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王光美在河北桃園大隊實際上是少奇同志親自指揮，王光美

　　每月匯報一次，河北省就沒有一個人能指揮。”

　　話說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點名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文章中寫道：楊獻珍提出“合二而一”論，是“有目的有計劃地用資產階級反動的世界觀對抗無產階級的唯物辯證法的世界觀”，是抹煞階級界限，取消階級斗爭的階級調和論，是有意識地適應現代修正主義的需要，幫助現代修正主義者，宣傳階級和平和階級合作。同時，也是有意識地適應國內資產階級和封建殘余勢力的需要，給他們提供所謂“理論”武器，對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此后，楊獻珍被撤銷了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職務。很多與他學術觀點相同的人，也先后受到了批判。

　　7月17日晚，毛澤東觀看了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

　　7月23日晚上，毛澤東觀看了現代京劇《蘆蕩火種》，很高興。他對江青說：

　　“要突出武裝斗爭的作用，強調武裝的革命消滅武裝的反革命，戲的結尾要正面打進去。加強軍民關系的戲，加強正面人物的音樂形象。”

　　他還說：

　　“劇名可以改為《沙家浜》。”

　　于是，編劇汪曾祺在江青的主持下，就把《蘆蕩火種》改編為以武裝斗爭為主要內容的京劇《沙家浜》。有人提出：

　　“劇本很重要，是不是讓主席過目。”

　　江青覺得這個提議很好，就把劇本送給了毛澤東。幾天后，汪曾祺和其他幾位創作人員接到通知，說毛澤東晚上8點要和他們談談劇本。

　　這天晚上，汪曾祺和于會泳等人如約來到毛澤東的書房。

　　于會泳原來是部隊文工團的，曾在上海音樂學院進修學習。他學的是西洋作曲，擔任作曲系黨總支書記。江青聽說上海有這么一個東西方音樂都會并且表現力很強的人物，就大膽地啟用了他。

　　且說毛澤東半坐半躺倚在沙發上，說：

　　“曾祺，你是會寫戲的，怎么忽然變得不會寫戲了呢？”

　　汪曾祺連忙站起身來，說：

　　“請主席多加指點。”

　　毛澤東首先談到了《沙家浜》，他說：

　　“胡傳魁、阿慶嫂、刁德一塑造得好，兵的形象不夠豐滿。指導員的音樂形象不成功。這個戲的風格，后邊是鬧劇，戲是兩截。秘密工作要和武裝斗爭相結合，戲名還是叫《沙家浜》好，事情都出在這里嘛。不要亮相是不對的，指導員和兵在一起，沒亮相。開打是符合中國人民的斗爭生活的。”

　　關于《智取威虎山》，毛澤東說：

　　“這個戲反面人物的戲太重，要加強正面人物的唱，不要把楊子榮搞成孤膽英雄。這里面的一句唱詞叫‘迎來春天換人間’，我看‘春天’還不如用‘春色’好。”

　　毛澤東又親自修改劇本，他在楊子榮“打進匪窟”一場中又加寫了一段唱詞：

　　“今日痛飲慶功酒，壯志未酬誓不休。來日方長顯身手，甘灑熱血寫春秋。”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劇中“有些唱詞，江青其實是跟主席商量來改的。主席還親自改了幾個地方。主席改得真好。演員一唱就覺得不但上口，而且意境也大不一樣。像‘迎來春色換人間’、‘甘灑熱血寫春秋’這些詞句就是主席改的。可大家都不知道，還以為是江青改的，說江青的水平比編導都高。江青說，我當時也不能告訴人家，那是主席改的。”

　　后來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汪曾祺、于會泳在江青指導下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復排了《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使之名聲更響亮了，成了全國文藝界的樣板戲。于會泳還是《海港》、《龍江頌》、《杜鵑山》、《紅色娘子軍》等劇目的主要創作者、組織者。

　　在那其間還有一個小插曲。有人說《沙家浜》劇組1966年上半年在上海演出前，江青在上海人民大舞臺審查她親自物色的飾演阿慶嫂的B角演員洪雪飛彩排時，偶然發現坐在她身邊的A角演員趙燕俠沒有穿毛衣，就送了兩件毛衣給趙燕俠。后來，江青發現趙燕俠沒有穿她贈送的毛衣，一怒之下就把趙燕俠趕下了臺，換上了B角演員洪雪飛。這就是后人津津樂道的所謂的“毛衣風波”。筆者以為，江青送趙燕俠毛衣應該是確有其事；但說江青因趙燕俠沒有穿她送的毛衣就一怒換人，正像其它污蔑江青的“假發”“撒潑”等謠言一樣，純屬無稽之談了！諸君若不相信，請找來洪雪飛和趙燕俠的演唱音像，對比一下她們的音質和演唱風格，就明白江青換人的真實原因了。

　　且說在7月27日，毛澤東召見越南駐華大使陳子平等人，他在談話中說：

　　“如果美國人轟炸越南北方或在越南北方登陸，我們就要打了，我們的軍隊想打仗了。他要想想，中國人不是沒有腿的，美國人能出兵，中國人就不會出嗎？我們去你們那里，跨一步就到了。”

　　7月29日，毛澤東為《天津日報》重寫了報頭，這是他為地方報紙重寫的第一個報頭。在幾個大字下面，他又用鉛筆給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寫了一封信：

　　萬曉塘同志：

　　《天津日報》報頭寫得很不好，現擬重寫過。送上重寫的四字，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再行寫過。如你們認為可用，則在國慶節改換為宜。

　　毛澤東 7月29日

　　7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過毛澤東修改的中共中央對蘇共6月15日來信的復信，同時刊登了蘇共6月15日來信的全文。

　　7月31日這一天，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結束，文化革命5人小組組長彭真在閉幕式上致詞，副組長陸定一做了長篇講話。小組成員康生在講話中，點了一連串“毒草”的名，有電影《早春二月》、《舞臺姐妹》、《北國江南》、《逆風千里》，以及京劇《謝瑤環》、昆曲《李慧娘》等。小組成員周揚在閉幕式上做了總結報告，他說：

　　“在文藝上，文化部曾經提出了挖掘傳統、搶救遺產、提倡流派和拜師學徒的口號，這是對的，并不能說成是搞封建主義和才子佳人。就是對那些已經被公開批判的代表人物，我們也要采取讓他們繼續革命的態度，錯了就錯了，改了就好。田漢、孟超不要緊張。”

　　1964年8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目為《把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社論。社論對7月31日結束的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進行了高度的贊揚。

　　8月1日，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中央各部門干部和群眾團體負責人大會上，推廣了他的夫人王光美所總結的四清運動“桃園經驗”。

　　原來，王光美是在1963年11月底受劉少奇委派，擔任工作組副組長，化名為董樸，到河北省唐山專區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去蹲點搞四清運動。王光美在1964年春節前從桃園回到了中南海。劉少奇和她在春節期間談了四清問題，這次談話內容被整理成一個文件下發，題目是：《同王光美談四清》。1964年3月27日，劉少奇又給“董樸同志”寫了一封長信，談他對四清工作的意見。王光美在4月底結束了在桃園的蹲點工作，回到了北京。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作了《關于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報告，報告詳細說明了農村搞四清的必要性以及存在的問題。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桃園經驗”。王光美總結的“桃園經驗”的基本方法是：扎根串聯，秘密工作。她工作的結果是證明桃園黨支部“基本上不是共產黨”，“是一個反革命的兩面政權”，支部書記是一個鉆進黨內的“壞分子”、“國民黨分子”。“桃園經驗”強調要找“真正的根子”。

　　劉少奇在推廣王光美“桃園經驗”的講話中，還強調說：

　　“各級負責干部都要親自下去蹲點，自始自終的參加‘四清’的全過程。如果不去取得這種直接的經驗，那就不能做領導工作了。省委書記當不成了，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也當不成了，中央部長恐怕也當不成了，中央委員恐怕也當不成了。”

　　“壞人壞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應該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誰是誰，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

　　“現在，調查農村情況、工廠情況，在許多情況下，用那個開調查會的方法（毛主席在《農村調查》中間講了開調查會），找人談話，已經不行了。現在要做調查研究，對于許多單位，應該去搞社會主義教育，搞‘四清’，搞對敵斗爭，搞干部參加勞動，發動群眾，扎根串聯，這樣做，你才可以把情況搞清楚。”

　　“這個時候，必須工作隊自己去扎根串聯，直接發動群眾，不要經過基層組織，才能夠真正了解實際情況，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達到團結兩個95%，共同對敵。”

　　江青聽了劉少奇的講話，大為驚訝。她回到家里，對毛澤東述說此事。她還說：

　　“斯大林死了以后，赫魯曉夫才做秘密報告反對他。現在你還沒有死，人家已經做公開報告反對你了。”

　　后來，李雪峰在幾十年后對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寫的那些關于揭發劉少奇的材料問題作了解釋，他說：“我當時認為劉少奇有一定的野心，表現在他總是時時都在和毛主席爭地位。毛主席對四清已經搞了一個《前十條》，在此基礎上劉少奇非要搞一個《后十條》。”“他非要把他的老婆派到桃園，搞了一個所謂扎根串聯的經驗，就是毛主席所說的是一個形左實右的東西，夸大敵情，把農村說得一團漆黑，主張四不清的干部要傾家蕩產搞退賠。胡說團結95%的干部是團結95%的群眾的前提。這實質上是要包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戚本禹回憶錄》中對劉少奇、鄧小平一些高層領導人有過這樣的描述：“這些人在困難時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劉少奇在中南海搬了3次家，第1次修得很好，他說不行；第2次，在中南海一個胡同里蓋一個小別墅，他還說不行；第3次在懷仁堂后面搞一個大院子，嶄新的大花園，非常豪華，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樣的，他才滿意。王光美住在那里高興得很，每天要換3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們夫妻經常出來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3套衣服，很講究。劉少奇就是不懂馬列主義的，也許他不是不懂，而是就要搞口頭馬列主義，不想搞真正的馬列主義，因為真正的馬列主義不許搞特權。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的秘書揭發說：‘……困難時期，劉少奇吃螃蟹，吃一點黃，其它都扔了。他不吃，我們拿來吃又不好，不吃就只好扔掉了。’劉少奇全家過這種生活，這是困難期啊！至于鄧小平，中南海的警衛戰士都知道，他從來都是講享受的。他的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鄧小平他家是一個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個小妾談戀愛，離家出走了。這事當時還鬧得很大，那個年代這是一種滅人倫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來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國了，到法國后他也沒勞動過。共產黨‘講成份論，但不唯成份論，重在個人表現’。鄧小平個人表現怎么樣呢？右江起義開小差，置革命成敗與眾多起義戰士的生命于不顧，卻說是去找中央匯報工作。這樣的一個人怎么可能與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 年主席調“五馬” 進京，讓鄧小平當總書記，底下很多人都不服，都認為他不行。”“他生活上的腐化變質那么厲害，1959 年國家進入困難時期，毛主席、總理都很節儉，可是鄧小平的養蜂夾道還是大魚大肉不斷，山珍海味不斷，而且還有各種娛樂設備，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出來的會館就是養蜂夾道那個模式的。他實際上從那時就墮落為腐敗大官僚了，但毛主席還不知道。（鄧小平后來還發展到強奸女護士。這個是后話了）。毛主席在 1962 年 9 月擊退了‘三自一包’的資本主義回潮風，不久又開始大張旗鼓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搞走資派，這是與黨內各級干部居然在國家最困難時期還在大搞官僚主義特殊化這一實際情形有密切關系的。”

　　且說在8月2日，美國政府以“北部灣事件”為借口，下令美國艦只在北部灣繼續巡邏，同時調集大批戰艦駛入越南海域。

　　8月3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

　　“我看老子比較老實，他說‘將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來，搞陰謀，寫在了書上。當然，陰謀也是智謀。”

　　8月4日，美國派遣飛機襲擊了越南海防巡邏艦的供給設施。

　　8月5日，美國派遣大批飛機對越南北方的義安、清化、鴻基等沿海港口進行轟炸。

　　8月5日這一天，劉少奇根據中央的決定，離開北京南下廣州主持修改《后十條》。

　　田家英也參加《后十條》的修改工作，他在隨劉少奇去廣州的前一天，向毛澤東請示對《后十條》的修改意見，毛澤東談了兩點：第一，不要把基層干部看得漆黑一團；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隊員集中在一個點上。

　　田家英在飛往南方的專機上，將毛澤東的意見轉告給劉少奇，劉少奇緊皺眉頭，沒有說話。

　　8月6日，中國政府發表了經過毛澤東審閱的聲明，對美國的侵略行徑提出警告。

　　毛澤東在政府的聲明稿上曾寫了這樣一個批語：

　　“汪東興同志閱后，即交江青閱。要打仗了，我的行動得重新考慮。”

　　批語中所說的行動，是指他原來想騎馬從黃河入海口沿黃河而上，考察整個黃河流域，直至黃河源頭一事。為此，他在北戴河一邊工作，一邊休息，一邊做準備，有空便練習騎馬。現在美國對越南的侵略行徑，使得他不得不改變主意了。

　　8月6日下午，毛澤東在昆明軍區某部泅渡金沙江經驗的報告中作了批示，他寫道：

　　瑞卿同志：

　　此件看了，很好。是否在一切有條件的地方，部隊的大多數人都可以試驗學游泳？軍委是否已發出了指示？

　　毛澤東 8月6日

　　寫罷，又想起要囑咐羅瑞卿，他寫道：

　　“條件不好，主要是：一、有血吸蟲及其它毒害的河流、池塘。二、有大漩渦的河流地段。三、有鯊魚的海中。此外，部隊中總有一部分人不適宜游水的，不要強令人人都下水。”

　　8月10日，美國國會通過所謂“北部灣”決議案，宣布授權約翰遜總統：“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擊退對美國部隊的任何武裝襲擊。”這實質上是美國公開侵略越南的宣戰書。

　　8月10日晚，毛澤東在北戴河觀看山東省京劇團演出的《奇襲白虎團》，當聽到飾演嚴偉才的演員道白：“我們必須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這叫作談談打打，打打談談……”，毛澤東笑了，對身邊的陪同人員說：

　　“這些話不都是我講的嗎？這個戲修改時要做到聲情并茂。”

　　8月12日，毛澤東審閱并批準了人民解放軍總參作戰部起草的一個關于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的報告。

　　此前，中央軍委常委會為保持人民解放軍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增強軍隊和地方的團結，曾擬出了軍隊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的減薪方案。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賀龍和總參謀長羅瑞卿到北戴河向毛澤東報告了此事。毛澤東把手一揮說：“減！”

　　賀龍又請示說：

　　“是不是把軍銜牌牌一起取消算了？”

　　毛澤東說：

　　“取消，這個牌牌我早就想把它搞掉了。”

　　關于軍銜問題，毛澤東以前就曾幾次說過：

　　“我看到那個牌牌，就不舒服。過去沒有牌牌打勝仗，現在有了牌牌我看要打敗仗了。”

　　后來在1964年11月，中央軍委辦公廳發出了一個《征求<關于取消軍銜制度的意見>的通知》。《通知》中說：軍委辦公會議已討論同意軍銜薪金改革小組提出的《關于取消軍銜制度的意見》。《意見》認為軍銜制度存在許多不利因素，建議取消。其理由是：“我軍的軍銜制度，是照搬蘇聯和其他國家的。過去沒有這種制度，也一樣打勝仗。實踐證明，這種制度不符合我軍的優良傳統，它是一種資產階級法權，等級表面化，助長了個人名位思想和等級觀念。不利于我軍的革命化建設，不利于同志之間、上下級之間和軍民之間的團結。”

　　再說8月12日晚，毛澤東觀看了山東淄博、青島京劇團合演的《紅嫂》，在演出結束時，陪同人員問他上不上臺接見演員？毛澤東爽朗地說：

　　“省里劇團我上了臺，地區來的怎能不上呢？上！”

　　來到舞臺上，毛澤東問劇團負責人：

　　“你們團還有沒來的人嗎？”

　　負責人回答說：

　　“還有幾個道具工人。”

　　毛澤東說：

　　“來，都叫來。見見面嘛。”

　　第二天，李訥到劇組來玩，演員們問她：

　　“毛主席喜不喜歡我們的戲？”

　　李訥笑著說：

　　“我聽爸爸講，山東一下子出了兩個好戲，不簡單。”

　　8月14日，中宣部根據“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員康生的指令，向中央書記處寫了《關于公開放映和批判“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的請示報告》。

　　8月17日，毛澤東會見了阿爾及利亞駐華大使，他在談話中說：

　　“我們利用戴高樂對美國進行斗爭。在這一點上我們同戴高樂有共同點。他也看出我們有這一點。在反對美帝國主義這一點上，他也需要我們。所以我們把中間世界分為兩部分。中間世界即所謂第三世界。第一個第三世界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二個第三世界包括像法國、日本、加拿大以及歐洲一些國家。他們同美國會有沖突。有些國家現在還不明顯，例如日本、西德。估計5年、10年之后，他們會要站起來的。這些國家的壟斷集團、大資本家是不會甘愿受美國控制的。現在已經看到一些征兆。就連英國保守黨中一部分人也不贊成同美國合作得那么緊。”

　　8月18日，毛澤東對《關于公開放映和批判“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的請示報告》作了批示，他寫道：

　　“不但在幾個大城市放映，而且應在幾十個至100多個中等城市放映，使這些修正主義材料公之于眾。可能不只這兩部影片，還有些別的，都需要批判。”

　　自此以后，全國各大報刊開始對《李慧娘》、《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等文藝作品進行批判。

　　8月18日這一天，毛澤東給劉少奇寫了一封回信。

　　劉少奇的來信是在廣州寫的，他對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的部署提出了一個新建議：改變原先以縣委領導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領導下集中力量搞一個縣的辦法。毛澤東在復信中寫道：

　　少奇同志：

　　8月16日的來信收到，我于昨天（17日）看了一遍，覺得很好，完全贊成。今天（18日）即與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辦理，迅速實行。10月工作會議還應該討論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統一黨內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各地委、各縣委先行討論一次，收集各種意見，以利10月中央工作會議討論。8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縣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兩個月時間，即照你的辦法，立即訓練工作隊，以利秋冬實施。

　　毛澤東 1964年8月18日

　　即送鄧、彭、康生、朱德、賀龍、榮臻、瑞卿、伯達、冷西閱后，請尚昆印發。

　　8月18日下午， 毛澤東在北戴河與康生、陳伯達、關鋒、吳江、龔育之、邵鐵真等人談哲學問題，他說：

　　“楊獻珍提出‘合二而一’，說綜合是兩種東西不可分割的聯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東西？有聯系，總要分割的，沒有不可分割的事物。”

　　“列寧講過，凡事都是可分的。舉原子為例，不但原子可分，電子也可分。可是從前認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這門科學還很年輕。近幾十年來，科學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質子、反質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這是重的，還有輕的。至于電子同原子核可以分開，那早就發現了。電線傳電，就利用了銅、鋁的外層電子的分離。電離層，在地球上空幾百公里，那里電子同原子核也分離了。電子本身到現在還沒有分裂，總有一天能分裂的。莊子說過：‘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這是一個真理。不信，就試試看。如果有竭，就沒有科學了。世界是無限的。時間、空間是無限的。空間方面，宏觀、微觀，是無限的。物質是無限可分的。所以科學家有工作可做，一百萬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聽了一些說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賞《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沒有看過這樣的文章。他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引了列寧的話。”

　　毛澤東繼續說道：

　　“有階級斗爭才有哲學，學哲學的同志應當下鄉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參加階級斗爭。大學文科現在的搞法不行，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書本里怎能出哲學？馬克思主義3個構成部分，基礎是社會學、階級斗爭。大學生今年冬天就要下去。所有學文科的、學歷史的、學政治經濟學的、學文學的、學法學的，統統下去。教授、助教、學生統統下去。去5個月，有始有終。”

　　“司馬遷對《詩經》品評很高，說詩300篇，皆古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大部分是風詩，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賢。‘發憤之所為作’，心里沒有氣，他寫詩？‘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獾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從這里來的。這是怨天，反對統治者的詩。孔夫子也相當民主，男女戀愛的詩他也收。朱熹注為淫奔之詩。其實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寫君臣。”

　　“我過去讀過孔夫子的書，讀了《四書》、《五經》。讀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時候很相信孔夫子，還寫過文章。”“孔夫子講‘仁者愛人’。愛什么人？所有的人？沒那回事。愛剝削者？又不完全，只愛剝削者的一部分。不然，孔夫子為什么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愛他們，要他們團結。可是鬧到絕糧，‘君子固窮’，幾乎送了一條命，匡人要殺他。”

　　“柳宗元寫了《天對》，屈原的《天問》以來，幾千年只有這個人作了這么一篇。”

　　“《紅樓夢》我至少讀了5遍。不少人都不注意《紅樓夢》的第4回，那是個總綱，還有《冷子興演說榮國府》，《好了歌》和注。第4回《葫蘆僧錯判葫蘆案》，講護官符，提到4大家族：‘假不假，白玉為堂金做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鐵。’《紅樓夢》寫4大家族，階級斗爭激烈，幾十條人命。統治者二十幾人（有人算了說是33人），其他都是奴隸，300多個，鴛鴦、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講歷史不拿階級斗爭觀點講，就講不通。《紅樓夢》寫出200多年了，研究紅學的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可見問題之難。有俞平伯、王昆侖，都是專家。何其芳也寫了個序，又出了個吳世昌。這是新紅學，老的不算。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我是把它當歷史讀的。開始當故事讀，后來當歷史讀。”

　　8月19日，劉少奇寫信給毛澤東并中共中央，信中說：

　　“第2個十條，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廣東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過。我意可以發給各中央局、省、地、縣委征求意見，在10月會議時定稿。現由田家英同志帶回，請主席和中央審核。我也將帶到其它幾個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見。”

　　劉少奇還給毛澤東寫了一封推薦王光美關于“桃園經驗”報告的信，信中說：

　　“王光美同志的這個報告，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發給各地黨委和所有工作隊的同志們。”“現代中央擬了一個批語，請中央審閱，如果中央同意，請中央發出。”

　　劉少奇在為中央起草的轉發王光美“桃園經驗”的報告的批語中說：這個報告“是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一個比較完全、比較細致的典型經驗總結”，“是有普遍意義的”。

　　田家英帶著劉少奇的信件和《后十條》修正草案稿，來到北戴河，交給了毛澤東。

　　8月20日，毛澤東召見正在北戴河參加華北學習會的李雪峰、烏蘭夫、陶魯笳、劉仁、劉子厚，征求他們對劉少奇16日來信的意見。李雪峰說：

　　“大家認為那樣做牽涉太大。”

　　陶魯笳說：

　　“現在我們在全省范圍內，已經鋪開了將近4000個點，如果今冬一個地委集中搞一個縣，已經鋪開的點，大部分都要把工作隊從半路上撤回來，這樣做貧下中農很不滿意。”

　　毛澤東說：

　　“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經批了，中央討論后發了，你們不贊成，怎么辦？”

　　李雪峰建議說：

　　“是否到10月工作會議再議？”

　　毛澤東當場打電話告訴鄧小平說：

　　“文件緩發，立即派飛機把大區書記找到北京開會，重議劉少奇同志的意見，華北有不同意見。”

　　他又打電話給在昆明的劉少奇，請他回北京主持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

　　8月20日這一天，毛澤東在聽取薄一波匯報計劃工作時插話說：

　　“我的文件都是自己寫。只是有病的時候，我口講，別人給我寫。1947年寫《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就是我講，江青寫。她寫后，我修改。我修改后，又找恩來、弼時他們來談，再改，大家再看了以后，廣播。文章要別人寫是很危險的。那時批判國民黨的許多文章，新華社發的，都是我自己寫的。”

　　8月20日晚，毛澤東回到了北京。

　　第二天，李敏帶著兒子寧寧到中南海菊香書屋看望爸爸。回到家里，她見父親正在休息，就在外邊逗著孩子玩。

　　“媽媽，小金魚哭了。”

　　寧寧看著院子里養魚池里的小金魚說。李敏說：

　　“小金魚不會哭。”

　　“它聽話嗎？”

　　寧寧說著，伸手就要抓小金魚。李敏拉住了兒子的手，說：

　　“小金魚離開水會死的。寧寧聽話，不動它。一會兒媽媽帶寧寧去看姥爺。”

　　李敏抱著孩子走進爸爸的臥室，寧寧突然哇地一聲大哭起來。李敏哄著寧寧，回頭一看躺在床上的爸爸，也嚇了一跳。原來爸爸身上蓋著個雪白的單子，只把在北戴河期間曬得黑黑的臉膛露在外面。寧寧可從來沒見過姥爺這樣的形象，怪不得害怕了。李敏想給兒子找一點吃的，哄著他不哭，就說：

　　“爸爸，您這兒有點心嗎？給寧寧點，逗逗他，他就不哭了。”

　　“沒有點心。只有糖。”

　　毛澤東說著，并不起身動手給外孫拿糖。李敏說：

　　“只拿一塊，就一塊。”

　　說著，就給孩子拿了兩塊糖。寧寧拿到糖后，既高興又委屈地望著外公，小手使勁地攥住糖塊兒。毛澤東說：

　　“莫得如此慣著孩子。”

　　李敏感到爸爸對外孫似乎有點不近情理。她心里想：“爸爸過去對我都不這樣，對寧寧怎么這樣？”只聽爸爸又說：

　　“小孩子，莫要慣他。”

　　8月23日下午，毛澤東接見了有44個國家和地區367名科學家參加的北京科學討論會的各代表團團長。在負責接待工作的周培源介紹到日本代表團團長、物理學家坂田昌一及其物質無限可分的理論時，毛澤東握著坂田昌一的手說：

　　“你的文章很好。我讀過了。”

　　坂田昌一聽毛澤東這么說，十分驚訝和喜悅。

　　后來于光遠在陪同科學家們游覽頤和園時，向坂田昌一說明了毛澤東非常重視他引用列寧關于電子不可窮盡的論述，贊賞他關于“基本”粒子可分的見解。于光遠還說，毛澤東在1957年莫斯科會議上就說過一分為二是普遍現象，原子分為原子核和電子，原子核又分為質子和中子，質子又有反質子，中子又有反中子……坂田昌一感慨地說，可惜我原來不知道毛澤東1957年講過這些話，如果早知道，我的文章一定會引用的。

　　坂田昌一回國后，在《北京科學討論印象記》、《北京科學討論會雜記》等文章中，多次講到毛澤東的這一見解。他還說：“毛澤東的《矛盾論》和《實踐論》，這是誰也不能否定的。”

　　8月23日晚，毛澤東讓工作人員又找出了1963年《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刊登的坂田昌一的論著《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亦即《關于基本粒子的對話》）。坂田昌一關于物質無限可分的觀點，恰恰與他在1955年的預言相吻合。毛澤東對坂田昌一的文章十分贊賞，他一邊看，一邊還在上面作了一些批注。

　　8月24日，毛澤東讓林克邀請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和《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主編于光遠到他的住處座談。

　　下午1時許，于光遠和周培源一起來到頤年堂，工作人員把他們領到了毛澤東在菊香書屋的臥室里。此時的毛澤東剛剛睡醒，還穿著睡衣，靠在床頭上看書。他見周培源、于光遠來了，就說：

　　“我習慣在床上工作。”

　　招呼他們坐下后，毛澤東開門見山地說道：

　　“今天我找你們來，就是想研究一下坂田昌一的文章。坂田說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電子是可分的。他這么說是站在辯證唯物主義立場上的。宇宙是無限的。宇宙無論是從時間上還是從空間上都是無窮無盡的。在太陽系外有無數個恒星，太陽系和這些恒星組成銀河系。銀河系外又有無數個‘銀河系’。宇宙從大的方面看來是無限的，從小的方面看來也是無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電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無限的分下去。因此，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也是無窮無盡的，要不然物理學這門科學不會發展了。如果我們的認識是有窮盡的，我們已經把一切都認識到了，還要我們這些人干什么？

　　什么叫哲學？哲學就是認識論，沒有別的。雙十條第一個10條前面那一段是我寫的。我講了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我還講了，哲學一次不要講得太長，最多一小時就夠了。多講，越講越糊涂。我還說，哲學要從講堂書齋里解放出來。

　　認識總是發展的。有了大望遠鏡，我們看到的星星就更加多了。說到太陽和地球的形成，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人能夠推翻康德的星云假說。如果說對太陽我們搞不十分清楚，那么從太陽到地球中間的這一塊地方現在也還搞不清楚。現在有了人造衛星，對這方面的認識就漸漸多起來了。地球上的氣候變化也不清楚，關于冰川問題還在爭論，細胞產生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樣從非細胞變成細胞？許多事情認識不清楚，這就需要我們去探索，去研究。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承認外部世界的客觀存在，一切從實際出發，這是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前提。”

　　于光遠問：

　　“方才主席談到望遠鏡，使我想起一個問題，我們能不能把望遠鏡、人造衛星等等概括為‘認識工具’？”

　　毛澤東說：

　　“你說的那個‘認識工具’的概念，有點道理。‘認識工具’這個概念當中還要包括镢頭、機器等等。人的認識來源于實踐。我們用镢頭、機器等等改造世界，我們的認識就逐漸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長。镢頭是手臂的延長，望遠鏡是眼睛的延長，身體五官都可以延長。”

　　于光遠又問：

　　“哲學書上通常是以個人作為認識的主體。但在實際生活中，認識的主體不只是一個一個的人，而常常是一個集體，如我們的黨就是一個認識的主體。這個看法行不行？”

　　毛澤東說：

　　“在階級社會中，階級就是一個認識的主體。最初工人階級是一個自在的階級，那時它對資本主義沒有認識。以后就從自在階級發展到自為階級。這時，它對資本主義就有了認識。這就是以階級為主體的認識的發展。

　　任何東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來說宇宙守恒，后來在美國的中國科學家李政道和楊振寧說它不守恒。質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這樣？世界沒有絕對不變的東西。變、不變，又變、又不變，由此組成了世界。既守恒又不守恒，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還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

　　孫中山開始是學醫的，后來搞了政治，成了政治家；魯迅開始是學醫的，后來搞了文學，成了文學家；郭沫若開始是學醫的，后來搞了歷史，成了史學家。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來的。我讀了6年孔夫子的書，上了7年學堂，以后當小學教員，又當中學教員。當時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我就沒有聽說過，只知道拿破侖、華盛頓。我搞軍事更是這樣。我當過國民革命政府的宣傳部長，在農民講習所也講過打仗的重要。可是就是從來沒有想到自己去搞軍事，要去打仗。后來自己帶人打起仗來，一開始卻打了敗仗，那時我們不會打仗，就上了井岡山。在井岡山先打了個小勝仗，接著又打了兩次大勝仗。于是總結經驗，總結了16個字的打游擊的經驗。謝謝‘蔣委員長’給我們上課。也要謝謝黨內的一些人。他們說我一點馬克思主義也沒有，而他們是100%的布爾什維克。可是這些100%的布爾什維克卻使白區損失100%，蘇區損失90%。

　　世間萬物都是在運動中。地球繞太陽轉，自轉成日，公轉成年。哥白尼的時代，在歐洲只有幾個人相信哥白尼的學說，例如伽利略、開普勒，在中國一個人也沒有。不過宋朝辛棄疾寫的《木蘭花慢·中秋送月》詞中的‘可憐今夕月，向何處，去悠悠？是別有人間，那邊才見，光影東頭？是天外空汗漫，但長風浩浩送中秋？飛鏡無根誰系？姮娥不嫁誰留？’晉朝的張華《勵志詩》中的‘大儀斡運，天回地游’，都包含地動思想。

　　世界一切都在變，物理學也在變。牛頓力學也在變。世界上從原來沒有牛頓力學到有牛頓力學，以后又從牛頓力學到相對論，這本身就是辯證法。”

　　說到此處，毛澤東轉向周培源問道：

　　“《光明日報》前兩天有篇文章，講氫、氧化合成水要經過幾百萬年。北大傅鷹教授說要幾千萬年。不知道《光明日報》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鷹討論過沒有？”

　　周培源非常驚訝，毛澤東竟然對《光明日報》上的一篇討論文章和北京大學化學系傅鷹教授的講義都如此熟悉，一時不知道該說什么。毛澤東見周培源沒有說話，又沿著自己的思路繼續說道：

　　“氫、氧化合成水要經過那么長的時間，有水才有生物。一切個別的、特殊的東西都有它產生、發展和滅亡的過程。每個人都要死，因為他是產生出來的。我們今天看不到孔夫子，因為他死了。人類是產生出來的，因此人類也會滅亡。地球是產生出來的，地球也會滅亡。不過我們說的人類滅亡，地球滅亡，不是如基督教所說的那樣世界毀滅，而是會有更高級的東西代替他。李四光說一百萬年前有冰期。恐龍熬不過冰川時期，就滅亡了。事物總會發展到更高的階段。馬克思主義也有它發生、發展、滅亡的過程。不承認馬克思主義會滅亡，就否認了馬克思主義本身。”

　　毛澤東見周培源吃驚地望著他，笑著一揮手，又說：

　　“這好像是怪話。但既然馬克思主義說一切發生的東西都有它的滅亡，這話對馬克思主義本身自然也適用。說它不會滅亡，是形而上學。當然，馬克思主義的滅亡是有比馬克思主義更高的東西來代替它。”

　　8月27日，毛澤東就劉少奇19日報送的“桃園經驗”和中央批語稿作了批示：

　　“此件先印發此次到會各同志討論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請小平辦。”

　　他還就《后十條》修正案印發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一事，在給鄧小平的批示中寫道：

　　“請他們研究，并提意見，再加修改。”

　　8月29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局第一書記和江蘇等8個省委負責人座談會。鄧小平宣布了會議的目的。劉少奇進一步闡述了他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部署的意見，提出了“反右傾”的問題。他還特別提到了江蘇省漣水縣高溝公社曾發生的原來的社、隊干部對“四清”運動中新的領導骨干和積極分子“打擊報復”，“反攻倒算”的問題。這就是前邊已經說過的江蘇省委四屆4次擴大會議揭發的所謂的“高溝事件”。劉少奇重申對“高溝事件”要作“現行反革命處理”，要以此為典型追上面的“根子”。

　　陶鑄、王任重、李井泉、柯慶施都表示支持劉少奇的意見。李雪峰作了檢討。

　　在座談會期間，劉少奇找江渭清個別談話，說他看到“江蘇的一個通知”，要“學習江渭清同志的講話”，批評江渭清：

　　“為什么不學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學江渭清的？”

　　江渭清回答說：

　　“不知道有這樣一個文件。”

　　他馬上電話通知省委辦公廳查找這個文件。江蘇省委辦公廳匯報說，確有這個《通知》，是在7月28日擬發的《關于善始善終搞好第二批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通知》，開頭部分要求“各級黨委和工作隊，都要認真學習和研究這篇講話”（即7月27日江渭清在江蘇省地、市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江渭清讓秘書打電話給省委辦公廳說：

　　“通知”要認真學習江渭清的講話是一個嚴重的政治性錯誤，應該強調認真學習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和毛主席、劉少奇同志以及其他中央負責同志的指示。電話責成省委辦公廳立即轉告地、市、縣委，將這個“通知”作廢。

　　后來在9月1日，江蘇省委辦公廳發出《關于在〈關于善始善終搞好第二批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通知〉中所犯錯誤的檢查》，按照江渭清在電話中的意見，檢討了省委辦公廳未經江渭清和書記處同意和審批擅自擬發通知是一種“無組織無紀律的錯誤行為”。9月8日，江渭清以個人名義給劉少奇寫信，向他報告，根據他的指示正在討論對“高溝事件”的處理；同時，檢討了省委辦公廳通知要各地、市、縣委學習江渭清的一篇講話，是個嚴重的錯誤，并由江渭清本人承擔領導責任。

　　事情到此還遠沒有結束，后來劉少奇又發出了一封答江渭清的重要信件和中共中央關于他們之間來往信件的批示，詳情待后再敘。

　　且說8月29日下午，毛澤東會見了尼泊爾教育代表團，他在談話中說：

　　“不能搞大國沙文主義，不能看不起小國，說小國不行是錯誤的。”

　　關于教育問題，毛澤東說：

　　“教育不能從課本到課本，從概念到概念。理工科學生不僅要有書本知識，還要會做工。清華大學有工廠。它是一所理工科學校。學生如只有書本知識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但是，大學文科不好設工廠，不好設什么文學工廠、歷史學工廠、經濟學工廠，或者小說工廠。文科學生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師生應該接觸農民和城市工人，接觸農業和工業。不然，學生畢業以后用處不大。如學法律的，不到社會中去了解犯罪的情況，法律是學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廠，要以社會為工廠。”

　　8月30日，毛澤東出席了中央局第一書記和江蘇等8個省委負責人座談會，他在講話中說：

　　“有分歧，不一致，怎么辦？不是什么路線之爭，不是徹底革命和改良主義的問題，不是搞資本主義和搞社會主義的問題，是個部署問題，是個辦法問題。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見，發了電報，沒有先征求他們（華北）的意見，這是個缺點。雪峰說，糧食、棉花、經濟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區，怎么做法好？派10000多人的工作隊下去，傾盆大雨，是不是徑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園大隊實際上是少奇同志親自指揮，王光美每月匯報一次，河北省就沒有一個人能指揮。”

　　毛澤東還說：

　　“齊桓公九合諸侯，訂立5項條約，其中有水利一條，行不通。秦始皇統一中國，才行得通。

　　秦始皇是個好皇帝，焚書坑儒，實際坑殺的460人，是屬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實，也沒有坑光，叔孫通就沒被殺嘛。孟夫子一派主張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對秦始皇。李斯是擁護秦始皇的，屬于荀子一派，主張法后王。后王就是齊桓、晉文，秦始皇也算。我們有許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時也有許多事情行不通。”

　　1964年9月1日，是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的最后一天，會議通過了劉少奇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部署意見；同意將“桃園經驗”的報告作為中央文件下發，并通過了由劉少奇起草的中共中央對《關于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批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務院各部委、各人民團體黨組，軍委總政治部： 

　　《關于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的報告記錄，是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一個比較完全、比較細致的典型經驗總結。文字雖長，但是好讀，各地黨委，特別是農村和城市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急需了解這種材料和經驗，現特發給你們，望你們印發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和所有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的隊員閱讀。

　　這僅僅是一個大隊的經驗。在許多問題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許多問題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例如：中央“雙十條”的基本精神是徹底革命的精神；必須放手發動貧下中農和其他農民群眾才能解決干部的“四不清”和對敵斗爭中的各種問題，把社會主義教育搞深搞透，形成新的生產高潮；在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以后，要掌握群眾運動的火候，適時地提出實事求是的對待問題，強調貫徹中央各項具體政策的規定；縣、區、公社、大隊、生產隊的許多干部以至工作隊的許多成員對于放手發動群眾有無窮的顧慮，不把團結95%的群眾作為基礎和前提條件，而片面地強調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不把貧下中農作為我們黨在農村中唯一的依靠；“四不清”嚴重的干部和他們上面的保護人要用各種辦法抵抗“四清”運動；等等。都是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即是在許多地方都要遇到同樣的問題，因此，桃園大隊的經驗是有普遍意義的。但是，各個地方、各個大隊的情況，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觀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從實際出發，有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所以桃園大隊的經驗只能作為參考，不要把它變為框框，到處套用。到底各個地方、各個大隊有些什么情況，有些什么問題，這些問題又如何解決，都要領導運動的同志在放手發動群眾的過程中，進行艱苦的調查研究工作，并且認真地同貧下中農商量和討論，才能真正了解，并且找出比較最好的解決辦法。這是不能偷懶的，沒有什么捷徑可走或其他取巧的辦法的。桃園大隊的經驗，只是給我們指出了進行工作的一些方法和處理某些問題的方法，并不能使我們順利地去解決各個地方、各個大隊的問題。這是各地同志閱讀這個文件時必須注意的。 

　　中央 1964年9月1日

　　欲知毛澤東處理了華北局、江渭清與劉少奇的分歧后去了哪里？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劉少奇在8月29日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闡述了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部署的意見后，陶鑄、王任重、李井泉、柯慶施都表示支持他的意見。李雪峰作了檢討。

　　毛澤東在8月30日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說：“有分歧，不一致，怎么辦？不是什么路線之爭，不是徹底革命和改良主義的問題，不是搞資本主義和搞社會主義的問題，是個部署問題，是個辦法問題。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見，發了電報，沒有先征求他們（華北）的意見，這是個缺點。雪峰說，糧食、棉花、經濟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區，怎么做法好？派10000多人的工作隊下去，傾盆大雨，是不是徑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園大隊實際上是少奇同志親自指揮，王光美每月匯報一次，河北省就沒有一個人能指揮。”接著，他又談到了秦始皇時期的儒法斗爭，最后還說：“我們有許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時也有許多事情行不通。”毛澤東的這一番話，劉少奇和那些與會者們聽了有何感受？已經不得而知了；而時間不斷地向前推移，能夠驗證些什么，倒是讀者諸君可以慢慢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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