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西路軍領導層“就地堅持”的長期打算，始終沒有真正建立起來！西路軍領導層立足于自身戰勝困難的信心，始終沒有真正堅定起來！期盼來自外部的援手相助，似乎始終一直是他們心目中擺脫困境的唯一出路。

　　12月6日，徐向前、陳昌浩、李特致電張聞天、毛澤東、朱德、張國燾、周恩來，在表示遵從中央指示精神，“爭取在甘、永、涼線過冬”的同時，又轉而寄希望于河東主力西來會合：“依據形勢估計敵我情況，主力在河右岸暫時出擊難能站穩腳跟，取大的勝利。只有先在有力的準備力量，再圖有決定意義之發展”，“蔣不能移大兵到甘北，二馬實力夜戰削弱，我主力可單獨箝制之”，“我們主張主力速來，黃河結冰迅速向甘北古、大、涼、民進。主力西進時，主力于寧、衛方面實行取道涼、靖、衛段渡河；或另行先移主力于寧夏中衛地區，爭取時間過冬，而后或經定遠營到民勤。第二著恐失先機，而受限制，當為第一步為好。如何，當看整個情況決定指示”[1]。

　　彼時，紅軍主力已經在河東穩住了陣腳，怎么可能脫離根據地與強敵對撞冒險西進？

　　這還不說主力渡河西進是否有悖于“創造西北抗日新局面”的大局！——7年多前在福建古田就力排眾議強調“紅軍是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之性質的毛澤東，是反對單純軍事觀點的，是不會脫離當前政治斗爭大局去部署軍事行動的。更何況，這個“立足于自身的勝利”已經使統一戰線成果更加鞏固更加牢靠，而且還有可以在深度和廣度上得以繼續擴張，這個時候，河東紅軍主力怎么還可能脫離抗日救亡的中心地帶去尋求偏安避難之隅？

　　后來西路軍瀕臨失敗之際，張國燾曾以個人名義致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其中就有“談和平不可靠，紅軍主力應當西移，這是對于統一戰線的成就有不正確之估計[2]”的批評。而這個批評，其實就是針對“西安事變”前夕西路軍首長屢求“主力西渡”而言的。

　　無獨有偶，時任紅九軍參謀長的李聚奎在西路軍失敗輾轉歸隊后，曾寫下的《西路軍血的歷史教訓》一文，也對西路軍領導層提出了同樣的批評：“看不到整個的政治形勢，只看到當時敵人的力量大，沒有法子可以戰勝，對統一戰線的成功也是沒有信心的[3]”。

　　這個批評，并不是無的放矢的！

　　“徐陳”要求“主力西來”的同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國燾也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再次說明情況表明態度：

　　（甲）遠方可于二個半月后，將貨物送達安西。

　　（乙）你們第一步相機奪取甘州，第二步奪取肅州，并調查肅州至安西道上各天是否便于行軍，計算占領甘、肅兩州，包括休息補充時間在內共需多少天，并計劃西路軍全部包括五軍在內，在甘州地區集中訓練一、二星期，休息體力，恢復力氣。

　　（丙）我主力在保衛蘇區消滅胡敵的任務下，暫不西進。[4]

　　此前的12月2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剛作出決定，將援助中國紅軍的“遠方貨物”從原來的600噸增加到了“1166噸箱裝貨物”，還追加了“50萬美元，5000盧布（其中15萬美元已用于訂購外國制式的飛機）”，并責成“外貿人民委員會負責提供卡車、燃料、彈藥等”[5]。所以，毛澤東等所稱“遠方可于二個半月后，將貨物送達安西”，已經屬于相當樂觀的估計了。

　　更何況，河東主力此時也的確不能西進——同一天里，敵人也作出了這個判斷。

　　在“徐陳“建議河東紅軍主力西進的次日，軍委二局截獲了蔣介石日前17時的命令：

　　蔣、張魚申（六日十七時）命令：

　　甲、判斷我主力現集結于保牛堡、山城堡、洪德城、環縣一帶，企圖在黃河將近結冰時突竄甘、新、蒙地區與徐部會合。

　　乙、企圖對西竄之我軍在曲子鎮、七營、海原之線以北地區，分段截擊而殲滅之。

　　丙、部署：王以哲指揮各師妥為部署，協力堵我向西南突竄，第三軍（欠三十五旅）暫一旅在久學溝、同心城、王家團莊、高崖子附近扼要筑碉固守，以主力在郭家岔（不含）、陳家堡子、甜水堡、萌城之線筑碉，置重點于予旺縣堵我西竄，限蒸（十一）日以前布置完畢。胡宗南指揮胡、孔兩縱隊先以主力集結于惠安堡附近，一部在萌城（不含）、大水住之碉線堵截，如我軍向西竄或北竄時，應不（失）時機截擊之。[6]

　　這也是12月4日蔣介石抵達西安親自部署“剿共”作出的一個決策。而蔣介石的這個決策所基于的判斷，似乎又映證了數十年后一些人對中共中央一個月前那個“作戰新計劃”的意圖作出的揣測。然而，這些作出誅心揣測的人不知是否注意到：此一時也，彼一時也！蔣介石的這個判斷和部署并不是在月前河東主力被步步緊逼準備南下時作出的，也不是以當時和現時西路軍在河西的活動為判斷的，而是根據河東紅軍主力取得了山城堡戰役勝利后“就地堅持”等情況作出的！河東紅軍主力的這個“就地堅持”，事實上大大聲援和幫助了西路軍，是使“蔣不能移大兵到甘北”的重要緣由！

　　換言之，蔣介石此時的這個部署，其實與中共中央已經擱置的“作戰新計劃”，無關。

　　而《歷史的回顧》是這樣回顧總結山城堡之役至西安事變爆發前的這一段歷史的：

　　西路軍無日不戰，僅半個來月時間里，即斃傷敵六千余人，給馬家軍以沉重打擊。全軍指戰員處在孤軍外線作戰地位，為完成中央軍委賦予的戰斗任務，冒白刃，餐風雪，慷慨悲歌，視死如歸，表現了中國工農紅軍的偉大英雄氣概和高度組織紀律性。經過這段時間的消耗，西路軍雖由過河時的兩萬一千余人減至一萬五千人，戰斗力大不如前，無法扭轉被動局面，但卻沉重打擊了馬家軍，吸引了黃河兩岸十多萬敵軍西向。這對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無疑是個極為有力的配合。[7]

　　令人費解的是，這段總結未能道出：何以在同一時期要求主力西渡時判斷“蔣不能移大兵到甘北、二馬實力夜戰削弱，我主力可單獨箝制之”，而說到“擊破馬家軍建立根據地”的任務時，卻大講“我們無能集中兵力”的客觀困難？何以忘不了西路軍雖然“無能集中兵力”卻“吸引了黃河兩岸十多萬敵軍西向”的功勞苦勞，而要求中央率主力西進前來會合時，就成了“蔣不能移大兵到甘北”，一切困難都不在話下？

　　雖然中央已經說明了河東主力不能西進的理由，但“徐陳”仍然孜孜以求。

　　12月9日，“徐陳”回復中央12月6日電，報告了根據中央指示作出的計劃：“由永到安西，步行約十九天。永、丹、安、西氣候同甘泉，撫、高、肅較暖，敦煌最暖，安西風大，沿途有人、房、樹林及煤，須日行軍。肅以上須皮衣，蓋厚棉亦可。我們擬在山丹、永昌、涼州線上，爭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一月中須以九軍、三十軍移甘州以西，搶占撫、高，以此帶為根據[地]，建議五軍屆時直出安西，連休息時間約二月十五以內到達安西，無論情況如何變動，五軍可按時到達目的地”。

　　同時，仍然繼續堅持“主力最好在開春前西來較妥當”的意見。[8]而從徐、陳提出“搶占撫（彝）、高（臺），以此帶為根據[地]”的12月9日算起，西路軍“在山丹、永昌、涼州線上，爭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后，西路軍首長預計搶占撫（彝）、高（臺）地帶的計劃日程應該是1月中旬。

　　這里需要提及的是：該電中關于永昌到安西的路途情況，特別是“安西風大，沿途有人、房、樹林及煤，須日行軍”，是一個語焉不詳模棱兩可的信息，難以作為考量依據！遠不如此前中央向徐、陳首長通報過的“肅州到安西有八天壞路，人煙稀少，安西亦荒僻，將來只能去一部”肯定和明確！比如，“沿途有人、房”，究竟多少人多少房？分布情況如何？足不足以安頓一支萬人以上的大軍？有樹林？多大的樹林？能遮蔽多少人？

　　這個有欠明確的信息，對于急于西進的西路軍首長來說，是有很大誤導的。

　　或者說，當年的他們，寧愿采擷這個“模棱兩可”信息中符合自己心境的那一面。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徐、陳首長在該電中已經提出：擬于一月中旬以西路軍主力移兵撫（彝）、高（臺）地區，建立根據地——“一月中須以九軍、三十軍移甘州以西，搶占撫、高，以此帶為根據[地]”，而這恰恰又是《歷史的回顧》中被批評為“不切實際”的。不同者，只是該回憶錄這個“不切實際”的批評對象是中共中央，而不是作為始動議者的徐、陳自己！

　　實際上，當年從肅州到安西沿途要經過“窮十八站”，人口稀少且密度很低，沿途都是荒無人煙的沙漠和沙礫地，人口最多的肅州也就兩萬來人。像嘉裕關、玉門關這類地方，都是僅有幾千人口的沙海孤城——安西則更為荒僻，萬余人口分布在2萬多平方公里的區域里，縣城人口最多也就千把人！甭說“無產階級祖國蘇聯”了，就是跟新疆的哈密都還隔著千余里的茫茫沙漠。這“要吃要住”或“蹲下來一守”的困難程度，那是遠遠超過河西走廊中的甘州、涼州地域的！

　　而類似于這樣的原始文電和信息，都在《歷史的回顧》編撰者選擇性無視或遺忘之列！

　　12月10日，毛澤東就與國民黨談判事宜指示潘漢年，明確表示了共產黨的談判立場：

　　漢年同志：

　　齊電悉。

　　甲、合作為實行抗日救亡，但至今天蔣介石似尚無抗日救亡之決心，合作談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諸君如不能促成蔣氏此種決心，則談判顯無速成之望。

　　乙、根本不能同意蔣氏對外妥協對內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絕其侮辱紅軍之態度。

　　丙、紅軍在彼方忠實的與明確的承認其參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換抗日番號，劃定抗日防地，服從抗日指揮。在這些上面我們并不堅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須用兩個政府出面談判，但是必須兩黨（不是兩政府）平等的簽訂抗日救亡之政治軍事協定，紅軍不能減少一兵一卒，而且須要擴充之，離開實行抗日救亡任務，無任何商量余地。

　　丁、彼方如有誠意，須立即停止進攻并將軍隊撤退于蘇區以外，靜〈候〉談判之結果。

　　楊子任

　　蒸酉[9]

　　在這種節骨眼兒上，紅軍主力西逸而去，不是白白送給對手一個“色厲內荏”的感覺么？

　　——這可是一個“看誰熬得過誰”的當口啊！

　　兩天后，“西安事變”爆發，張學良于事變當日凌晨電告中共中央：

　　蔣之反革命面目已畢現。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其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并望紅軍全部速集于環縣一帶，以便共同行動，以防胡敵北進。

　　弟毅

　　文寅[10]

　　這個時候，河東主力當然就更不可能西進了，甚至連再戰胡宗南后續圖寧夏也不能考慮了：“西安事變”后，張、楊面臨巨大的軍事危機，大規模內戰一觸即發。而于情于理于利害關系，河東紅軍主力也不能坐視不顧。事變發生當晚24時，軍委主席團即致電河東紅軍主力前敵總指揮彭德懷、政治委員任弼時，在通報事變情況后指示：“中央與軍委正在部署全國與西北的政治軍事行動”，“各兵團加緊整理訓練準備新的戰略行動”[11]；13日，再電彭德懷、任弼時：“野戰軍除二十八、二十九軍外，全部本日準備完畢，待命向環縣以南出動”[12]；14日，毛澤東再電河東紅軍前敵總指揮彭德懷、政治委員任弼時，對河東紅軍主力南下行動部署的理由作出解釋：

　　彭、任：

　　野戰軍應開至西峰鎮，有如下理由：

　　一、南京已發動大規模內戰，全力對付張、楊，主力由潼關進。

　　二、張、楊內部有許多不穩成份，南京政策又拉楊打張，紅軍與之靠攏，壯其膽而振其氣。

　　三、靠近張、楊，可應付各種事變，遠離則不可能。

　　四、西峰鎮靠近王以哲，仍可打胡。

　　五、不管西安能守與否，南下有幾種機動。

　　六、暫時出寧夏不可能，且變為單獨的，張、楊同時則進入隘路。

　　七、在現地暫時不動，無仗可打，對張、楊危機又不解救，依上理由，所以第一步到西峰鎮。

　　毛澤東[13]

　　直到這個時候，“寧夏戰役計劃”才算真正被放棄！

　　河東紅軍主力乃至中國共產黨，現在已經有了更好的選擇。

　　如今世人都愛說這是“西安事變”救了共產黨也救了紅軍，卻不愿去換個位置想一想，如果共產黨紅軍沒有堅定的信念和信心“就地堅持”，沒有足夠的魄力和足夠的能力以勝利的戰斗來改變生存環境創造發展機會，沒有樹立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的遠見與卓識，沒有在窮得叮當響的時候仍然為“統戰工作”所作出的大量付出，這樣的機會能從石頭縫里蹦出來么？他們還能撐到機會降臨的那一天么？機會是為有準備的人準備的，不是為那些天天盼著好運氣好機會從天而降，卻不愿付出艱辛努力的庸人們準備的！

　　更重要的，機會是爭來的，是用槍桿子打出來的，不是等來的，更不是伸手要來的！

　　[參見圖7-1：敵毛炳文軍東返，西安事變爆發（1936年11月16日～12月12日）]

注釋

　　[1]《徐向前、陳昌浩等對目前主力行動的意見致中央電（1936年12月6日15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05～第90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張國燾關于堅決擁護中央克服困難戰勝敵人致西路軍軍政委員會電（1937年3月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6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李聚奎《關于西路軍的歷史教訓》，轉引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黨史參考資料》1981年第1期。原件現存中央檔案館。

　　[4]《中央軍委關于占領甘州肅州部署及部隊集訓問題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年12月6日14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0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1937年3月30日，毛澤東在延安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徐、陳的來電‘和平不可能，集中主力到甘北去’，這也正是國燾的觀點。”

　　[5]摘自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1936年12月2日日記，《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第48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6]《曾希圣關于蔣介石、張學良防我向甘、新前進的報告（1936年12月7日17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0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5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8]《徐向前、陳昌浩關于各軍行動情況及加強九軍之措施致中央電（1936年12月9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09～第91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毛澤東關于與國民黨談判條件等事給潘漢年電（1936年12月10日17時～19時》，《中國共產黨關于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175頁，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10]《張學良關于已將蔣介石及其重要將領扣留的來電（1936年12月12日3時～5時）》，《中國共產黨關于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400頁，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11]《中央軍委主席團關于西安事變情況給彭德懷、任弼時及各臺首長電（1936年12月12日24時）》，《中國共產黨關于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177頁，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12]《中央軍委主席團關于南京下令免張職及我軍待命向環縣以南出動給彭德懷、任弼時電（1936年12月13日）》，《中國共產黨關于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184頁，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13]《毛澤東關于西安事變后的軍事部署致彭德懷、任弼時電（1936年12月1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16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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