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我們也有資產階級把持政權的，有的生產隊、工廠、縣委、地委、省委

　　都有他們的人。有的公安廳副廳長也是他們的人。文化部是誰領導的？電

　　影、戲劇都是為他們服務的，不是為多數人服務的，你說是誰領導的？”

　　話說1964年6月29日，中國自行設計的第一個中近程導彈進行飛行試驗，獲得了成功。毛澤覃與賀怡的兒子賀麓成參與了第一個中近程導彈的研制工作，他是中國自行培養的一位優秀的導彈專家。

　　6月底，也就是在周恩來、康生、江青與現代戲觀摩大會的代表們舉行座談會一個星期后，陸定一、周揚等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萬人大會，請彭真作了一個專門講現代戲演出問題的講話。彭真在講話中與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在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截然相反，提出了現代戲、傳統戲和新編歷史劇三并舉、三重要、三等量的方針，他說：

　　“現在可以把那些古戲稍微擱一擱，放一放，抓一下現代戲。等把現代戲演順了手，再來演出一部分古人的戲。現在的一部分現代戲，實際上是粗制濫造，非騾子非馬，弄不清它是個什么東西。我們不需要那樣的現代戲，我們要把《箭桿河邊》（由北京實驗京劇團演出，其唱腔是按照傳統曲調安排設計，沒有新唱腔——筆者注）這類戲，好好地演出，爭取得到大家的擁護。”

　　彭真的講話，立刻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上發表了，并印成了單行本、專集，廣泛進行宣傳。江青對周恩來說：

　　“你看看，難不難，毛主席指示請你來掛帥可能要好一些，現在人家偏偏不買我們的賬，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不是我夸大吧。人家就是要一套又一套的和我們對抗，和毛主席對抗。北京要辦成一件事情，是多么的難呀！”

　　與此同時，林默涵又指示一些筆桿子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對上海演出的現代戲《智取威虎山》進行批評，認為“這個戲把原小說的精華部分去掉了，敵人的形象不如小說寫得那樣狡猾和囂張，這就使正面人物很難完全樹立起來。所以，這個戲的演出無論在劇本和演出都不是成功的。”

　　中宣部和文化部還在內部刊物上，以反映情況的名義，對江青在《談京劇革命》中的意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小簡報》上，幾次發表文章說，江青的意見簡單、粗暴，不足為道。在北京市委宣傳部的內部刊物《文藝戰訊》上，也發表了許多評價《箭桿河邊》的文章，稱贊這出戲。因為江青說過這出戲是 “正不壓邪”，所以，署名蕭甲的文章就說：“我看這出戲比《蘆蕩火種》還要細。” 劉厚生也發表文章說：“我認為這個戲不錯，有人覺得正不壓邪，我倒覺得不太突出，因為正面人物也演得不錯。”

　　林默涵等人還在演出人員和專家們的座談中，對江青抓的現代京劇提出了類似的意見。

　　江青看了聽了這些議論，她不動聲色地對中宣部和文化部的一些人員說：

　　“這不是一個藝術的意見，是要好好地考慮一下，是坐在哪一邊的問題，是坐在正面人物一邊，還是坐到反面人物一邊的問題。對這個問題不能沉默，要組織文章，展開討論。”

　　1964年7月1日，《紅旗》雜志在第12期上發表社論，題目是：《文化戰線上的一個大革命》。社論贊揚了在北京舉行的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的盛況。

　　7月2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在文化部和全國文聯以及各協會重新整風。會議還決定成立一個領導小組，由彭真為組長，陸定一為副組長，成員有：康生、周揚、吳冷西。領導小組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主管文化革命工作。

　　此后，這個小組開始領導文化部和文藝界各協會及文化部直屬的文藝單位，進行了整風運動。這個小組又叫作文化革命5人小組，因此，稱之為反修防修的文化革命便首先在文化藝術領域開始了。

　　7月4日，毛澤東看了《人民日報》刊登的《北京懷柔縣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報道后，在給吳冷西的批語中寫道：

　　吳冷西同志：

　　懷柔縣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做法，各省可能都有，要廣泛采訪、轉載，在幾年之內做到每縣每社每個工廠、學校、機關都有報道，但要是真實的，典型的。固步自封的反面材料，也要登一點。這個問題，報社和通訊社應當討論一下。并與各省、市、區聯系，要他們也一樣做。

　　毛澤東 7月4日

　　7月7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土金璋等12位來自延安的干部。

　　據土金璋回憶說：1964年6月，我任延安地委副書記，負責外事和延安革命紀念館的工作。紀念館陳列方案報經中共陜西省委批準后，我們一行12人，由我帶領去北京向黨中央匯報，并向在北京工作的“老延安”征求意見，以便最后定案。我們到了北京，為了工作方便就住在中直招待所，確定由我負責和中央辦公廳、中宣部聯系匯報事宜，其他同志則每天出去走訪老同志，征求他們對陳列方案的修改意見。7月2日下午3時左右，毛主席辦公室汪東興主任派車將我接到他的辦公室，對我說：

　　“主席想念延安和延安人民，想回延安去看看，并問延安有無干部到北京，在未去之前想了解一下延安的情況。我打聽到你從延安來，想請你向主席簡要地匯報一下延安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情況。”

　　聽到這話，我的心情既興奮又緊張，興奮的是能又一次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緊張的是我4月份才由北京調到延安工作，對工農業生產正處于熟悉情況階段，隨身又未帶材料，擔心向毛主席匯報不好。因此，我建議說：

　　“我們一同來了10多位同志，如果都能參加主席接見，大家都談，你一句，他一句，這樣談就全面些，不僅能滿足主席了解情況的要求，也能滿足主席見到更多延安人的愿望。”

　　汪東興說：

　　“這個意見可以考慮，今天不定，過兩天再說。”

　　7月6日上午，毛主席辦公室的同志打來電話，告訴我們，延安來的同志7號下午不要外出，在招待所等待。7月7日上午毛主席辦公室的同志又來了電話，指名要我接電話，說下午要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我們！

　　7月7日下午5點鐘，一輛乳白色的小面包車從招待所大門駛進，服務員同志禮貌地來到我們坐等的小會議室，興奮地說：

　　“中辦來車接延安的同志們。”

　　黑振東、張茂遠、劉克廉、黃高謙、馮芝桂和我等12位同志立即上了車。小面包車在奔馳，大家顧不上欣賞窗外的景致，一顆顆焦急的心已早早飛到人民大會堂，飛到毛主席身邊。當我們來到人民大會堂湖南廳時，汪東興同志告訴我們：

　　“主席正在接見外賓，很快就要來了！”

　　我特意看了一下手表：6點20分。幸福的時刻終于來臨了，汪東興帶我們到湖南廳前廳。驀然間，我們眼前一亮，主席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出現在我們面前。同志們又驚又喜，只見主席微笑著、邁著穩健的步履向我們走來，汪東興上前告訴主席：

　　“延安同志來看望您了。”

　　主席聽到后滿面笑容地點點頭，同大家一一握手。我第一個和主席握手，我仔細地端詳著主席熟悉的面容：那寬闊的額頭，溫和的眼神，慈祥的笑容，無一不顯出偉人的風采。握著主席那溫暖寬厚的大手，我激動得心呼呼直跳，興奮得不知說什么好。汪東興介紹說：

　　“他們都是從延安來的。”

　　由于我和主席在釣魚臺國賓館見過幾次面，這時主席一直握著我的手不放，打量著我，搖了搖頭連聲說：

　　“不，不，不。”

　　汪東興忙作解釋說：

　　“金璋同志原在釣魚臺賓館工作，后來調到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館工作，因延安這幾年外賓去的多，陜西省委把他要回去在延安工作啦。”

　　主席聽罷，一邊點頭一邊說：

　　“這就是了，這就是了。”

　　我說：

　　“主席好！延安人民想念您！”

　　主席慈祥地笑了，他說：

　　“我也想念延安，想念延安人民啊。你們都在延安工作嗎？”

　　我介紹說：

　　“我在地委工作，其他同志都在延安革命紀念館和延安黨校工作。”

　　主席又問：

　　“延安現在怎么樣？”

　　我說延安有不小變化。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介紹著延安的情況。我接著又說：

　　“延安人民都很想念您，盼望主席能回去看看。”

　　主席深沉的目光投向遠處，緩緩地說：

　　“我來北京之后，還沒有回過延安，再回一次延安就好了。我是應該回延安看看，應該看看延安人民的，延安人民對中國革命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要謝謝延安人民啊。”

　　汪東興走過來對主席說：

　　“延安的同志們想同主席照個相。”

　　主席笑著說：

　　“好！好！大家照個相留念。”

　　同志們又熱烈地鼓掌。主席連連招手，關心地叫大家站好。大家的眼睛一刻也沒有離開過毛主席，以至于攝影師按下快門時，馮芝桂同志還未將雙手放下。照完相，主席和大家握手告別，同志們對主席說：

　　“祝愿主席身體健康。”

　　主席也笑著說：

　　“好！好！謝謝大家。”

　　大伙用熱烈的掌聲歡送毛主席，主席一邊招手一邊說：

　　“謝謝你們。”

　　7月9日，毛澤東接見了在朝鮮平壤參加第二屆亞洲經濟討論會后來華訪問的亞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團，他在談話中說：

　　“亞非拉人民斗爭的前途，這是大家關心的問題。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歷史。從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十幾年的歷史來看，就知道亞非拉人民將來的前途。比如中國吧，在19年以前，日本軍國主義霸占了我們大半個國家，我們同它打了8年仗。抗戰勝利后美國人來了，他們支持蔣介石發動內戰。我們在解放前要對付的敵人，有日本軍國主義和美帝國主義，還有它們的走狗汪精衛、‘滿洲國’的康德皇帝、蔣介石。我們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資本家叫南鄉三郎，和我談過一次話。他說：‘很對不起你們，日本侵略了你們。’我說：‘不，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侵略，霸占了大半個中國，全中國人民就不可能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也就不可能勝利。’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30萬，由于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兩萬多。在8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120萬人。你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這個忙不是日本共產黨幫的，是日本軍國主義幫的。因為日本共產黨沒有侵略我們，而是日本壟斷資本和它的軍國主義政府侵略我們。我們的第二個教員，幫了我們忙的是美帝國主義。第三個幫了我們忙的教員是蔣介石。當時蔣介石有400多萬軍隊向我們進攻，我們的軍隊同他打了4年仗，從過去120萬發展到500多萬。蔣介石的95%以上的軍隊統統被我們消滅，只剩下5%不到的軍隊跑到臺灣去了。中國得到的教訓是這樣：有壓迫，就有反抗；有剝削，就有反抗。帝國主義，不管是日本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或其他帝國主義，都是可以打倒的。國內反動派，如蔣介石，不管多么強大，也都是可以打倒的。這就是中國的歷史情況。

　　現在日本人民有很大的覺悟，發動了很大的反對美帝國主義、反對本國壟斷資本的運動。是誰使他們起來的呢？是美帝國主義和日本壟斷資本的壓迫和剝削把他們教育出來的，而不是中國共產黨教他們這樣做的。我說，日本壟斷資本也不是完全贊成美帝國主義占領日本的，有一部分日本壟斷資本家不滿意這種占領，因為在美帝占領下，日本不僅喪失了殖民地，而且自己也受美國控制。現在不僅日本人民，而且一部分日本壟斷資本家也開始反對美帝國主義。

　　講到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歷史，近十幾年也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單是非洲，就有30幾個國家獨立了。1958年前，我很少見到非洲人。從1958年到1964年，每年經常看到非洲朋友。非洲有一個很大的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風暴。比如埃及，1956年發生了蘇伊士運河事件，是英、法聯軍強大些，還是埃及軍隊強大些？英國、法國那樣強大，為什么一打就跑了呢？現在蘇伊士運河究竟在埃及人手里，還是在英、法帝國主義手里呢？再看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軍打了8年仗，法國在戰爭后期出動了80萬軍隊，民族解放軍只有三四萬軍隊，究竟是阿爾及利亞人民強大些，還是法國帝國主義強大些？再講講古巴，是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巴蒂斯塔強大些，還是卡斯特羅強大些？卡斯特羅軍隊80多人從國外乘船回古巴登岸，激戰后剩下的12人，躲在農民家里，后來又起來搞游擊戰爭，他們經過兩年多，就取得了勝利。至于對越南反對法國的侵略，對阿爾及利亞反對法國的侵略，我們都是公開支持的，這樣豈不要得罪法國政府嗎？不，胡志明勝利了，本·貝拉勝利了，法國卻承認了中國。所以說，世界上的事情在發生變化。現在法國人在教訓美國人，叫美國接受法國的教訓，不要在越南南方打仗了：‘我們法國人失敗了，你們美國人要打，也要像我們一樣失敗的。’美國大概會接受法國的教訓，已經打了3年打不贏，再打下去也不行，它不走是不行的。你們看吧！三年也好，再長一些時間也好，美國總是要從越南走的。美國從泰國、老撾、菲律賓、南朝鮮、日本等地也都要走的，還有從臺灣也是要走的。它走的時間算不準，但一定要走的。所以凡是壓迫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總有一天要走的，只要人民團結起來，加強斗爭。它走，也可以文明一點走。請它走它不走，怎么辦？那就學卡斯特羅的辦法，學本·貝拉的辦法，學胡志明的辦法，也可以學中國的辦法。所以，我們看歷史，就會看到前途。

　　講到人民，不是講反動派，是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壓迫、剝削另一個國家的人民的。比如你們在座的亞非各國人民的代表，你們壓迫中國人民了嗎？你們剝削中國人民了嗎？我們沒有感覺到。中國人民能壓迫你們嗎？能剝削你們嗎？如果中國政府這么干，那么中國政府就是帝國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了。如果有的中國人不尊重你們，不講平等，在你們國家搗鬼，那么你們可以把這樣的中國人趕走。這就是亞非拉人民團結反對帝國主義的最根本原則。我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是兄弟關系，不是老子對兒子的關系。要鞏固團結，要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不管什么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黃種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或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只要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反對帝國主義走狗的，都應該團結，只不包括帝國主義在這些國家內的走狗。

　　至于如何打敗國內反動派的問題，我認為或者用文的辦法，或者用武的辦法。有些國家要號召廣大人民起來用武力反對反動派，因為反動派手里有武器。這就要按照各國情況，利用適當時機，他要打，我就打。這個方法是從反動派那里學來的。我們就是從蔣介石那里學來的，蔣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難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有人說，武器是第一，人是第二。我們反過來說，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武器同機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長而已。是人拿在武器手里，還是武器拿在人手里？當然是后者，因為武器沒有手，哪個武器有手？我打了25年仗，包括朝鮮戰爭3年。我原來是不會打仗的，不知道怎樣打，是通過25年的戰爭過程學會打的。我從沒有看見過武器有手，只看見人有手，而人用手掌握武器。

　　我們的‘名譽’很不好，美帝國主義者說我們是侵略者。他們說我們侵略了中國，這確實是‘侵略’了蔣介石，但那是蔣介石先侵略了我們嘛！又說我們侵略了朝鮮，那是因為美帝國主義打到了鴨綠江邊，我們才不得不出兵抗美援朝。還說我們侵略了印度，那是因為印度打進了我國幾十公里，它打了好幾年，我們才自衛還擊。一打就打回了老國境。在幾千公里的老國境線，印度人跑光了，沒有軍隊，那我們就撤回來了，撤到帝國主義規定的所謂新國境線這條線我們是不承認的。我們從這里后退20公里，設立了緩沖地區。帝國主義者還說我們是好戰分子，原因是我們過去幫助胡志明打法國人，現在又支援越南南方打美國人，我們也支持過本·貝拉打法國人。哪個地方需要支持，我們就支持，因此就‘名譽’不好，當了‘好戰分子’。

　　安哥拉朋友問，建立獨立的民族經濟要防止哪些幻想和危險？由于安哥拉現在還沒有解放，仍要搞武裝斗爭，你們現在只能搞革命，經濟建設只能在根據地搞一些。葡萄牙是不會幫助你們的。美國的幫助是別有用心的。如果說要防止幻想，我想要防止對美國的幻想。至于建設過程中會出現哪些危險，現在很難說。如果要說防止危險，就是防止從帝國主義方面來的危險。至于實際工作犯些錯誤，那是難免的。哪個政黨都要犯錯誤的，中國共產黨就犯過很多錯誤，犯過重大錯誤。犯了錯誤，改正就是了。錯誤能幫助人頭腦清醒。”

　　隨后在談話中，一位桑給巴爾的來訪者對毛澤東說：

　　“請允許我向您表示誠摯的敬意。自踏上中國這塊土地，我就向往著與您的會面，我實在無法用語言來表達我的激動之情。”

　　毛澤東沒有耐心聽來訪者的恭維話。他盯著桑給巴爾朋友，平靜地問：

　　“你讀過馬克思、列寧的書嗎？”

　　過了一會兒，這位非洲客人變得更加客套起來，他說：

　　“您的著作實在是好……”

　　毛澤東打斷他的話說：

　　“我寫的東西不多。”

　　桑給巴爾客人堅持說：

　　“不，您的著作很多。”

　　毛澤東直截了當地說：

　　“好了，我們今天就談到這里吧！”

　　他說了聲“再見”，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7月10日，毛澤東會見了日本社會黨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人，他在談話中說：

　　“美國的手伸到我們整個西太平洋、東南亞，它的手伸得太長了。駐在這里的第7艦隊是美國最大的艦隊。美國有12艘航空母艦，第7艦隊就占了一半——6艘。它還有一個第6艦隊駐在地中海。當1958年我們在金門打炮時，美國人慌了，把第6艦隊的一部分向東調。美國控制歐洲，控制加拿大，控制除古巴之外的整個拉丁美洲。現在它把手伸到非洲去了，在剛果打仗。

　　整個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對美帝國主義。歐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許多人反對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者也反對帝國主義。戴高樂反對美國就是證明。我們現在提出這么一個看法，就是有兩個中間地帶。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個中間地帶。歐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個中間地帶。日本也屬于第二個中間地帶。你們的壟斷資本是你們反對的，可是他們也不滿意美國。現在已經有一部分人公開反對美國。另一部分依靠美國。但我看，隨著時間的延長，日本這一部分人中的許多人也會把騎在頭上的美國人趕走。”

　　7月11日，毛澤東對文藝界的第3個批示傳達后，不僅引起了文藝界的震驚，而且使全黨為之震動。文藝界又開始了為期10個月的第二次整風學習。其間，對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夏衍，對徐光霄、徐平羽、陳荒煤，還有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全國文聯副主席陽翰笙、全國劇協主席田漢等一批文藝界代表人物，進行了批判，并改組了文化部黨組和各協會的領導班子。

　　邵荃麟曾經認為文藝創作主題狹窄、方法簡單化、模式化，在1962年前后提出了文藝題材和創作方法要多樣化，不但要寫正面人物，要寫反面人物，還要寫中間人物。在這次整風學習中，邵荃麟的“中間人物論”被當作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進行了批判。他本人被當作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抵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在黨的文藝領導機構中的代言人，受到了嚴厲的批判。

　　7月14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編輯部文章“九評”。“九評”原來的題目是《無產階級專政和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后來毛澤東把它改為《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毛澤東原先還指示寫“十評”，后來由于赫魯曉夫下了臺，“十評”就沒有發表。所以，《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是對蘇共中央公開信評論的最后一篇，也是9篇文章中分量最重的一篇。文章中把毛澤東近年來提出的反修防修的理論和政策加以整理，概括為15條內容；同時又引入了毛澤東在6月16日提出的關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必須具備的5個條件。

　　7月14日這一天，劉少奇到了南京，江渭清向他匯報了江蘇省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情況。

　　接著，劉少奇來到正在舉行的江蘇省委四屆4次擴大會議上，作了兩次講話。

　　就在這次江蘇省委四屆4次擴大會議上，揭發出了漣水縣高溝公社曾經發生的原來的社、隊干部對“四清”運動中新的領導骨干和積極分子“打擊報復”、“反攻倒算”的“高溝事件”，淮陰地委書記張景良就“高溝事件”在會上作了專題發言，受到了劉少奇的贊賞。

　　劉少奇在講話中嚴厲地批評了許多領導浮在上面，不蹲點，就是下去也是“面上跑跑，聽聽匯報，指示指示”。他還說：

　　“現在情況變了，搞調查研究，光靠開調查會不行了，只有領導親自帶工作隊，蹲到點上去，直接掌握運動，才能取得第一手材料和經驗。你當書記的，生病也生得，休息也休得，離職學習也離得，甚至死也死得，為什么離開自己職務蹲半年點就不行？”

　　他要求省、地、縣3級領導都要分期分批，輪流下去蹲點。并強調省、地（市）、縣委書記，都必須有兩個大隊、兩個工廠的經驗，才有資格當省委書記、地（市）委書記、縣委書記。

　　后來在7月29日，王光美曾打電話給江渭清，傳達劉少奇對“高溝事件”的指示：這是一起“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現行反革命事件”。

　　再說劉少奇在南京期間，批評了包括江蘇省在內的“四清”運動。對此，江渭清表達了不同看法。劉少奇說：

　　“‘小四清’打了敗仗嘛！”

　　江渭清說：

　　“不能這么講。據了解，已經開展社教的社隊，60%打了勝仗，是有成績的；30%比較一般，成績不夠顯著；只有10%不夠好，需要補課。”

　　針對劉少奇講話中所說好的基層干部是少數，公社、大隊干部大部分爛掉了，江渭清認為，基層干部多數是好的、比較好的，江蘇沒有發現爛掉的社、隊領導班子。劉少奇說：

　　“你這是沒有下去，不知道實際，講的還是3年前老情況。”

　　江渭清回答說：

　　“我經常下去，對本省情況是知道的。毛主席也說干部的大多數是好的、比較好的。”

　　劉少奇打斷江渭清的話，問他對王光美“桃園經驗”的報告有什么看法。江渭清說：

　　“從江蘇的實際出發，學習精神實質。符合江蘇情況的，就學習運用；如果不符合江蘇情況，就不照搬。”

　　劉少奇說：

　　“那你們江蘇就不執行了？”

　　江渭清回答說：

　　“不盲目執行。”

　　第二天晚上，劉少奇離開南京前夕，對江渭清嚴肅地說：

　　“你的意見（即‘四清’運動是有成績的，基層干部多數是好的，對王光美的報告不能盲目執行——筆者注）是不對的。”

　　江渭清堅持原來的看法，這就引起了“頂撞”，劉少奇發了脾氣。

　　江渭清在回憶錄中說：劉少奇同志脾氣大得很，他在山東已經發了脾氣，到合肥發了大脾氣，強調國內階級斗爭的嚴重性，提出“四清”運動中要反右傾。

　　由于兩人的分歧未能消除，便為兩個月后劉少奇寫信批評江渭清埋下了伏筆。

　　再說7月15日，毛澤東開始修改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6月15日來信的復信稿。他針對蘇共堅持要把二十大、二十二大通過的綱領寫進兄弟黨國際會議文件的說法，在復信中加寫了一連串的質問：

　　“為什么一個黨的決定，硬要一切黨都服從呢？為什么不服從就算犯了大罪呢？請問這是什么邏輯，什么兄弟黨之間相互關系的準則呢？”

　　毛澤東在復信的最后部分，又加寫了幾段話，勸告蘇共領導人不要召開分裂性質的兄弟黨國際會議。他還指示康生、吳冷西等人，復信稿在批駁蘇共堅持“在召集國際會議問題上，兄弟黨賦予他以特殊的責任”這一說法的分量不夠，他說：

　　“還要多講幾句，以剝奪他的什么召集權。”“另外要寫一段自共產國際解散以后，十多年沒有國際會議，而各國革命卻勝利了，各國共產黨卻發展了。”

　　7月15日這一天，毛澤東和放暑假回到菊香書屋的侄子毛遠新進行了一次長談。他一開頭就問毛遠新：

　　“這半年你有沒有進步？有沒有提高？”

　　毛遠新回答說：

　　“我自己也糊里糊涂，說不上有進步，有也是表面的。”

　　毛澤東說：

　　“看來你還有進步，你現在對問題的看法不是那樣簡單了。‘九評’你看過沒有？接班人5條看了沒有？”

　　“看過了。”

　　毛遠新說。接著，他把《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上所講的內容簡單地講了一下。毛澤東說：

　　“講是講到，懂不懂？這5條是互相聯系的，不可分割的，第1條是理論也是方向。第2條是目的，到底為誰服務，這是主要的，這一條學好了，什么都好辦。你就知道為自己著想，考慮的都是自己的問題。你父親被敵人拷打，堅毅不屈，絲毫不動搖，就是因為他為多數人著想。要是你，還不是雙膝跪下乞求饒命了。我們家很多人都是讓國民黨、帝國主義殺死的。你是吃蜜糖長大的，從來不知道什么叫作吃苦。你將來不當右派，當中間派就滿足了。你沒有吃過苦么！怎么能當上左派？”

　　毛遠新說：

　　“我還是有點希望吧？”

　　毛澤東說：

　　“有希望，好！超過我的標準就更好。”

　　他接著解釋5條標準，他說：

　　“3、4、5條是方法問題。要團結多數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個人說了算，要有自我批評，要謙虛謹慎。這不都是方法嗎？”

　　分析第3條時，毛澤東說：

　　“你們開會怎么開的？你當班長是怎么當的？人家提意見能接受嗎？提錯了受得了嗎？冤枉你能受得了嗎？如果受不了，那怎么團結人？你就喜歡人家捧你，嘴里吃的蜜糖，耳里聽的贊歌，這是最危險的，你就喜歡這個。”

　　他講到第4條時問毛遠新：

　　“你是否和群眾合得來？是否和干部子弟在一起，而看不起別人？常讓人家講話，不要一個人說了算！”

　　在講到第5條時，他說：

　　“現在你已經有了進步，有點自我批評了，但還剛剛開始，不要認為什么都在行了。”

　　接著，他又問：

　　“你要學習馬列主義，還是修正主義？”

　　毛遠新回答說：

　　“我當然要學馬列主義。”

　　毛澤東說：

　　“那可不一定，誰知道你要學什么？什么是馬列主義？你知道嗎？”

　　毛遠新回答說：

　　“馬列主義就是要搞階級斗爭，搞革命。”

　　毛澤東說：

　　“馬列主義的基本思想就是要搞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無產階級打倒資本家，農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起工農聯合政府，并且把它鞏固下去。現在革命任務還沒有完成，到底誰打倒誰還不一定。蘇聯還不是赫魯曉夫當權當政？資產階級當政？我們也有資產階級把持政權的，有的生產隊、工廠、縣委、地委、省委都有他們的人。有的公安廳副廳長也是他們的人。文化部是誰領導的？電影、戲劇都是為他們服務的，不是為多數人服務的，你說是誰領導的？學習馬列主義就是學習階級斗爭，階級斗爭到處都有，你們學院就有。你們學院出了個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寫了十幾本反動日記，天天在罵我們，這是不是反革命分子？你們不是感覺不到階級斗爭嗎？你們旁邊不是就有嗎？沒有反革命還要什么革命？”

　　毛遠新說：

　　“據說，在工廠實習，聽到一些工廠‘五反’情況，受到教育很大。”

　　毛澤東說：

　　“哪里都有反革命分子，工廠怎么沒有？國民黨的中將、少將、縣黨部書記都混過去了，不管他改變什么面貌，現在就是要把他們清查出來。什么地方都有階級斗爭，都有反革命分子。陳東平不是睡在你的身邊嗎？你們學院揭發的幾個材料我都看了，你與反革命分子睡在一起還不知道？”

　　毛澤東所說的陳東平是陳再道的長子，此人在臺灣國民黨當局叫囂反攻大陸的形勢下，主動與敵特機關聯系，案發后被開除學籍、團籍、軍籍，并對其實行勞動教養。此子終究不成器，后來于1983年在洛陽犯罪，判處死刑，1984年被執行槍決。

　　再說毛澤東接著詢問了學院的政治思想工作。毛遠新講了自己的看法，并說開會講課多，形式上轟轟烈烈的，解決實際問題不多。毛澤東說：

　　“全國都大學解放軍，你們是解放軍，為什么不學？學院有政治部嘛，那是干什么的？有政治教育嗎？”

　　毛遠新說明了政治教育情況。毛澤東說：

　　“都是上課，討論有什么用處？應當到實際中去學。你們就是思想第一沒有落實。你們一點實際知識也沒有，講那些東西怎么能聽懂？”

　　毛澤東要毛遠新天天在大風大浪中堅持游泳，他說：

　　“水，你已經認識它，已制服了它，這樣很好。你們騎馬嗎？”

　　毛遠新說不會。毛澤東說：

　　“當兵不會騎馬不應該。你打過槍嗎？”

　　毛遠新說，有4年沒有打了。毛澤東說：

　　“現在民兵槍都打得很好，你們解放軍還沒打過槍，哪有當兵的不會打槍的？”

　　他還對毛遠新說：

　　“你們學院最根本的是四個第一不落實。你不是講要學習馬列主義嗎？你們是怎么個學習法？只聽講課能學多少東西？最主要的是到實際中去學習。”

　　毛遠新說：

　　“工科學院與文科學院不同，沒有安排那么多時間去接觸社會。”

　　毛澤東說：

　　“不對，階級斗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我已和總長講了這個問題。你們學院應該到農村去搞‘四清’，從干部到學員全部去，一個也不留。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就去，早去比晚去好，一定要去。對于你不僅要去參加5個月四清，而且還要去工廠搞上半年五反。你對社會一點也不了解嘛！不搞四清，你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這樣對于社會談不上有什么了解。這樣一個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畢業。不然軍工讓你畢業，我還不承認你畢業的。階級斗爭都不知道，怎么算大學畢業呢？你畢業了，我還要給你安排這一課。你們學院就是思想工作不落實，這么多反革命都沒感覺？陳東平在你身邊，就不知道？”

　　毛遠新說：

　　“陳東平是在家休學聽敵人廣播變壞的。”

　　毛澤東說：

　　“聽敵人廣播就那么相信？你聽了沒有，敵人連飯吃都沒有，他的話你能相信？衛立煌就是在香港做生意賠了本才回來的。衛立煌這樣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難道敵人就能看得起他。

　　什么是四個第一？（毛遠新講了一遍）知道了，為什么抓不住活思想？聽說你們學院政治干部很多，就是不抓基層，當然思想也抓不住。學院當然有成績，出了毛病也沒有什么了不起，軍工才辦了10年，軍隊辦技術學校，我們也沒有經驗，好像1927年我們學打仗一樣，開始不會打，老打敗仗，后來就學會了。”

　　毛澤東又問：

　　“你們學校的教學改革情況怎么樣？”

　　毛遠新說：

　　“這次考試我們隊用新的方法進行試點，大家感到很好，真正考出水平來了。而且對整個學習方法也發生了影響，有可能學得活了。”

　　毛澤東說：

　　“早就該這樣辦了。”

　　毛遠新說：

　　“過去就是分數概念，學習搞得不主動。”

　　毛澤東說：

　　“你能認識就好，這也不能怪你，整個教育制度就是這樣，公開號召去爭取那個5分。你不要去爭取那個全優，那樣會把你限制死了。你姐姐也吃過這個虧。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數看透了，大膽主動地去學。把那一套看透了，學習也主動了。北大有個學生平時不記筆記，考試只得3分半到4分，可是畢業論文水平最高。人家就把那一套看透了。在學校是全優，在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優。中國歷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員的后面跑，自己沒有主動性。

　　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教員就那么點本事，離開了講稿什么也不行。為什么不把講稿發給你們，與你們一起研究問題？高年級學生提出的問題，教員能回答50%，其它的說不知道，和學生一起商量，這就是不錯的了。不要裝著樣子去嚇唬人。

　　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么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他的講義底稿印發給你們。怕什么？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上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大學生尤其是高年級，主要是自己鉆研問題，講那么多干什么？最主要的是到實際中去學習。研究歷史不結合現實不行，研究近代史不去搞村史、家史就等于放屁。研究古代史要結合現實，也離不開挖掘，考古，堯舜禹有沒有？我就不信，你沒有實際材料證明嘛！商有烏龜殼證明，可以相信。鉆到書堆中去學，越學越沒有知識了。我過去在抗大講課時，就是把講稿發給學員，我只講30分鐘，讓學員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問題教員再答疑。”

　　后來，高等教育部將毛澤東與侄兒毛遠新的這次談話內容，整理成《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紀要》，轉發給全國各地。

　　欲知毛澤東對教育問題的重要論述后來產生了什么影響，且待以后慢慢敘述。

　　東方翁曰：關于毛澤東與毛遠新的談話時間，大多數資料都寫的是7月5日，筆者此前在本傳中也采用了這一說法。但細細考證一下，覺得還是有問題的：一是《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是在7月14日公開發表的，毛澤東怎么會在7月5日問毛遠新：“‘九評’你看過沒有？接班人5條看了沒有？”二是在另一個資料中多了一句對話：毛遠新回答說沒有看，毛澤東說在我的辦公桌上，你去看看。這怎么可能呢？稍微了解毛澤東的人都知道，這個對話是不可信的。毛澤東的辦公桌絕對是禁地，怎么會讓一個毛頭小子去那里翻閱一份尚未公開發表的黨內重要文稿呢？因此，筆者以為，“7月5日”說，是不可取的。

　　另：毛澤東對中國的教育問題，是最了解也是最有發言權的。本傳就所能見到的有關史料，對他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學習和辦學經歷，已經盡可能地作了比較詳細的敘述：他從9歲那年開始，先后在7個私塾里接受了6年多的舊式教育；在家里參加了兩年勞動后，17歲又到東山高等小學堂接受了半年的新式教育；在駐省湘鄉中學讀了將近1年書后，參加辛亥革命軍，當了半年的兵，退伍后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即湖南省立第一中學學習半年，接著，又在定王臺自修了半年。從1913年到1918年，他先后在湖南省第四師范、第一師范讀了將近5年的書。后來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他還旁聽了不少名家的課。他在湖南一師上學時，就辦過工人夜校，走上社會后，又先后創辦過湖南自修大學、教過小學、中學，辦過工人夜校。在廣州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教過課，接著，他又親自創辦了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在紅軍時期，他還先后創辦了紅軍大學和抗日軍政大學，且在這些大學里無數次走上了講臺。由此可以看出，無論是毛澤東的求學、辦學經歷，還是他的求學、辦學體會和經驗，也無論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其它各方面知識的學習和研究，還是他對于中國歷史、特別是教育史和教育現狀的研究，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他的資歷和卓越的認知是無與倫比的。那些上過正規大學與喝過洋墨水的同代人和晚輩人，在中國教育的認知上，絕對是難以望其項背的！至于那些與他同時代的留法、留德、留蘇、留比等等勤工儉學鍍過金的“海歸”們，那就更不用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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