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9日，毛澤東在與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談話的時候，回想起過去的經歷與命運的巧合，將“小學教員”作為自己年輕時候的“正式職業”。

　　時間回到1918年6月，毛澤東以優異成績從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畢業。在那個經濟極度落后的農業國，一般大學畢業生都很難找到正式的工作，何況一個農家出身的中等師范生，因此，毫無意外，他在畢業的那一刻就失業了。

　　那時的他，從來沒有想過要建一個黨、建一支軍隊，更沒有想過新中國一定會到來。他和現今千千萬萬大學畢業生一樣，焦慮、迷茫，不知道未來的路在哪里。

　　他開始到處找工作。

　　一、岳麓山畔“新村夢”

　　受到時代影響，年輕的毛澤東腦子里充滿著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思潮，他琢磨出一個建設“新村”的計劃:合并若干新家庭，創造一種新社會。在這個新社會里，學校、圖書館、托兒所、工廠農場，等等，什么都是公共的。

　　毛澤東是樂于實踐的人。有了計劃后，他找到一批和他一樣沒工作卻又躊躇滿志的年輕人，成立了“工讀同志會”，開始新村夢的試驗。

　　為了實現這種新生活，他跑遍岳麓山下每個村莊，希望找到一個合適的場所，開創一種前所未有的事業。但在滿目瘡痍的舊中國，這樣人人平等有愛的“新村”談何容易，他們連找個試驗場所都難。

　　在大家心灰意冷之際，事情似乎又有了轉機：省里要籌辦湖南大學，由楊昌濟任籌備辦主任，地點就在岳麓書院。

　　作為楊昌濟的得意門生，毛澤東和蔡和森一干人等順理成章搬進了岳麓書院半月齋，開始了一場“新村”生活。

　　他們在“新村”里學習鍛煉，穿著草鞋挑水、砍柴，用蠶豆拌大米煮著吃，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卻不言苦。

　　這樣半工半讀的日子并沒有持續多久，因為出現了更加有吸引力的事情——赴法勤工儉學，于是，“新村”實踐暫告一段落。

　　對于青年毛澤東來說，這件事也不算是挫敗，他至少學會了怎樣深入了解社會運行規則和用行動影響他人，況且，他并沒有放棄理想。

　　二、北漂青年

　　1918年8月，毛澤東第一次到北京，既為解決工作問題而來，也為了組織湖南學生赴法勤工儉學。

　　他說“我是向朋友借錢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時，從前師范學校的倫理教員楊懷中（昌濟）在北京大學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幫我找事。他將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長，這人就是李大釗……李大釗給我工作做，叫我做圖書館助理員，薪俸是每月八塊大洋。”

　　和眾多剛出校門的大學生一樣，他一文不名，收入低、地位低，日子不好過，卻并不妨礙房價高、房租高。

　　毛澤東他們租住了一間清朝宮內太監死后停靈出殯場所的房子，面積不足10平方米，“一間屋子半間炕”屋內設施殘破不堪。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陳昆甫、羅章龍等8人就擠在這間小房子里。他后來回憶說：“我們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

　　吃飯的問題也大，外面的飯菜又貴又難吃，大家不得不自己買菜輪流做飯。只有一件棉大衣，誰出門誰穿。這還不算，受人奚落才是最難受的。一次，胡適在北大圖書館演講，毛澤東滿懷期待的向他請教。胡適問道：“提問的是哪一個？”當得知是一個管圖書的小職員后，竟毫不放在眼里，拒絕回答問題。

　　但毛澤東并不因此喪氣，在別人的評價中，他重新認識了自己，只是“新村夢”依然藏在心底。

　　當時，經過“少年中國會”會友倡議，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發起了北京工讀互助團，做一些織毛巾補襪子腌臘肉之類的工作，工作之余則到北大上課。毛澤東對這類工讀運動很有興趣，他參觀了王光祈創辦的女子工讀互助團，開始設計自己的“岳麓新村”計劃。

　　在這個以新學校、新教育、新社會為基礎的構架里，他希望建立一個財產公有、共同勞動、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愛的理想社會，開創一種全新的生活。

　　只是計劃沒有變化快，隨著形勢變化，大家各奔東西，這份計劃也就不了了之。

　　而毛澤東因其謙虛態度和強大實力，處境也有所改觀，就連瞧不起他的胡適大師，也在接觸他的第二年就成為“至交”。

　　三、為了大家的事業

　　1920年3月，毛澤東與陳獨秀等人在上海《申報》刊出了《上海工讀互助團募捐啟》，隨后，他來到上海，積極投入到工讀互助團活動之中。

　　他和團友們在上海郊區租了幾間房子，開始了有工同做、有書同讀、有飯同吃、有衣同穿的集體生活。毛澤東負責洗衣服、送報紙，都是麻煩事，洗衣服需要來回取送，微薄的收入大部分都用在車費上了。

　　盡管大家都很努力，工讀互助團卻難以繼續，因為那時中國的工廠不多，全職做工也難以維持生存。

　　從此，“新村主義”正式畫上句號，他把目光轉向了科學社會主義。

　　后來，毛澤東的同學、新民學會會員周世釗填了一闋《踏莎行·秋日游愛晚亭》：身在山中，心憂天下，憑欄熟計連朝夜。菜根為飯草作鞋，要將歷史從頭寫。

　　這是對毛澤東“新村”思考與實踐恰如其分的表達。

　　青年毛澤東樂于在失敗中探索、在實踐中總結，力圖用建設“新村”這種簡單的方式回答中國何去何從的復雜問題。

　　1920年秋，毛澤東經人推薦，被聘為湖南第一師范附小主事，后又被聘為該校師范部國文教員。

　　他終于有了一個穩定的、有歸宿的、可以寫入自己履歷的職業。在往后的日子里，盡管他是偉大的領袖、導師、統帥、舵手，他卻統統不要這些虛名，只接受“教員”這個普通稱呼。

　　大概是他真正體會到了年輕人找工作難，才對自己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念念不忘，才會把“教員”作為自己的起點和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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