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思想引領的民族覺醒是抗戰勝利的主因

——在烏有之鄉8·15延安紀念大會上發言

　　姚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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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們，同志們：

　　大家好!無限崇拜毛主席、忠誠信仰毛澤東思想、傳播正能量先鋒力量的紅色網友匯聚革命圣地延安，紀念中央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和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是一件令人格外興奮的大事。

　　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在《毛澤東語錄合輯》前言中做過這樣的概括：毛澤東是集大革命家、大軍事家、大戰略家、大政治家于一身，改變中國、影響世界的偉大實踐家;又是集大思想家、大理論家、大詩人、大書法家于一身，鑄造精神文化大廈的偉大著作家。毛澤東從理論與實踐的密切結合上，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建者和英明領袖，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締造者和無敵統帥，中國革命正確航道上的主要開辟者和偉大舵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創立者和開國元勛，也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奠基人。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核心理論成果，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精神文化大系，是中國共產黨及其絕對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的靈魂、血液和力量源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之本，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升華，也是全人類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之一。聯系今天會議主題，結論是：毛主席正確路線的引領是長征勝利的主因;毛澤東思想引領的民族覺醒是抗日戰爭勝利的主因。

　　回眸歷史的大縱深，在迄今2500年前，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幾乎同時形成了各具特色、對后世具有持久影響的思想文化大系。之后又不約而同的經過封建社會的時空隧道中。不同的是，西方經歷了千年黑暗的中世紀以后，于13世紀前后即中國的元末明初爆發了以文藝復興為先導的文化大革命。這場持續了二、三百年文化大革命又導致了持續一、二百年的資產階級政治革命和產業革命，到19世紀中葉，則誕生了這場革命的衍生成果—人類最先進的思想文化—馬克思主義。而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形成國學體系之后，在封建隧道中爬行時間至少比西方長了800多年。當西方的文化大革命和資產階級大革命如火如荼、洶涌澎拜之際，中國卻背道而馳，進入了中國封建史上最封建、最黑暗、最窒息的明、清兩個最后封建王朝。可見，中國不是因為列強東來才落伍的，缺了文化大革命和資產階級大革命的中國早就落伍了，而落伍的表現不僅在于產業，更多的表現在精神文化層面。近代西方冠以中國“東亞睡獅”、“東亞病夫”兩稱謂，主要是指精神和文化。當近代中國的仁人志士“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行不通時，便把注意力更多的投向精神文化。梁啟超洋洋灑灑1500萬字的《飲冰室合集》，大量篇幅是對腐朽國民精神的痛心疾首。魯迅棄醫從文，痛批幾千年的吃人禮教，是希望用新文化喚起民眾。黨的創始人陳獨秀感嘆：“中國萬病，根在社會太壞。文學改革，為吾國目前切要之事。”五四運動，先知先覺的青年學生們喊出要科學、要民主和“打到孔家店”的口號。然而血腥的現實證明，僅靠新文化的吶喊，還不可能達到救亡圖存的目的。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的近百年間，中國無論在物質產業上還是思想文化上，都拉大了與西方列強尤其是與后起的日本的距離。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年產作戰飛機過萬架，坦克數千輛，中國僅能生產步槍“漢陽造”。民族精神病入膏肓的許多怪現狀更令人匪夷所思：“九一八”事變，20多萬東北軍執行蔣介石“絕對不許抵抗”的命令潰逃關內，放棄了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日本在南京制造大屠殺慘案期間，曾有4名日本兵看押著近5000名國民黨戰俘，并比趕羊還容易的把他們趕到長江邊集體屠殺，機槍掃射后澆上汽油焚燒，5000人無一逃脫;1944年日軍發起豫湘桂會戰時，曾有17個日本軍一天之內攻占了7座縣城。八年全國抗戰期間，國民黨58名將領、60多位部長叛變投敵，全國各層面的漢奸出了800多萬，偽軍近200萬，比日本侵略軍的數量多得多。所有這些，不都是我們民族精神劣根性的丑惡表演嗎?《義勇軍進行曲》唱得好：“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發出最后的吼聲…起來，起來…” 中華民族這頭久病臥床的睡獅，沒到最危險的時候是不起來、起不來的，而被迫發出吼聲有奮起反抗的吼聲，也夾雜著乞求貪生的呻吟聲。

　　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黨的先進文化，才是引領民族覺醒進而戰無不勝的強大精神力量。毛澤東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或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第一人，早在黨和人民軍隊的初創時期，就開始了開天辟地式的道路探索和理論創造。三灣改編、古田會議，首開用先進文化鑄造軍魂之先河。整個抗日戰爭時期則是毛澤東創作先進文化的爆發期，以及毛澤東思想大系的形成期和成熟期。《毛澤東選集》四卷，抗日戰爭時期占兩卷。香港出版的52卷本、10862篇、2015萬字的《毛澤東全集》，抗日戰爭時期占三分之一強。而且這個時期關于戰爭指導、黨的建設、統一戰線及哲學等等方面的扛鼎經典之作也特為集中。其中闡發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以及據此提出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和原則，都對當時、現時和未來有根本性的指導作用。如黨的領導、武裝斗爭、統一戰線的三大法寶;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三大作風;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三八作風”;軍民一致、官兵一致、瓦解敵軍的三大原則;以及人民軍隊、人民戰爭、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等等精華內容，都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提出、完善和全面貫徹的。

　　為了用先進文化喚起民眾，引領民族覺醒，毛主席、黨中央以延安為中心，領導敵后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廣大軍民，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學習政治、學習科學文化，從思想上、組織上動員起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形成排山倒海的戰斗力量，陷日寇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八年全國抗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殲敵118萬，是正面戰場殲敵數量的兩倍，同時敵后抗日根據地建設朝氣蓬勃，正氣浩然，被美國記者譽為“紅星照耀中國”的地方。長期以來特別是近年來史學界、學術界圍繞國共兩黨抗日作用誰大誰小爭執不休，公知大V對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質疑不斷、抹黑連連。然而兩場戰后之戰則是對此爭論的最好裁判。

　　抗戰勝利不到一年的1946年6月，蔣介石憑借400多萬裝備精良的正規軍，發誓要在3個月內肅清只有100多萬“土八路”的共產黨。結果僅3年多光景，老本幾乎賠了個精光。抗戰勝利后抗美援朝戰爭，更是創造了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跡。剛剛成立一年的新中國一窮二白、百廢待興，在戰爭力量的物質要素全部處絕對劣勢的險惡形式下，靠志愿軍將士的高昂士氣、犧牲精神和靈活戰術，靠全國人民的全力支援和保障，靠毛主席高超卓絕、出神入化的戰爭指導藝術，將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集團——以美國為首的兩個八國聯軍，打趴在朝鮮戰場上。此戰終結了美軍在對外戰爭中無敗績的神話，一雪近代百年來中國軍隊逢外必敗之恥，打出了國威軍威，打出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也間接地打服了日本。日本從來不承認二戰中是被中國打敗的，而日本又是最早把志愿軍痛殲美軍的戰例納入軍事教材的國家。

　　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舊中國危亡深重、全身病態、一盤散沙的險惡環境中，靠先進文化凝沙成繩，從物質與精神、槍桿子與筆桿子的結合上，領導中國人民打倒了內外掌槍的敵人;又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霹靂手段，切除了寄生在舊中國社會肌體上的種種文化毒瘤。然而三座大山是打倒了，但滋生和支撐三座大山的文化土壤、文化基因還在，一旦氣候條件有變，完全有舊病復發的可能。特別是二戰后美國制定了對共產黨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抗美援朝戰爭后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公然發出要把中國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叫囂之后，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警覺。由此就不難理解，毛主席為什么從新中國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和文化戰線上的階級斗爭，為什么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看成他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反映的是毛主席超人的高瞻遠矚和深謀遠慮。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實力在快速增長和發展，但精神文化、社會道德水平卻在快速走向貧困和頹廢。許多現實情況表明，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的三座大山，大有變換形式卷土重來之勢：帝國主義對我國多領域的控制程度是觸目驚心的，封建主義的遍地開花是有目共睹的，以貪官污吏為代表的新型官僚壟斷集團的做大是人民群眾最憂心的話題，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立體全方位的腐敗成為帶普遍性的社會問題。有的同志說得一針見血：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好在天佑中華。黨的十八大產生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近年來習主席在治國理政、整黨治軍以及思想文化領域的一系列重要講話，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無不具有撥亂反正的意義。但是積重難返，我們不能操之過急，求之過快，要有打持久戰的準備。毛主席當年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習主席著手把毛澤東思想當代化。在撥亂反正，實現偉大中國夢的征程上，我們應該給習主席、黨中央以全身心地擁護、理解和支持。這應該是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的現實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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