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在中法關系史上，一百多年前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回望那個激情與夢想的歲月，一批風華正茂的中國青年為了挽救民族危亡，毅然漂洋過海，前往法國勤工儉學。他們在法國苦苦追尋救國救民的真理，在各種流行的主義之間反復比較鑒別，最終選擇了信仰馬克思主義，逐漸成長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在這個過程中，作為新民學會會員的蔡和森起到了思想先鋒的作用，他與留在國內的毛澤東進行了頻繁的思想交流，兩人幾乎同時在1920年選擇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達成了以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的思想共識。兩人的跨洋思想共振不僅對于各自的人生道路選擇具有決定性意義，而且對于推動留法勤工儉學生群體的思想自覺和信仰選擇發揮了重要作用。

　　蔡和森的“猛看猛譯”

　　在人類歷史上，思想啟蒙往往需要先知先覺者，他們就像偷盜火種的普羅米修斯一樣，為人類社會送來思想火花。經過一番曲折，這星星之火就能呈燎原之勢。法國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圣地，也是啟蒙運動的先發地，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狄德羅等啟蒙時代的大師多是法國人，留法勤工儉學生對這些思想先驅的經歷很熟悉。一百多年后，當他們來到早已建立成熟共和政體、完成工業革命的法國時，如啟蒙時代的大師一般熱情渴望知識和真理，希望為更多人的思想啟蒙發光發熱。

　　蔡和森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湖南湘鄉人，到法國時年僅25歲，正是思想開始成熟定型的時候。雖然從小患有哮喘病，體質很弱，但他學習刻苦努力，成績優異。他在小學時起就有獨立思考能力，從不人云亦云；涉獵也比較廣泛，經常關心時政。他平時沉默寡言，一旦和同學討論時事問題，便慷慨陳詞，滔滔不絕，發表的見解常常令人折服。他讀書廢寢忘食，經常到圖書室博覽群書，有時研讀入神，心不外馳，竟忘記了上課時間。他具有深厚的愛國情懷，立志革新社會，還在湖南高等師范學校讀書時，就曾經編輯過一本《近百年來的國恥史綱》，痛述中華民族在近代的屈辱歷史，在學校引起過強烈反響。

　　蔡和森不是一個坐而論道的書生，而是一個知行合一的實干家。他以極大的熱情組織留法勤工儉學。在五四運動以前，他是新民學會會員中提出“效仿列寧”的第一人。他曾對毛澤東說：“吾人之窮極目的，惟在沖決世界之層層羅網，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他還說：“果為君子，無善不可為，即無惡不可為。只計大體之功利，不計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來俄之列寧頗能行之，弟愿則而效之。”

　　蔡和森進入蒙達爾紀公學后，起初計劃“在法大約頓五年，開首一年不活動，專把法文弄清，把各國社會黨、各國工團以及國際共產黨，盡先弄個明白”。后來由于哮喘病發作，兼之認為學校的功課太淺，就沒有去學校學習，而是每天到城里的杜吉公園，在這里一邊鍛煉身體一邊自學。他找到了借助字典讀報讀書的辦法自學法文，“日惟手字典一冊，報紙兩頁”。這種“聾啞式”的學習方法很奇特，不求聽得懂、說得出，只求看得懂、譯得出。

　　當時的法國，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工人階級政黨已經建立，宣傳馬列主義的各種法文版的小冊子也大量印行，社會思潮十分活躍。蔡和森就學的蒙達爾紀地區在一戰以前即由激進主義思想占據主導地位。一戰以后，社會主義思想在這里得到廣泛認可和支持。宣傳社會主義的刊物《人道報》《共產黨月刊》《俄事評論》等在這里受到普遍歡迎。這種寬松的社會氛圍，使蔡和森有條件通過讀書看報就接觸到馬列主義的熏陶。

　　“聾啞式”學習方法很適合蔡和森這樣的行動派，也取得了明顯成效。他的法語水平不斷提高，從開始“看報漸有門徑，各國社會運動消息，日能了解一二”，到捧著字典閱讀馬列原著，然后“猛看猛譯”。在半年多時間里，他就譯出《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等著作的重要章節。

　　翻譯的過程也是一個深化學習的過程，需要更準確地走進原著者的精神世界。蔡和森赴法前，已在國內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主張也有初步了解，但那畢竟只是片段式的了解，是不全面、不深刻，甚至是帶有誤讀性的。到達蒙達爾紀后，在迥異的語言和文化環境中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和各種宣傳性報道，得到的體悟自然不同。經過系統閱讀和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原著，蔡和森對社會主義和列寧的建黨學說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觀察世界形勢，分析社會現象，思想開始成熟起來，見解也變得愈發深刻。蔡和森開始成為一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確立起堅定的信仰信念。

　　信仰的堅定來源于理論上的清醒。法國的文化傳統對促進蔡和森精神上的飛躍發揮了潛移默化的作用。法國人天性浪漫，追求自由。自啟蒙運動以來，就形成了崇尚思想自由的傳統，長期的共和政體和多黨競選的政治格局又有利于保障思想自由。在蔡和森到達蒙達爾紀之前，馬克思主義即已在這片革命的熱土傳播了半個多世紀。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等思想在法國社會的思想圖譜長期共存，相互競爭。蔡和森抵達法國的1920年，正是一個多元思想觀念相互角力，馬克思主義傳播進入空前活躍期的年代。他在閱讀報刊時很容易感受到不同思想的交鋒，而這有利于他在翻譯時進行比較辨析，從而更直觀更深刻地體會到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

　　蔡和森還有一個別人不具備的有利條件，那就是他的賢內助向警予。兩人結婚之后，向警予主動幫助蔡和森搜集資料，一起研討當時國內外形勢和社會上流行的各種思潮。這種沐浴在愛情光澤中的交流討論和思想激蕩，也促進了他在理論上的成熟。

　　真理的擴散與傳播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真理最初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但其發揮作用卻需要更多人的信仰和踐行。真理一旦被發現，就會進行擴散和傳播，這是一個十分自然的過程。在追尋真理的道路上，蔡和森并不孤單，絕大多數留法勤工儉學生都是熱血青年，深受五四精神的洗禮，都渴望發現、掌握和運用真理。大家在認識上可能有先后之別、快慢之分，但如百川歸海一般，最終會殊途同歸。

　　蔡和森是新民學會的重要成員，與新民學會留法會員有著密切聯系。新民學會先后赴法的會員有18名，占74名會員總數的四分之一，并且多是學會的負責人或骨干成員。出于對新民學會建設和會員發展的考慮，留在國內的毛澤東曾提出，“一會友的留學及做事，應該受一種合宜的分配，擔當一部分責任，為有意識有組織的活動。”“應該常時開談話會，討論吾儕共同的目的，及達到目的之方法。”1920年4月1日和4日，毛澤東連續兩次從北京致信蔡和森等人，希望會友注意力戒虛浮，不出風頭。5月8日，毛澤東在上海半淞園主持召開會議，進一步提出新民學會“不設分會”，“巴黎等會友較多之處，可組織學術談話會，定期會集”。會后第二天，蕭三啟程赴法勤工儉學，他于7月到達蒙達爾紀，把會議的決定轉告給蔡和森等。此時，蔡和森也在考慮召開會議尋求留法會員的共識，毛澤東的想法與他不謀而合。他隨即決定在蒙達爾紀召開一次大會，詳談一切。

　　1920年7月6日至10日，13名留法新民學會會員和賀果、顏昌頤等同道好友在蒙達爾紀公學舉行會議。會前，蔡和森把自己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貼在墻上，供大家閱讀。會上，他提出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新民學會方針，得到與會者的一致贊同。會議還接受了毛澤東的一些主張，對學會在法的活動方式作出規定，“會務進行，注意潛行，不出風頭”；“在法同志，亟謀合居共學”，先分別在蒙達爾紀等地“合住一處”，“合居后每日定時學術談話會一次”，并分工閱讀法文書報。根據這個決定，在蒙達爾紀居住的會員進行了分工：蔡和森主要研習《人道報》《共產黨月刊》《俄事評論》，陳紹休、李維漢“分擔合社（協社）主義”，蕭三“看第二第三萬國社會黨出版物”，熊光楚看《社會倫理》《社會哲學》，向警予、熊季光看《婦女聲》《女權報》等。

　　蒙達爾紀會議并不是一帆風順的，當討論到改造的方法和道路時，與會者產生了嚴重分歧，出現了兩種主張：一派以蔡和森為代表，主張“組織共產黨，使無產階級專政，其主旨與方法多傾向于現在之俄”；一派以蕭子升為代表，聲明“不認俄式（馬克思式）革命為正當”，主張“溫和的革命——以教育為工具的革命”。兩派在會上展開了論戰。蔡和森以雄辯的發言，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擁護，并使一部分原來信仰無政府主義的會員改變觀點，逐步轉而信仰馬克思主義。

　　蒙達爾紀會議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具有里程碑意義，它實現了真理從先知先覺者到新民學會會員群體的傳播。但蔡和森并沒有止步于此，他努力促成勤工儉學勵進會改組為工學世界社。1920年1月由李維漢、張昆弟等發起成立的勤工儉學勵進會最初受到無政府思潮的影響，不少成員信奉工學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蔡和森主動與這個組織的成員談話，幫助他們克服無政府主義的影響，轉而信仰馬克思主義。1920年8月工學世界社成立后，住在巴黎附近的新民學會會員俱為該社成員。這個新團體的宗旨與勤工儉學勵進會相比發生了明顯變化，在實行工讀主義的相關主張之外，增加了如何改造世界和中國的論題。

　　李維漢曾經回憶說：“我有機會集中閱讀了和森以‘霸蠻’精神從法文翻譯過來的《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和若干關于宣傳十月革命的小冊子。此外，我同和森作了多次長談，涉及范圍很廣，包括歐洲斗爭形勢、俄國十月革命經驗、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的區別、共產國際的性質與任務、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的決裂等等內容。通過閱讀和談話，使我深知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目的。”陳毅也回憶說，當時“我們這個地區鼓吹馬克思主義最有力者是蔡和森。我們在一起討論問題，我很贊成他的主張，并開始讀了《共產黨宣言》”，“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認識到搞無產階級革命的光明前途”。

　　1920年12月下旬，工學世界社召開第一次年會，蔡和森作長篇講話，主張無產階級革命、社會大革命，批判以無政府主義為理想的烏托邦主義。會議召開了三天，最后進行表決時，大家“各個對現社會都不滿足，都以為要革命”。

　　思想的交流與共振

　　蔡和森在法國“猛看猛譯”的同時，遠在國內的毛澤東也在苦苦追尋真理。在那個通信沒有今天便捷的年代，兩人的交流通過信函的方式進行。由于相隔重洋，致信往往需要數月才能收到，但這并不妨礙思想的相互啟發。就這樣，兩位站在時代潮頭的青年以慢節奏的交流方式相互分享對人類文明最先進思想成果的心得體會。

　　早在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時，蔡和森就和毛澤東相識，結為志同道合的摯友。兩人志向遠大、氣度恢弘，胸懷報國救民之心，兼具組織領導之才，崇尚知行合一的實干。兩人不僅一起研究學問、暢談國事，還在假期進行游學，以接觸社會、了解民情。兩人都是新民學會的發起者，為赴法勤工儉學奔走出力，并為湖南學子的參與做了大量工作。在五四運動以前，湖南青年就盛贊毛、蔡之名，奉之為表率。

　　與蔡和森漂洋過海進行理論探索不同，毛澤東這個時候主要是在實踐中摸索真理。但是，現實并不如人所期。毛澤東最初主張用平民主義打倒強權統治，不贊成暴力革命。1919年，他在《湘江評論》的創刊宣言中曾經提出：“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者做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面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但是，《湘江評論》并沒有存在多久，就被軍閥張敬堯以“宣傳過激主義”的罪名強行查禁。他組織領導的湖南學聯也被解散。張敬堯的倒行逆施在湖南引起普遍憤怒，毛澤東等人聯合社會各界發起驅張運動。12月下旬，他率領代表團到北京，向北洋政府控訴張敬堯的罪行，受到全國輿論的關注和支持。最終的結果是張敬堯被其他軍閥驅走，但湖南仍然處于軍閥的控制之下，毛澤東的主張化為泡影。

　　正當毛澤東在北京迷惘的時候，他發現社會主義在青年學生中十分流行。他熱心搜羅并閱讀了一批打著社會主義名號的著作，其中既有剛翻譯過來的《共產黨宣言》，也不乏宣傳無政府主義和工讀主義的書籍。對這些雜亂紛呈的主義和學說，毛澤東“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1920年5月，他來到上海，與新民學會會員彭璜、張文亮等一道身體力行工讀主義，他們租了幾間房子，共同做工、共同讀書，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毛澤東擔任洗衣服和送報紙的工作。但是，由于脫離社會實際，這些實踐很快歸于失敗。

　　毛澤東在上海進行改造實踐時，陳獨秀正在這里籌建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與陳相識的毛澤東前往拜會陳獨秀，這對他的思想產生了很大影響。他后來回憶說：“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但此時，毛澤東還沒有徹底放棄改良主義，他用很大的熱情推動湖南自治，這是一個比工讀互助更大的試驗。

　　大致是這個時候，毛澤東收到了蔡和森于1920年5月28日寄給他的一封信。蔡和森除了明確贊同毛澤東發展新民學會的設想外，還強調了教育的意義，認為“兩年之中，會友能辦到百人教書，最好沒有”。此時的蔡和森把辦學看得極重，建議毛澤東在驅張運動結束后首先要聚精會神辦小學。此外，還應注意勞動的文化運動。寫信的時候，蔡和森正在密切關注和翻譯各國社會運動的消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也沒有臻于成熟，對毛的建議仍然著眼于改良主義。

　　1920年7月的蒙達爾紀會議召開后不久，蕭子升等人就寫信把會議的不同意見告訴了毛澤東。8月13日，蔡和森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此時他已經明確轉向馬克思主義，開始大力提倡社會主義。他在信中說：“我近對各種主義綜合審締，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癥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其方法在無產階級專政，以政權來改建社會經濟制度。”他認為要實行社會主義，必須要效法蘇俄，開展階級斗爭，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他還計劃擬于當年冬天聯絡新民學會、少年中國學會等組織的留法成員，召開一次聯合討論會，“將來討論如得一致，則擬在此方旗鼓鮮明成立一個共產黨”。蔡和森還向毛澤東介紹了1919年共產國際的成立和發展情況，并提醒毛澤東：“我意中國于二年內須成立一主義明確、方法得當、和俄一致的黨，這事關系不小，望你注意。”

　　一個多月后的9月16日，蔡和森再次致信毛澤東，他的認識又進了一步。他認為，“現在世界顯然為兩個敵對的階級世界，學說亦顯然劃了鴻溝”。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了俄國革命和德國革命的區別，抨擊主張“以德為師”的改良主義，得出了簡潔有力的公式：“俄社會革命出發點=唯物史觀。方法=階級戰爭+階級專政。目的=創造共產主義的社會；無階級無反動社會組織完成、世界組織完成（列寧及共產黨屢次如此宣傳）時，取消國家。”他斬釘截鐵地說：“階級戰爭的結果，必為階級專政，不專政則不能改造社會，保護革命。”此時他已經清楚地認識到，政治解放和經濟解放是分不開的，無產階級只有取得政權，才能得到經濟解放。為了挽救苦難深重的中國，必須“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而且“一定要經俄國現在所用的方法，無產階級專政乃是一個唯一無二的方法”。

　　蔡和森不愧是把握時代脈搏的有識青年，他的這些主張，使他當之無愧地成為在建黨前第一個為“中國共產黨”命名的人。他因此而收獲了歷史聲譽。可以想象，蔡和森在向毛澤東分享心得時顯然有一種巨大的發現真理的愉悅感，以至于他洋洋灑灑數千言寫到沒有紙。此時的他，顯然已經擺脫了工讀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束縛，開始在新的思想天地里遨游馳騁。

　　達成改造社會的共識

　　蔡和森和毛澤東的跨洋思想共振，為馬克思主義同時在留法勤工儉學生和國內先進青年中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

　　蔡和森在奮筆疾書致信毛澤東的時候，毛澤東正在湖南進行“湖南自治”的試驗。當時地方自治或聯省自治的思想非常流行，這種思想的實質仍然是改良主義。1920年10月10日，長沙近兩萬群眾冒雨上街游行，向湖南督軍譚延闿遞交了毛澤東起草的《請愿書》，要求迅速召開人民制憲會議。譚延闿接下了請愿書，但在事后對所提各項要求斷然拒絕。同年11月，取代譚延闿為湘軍總司令的趙恒惕，直接使用高壓恐怖手段，取締了湖南自治運動。改良實踐的再次失敗迫使毛澤東最終放棄了對社會改良的幻想。1920年11月25日，他致信新民學會會員，明確表示：“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環境一法。”他認為，新民學會應該“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

　　大概是在這個時候，毛澤東收到了蔡和森的信。結合親身經歷后的認真研讀，往往更能促進思想的飛躍和成熟。12月1日，他致信蔡和森等人，針對蒙達爾紀會議引起的爭論，他明確表態：“我于子升、和笙（李維漢）二兄的主張，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鑒于自己試圖通過溫和改良改造社會的失敗經歷，他認為改良主義在“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他感慨地說：“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

　　蔡和森和毛澤東很快就將真理付諸實踐。在1920年12月下旬工學世界社召開的第一次年會上，接受馬克思主義來改造中國和世界成為共識。幾天之后的1921年1月1日至3日，新民學會新年大會在長沙朝宗街文化書社舉行，毛澤東、何叔衡、彭璜、周世釗等十余人參加。會議主要討論了“新民學會應以什么作共同目的？”“達到目的需采用什么方法？”“方法進行即刻如何著手？”等三個問題。毛澤東首先向與會者介紹了留法會友對這三個問題討論的結果，并明確提出：“應主張大規模改造。”在第二天的會議上，大多數人贊同學會應以“改造中國及世界”為目的。在討論采用什么方法時，毛澤東根據蒙達爾紀會議的爭論情況，列出了五種方法：一、社會政策；二、社會民主主義；三、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四、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五、無政府主義。他逐一分析了這五種方法的優劣，肯定“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下轉63頁)（上接29頁）最宜采用”。經過長時間的討論，贊成采用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有毛澤東等12人，贊成社會民主主義的有2人，贊成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的有2人，未定者有3人。長沙的這次會議，意味著在國內的多數新民學會會員也轉而認同馬克思主義，新民學會開始成為奉馬克思主義為信仰的革命團體。

　　1921年1月21日，毛澤東復信蔡和森說：“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黨一層，陳仲甫（陳獨秀）等已在進行組織”。2月11日，蔡和森致信陳獨秀稱：“和森為極端馬克思派，極端主張：‘唯物史觀’‘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所以對于初期的社會主義，烏托邦的共產主義，不識時務穿著理想的繡花衣裳的無政府主義、專主經濟行動的工團主義，調和勞資以延長資本政治的吉爾特社會主義，以及修正派的社會主義，一律排斥批評，不留余地。以為這些東西都是阻礙世界革命的障礙物（其說甚長，茲不能盡），而尤其深惡痛絕摻雜中產階級思潮的修正派，專恃議院行動的改良派，動言特別情形特別背景以及專恃經濟變化說的投機派，以為叛逆社會黨愛國社會黨都是這些東西的產物。”這封暢快淋漓的信表達出蔡和森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和對各種改良主義的猛烈批判，愛憎分明，溢于言表。

　　“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在1920年，遠在歐亞大陸兩端的蔡和森和毛澤東以各自的方式進行艱辛探索，到當年年底，他們最終實現了放棄改良主義、擁抱社會主義的思想飛躍，達成了在中國組建共產黨、走蘇俄道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實現民族和人民解放的思想共識。在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有如此認識的青年實屬鳳毛麟角。

　　1920年1月，蔡和森和毛澤東共同的老師楊昌濟病逝。他生前就極為欣賞這兩位學生，曾經在給好友章士釗的信里說：“吾鄭重語君，海內奇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他果然沒有看錯，兩位湖南青年通過書信交流很快取得了思想共識，他們要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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