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人過逝以后，1996年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出版了《毛澤東文集》，里面刊載了許多以前未公開的偉人講話。其中有一篇講話引起了學術界極大的注意，圍繞這篇講話的評論文章如潮水一般涌現出來，在《知網》上可以查到上百篇的相關論文。

　　這篇講話是毛澤東1956年12月7日“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其中引起高度關注的一段話抄錄如下：

　　——現在我國的自由市場，基本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雖然已經沒有資本家。它與國家市場成雙成對。上海的地下工廠同合營企業也是對立物。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現在做衣服要三個月，合作工廠做的衣服褲腿一長一短，扣子沒眼，質量差。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這叫新經濟政策。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只搞了兩年退卻就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資還不充足。我們保留了私營工商業職工二百五十萬人（工業一百六十萬，商業九十萬），俄國只保留了八九萬人。還可以考慮，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梢蚤_私營大廠，訂個協議，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梢蚤_投資公司，還本付息?？梢愿銍鵂I，也可以搞私營?？梢韵麥缌速Y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當然要看條件，只要有原料，有銷路，就可以搞。現在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私人可以開廠。

　　這段話明確表示：一，允許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存在，與國家市場并存（成雙成對）；二，允許多種所有制存在，允許搞私營企業，與國營、合營企業競爭（作對）；三，允許引入境外資本（如華僑投資），且長期政策不變（一百年不要沒收）。這些政策涵蓋了中共新的領導層關于改革開放的所有要點，而直到1992年的十四大才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那些評論文章像是發現新大陸那樣用驚異的口氣談論這段話的觀點，因為長期以來，人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固定的觀念，認為毛澤東是絕對排斥資本主義的，再加上有人把別人說的“割資本主義尾巴”之類的話硬按在毛澤東的頭上，所以看到“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這樣的話，就有石破天驚之感。

　　那些文章在比較了毛澤東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之后，不禁贊嘆偉人的思想解放，但卻認為這只是“一閃而過的思想火花”，“并未真正實施過”，最后還是陷于“蘇聯經濟模式的影響”和“極‘左’思潮的束縛”。

　　真的是這樣嗎？否！這種看法實屬對歷史的無知。事實是：

　　毛澤東早在延安時期就對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有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的新經濟政策思想。

　　毛澤東在新中國建立前夕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已經建立了中國新經濟政策的基本框架，并體現在作為新中國臨時憲法的《共同綱領》里。毛澤東明確指出：“二中全會決議就是中國的新經濟政策”。

　　新中國建國初的經濟恢復時期以及其后的過渡時期，是毛澤東具體領導實施新經濟政策的偉大實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毛澤東在實施新經濟政策的過程中，與“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進行了堅決的斗爭，毫不動搖地堅持了社會主義的方向。

　　1935年毛澤東率中央紅軍到達陜北，發展和鞏固了西北根據地后，就花了很多時間大量研讀馬克思和列寧的理論著作。其中，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引起了他的關注。十月革命時的俄國，是一個小生產占優勢，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革命勝利后繼續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造成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列寧及時調整政策，實行無產階級政權控制下允許資本主義經濟有某種程度發展的方針和多種所有制并存的市場經濟，在兩年內迅速恢復了俄國經濟，使蘇維埃政權擺脫了困境。列寧把這個政策稱為“新經濟政策”，其核心是“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我們能夠加以限制，能夠規定其范圍的資本主義，這種國家資本主義是同國家聯系著的，而國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進部分，就是先鋒隊”。這種在無產階級政權控制下的國家資本主義，“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途徑、方法和方式”，“是社會主義最完備的物質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前階”。毛澤東在列寧的相關論述旁劃了不少著重號，他顯然意識到，列寧這種思想對于一個落后的小農國家如何走向社會主義具有普遍意義。他在批注中這樣概括這個思想：落后國家走向社會主義，要經歷兩個階段，初級階段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矛盾共同處于社會主義社會內，互相斗爭，又互相聯系”，“社會主義為主導方面”，“對于他方有決定的作用”，“利用某些資產階級成分發展生產力，同時使之受蘇維埃法律的支配，并隨時限制和排斥他們”；“只有由于工業化及農業社會化，才能將此主要矛盾解決”，從而進入高級階段，即消滅了資本主義成分的社會主義社會。（參見《知網》：《毛澤東思想研究》2001.5：“論毛澤東的<新經濟政策>思想”）

　　1936年7月，毛澤東與斯諾交談中說：“蘇維埃政府歡迎外國資本的投資。只有在中國取得真正的獨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資用于大規模地發展生產事業。”這是最早見諸于中共領導人關于引進和利用外資的講話。

　　1940年1月，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闡述了他的新經濟政策思想：“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并不沒收其它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并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

　　1945年4月，毛澤東發表《論聯合政府》，重申了他的新經濟政策思想：“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范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

　　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和決議中更加清晰地闡述了他關于新經濟政策的基本框架：第一，沒收官僚資本，“使人民共和國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使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這一部分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第二，“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一切不是于國民經濟有害而是于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但是，這種資本主義“將從幾個方面被限制——在活動范圍方面，在稅收政策方面，在市場價格方面，在勞動條件方面”。第三，“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地走向集體化”，“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

　　上述新經濟政策的思想，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方針寫入新中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要實行“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經濟——這必然是基于商品交換的市場經濟。這場市場經濟的最高領導者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這場市場經濟的指導思想就是毛澤東的新經濟政策。在他的領導下，僅僅三年的時間（這段時期還在與世界最強的美國交戰），就使滿目瘡痍的舊中國煥然一新，國民經濟得到迅速的恢復和發展，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均已達到或超過歷史最高水平，城鄉市場購銷兩旺，物價保持穩定，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顯的改善，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威望如日中天。在隨后幾年的過渡期間，國民經濟繼續以令世界矚目的高速度增長。在他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創造了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托經銷代銷、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最后實現了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

　　在新中國建國史上這樣輝煌的篇章前面，還說什么毛澤東“只會搞革命不會搞建設”，“不懂經濟”（更談不上市場經濟）之類的言論，不是純粹胡說八道嗎？

　　毛澤東的新經濟政策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得益于他在實行新經濟政策過程中堅持反對“左”的和右的兩種錯誤傾向的斗爭。

　　早在新中國建立前夕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就提醒全黨：

　　——如果認為我們現在不要限制資本主義，認為可以拋棄“節制資本”的口號，這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但是反過來，如果認為應當對私人資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認為簡直可以很快地消滅私人資本，這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左”傾機會主義或冒險主義的觀點。

　　在實施過程中，毛澤東不斷地告誡全黨要反對這兩種傾向。他說：

　　——“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在黨內的反映，那是在和資產階級決裂時期發生的。在和資產階級合作的三個時期，就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目前這個時期，都是資產階級思想影響了黨內一部分人，他們動搖了。

　　毛澤東這里說的“目前這個時期”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人，是有針對性的，具體指的是時任財政部長的薄一波。

　　新中國建國初始中共稅收政策的兩大原則是“公輕于私”與“合理負擔”。但是，薄一波在1952年年底卻提出修正稅制，要實行“公私一律平等納稅”：具體來說，就是取消國營工商業總分支機構內部調撥貨物不納稅的規定，取消對合作社營業稅的優待。新稅制一經公布，立即博得資產階級拍掌歡迎，但加重了國營商業和合作社的稅負，引起了物價波動，搶購商品，思想混亂等情況。

　　新稅制實行了3天后，財政部才以告知的形式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同時收到了各地反映新稅制出臺后出現種種問題的報告。此事引起毛澤東高度重視，他于1953年6月14日召開全國財經會議，有各中央局、政務院各部門及部分省、市負責人100多人參加，歷時兩個月，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共第一次黨內重大思想交鋒的會議。

　　毛澤東在準備會議發言前，重新反復閱讀了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和決議，他講話的提綱就寫在決議鉛印本的封面上。8月12日，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依據七屆二中決議所通過的新經濟政策逐條批判薄一波的錯誤思想：第一，“我們依靠誰？是依靠工人階級，還是依靠資產階級？”“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第二，“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新稅制講‘公私一律平等’，這就違背了國營經濟是領導成份的路線”。第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改善工人和勞動人民的生活”，不可“不顧人民生活，不顧人民死活”。

　　時任中央財經委主任的陳云在會上具體分析了新稅制的問題。他說：“公私可以不可以一律？不可以。‘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錯誤的。因為國營商業和私營商業是不同性質的。首先，國營商業的全部利潤要上繳，私營商業只向國家繳所得稅。另外，私營商業和國營商業對國家擔負的責任不同。私營商業就是做買賣，賺錢，當然它也供應市場的需要。國營商業不僅是為了做買賣，賺錢，更重要的是為了維持生產，穩定市場。”“‘公私一律’，看起來好像是很公平合理，實際上是不公平的”。

　　針對薄一波在提出“新稅制”時，不向中央匯報，未征求各級黨委的意見，只考慮資產階級的意見和情緒，就先斬后奏，倉促出臺的做法，毛澤東予以嚴厲的批評：“資產階級一定要腐蝕人，用糖衣炮彈打人。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有物質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彈打中了一個靶子，就是薄一波。他的錯誤，是受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宣傳新稅制的社論，資產階級拍掌，薄一波高興了。關于新稅制，他事先征求了資產階級的意見，和資產階級訂了君子協定，卻沒有向中央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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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場風波可以看到，實行新經濟政策，允許資本主義一定程度的發展，黨內看起來已形成共識，但是在價值取向和方向把握上卻是存在分歧的。毛澤東著眼于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生產力，為社會主義準備物質基礎，他多次說，這樣做，“有利于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于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于無產階級”，“對整個民族是有利的”。毛澤東維護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立場和態度始終是堅定而鮮明的。他對當時黨內有人宣揚的“剝削有功”之類的言論是很反感的，因為這種言論在褒貶取向上明顯偏向資產階級。

　　毛澤東的新經濟政策，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對資產階級進行左、中、右的分析，采取區別對待的方針。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是沒有先例的，是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所作出的具有偉大開創性的理論貢獻和社會實踐。

　　毛澤東認為，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下，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在革命戰爭時期，“有要求革命的一面”；在新中國建立后，有“遵守《共同綱領》”的一面。“民族資產階級中有先進的、中間的、落后的”。

　　對于資產階級中堅持反共立場、反對社會主義方向的頑固分子，毛澤東采取了堅決斗爭的方針：新中國剛建立時，就狠狠打擊了資產階級哄抬物價的投機活動，平抑了物價，掌握了市場領導權；隨后，又發動了打擊資產階級“行賄、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鞏固了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并在資本主義企業里建立了強有力的工人監督。

　　另一方面，毛澤東又多次強調要培養先進的資本家。他說：“需要繼續在資本家中間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為此需要有計劃地培養一部分眼光遠大的、愿意和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進的資本家，以便經過他們去說服大部分資本家。”

　　毛澤東親自做先進資本家的工作，多次與資本家的代表人物，特別是大資本家進行推心置腹的交談。他說：

　　“我們的目標是要使我國比現在大為發展，大為富、大為強?，F在，我國又不富，也不強，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但是，現在我們實行這么一種制度，這么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包括改造后的地主和資本家，實現“這種共同富裕”。

　　他又說：

　　“我們的目標是要趕上美國，并且要超過美國。美國只有一億多人口，我國有六億多人口，我們應該趕上美國。哪一天趕上美國，超過美國，我們才吐一口氣?，F在我們不像樣子嘛，要受人欺負。全國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黨派在內，都要努力，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

　　毛澤東就是這樣用共同富裕的美好前景和愛國主義的情懷教育和引導資產階級中的開明人士，在場的工商界人士都被毛澤東解放全人類的胸懷和赤誠之心所感動，出現了全體與會代表起立歡呼，表達贊同的熱烈場面。

　　中國共產黨對待資產階級的這種方針，在國際上也影響深遠。如毛澤東所說：“外國人，他們到中國來都要到上?？纯礃s毅仁（上海有名的大資本家）先生，看看他有幾部汽車，一部還是兩部，房子里有沒有鋼琴。有一個法國資本家看過以后說，只要法國共產黨這樣做，他就放心了。我們這樣做，對亞非國家和歐洲的一些國家的影響也很大。”

　　回到本文開頭所引的毛澤東的講話，那是在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的情況下說的。本來，毛澤東考慮過渡階段需要“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在與資本家先進分子談話時勸他們不要太急了，“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可是，高潮一來，才幾年的功夫，就大體完成了。1956年1月，北京工商業者首先發起全行業公私合營，很快波及全國，各地工商業者天天敲鑼打鼓，放鞭炮，遞申請書，要求批準全行業公私合營。高潮來得那樣迅猛，這是出乎毛澤東意料的。他后來在1957年說：“前年年底，北京幾天就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宣布進入社會主義，本來對這樣的消息就要好好考慮，后來一廣播，各地不顧本身具體條件，一下子都干起來”。所以，在1956年12月的這個講話里，他實際上表達了對過早結束新經濟政策的一種惋惜之情。

　　然而，毛澤東從來不會對人民群眾的革命熱情潑冷水，而且，從內心來說，對于中國社會快步進入社會主義是滿心歡喜的。雖然，他在講話中仍然希望保留一些適合社會需要的資本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但是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轉移到如何發揮社會主義經濟的特有優勢方面來——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在最短的時間內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強大的國防體系，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

　　注：本文中所引用的毛澤東、陳云的講話，取自逄先知編撰的《毛澤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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