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張國燾，說的比較多的是他于1938年叛變投靠國民黨的事實，但實際上在此之前他已經叛變過一次了。

　　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組織人力對接收的敵偽檔案進行普查，意外地從北洋軍閥時期京師警察廳檔案中，發現了張國燾在1924年被直系軍閥政府逮捕期間變節供出李大釗、劉仁靜、范體仁等中共北方組織人員的材料。（萬仁元：《關于張國燾1924年被捕和叛變的記載》，《歷史檔案》1981年第2期）可以想見，當時這一發現在黨內高層中進行了通報，自然會引起震驚和憤怒，并會聯系到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和長征中的種種倒行逆施。這個發現，顯然會增強對黨內隱藏著類似變節分子的警惕心，四年后潘漢年隱瞞曾與漢奸頭子汪精衛會面的事暴露，在沒有獲得他變節的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對他進行了比較嚴厲的處罰，應該就有這種警惕心的因素，后來對劉少奇在東北期間被捕問題的審查也是如此?，F在看來，當年在革命事業中犯重大錯誤造成巨大損失的人，應該說多數不是張國燾式的變節者，但張國燾對革命事業造成的巨大損害，則顯然是他變節的惡果。

　　張國燾的這第一次被捕叛變，使李大釗等人的身份暴露，被北洋軍閥政權登記在案，這為李大釗于1927年被奉系軍閥抓捕殺害埋下了伏筆。當時，李大釗為營救張國燾積極奔走，最終利用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推翻直系軍閥政府之機，以自己在教育界的影響力為張國燾擔保，使之獲釋出獄。張國燾出獄后隱瞞了自己的叛變事實，而黨組織也沒有了解實情，此后中共中央仍然重用他。

　　到目前為止，沒有發現張國燾自1924年第一次叛變到1938年叛投國民黨前的這段期間，他為北洋軍閥或者之后的國民黨反動政權當內奸的材料。可以認為，當時北洋軍閥政府正處于內部爭斗和外部壓力的混亂之中，沒有人關注張國燾這個當時名氣算不上最大的中共叛徒，而后來的國民黨政權也足夠顢頇，沒有仔細篩查北洋軍閥京師警察廳的檔案，未能發現并利用張國燾的污點。

　　所以，應該說從1924年到1938年，張國燾仍然是在“干革命”，只不過，這時的他與1924年以前的他，行為的內在動因顯然已經有了本質的不同。如果說，張國燾在參加北京學生運動時、建黨活動中和黨成立初期，其投機性之中還包含著些許青年人的革命熱情，則1924年被捕變節后，他就是只追求個人私利的投機分子了。

　　從史料可以看到，1924年之前，張國燾對革命方針頗有獨立主見并敢于堅持，最著名的事件是中共三大前后，他與代表共產國際的馬林就國共合作問題產生激烈爭論：馬林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要求中共與國民黨合作，而張國燾則先是反對中共與國民黨進行“黨內合作”，主張只實行“黨外聯合”，更反對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在中共三大通過關于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決議后，張國燾只表示“有條件接受”，仍然堅持“中共組織獨立、單獨提出中共自己的政治主張、獨立領導職工運動、展開在廣大農民中的活動”等與共產國際意旨不合拍的主張。

　　而1924年之后的張國燾，則基本上是一切唯蘇共和共產國際的馬首是瞻了：1926年，蔣介石制造中山艦事件和提出排斥中共的“整理黨務案”時，被陳獨秀派到廣州“指導中共黨團”的張國燾，按照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的意旨，以強力迫使在廣州的中共領導人對蔣介石妥協退讓；1927年7月底，張國燾按照共產國際代表的指示趕到南昌，試圖阻止南昌起義的發動；1931年到鄂豫皖蘇區后，他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變本加厲大搞“肅反”。他的這種種行為，除了博取上級青睞之外，恐怕也與他叛變后的做賊心虛有關。

　　關于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和四方面軍搞的殘酷“肅反”，現在一般說法是由于執行共產國際的錯誤指示，加上張國燾人品惡劣。但鄂豫皖蘇區“肅反”造成的損失特別巨大，這除了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的影響外，恐怕主要還是與張國燾變節后產生的變態心理有關：對黨組織可能發現自己變節行為的恐懼，對那些革命堅定、忠誠于黨的蘇區領導人的嫉恨（為此殺害許繼慎、曾中生等），對通過大范圍的“肅反”排除異己、攫取鄂豫皖蘇區黨政軍大權以獲得自身安全和心理安慰的希求，等等之類。他在長征中企圖以軍力脅迫中央，率四方面軍南下四川期間悍然另立“中央”，以及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違背中央指示、唆使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造成“西路軍”，種種作為，都與其投機者人格和變節者心理有關。

　　兩次叛變的卑劣行為表明，作為中共一大代表之一的張國燾本質上并非真正的革命者，而是個投機分子。應該說，1938年公開叛逃之前的張國燾，與那種變節后投入敵人陣營或按照敵人指派回到革命陣營收集情報、進行破壞的叛徒不同，他沒有明確的革命或反革命的目標，其行為，無論是破壞革命，或是客觀上“有益于”革命，都只是為了個人利益?？梢哉f，1938年之前的十四年間，張國燾對中國革命造成的損害，比那種被敵人控制的內奸所造成的危害更嚴重。張國燾不是革命隊伍中的內奸，卻是危害性更大的異物。

　　由張國燾可以聯想到，當年革命過程中的錯誤，有一些顯然就是他這類異物為了鞏固提高自己的權位、攫取自己的私利，利用革命環境的錯綜復雜和革命政策的不夠完備制造出來的——比如抗戰中山東的“湖西肅托”、解放戰爭期間土改中的“亂打亂斗”、1957的“反右擴大化”、“大躍進”中的“共產風”、“文革”期間的“武斗”等等。這是人們回看歷史、觀察現實時，應該充分考慮到的。

　　史料顯示，張國燾于1931年4月作為“中央代表”抵達鄂豫皖根據地，從而開啟了他后來一度在革命隊伍中位高權重的經歷。而當時護送張國燾到武漢并安排他進入根據地的正是中共特科負責人之一的顧順章，他在把張國燾送往根據地后不久就在武漢被捕，隨即叛變，從此被淘汰出革命洪流。現在看來，如果當年顧順章在送出張國燾之前就被捕，則張國燾也必然被抓、必然再一次叛變、必然被潛伏在國民黨特務機關“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里的錢壯飛報告給中共中央，也就會更早地被淘汰出革命洪流，后來的鄂豫皖根據地大批革命領導人和紅軍指戰員的被冤殺、四方面軍反復多次過雪山草地致使成千上萬指戰員犧牲、“西路軍”的產生并最終在青海甘肅悲壯失敗等歷史，就都不會出現了。歷史進程中有許多偶然性，而張國燾之類投機者的歷史罪惡則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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