊園，如今半島上有一家煉油廠。半島名為倫特，上面有一個浴場。浴場中用棕桐樹干豎了幾根樁，劃定了一個游泳的范圍，因為這里是一個海灣，鯊魚經常在這里出沒，其危險是真實的，盡管并沒有那么可怕。浴場有三塊跳臺。我可算是跳水運動員，因為我記得當我第一次來到這里，我就從最高的跳臺跳水，似乎是對我的同伴的一種挑戰。誰在跳水？“呼” 的一聲，我跳入水中。還好，幸虧沒有頭朝下。跳臺很高，但我想都沒有想，就往下跳了。

    您當時會游泳嗎？
    我不知從什么時候起就在比蘭的池塘和河流里學會了游泳，是跟童年時同我進行各種冒險活動的伙伴一塊學會的。

    同您那些貧苦出身的伙伴一起學會的嗎？
    是的，同我童年的那些伙伴和朋友們。我沒有接受資產階級文化。實際上，我父親是一名孤獨的地主。我的父母很少出門去拜訪別人，也很少接待客人。他們沒有養成富人家庭的文化和習慣。他們整天干活，我們所接觸的只是居住在比蘭的人。

    同您一起玩耍的孩子中，有沒有黑人？
    在我家里從來沒有人對我說過：“不許同這個或那個孩子玩耍!” 這樣的話，從來沒有過。我常常去海地人居住的大茅屋那里玩，因此我家里常常斥責我，但不是因為社會地位的原因，而是因為衛生的原因，因為我常在他們那里吃烤老玉米。我家里常常威脅我說，要把我送進位于哈瓦那西部的瓜納哈伊少年教養院。

    是教養那些叛逆的孩子的教養院嗎？
    我家里人對我說：“我們要把你送進瓜納哈伊教養院去，因為你總是到海地人的大茅屋里啃老玉米！”他們不止一次因這個或那個原因威脅我。當我開始明白事情時，我感到我最好的學校是童年時所生活的農村和我出生的地方。農村意味著自由。
    后來，因為我是富人的兒子，我受到了剝削。

    受到了剝削？
    是的，受到了剝削。

    是什么樣的剝削？”
    您聽我講。我年幼時在比蘭公立小學讀書，當時我還沒有到上學的年齡，家里就把我送到小學，因為我的一個姐姐安赫莉塔和一個哥哥拉蒙也在那所小學學習，我被安排坐在第一排。我還記得送我上學的日子。我記不清楚，坐在第一排的我是怎樣學會讀書寫字的。
    我記得這是1930年。

    您那時是4歲。
    是4歲。我看著別人和看著拿著粉筆的女教師，學會了讀書和亂涂亂畫，作為一個地主的兒子，我也經常調皮搗蛋。那位女教師常到我家來，同我家一起吃飯。在學校里，實行體罰，我記得常常用尺打板子。有時還罰跪，讓你手伸直，手心里放上重物。雖然沒有讓我們跪3個小時，但即使是幾秒鐘，也是夠受的。更厲害的是，有時候還放上玉米粒。

    放在膝蓋下面？
    是的，放在膝蓋下。我體驗了學校的各種體罰，盡管體罰并不是每天都有，不是經常的。體罰是用來嚇唬我們的辦法。

    這是折磨。
    我那時已經相當叛逆，要說為什么這樣，有些事情，說來話長。如您想知道，以后再對您講，是什么事情使我成為叛逆者。我不得不從小就自己解決問題，這使我了解了世道的不公和當時所發生的事情。但現在我們不談這些事情，您不一定對這些事情感興趣。

    我感興趣。
    到時候，如您愿意的話，我可同您講。但是，我補充講這些事情，是因為我認為，它們有助于我們原計劃要談的問題：我是怎樣成為一名革命家的？什么因素影響了我的一生？盡管我的社會出身是地主的兒子，盡管孩子們是自私的，是好虛榮的，并且對自己的社會地位有一點意識。

    在比蘭小學，您是惟一的富家子弟嗎？
    除了我的一個姐姐和一個哥哥外，我是惟一的富家子弟。小學里沒有其他人是富家子弟，連中等家庭的子弟或店主的子弟都沒有。學生的父親都是農業工人，最多的擁有一小塊土地。所有的學生都是非常非常窮的窮人的子女。

    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您父母才決定把您送到圣地亞哥．讓您接觸另一種社會地位的孩子？
    不是。我不認為我父母曾考慮過這個原因。我父母為我做了些什么？在我6歲時，他們送我到圣地亞哥，因為他們聽我的女教師說我“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孩子”。此前，他們就已決定讓名叫歐弗拉西姬•費利烏的比蘭小學的女教師把比我大三歲的姐姐安赫莉塔帶到圣地亞哥她的家里去。我6歲時，我姐姐9歲或10歲。于是，把我姐姐和我一起帶到圣地亞哥，我父母覺得應該把我這個孩子也帶到圣地亞哥去，在女教師家里接受更好的教育。我既吃驚又好奇，沒有吭聲就跟著去了。

    您從農村出來，圣地亞哥給您的印象如何？
    當時圣地亞哥同現在相比，還是一個小城市。但是，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覺得它大極了。因此，它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后來我16歲時首次看到共和國首都哈瓦那時給我的印象一樣深刻。在哈瓦那，我看到了高樓大廈，當時四五層樓的房子對我來說已經是很大了。而當時圣地亞哥一般的房子都比較矮，比較小，幾層的樓房很少。但我要補充說一下，我6歲時在圣地亞哥第一次看到了大海。我來自農村，來自山區，來自內地，因此當在圣地亞哥海灣出口處第一次看到大海時，我很驚訝。

    您在圣地亞哥住的房子是什么樣的？
    這是一幢木頭房子，位于總督山上，屬于比較窮的埃爾沃利區……房子又窄，又暗，又潮，又小，有一間小客廳，客廳有一臺鋼琴，有兩間房間，一間洗手間，還有一個陽臺，從陽臺望去可看到馬埃斯特臘山美麗的風景，以及附近圣地亞哥海灣的部分景色。
    房子的墻是木板的，房頂是褪了色的紅瓦，房子門前是一個小廣場，沒有樹木。旁邊是一排只有一間房間的平房。在另一個街區，有一個雜貨店，出售用粗糖加工做的椰子糖。對面，在小廣場另一邊，我記得有一幢大房子，是一位名叫伊迪的摩爾人富翁的。緊挨著的是一所中學。我在這所房子里度過了寒冷的日子，我記得當時那所中學被士兵所占領，因為這所中學的所有的學生都反對馬查多。我記得我曾見到被士兵占領的中學的一個場景：士兵們用槍托毆打一個老百姓，可能是他對士兵說了些什么。類似的場面我記得很清楚，因為我住在對面，看到了這些場景。
    氣氛是緊張的，士兵們逮捕行人。比蘭有一位名叫安東尼奧的機械工被關在監獄里。后來我聽說因為他是共產黨員。我記得他的妻子在探監時把我也帶去，那時我還很小。監獄在圣地亞哥市大道的盡頭一個不祥、陰暗的地方，其墻壁骯臟不堪。一想起那些獄監、鐵柵欄和囚犯的目光，我就不禁毛骨悚然……
    圣地亞哥我所居住的那幢房子，每當下雨，屋頂都漏水，把一切都弄濕了。房子里下雨比外面還要厲害。只好用臉盆去接漏下來的水。房子里非常潮濕。我和姐姐就被帶到這家人家。在一間小房間里，放了一張床，女教師的父親內斯托爾住在那里。另一間屋子，住著女教師的一個姐姐，她是一位鋼琴教師，是一位優秀人才，但她連一個學生都沒有。

    那時有電燈了嗎？
    是的，已經通電了，但使用得不多。還繼續使用油燈，我想可能因為油燈省錢。

    在那幢房子里住了多少人？；
    住了姐妹3人，他們的父母是海地人，不知道她們是在法國還是在海地上的學。她們是混血種人。一個是教師，另一個是鋼琴教師，第三個是醫生，但第三個醫生在我們住進去前就已去世。姐妹兩人同她們的父親鰥夫內斯托爾一起住。此外，還住著我的姐姐和我，總共是5人。在學期里女教師還繼續去比蘭上課，在放假時回家。后來又來了一位年輕的農婦埃斯梅利達，她是這個卑微的、凌亂的家雇的女傭。但從未見到曾支付工錢給她。這樣，總共有6人。后來，我的哥哥拉蒙在我勸說下也到圣地亞哥來了，這樣連女教師在內，共7人。實際上，我們住得比較擁擠。

    這是在什么時期？
    是在馬查多獨裁時期。當時在古巴有不少人挨餓。馬查多垮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饑餓。因為，除了1929年發生的經濟危機外，更糟糕的是，美國根據在古巴依附性的共和國成立初期時同古巴簽訂的貿易協議，禁止古巴生產許多產品，強迫古巴從美國進口這些產品，盡管美國仍向古巴購買蔗糖，但是，由于發生經濟危機，它強迫古巴在出口糖時支付美國所規定的關稅。這樣，限制了古巴蔗糖的出口，使糖價降到最低水平，使古巴經濟更加蕭條，饑餓遍布全國。

    這是經濟危機的時期，也是政治壓迫的時期。
    馬查多開始執政時曾得到人民的支持，因為他采取了一些民族主義措施，并興建了一些工程和幾家工廠，力圖發展工業。然而，他很專橫，很快他的政府成為血腥的政府，遭到了大學生的反對，特別是大學生聯合會和古巴共產黨創始人胡利奧•安東尼奧•梅利亞的反對。當時梅利亞只有20歲或21歲，他是大學生、工人和人民的象征人物。后被馬查多下令在墨西哥被殺害。
    梅利亞是一位特別能干的、早熟的青年，是繼馬蒂之后古巴最杰出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提出要建立“工人大學”這一光輝思想。當時，大學生到大學來聽他演講歷史和英雄人物。的確1917年著名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已經發生，他在這場革命的激進主義和革命的原則的啟發下已創建了古巴共產黨。梅利亞是馬蒂主義者，也是布爾什維克革命堅決的同情者。這使他同馬蒂的朋友、馬克思主義者卡洛斯•巴利尼奧一起，創建了古巴第一個共產黨。

    馬查多是在1933年被推翻的嗎？
    是的。馬查多是在8月被1933年革命推翻的，在9月，發生了“士官叛亂”。我剛滿7歲。士官們以造馬查多的同伙軍官的反為榮。這時，所有的組織都擺脫了地下狀態。在反對馬查多的組織中，有一些是左派組織，也有一些是以右派思想指導的組織，其中有一個甚至是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思想為指導的右翼組織。在一個有戰斗力的運動，即大學生運動中，涌現了一位生理學教授，名叫拉蒙•格勞•圣馬丁，被提議并最終成為古巴總統。馬查多被推翻3周后，在9月4日運動之后，成立了格勞政府。在政府中，安東尼奧•吉特拉斯被任命為內政部長。他是一名年輕的十分勇敢和無畏的人，曾在奧連特省圣路易斯占領一個兵營，曾采取各種堅決的武裝斗爭方式反對馬查多。

    安東尼奧•吉特拉斯。
    吉特拉斯使人們尊重法律，他沒收了電業公司和其他美國公司，這在古巴是前所未有的。他推動了成立工會的法律，規定每天8小時勞動的勞動法，以及其他一系列由格勞政府頒布的進步措施。
    他頒布的法律中有一項法律有一定的可理解的理由，但它本身不完全是公正的。這就是《勞動國有化法》，這項法律頒布后，使得許多海地人被殘酷地驅逐出古巴，盡管這并非這一法律的本意。吉特拉斯是格勞政府中最強有力、最有決心的部長，在他推動下，政府頒布了這一法律，其目的是想保護古巴的勞動者，使他們不再受許多西班牙商人的排斥，因為西班牙商人在用人時優先考慮的是西班牙人的家屬。
    當時古巴政府開始是5人政府，后來由格勞•圣馬丁教授任總統。格勞任總統的頭三個月里頒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古巴人民的法律和措施。然而，美國通過其駐古巴大使本哈明•薩姆納•韋爾斯已開始對巴蒂斯塔產生影響，盡管當時美國總統是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他正在拉丁美鈔推行其“睦鄰政策”。
    由于美國政治體制的特點和本質，美國在英國和法國之后已成為一個強大和崛起的帝國強國，但當時美國也受到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危機使美國人民遭受巨大打擊。我認為，羅斯福是我們北方鄰國歷史上最好的總統之一。數年后，我上中學時，對羅斯福抱有好感。他是殘疾人。他演說時激情的嗓音很吸引人。
    也許羅斯福出于對古巴人民的精神和戰斗性的欽佩和出于改善同拉美關系的愿望，也許是他預感到由于希特勒的上臺會使世界的未來變得不確定，他所做的好事是，廢除了普拉特修正案，并批準了海—克薩達條約，根據這一條約，美國將它所占領的、前途不確定的松樹島—今稱青年島特別縣——還古巴。

    該島是由美國軍事占領的嗎？
    美國從1898年起一直占領著松樹島。

    它是不是由古巴共和國管理？
    不是。從普拉特修正案實施時起，它一直是美國的領地。松樹島被收復了，但關塔那摩基地還在美國人手中。普拉特修正案作為古巴憲法的修正案，授予美國有權干涉古巴內部事務的權利。

    普拉特修正案是在1902年簽訂的嗎？
    是在1901年強加的，1934年被廢除，具體日期記不清了。
    吉特拉斯在政府中只任職約三個月。到1934年初，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將他趕出政府。1935年安東尼奧•吉特拉斯準備離開古巴去墨西哥準備繼續斗爭時被殺害，正如此前梅利亞所做的和此后我們所做的一樣，離開古巴去墨西哥準備繼續斗爭。
    在1933年革命政府時期，展開了幾次戰斗，其中一次是在首都國家飯店進行的，在飯店里躲藏著一些擁護被推翻的馬查多政府的陸軍軍官，其中有些人訓練有素、槍法很準。最終這些軍官都被士兵和軍士趕了出來，但戰斗十分激烈。
    還有ABC集團分子，他們曾經反對馬查多，但他們的思想趨向是法西斯的，他們造反，占領警察站，進行戰斗，最后一次是在阿塔雷斯舊城堡進行的。他們所做的一切是為了反對進步的政府，反對吉特拉斯頒布的法律。
    巴蒂斯塔奪取軍隊的大權，軍隊成為他的軍隊。后來，在美國大使的壓力下，推翻了政府，任命另一位總統。巴蒂斯塔本人晉升為上校，其他的士官被巴蒂斯塔晉升為中校。當時沒有將軍，其他一些老的低級軍官和所有的士官們都被晉升為中尉、上尉、少校、中校。我相信惟一的上校是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他是陸軍司令。
    這發生在1934年。巴蒂斯塔統治了7年，一直到1940年立憲大會的召開。這一時期我在圣地亞哥，先是住在女教師家里，后來是在耶穌會開設的拉薩列學校和多洛雷斯學校住讀。1942年我到也是耶穌會開設的哈瓦那貝倫中學學習，正如前面我對您所說的，這是全國最好的中學。1945年我中學畢業。
    這就是我對您講的我的童年生活。

    （《環球視野》摘自《卡斯特羅訪談傳記：我的一生》待續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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