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淚為學費而流

電磁爐和排氣扇嗡嗡嗡地響著，我的電話響了，是我的班級所歸屬的輔導員打來的。她說第二天（周五）上午9點50在會議室，是學院段書記召開的。她說主要是催交學費的事情，有沒有其它的事情就不清楚了，你要是有事情趕不過去就給段書記打電話。

周五一上午我都有課，9點50是趕不過去的。但是我還是要從十棟教學樓趕到九棟去的。一下課，我就急急忙忙騎上自行車往九棟教學樓趕，到達那里時會議還沒開始。沒有什么其它內容，中心任務就是催學費。

書記說從校長辦公會上知道的情況是整個學校里的學生共欠學費1800多萬元，這些錢夠全校教師發6個月工資。學校領導著急了，要下最后通牒了。到下周二（10月14日）前再交不上，就要采取措施了。

我的班的團支書告訴我說L已經交齊了（實際上她只交了今年的，去年的還欠著），F還沒交上。我就讓團支書把F叫來。F來了，說昨天已經交了兩千元，還有五千八百多元沒交上。我問她哥哥在做什么，她說他們在廣東打工。兩年前來上學時，她在貧特困學生資格申報時就寫過她家的困境。她的哥哥已經結婚，剛生了小孩，但每月的收入僅有八百元（好像是這么一些，我記不清了），家中父母都已大年齡，還有弟弟在上學，爺爺和奶奶都年老了。我不知道她的父母具體有多大年齡，但我知道即使不太年長（比如說五十歲左右），要是沒有太大的本領，也掙不了多少錢的。

二十四五年前我的老父親（八三年八四年那時他已四十五六歲了）和母親拉扯著幾我們姐弟三個孩子，我的奶奶也已七八十歲。我們家不能按時交上村提留和土地承包費，鎮上和村委的人就把家中的地排車（山東方言，即板車）啊自行車等給拉走，也把我家的羊牽走。我的老父親就東挪西借，在人家面前抬不起頭來。看著他那黑黑的臉孔，我就害怕，怕他被逼死了。學了《武松打虎》后，看到那些拉我家東西的人，我甚至就想到了“不顧民間疾苦”這種說法。一九八四年，我考上了初中，在老父親心里，那是通向公家人（不論是考中專還是以后考大學）的第一步階梯，也給他們帶來了希望。然而，開學的時節，也是村鎮催交提留和承包費的時候，看著父親犯難的樣子，我又害怕起來，心中很不安，就沒有心思上學了。有一兩個星期天一到返校的時候就哭，不想去上學。脾氣暴躁的父親急得直出汗，連母親后來都說她真怕他真急了會打我。他就說這點錢不是大問題，賣了糧食就能還上。我也怕他真急了揍我，也就不哭了，上學去了。我的奶奶在世時好給他找算卦的，看一看他的命運。就如后來我的母親說：“打命算卦，人家都說他能活七十多。” 然而，九一年春節過后，他就走了。留下一字不識也沒有什么本事兒的我們的母親和我們三個沒立業成家的孩子。走的時候他的眼睛是睜著的，當長子的我不得不用手給他閉上。

窮人大都是沒有什么本事的，要是有本事就不會窮了。大多數窮人永不停歇地勞動，但是光勞動是不會富起來的。我的家人就是這樣。我也是這樣的人。九一年夏天，我考上了師范學院。在畢業后，我就做了教師。到現在，我們的生活不是非常寬裕，但是我得承認和清楚我過著還是不太艱難的生活。我的弟弟和姐姐雖也沒發財致富，但也已經無溫飽之憂。但是，我不能對這片土地上的其他貧困的人們熟識無睹。想一想包括我的家在內的“待富者”，我堅信窮人的問題不是因為懶惰，也不是因為我們窮人腦袋笨不會做生意。

我問她情況時，她的眼淚就流下來了。我注意到她的手腕是細細的，比我的還要細（我是很瘦小的一個男人，手腕非常細。我明白，我的瘦小不僅是因為以前的日子苦，而主要是因為我不太活潑好動，也因為遇到了大好的“改革開放”時代，大部分時間上學讀書而沒有參加多少農業勞動）。她的臉色也不太好，露出一些不太健康的黑色。我是有些擔心的，因為她帶有XX病毒。我真怕她被壓垮了生起病來。她流淚了，我就感覺自己是無恥的人。我們要發工資，還要津貼，而這些大部分要靠學生們交學費。我就感覺到當老師的也成了吸血鬼。看到她的淚水，我有些無措了，就心里想要回家與妻子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拿出一些來先幫她交一交學費。流著淚，她回去了。

下課回到家里，與妻子說起了這個事情。我對她說起了F的淚水，也說起了她的削瘦。妻子說現在這樣的貧困學生不是一個兩個，都是命苦啊。我說不是，是時代惡！剛開始，妻子是有些勉強和猶豫的。她想到，一旦把錢拿出去就別想著人家還回來。她說的是很有可能發生的。想一想后，她也同意了。她說現在攢的一點兒錢，說不定哪一天毛得成了廢紙，還不如現在……（她意思是為一個人情）。

午休是沒有睡意的，我就想先去問一問學院領導是否必須現在要全部交上，能不能緩一緩。然后再問一問F的打算，看她是什么樣的想法。臨走時，我把工資存折帶上，也帶了兩百元錢。

我先打電話把她叫出來。得知她給家中打了電話，她爸爸讓她問一問是不是必須現在把所有的都要交上。然后，我就帶著她去書記那兒。書記就開始問她家的情況。她是有些理由的，但每一個理由又都好像讓她難以啟齒。窮人是很少能理直氣壯的，在人前總是感覺矮人一等的。說著說著，她又流淚了。書記看了，好像也要撐不住了。他說我們也不想這樣，因為（學生欠費太多了，抑或國家就是這樣的政策）……是啊，誰想這樣呢？肯定有人想這樣吧。她問能不能緩到十一月份（或者寬限到月底）交三千元，剩下的到下一個學期再交。現在她家的臍橙還沒下來，等把橙子賣出去后十一月底交一部分，看能不能交3000。我聽得出她好像沒有把握。我也想那是沒有把握的事情。我不知道一斤橙子能不能賣到一塊錢。肯定要3000多斤橙子才能湊夠3000元啊。還有近3000元等著下一個學期沒有著落呢。書記問了我班里的欠費情況，得知共有兩個，很快就同意了她的緩交請求。她謝了書記，我們便出來了書記的辦公室。

據說，像她們這樣的畢業生，如果交不清學費，就不安排實習。下了樓，她說她害怕會不讓她實習。一聽她這樣說，我就想到她還是孩子的想法。她可能還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畢業后找一份工作，能做老師，能掙錢報答家人。然而，即使讀完這個專科，工作又該怎么辦呢？我都不敢想象畢業后她們又會遇到什么樣的事情。

她是班內唯一一個沒有電話的孩子，衣服也沒有多少。我甚至猜想她吃飯也是非常節省。她肯定是營養不良的。說了幾句安慰的話，我便把口袋中的那二百塊錢掏出來給她。我是不善言的，就以老師的“師道尊言”裝作有責任的樣子塞給她。給我的感覺她也是不太善長說話的。或許不在別人面前她是另一番樣子吧。就如前幾次一樣，她說不要。然而，她沒有巧妙的言辭拒絕。我想她是非常缺錢的，甚至連吃飯的錢都難湊。

回到家后，妻子問我做了沒有。我說沒有。我說我先把她領到書記那里，問一問學校的底線。妻子是認同的。我們就應該這樣做。看一看學校里能怎么辦。說不定還能給她減免呢。中午對妻子說了之后，我也是這樣考慮的。先把我們小氣不小氣放一邊，這是學校的事情，大處來說是現在的共產黨和政府的事情。即使我們很大方，一下子就把錢拿出來幫她交上，我們也說不上做了什么好事。這不是我們自己應該做的，這是現在的共產黨及其政府應該做的。假如學校里一點兒寬容的余地都沒有，也假如她一心只想著讀書，交不上學費她就會發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不論她以后能不能還上，我（們）都能下定決心拿出一些來先幫她。那是另一回事。但在剛開頭，我們最理智的辦法就是先看一看學校的底線。老婆經常說我愚，她這次沒有說我愚，她也認同這樣的辦法。給學生一點兒錢，與替她交學費是不同性質的。

每當想起這些困難的學生時，我就有罪惡感。我們這是做老師嗎？我們這是在做著殺人越貨的勾當。我們整天想著漲工資，提高津貼，說白了，就是在殺害那些老百姓。我們上學讀書，從事所謂的“公益”事業，就是為了吸血嗎？我是不愿意這樣啊。拿這樣的錢，我是心不甘啊！

在課堂上，我已經不止一次告訴學生不要把讀書交學費當成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我們要學會質問這個社會。然而，就連這樣的話，也可能沒有幾個學生記住。或者他們沒有聽，也或者是他們知道，他們的老師只是在空談，談了也改變不了現實吧。是的，我們老百姓能等到某些人回心轉意，那可能才真幸福了。

我是矛盾的，也是懦弱的。聽CHAIRMAN MAO的話，我不會做武訓那樣的人。我只能做著一點兒微小的抗爭，為了天下受苦受難的人們，也為了我自己的后代。我感到只有這樣才不枉為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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