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現在有人反對我，解放以來，我講了40萬言，這么

　　多話，真正照我講的去做的不多了。”

　　話說1963年1月15日，德國統一社會黨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在大會上第一次公開指名批評中國共產黨，同時又提出停止公開論戰。

　　1月15日下午，毛澤東的秘書打來電話，叫毛華初一個人到毛澤東那里去。毛華初從南樓出來，乘電梯上9樓，電梯門口早有工作人員在等他。他們來到毛澤東下榻處，毛澤東正坐在沙發上抽著煙等著呢。毛華初問候道：

　　“伯伯，您好！”

　　“好。”

　　毛澤東點點頭，站起來和他握手，叫他坐下。毛華初向毛澤東匯報了湖南的農業生產情況，他說形勢有所好轉，總產量達300億斤。這是他從省委書記王延壽那里問來的。毛華初又說了一些落實《農業六十條》、生產隊的經營管理和調查研究的情況。毛澤東說：

　　“我對下面的情況了解不多，有些干部不熟悉，你給我介紹一下省委同志的情況好嗎？”

　　“好。”毛華初說：“張平化同志有理論水平。王延壽同志有實踐經驗。兩人配在一起，是很默契的。華國鋒同志是南下干部，從山西調來的。我從東北調來。到湘潭后，他當縣委書記，我當副書記。我對他比較了解。他是小商人出身，簡易中學畢業，在解放區當過區青年干事、區委書記、縣委書記。有實踐經驗。”

　　談話結束后，毛澤東和汪東興把毛華初送到樓梯旁，毛澤東說：

　　“東興，看樣子湖南只換了兩個人，工作是有起色的，面貌有所改變。”

　　毛華初說：

　　“中南局準備調我去工作，行李都打包了，可前兩天，省委又打來電話說，省委決定我繼續留在湖南工作。已經上報中南局。”

　　毛澤東說：

　　“你的工作調動，我不干預。你調廣東也好，留湖南也好，我不管。但你在廣東就要研究廣東的問題，在湖南就要研究湖南的問題。總之，要重視調查研究，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中央就不可能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

　　毛華初要走了，毛澤東又說：

　　“李敏、李訥、遠新都來了，江青也來了。你們過去很少見面，今晚看戲，讓你們見見面。你們應該認識認識。”

　　晚上，毛華初領著妻子、兒子來到劇院，見到了李敏、李訥和毛遠新。毛澤東和江青，還有柯慶施坐在前排。李敏、李訥、毛遠新坐在后一排。毛華初夫婦則被安排在劇院左中央。毛澤東往后環視了一會兒，好像看到了毛華初，朝他眨了眨眼，又搖了搖頭。

　　1月16日下午，毛澤東又約毛華初到他下榻處談話。毛華初剛進門，毛澤東就不無遺憾地對汪東興說：

　　“昨晚安排不好，你們大概沒搞清楚，讓華初坐在后面，沒讓他們見到面。”

　　毛華初落座后，毛澤東說：

　　“你那個報告我看過了。”

　　毛華初是在伯父來上海之前，寄給他一份反映農村人民公社金融管理、自留地和市場的調查材料。毛澤東又問毛華初：

　　“你的文化是怎么提高的？”

　　毛華初回答說：

　　“通過學習和工作實踐，慢慢提高的。”

　　“你能不能寫文章？”

　　“大的報告不能寫，能寫寫工作報告總結之類。”

　　毛華初在說到《六十條》時說：

　　“出工一條龍，誤工很大。”

　　毛澤東說：

　　“《六十條》剛剛發表，再看一看，看一兩年再說。”

　　毛華初說出了他的擔憂，他說：

　　“我們現在搞和平建設，和平環境問題未暴露。一旦發生動蕩，有人就會槍口對內。”

　　“是的！”毛澤東似乎被這句話打動了，他頗有感慨地說：“現在有人反對我，解放以來，我講了40萬言，這么多話，真正照我講的去做的不多了。”

　　毛華初說：

　　“不會，誰敢反對您啊！”

　　此時，毛華初的愛人韓謹行帶著孩子來了，毛澤東和她打了招呼，繼續和毛華初談話。毛華初問伯父說：

　　“主席，現在搞調查研究，主要調查什么？”

　　毛澤東說：

　　“現在《六十條》出來了，以《六十條》為依據，多下去調查執行的情況和效果啊。”

　　韓謹行見毛澤東點起了一支煙，兩人的談話有了停頓，便對毛澤東說：

　　“伯伯，過去我雖見過您幾面，但不管多少次，一有機會，我總想看看您。”

　　毛澤東笑著說：

　　“小韓，過去見面，有別人在場，我沒有機會向你做調查，對你了解不深。今天我要調查你的歷史。”

　　于是，毛澤東問到了韓謹行的學習、工作和經歷以及家庭生活，韓謹行一一作了回答。毛澤東滿意地說：

　　“你是個干工作的。你幾個小孩？”

　　“4個，兩個兒子，兩個女兒。”

　　韓謹行說著把亞寧拉到毛澤東跟前，說：

　　“這就是我們最小的孩子亞寧。”

　　她轉臉對兒子說：

　　“快叫公公。”

　　“公公。”亞寧用清脆的童音叫了一聲。毛澤東拉著亞寧的手，又摸摸小侄孫的頭。韓謹行說：

　　“亞寧昨晚發脾氣了。”

　　毛澤東問：

　　“為什么動氣？”

　　韓謹行說：

　　“昨晚看戲，亞寧想看主席，特意跑到您的跟前，警衛人員把他拖開了。他回來后不高興，撅著小嘴說警衛叔叔不講理，不讓他看主席公公。”

　　韓謹行說完，見亞寧倚在毛澤東身上，她擔心毛澤東受不了，連忙叫亞寧過去。毛澤東說：

　　“沒關系，讓他看夠噢。”

　　韓謹行見毛澤東喜歡亞寧，便開玩笑說：

　　“伯伯，這小孩留在您身邊算了。”

　　毛澤東也笑了，說：

　　“他還小，我沒法帶，還是你替我帶吧！”

　　正在這時，護士李文惠進來了，招呼道：

　　“主席，休息時間到了。”

　　毛澤東見汪東興也進來了，就指指韓謹行，又指指毛華初，對汪東興說：

　　“她是他的夫人，他是她的丈夫。她是韓幽桐同志的侄女。”

　　韓幽桐是韓謹行的姑媽，著名法學家張友漁的夫人。張友漁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市委副書記。汪東興對張友漁夫婦是熟悉的。毛澤東在汪東興與二人握手后，又把韓謹行的經歷對汪東興介紹一遍。說她高中文化，參加革命后當過鎮長、區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專區婦聯主任、縣委副書記、省委農村部副處長、辦公室副主任、地委農村部副部長。現在，還在省委農村部工作，經常下鄉。毛澤東最后又說：

　　“她是個干工作的。”

　　韓謹行暗暗佩服伯伯的好記性。毛澤東向韓謹行了解一些農村的情況。韓謹行就把她在湘西自治州保靖縣梅花公社蹲點了解的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說：

　　“深入基層蹲點好。關于當前的工作，中央開了會。最近已下發指示。具體指導有中南局和省委。”

　　毛澤東提到階級斗爭的時候，韓謹行說：

　　“我蹲點的梅花公社還有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

　　在談到糾“左”問題時，毛澤東說：

　　“有些人把核算單位越搞越大，認為越大越好，有的地方就是糾正不過來。我不主張辦公共食堂了，辦食堂餓死了一些人。”

　　他頓了一下，突然說：

　　“謹行，你們什么時候回去？我有一件事要請你們辦一下。”

　　“什么事？主席盡管吩咐。”

　　韓謹行、毛華初齊聲說。毛澤東不緊不慢地說：

　　“我有一個護士，叫李文惠，家在常德，她從小死了母親，是外婆把她帶大的。她有個哥哥，已經找了對象，哥哥是個老實人，聽說與對象有些矛盾，需要協調一下。她想回去一趟，我看她一個人回去不方便，跟你們一起回去，路上也好有個照應。到了長沙，你替她買張車票，讓她回常德。我過幾天到湖南去，等到了長沙，再帶她回北京。”

　　毛澤東又說：

　　“我去南方要路過杭州和廬山，你們愿意去玩玩嗎？去的話，可乘我的專列一起去。”

　　韓謹行說：

　　“華初工作很忙，廬山我們就不去了，跟您到杭州看看，就回湖南去。”

　　毛澤東叫來秘書，說：

　　“他們是我叫來的，來往的旅費由我出。你看他們3個人要給多少錢吧？”

　　汪東興說：

　　“300。”

　　毛華初，韓謹行趕緊說：

　　“不要，不要！我們的路費回去由公家報銷。”

　　毛澤東說：

　　“你們在路上花了一些錢，算給你們的補助吧。”

　　該告辭了，毛華初懇切地說：

　　“伯伯，您要保重啊！”

　　毛澤東點點頭，也說：

　　“你們也要多保重啊。”

　　在毛華初等人離滬的前一天，毛澤東的秘書送來了火車票和300元人民幣。

　　1月21日，毛澤東審閱了劉少奇、鄧小平呈報的中央轉發《組織工作會議紀要》的批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各黨組，總政治部：

　　中央批準《組織工作會議紀要》。現在把這個《紀要》發給你們，請你們認真地討論一次，并且結合你們的具體情況，貫徹執行。

　　一、黨要管黨。黨的建設，是我們在民主革命時期的主要法寶之一，也是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主要法寶之一。執政的黨，必須永遠注意加強黨的建設，必須認真地執行民主集中制，必須對干部和黨員提出更高更嚴的要求。這是天經地義。黨不管黨，黨的路線和方針、政策就不可能貫徹實現，黨的組織就有蛻化變質的危險。

　　為了加強黨的建設工作，必須大力加強管理黨的建設的業務部門。關于加強黨的監察工作，中央已有決定。現在，還必須自上到下地把黨的組織部門和宣傳部門的工作切實地加強起來。各級黨委，都應當定期討論和檢查它們的工作，并且按照實際需要，適當地擴大它們的編制，抽調一批條件合適的干部，進一步充實它們的機構，使它們真正能夠擔負起自己的任務。

　　二、現在黨的隊伍中有一些不合格的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中央認為，有必要在重新教育黨員的基礎上，對黨員普遍地進行一次重新登記。關于這一工作，中央將在適當的時機，作出專門的決議。當前，各級黨委都應該著重做好教育訓練黨員的工作，做好有重點地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的工作，加強黨的基層組織的經常工作。同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還應該參照《關于重新登記黨員試點工作的意見》（附件一），抓緊時間，進行試點。在試點中，一定要實事求是，及時地進行檢查和總結經驗。

　　為了進行教育黨員和登記黨員的工作，需要組織一支專業隊伍。中央決定，專列一項臨時的干部編制，總名額為四萬五千人。各省、市、自治區的具體名額，由中央組織部負責分配。

　　三、在進行登記黨員試點的地方，可以結合進行建立共產主義小組的試點。在重新登記黨員時，勢必要有一部分黨員離開黨的組織。其中，有一些人，雖然不具備黨員條件，但并不是壞人，他們是擁護黨、對黨有比較深厚的感情的。對這一些人的處理，更要十分慎重。既不應該降低黨員條件把他們留在黨內，又不要傷了感情，使他們同黨對立起來。在他們退出黨的組織以后，可以參照《關于試行建立共產主義小組的意見》（附件二），吸收他們參加共產主義小組。

　　四、必須把黨的基層工作的正常秩序建立起來。各級黨委，可以根據中央組織部草擬的關于農村、工業和商業等3個方面的黨的基層組織的工作條例試行草案（附件四至六），進行試點。在試行一個時期以后，再對這些條例進行修正。

　　五、管理黨員和管理干部，是黨的建設中的兩項主要工作。其中，管好干部，對于黨的建設，關系尤為重大。近幾年來，對干部管得不嚴，漏洞不少，這是一個大缺點，已經給黨造成了一定的損失。今后，必須切實糾正。

　　干部管理制度，應當同國民經濟的管理體制相適應，應當同加強干部管理工作的要求相適應。中央同意中央組織部《關于改進干部管理制度的幾點意見》（附件三），請即遵照執行。

　　中央 1963年1月21日

　　1月22日，毛澤東審閱了劉少奇、鄧小平呈送的中央轉發中宣部、中組部《關于一年來輪訓干部工作的情況和今后意見向中央的報告》的批語。

　　《報告》中說，到1962年10月止，全黨輪訓干部11.4萬人，其中縣委書記以上的干部9.7萬人，占計劃輪訓干部的57%。今后的意見是，輪訓干部主要學習黨的八屆十中全會的文件，提高全黨干部的思想覺悟，正確認識當前的形勢和矛盾問題。

　　中共中央在轉發這個報告的批語中是這樣寫的：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西藏工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各黨組（黨委），解放軍總政治部：

　　現將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關于一年來輪訓干部工作的情況和今后意見向中央的報告》發給你們。中央同意這個報告，請你們按照執行。由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兩條路線的斗爭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由于干部的社會主義思想準備需要繼續加強，各地黨委必須認真作好干部輪訓工作，幫助干部進一步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以便他們能夠更好地完成黨和國家的艱巨復雜的斗爭任務。

　　中央 1963年1月22日

　　1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目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團結起來》的社論。

　　此前，毛澤東在武漢審閱了這篇社論的草稿，他認為寫得很好，可以發表。

　　1963年2月3日，陳伯達將《紅旗》雜志編輯部起草的《列寧主義在當代的若干問題——評陶里亞蒂等同志的論點》的前3部分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將原題目改為《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關于列寧主義在當代的若干重大問題》，并批示要在引言中提一下1962年12月31日發表的《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那篇文章，說明為什么又要寫這篇文章。他還在引言部分的“他們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們挑起了公開爭論”一句之后，加寫了一段話：

　　“我們有什么辦法呢？難道還能如過去那樣緘默不語嗎？難道‘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不行，不行，不行。我們一定要回答。他們迫得我們沒有別的路可走。”

　　2月5日，毛澤東將《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一詞一連書寫了兩幅，其中一幅為定稿，就是現在人們可以看到的那一幅大氣磅礴、力沉勢雄、如鐵戟似煙云的毛體書法精品。

　　后來在1963年12月，毛澤東的這一佳作發表在《毛主席詩詞》一書中。全詞敬錄如次：

　　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凄厲，幾聲抽泣。螞蟻緣槐夸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

　　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2月11日，毛澤東委派田家英到故宮博物院借閱明清名人書畫作品26件。

　　2月11日下午，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務院各部等負責人131人參加了會議。

　　會議討論了1963年的國民經濟計劃。這個計劃提出：在前兩年調整的基礎上，再用3年時間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

　　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推薦了湖南省和河北省保定地區抓階級斗爭、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做法和經驗。

　　原來，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結束后，視察和了解了11個省的情況，其中，只有湖南、河北兩個省，結合傳達貫徹八屆十中全會精神，向干部和群眾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并抓了農村的階級斗爭。

　　會議印發了《湖南省委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情況的報告》和《河北省委關于在農村貫徹黨的八屆十中全會的決議，開展整風運動情況的報告》。

　　這兩個報告匯報了湖南省和河北省保定地區在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方面的四清經驗。報告說，在縣級干部中，有6%至8%的干部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在區、社兩級干部中，有問題的人更多。報告還說，這些活動對于克服管理混亂、糾正部分基層干部鋪張浪費、多吃多占、貪污盜竊等，兌現年終分配與調動社員生產積極性，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毛澤東根據湖南、河北兩省總結的“運動所到之處，‘牛鬼蛇神’迅速消聲匿跡”，“經過這場斗爭，在政治上，思想上，經濟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收獲”的經驗，提出了“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的論斷。他要求各省市的領導要認真抓好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教育干部和群眾。強調要抓好階級斗爭，要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

　　2月14日，毛澤東在陳伯達送來的修改后的《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關于列寧主義在當代的若干重大問題》引言清樣中，加寫了一大段話，其中寫道：

　　“我們共產黨人之間的分歧，只能采取擺事實說道理的態度，而斷斷不能采取奴隸主對待奴隸的態度。全世界無產者和共產黨人一定要團結起來，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只能在擺事實說道理的基礎上，只能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才能夠團結起來。”

　　2月15日，羅瑞卿在陪同毛澤東會見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時，當面向毛澤東匯報了張國華講的“兩不怕”。

　　那是在中印邊界自衛反擊作戰結束后，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匯報時說的話。張國華說：“這次邊境作戰部隊的表現好得很，簡單地說，就是兩句話：一不怕苦，從上到下沒有叫苦的；二不怕死，前仆后繼，倒下一個馬上有人頂上去。這兩方面的事例都多得很。”

　　毛澤東聽羅瑞卿講了一遍，非常高興，他說：

　　“是呀，過去岳飛講文官不要錢，武將不怕死，天下太平矣！這句話有片面性，因為它缺了一面，好像文官不要錢，但是可以怕死，武將不怕死，卻可以要錢。我們解放軍則是文官既不要錢，也不怕死，武官既不怕死，也不要錢，這樣豈不更好，天下豈不更太平！岳飛還有兩句話：‘餓死不擄掠，凍死不拆屋’。就是餓死也不能搶劫，凍死也不能拆房子烤火。看起來，岳飛治軍是有他的一套的。所以那時金兀術不怕別的，只怕岳家軍。他說過：‘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說到這里，毛澤東加重了語氣，接著說：

　　“誰要撼我們解放軍，那就更加困難了。撼山易，撼解放軍難！”

　　2月17日，毛澤東在陳伯達送來的《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關于列寧主義在當代的若干重大問題》第8部分初稿上加寫了一大段話，不指名地揭露赫魯曉夫等人給別人扣上“教條主義者”、“宗派主義者”、“分裂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帽子，卻懼怕別人的答辯文章，嚴密封鎖。

　　2月18日，毛澤東對《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關于列寧主義在當代的若干重大問題》第8部分再做修改，他將這部分的小標題改為《共產黨宣言》的結尾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又用3句口號作為全文的結束語：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一切被壓迫民族和一切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

　　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團結起來！”

　　2月19日，張國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報告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的情況。毛澤東插話說：

　　“開頭你們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邊加勒萬河那一次，總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羅瑞卿同志，實在要打，說不得了，欺負得我們厲害呀，我說，就讓他欺負，無論如何不要打。后來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們3年嘛。你看嘛，從1959年開始，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4個年頭了，我們才還手嘛。”

　　2月20日，毛澤東最后審閱了《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關于列寧主義在當代的若干重大問題》的引文和第8部分，他在批語中寫出了少有的滿意評價：

　　“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沒有遺憾了。”

　　至此，毛澤東先后5次審改了《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關于列寧主義在當代的若干重大問題》一文。這是他的一貫作風。老人家對待一篇文章如此認真，如此嚴謹，實在令人佩服！可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互聯網上卻傳出了毛著中多數文章是他人代為捉刀的彌天大謊。這正是：

　　毛公為人改文章，煌煌史書多昭彰。后世有個賣國賊，名叫羅冰早逃亡；

　　曾言喬木為槍手，代為毛公寫文章。小子只知美元好，信口雌黃吠日光。

　　2月21日，蘇共中央致信給中共中央，提出要停止論戰，舉行中蘇兩黨會談，為召開新的兄弟黨國際會議做準備。

　　2月22日，毛澤東應《中國青年》雜志編輯部之邀，為共產主義戰士雷鋒題寫了“向雷鋒同志學習”7個大字，并在后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雷鋒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沈陽部隊工程兵某部運輸連的一位班長，原名雷正興。乳名庚伢子。他于1940年12月18日出生在湖南省望城縣安慶鄉簡家塘（今長沙市望城區雷鋒鎮）一個貧苦農民家庭，祖父雷新庭，父親雷明亮，母親張元滿，哥哥雷正德從1943年到1947年相繼悲慘致死，弟弟又餓死在家中，年僅7歲的他從此淪為孤兒，在六叔公和六叔奶奶的拉扯下，艱難地活了下來。1960年雷鋒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同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平日里苦練軍事技術，積極學習毛澤東著作，曾多次立功受獎。雷鋒在《日記》中寫道：

　　“一個人活著，就應該像白求恩同志那樣，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整個生命獻給為人類解放的事業，建設共產主義的事業。”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

　　“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的火熱；對待個人主義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

　　“不經風雨，長不成大樹，不受百煉，難以成鋼。迎著困難前進，這也是我們革命青年成長的必經之路。”

　　“凡是腦子里只有人民、沒有自己的人，就一定能得到崇高的榮譽和威信。反之，如果腦子里只有個人、沒有人民的人，他們遲早會被人民唾棄。”

　　“有人說，人生在世，吃好、穿好、玩好是最幸福的。我覺得人生在世，只有勤勞，發奮圖強，用自己的雙手創造財富，為人類的解放事業——共產主義獻出自己的一切，這才是幸福的。”

　　1960年，沈陽軍區工程兵主任王良太下部隊調查研究，發現雷鋒的先進事跡，就親自布置搞好雷鋒事跡的宣傳工作，并多次找雷鋒談話，對他進行培養教育。1961年5月，雷鋒作為全團候選人，被選為遼寧省撫順市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2年2月19日，雷鋒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沈陽軍區首屆共產主義青年團代表會議，并被選為主席團成員在大會上發言。1962年8月15日，雷鋒因公殉職，年僅22歲。1963年1月7日，國防部為表彰雷鋒的先進事跡，批準授予他生前所在班“雷鋒班”稱號。2月22日，《中國青年》雜志編輯部決定出一期合刊，全面宣傳雷鋒事跡，并刊發《雷鋒日記》。他們懇請毛澤東為雷鋒題詞。

　　秘書林克為毛澤東擬了幾份題詞內容，如“學習雷鋒同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學習雷鋒同志鮮明的階級立場”、“學習雷鋒同志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學習雷鋒同志艱苦樸素的作風”、“學習雷鋒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優良品德”、“學習雷鋒同志勤奮好學的革命精神”等。毛澤東對林克說：

　　“學雷鋒不是學他哪一兩件先進事跡，也不只是學他的某一方面的優點，而是要學他的好思想、好作風、好品德；學習他長期一貫地做好事，而不做壞事；學習他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當然，學雷鋒要實事求是，扎扎實實，講究實效，不要搞形式主義。不但普通干部、群眾學雷鋒，領導干部要帶頭學，才能形成好風氣。”

　　說罷，他揮毫寫下了風靡全球的“向雷鋒同志學習”7個毛體行草書大字，并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1963年3月2日，《中國青年》雜志在第5、6期合刊（學習雷鋒專輯）上首先發表了毛澤東“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詞。3月5日，《人民日報》等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了毛澤東“向雷鋒同志學習”的手跡。3月6日，《解放軍報》獨家發表了周恩來等人為雷鋒題詞的手跡。周恩來寫的是：“向雷鋒同志學習：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斗志。”

　　再說在2月22日晚，在上海休養的江青到紅都劇場觀看上海愛華滬劇團演出的《紅燈記》。在中場休息時，江青說：

　　“這個戲很不錯。”

　　她不想驚動劇團，借口身體不好，沒有接見演員。

　　其實，江青很早就注意到了這個戲。那還是1958年的時候，哈爾濱京劇院新編的一出現代題材京劇，叫《革命自有后來人》。如今她看了滬劇由《革命自有后來人》改編而成的《紅燈記》，覺得比哈爾濱京劇院的《革命自有后來人》還要好，便找到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向他推薦了《紅燈記》劇本，建議改編成京劇。林默涵看了劇本以后也覺得不錯，便交給了阿甲改編。

　　阿甲原名符律衡，在延安曾與江青同臺演出過京劇《打漁殺家》，他集演員、編劇、導演于一身，富有經驗。阿甲接到江青推薦的劇本后，與翁偶虹合作，共同改編劇本。

　　2月23日晚，正患感冒的毛澤東在菊香書屋他的臥室里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了蘇共2月21日來信問題。爾后，他在臥室里又約見了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爾科，在座的還有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康生、伍修權。毛澤東首先回憶了1949年底到1950初他第一次訪蘇期間對科瓦廖夫和費德林發火及答塔斯社記者問的原因，而后說道：

　　“斯大林同志改變觀點了。他起草了一個談話稿。記者問，中國國內軍事情況怎么樣？我答，進行得很順利，蔣介石殘余沒有多少了。然后記者又問，你在這里打算還呆多久？這是他寫的。我說，還等候一個時期再走，等著簽訂中蘇條約。他給我看，我說好，可以發表。”

　　爾后，毛澤東把話題轉到目前中蘇關系問題上，他對契爾沃爾科說：

　　“我剛剛看了你們中央給我們的信，就是昨天晚上8點鐘交給我們的。我們歡迎這封信，這封信的態度好，我們贊成。雖然還有些地方我還有些意見，基本的態度是好的，是商量的、平等的態度。”

　　毛澤東針對蘇共信中關于停止攻擊的解釋，反問道：

　　“誰首先攻擊？誰發動了四十幾個黨攻擊我們？誰首先在一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上攻擊另一個共產黨？我們首先提議不要公開爭論。”

　　他指指周恩來說：

　　“就是他在蘇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們去年4月7日回你們2月22日的信，又提議要停止公開攻擊，并且建議為開會創造良好氣氛。但是，在你們這封來信里面，只講到你們5月的那封信，好像停止公開爭論、建議開會的發明權只是屬于莫斯科的，北京一點份也沒有。其實中蘇兩黨的發明權都只有那么一點，首先發明的還是印尼、越南、新西蘭的黨。

　　一連5個黨的代表大會公開攻擊中國，就是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東德，有幾十個國家的黨向我們公開指名攻擊。這很好！把問題擺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產黨人面前，也擺在全世界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面前。我們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是在你們43國共產黨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議，我們的文章在你們的報紙上發表，在43國的報紙上發表，學我們的辦法，然后你們批評，索性展開論戰。索性展開有什么要緊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來？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長了？我看天也不會塌下來，草木還照樣長，婦女照樣生孩子，河里的魚照樣游。”

　　關于舉行兩黨會談為國際會議做準備一事，毛澤東建議說：

　　“可以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像1960年莫斯科會議那樣，兩黨會談各講各的，達不成協議再到26國兄弟黨起草委員會和81國兄弟黨國際會議上去爭論。另一種是1957年莫斯科會議那種方式，在中蘇兩黨會談中達成協議，用兩黨名義提交大會。我看還是1957年的方法好，再用一次。總而言之，最好要達成協議。”

　　2月25日，毛澤東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劉少奇作關于反對現代修正主義斗爭的報告。當劉少奇說到蘇共中央2月21日的來信態度和緩了，毛澤東插話說：

　　“實際上是因為20日看到我們發表了他們的幾篇東西。”

　　劉少奇講到現代修正主義不敢首先同中國分裂，毛澤東插話說：

　　“我看中蘇長期分裂是不可能的。中蘇一破裂，美國就不同它和平共處了。那時我們再團結嘛。”

　　這正是：斯言至今亦驚人，十年之后果成真。

　　美酋朝圣傳佳話，毛公談笑能攻心。

　　再說劉少奇在會議上講到反對修正主義關系到各國革命和人類命運，毛澤東又插話說：

　　“也關系到我們這個國家的命運。”

　　劉少奇講到不怕分裂，毛澤東插話說：

　　“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贊成怕。”

　　劉少奇講到要從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在黨和國家的組織上，在軍隊的組織上，防止出修正主義。毛澤東插話說：

　　“出不出修正主義，一種是可能，一種是不可能。從十中全會后，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依靠貧下中農，然后團結中農，這就可以挖修正主義的根子。”

　　2月26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書記談農村工作問題，劉少奇、鄧小平也參加了會議。毛澤東說：

　　“各省農村情況究竟如何？王延春、劉子厚同我談過，他們都寫了報告。但劉子厚的報告沒有寫清楚。對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講什么？他們原來寫了提綱，按提綱講碰了釘子，后來才按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講。誰講？我看從省委書記到縣委書記，凡是年輕力壯的都要到公社去講。”

　　“在農村要加強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義。現在的事情，實際上是上一個朝代傳下來的，是上一個朝代孕育的。”

　　2月27日，《人民日報》根據毛澤東23日晚會見契爾沃爾科時的談話內容，發表了題目為《分歧從何而來？——答多列士等同志》的社論。社論指出，中蘇之間的爭論是由誰引起的，誰應對此負主要責任。

　　2月28日，這一天是中央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會議通過了《關于厲行增產節約和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關于嚴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貿易和堅決打擊投機倒把的指示》、《關于全面完成和力爭超額完成精簡任務的決定》等文件，決定在全國農村普遍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同時在城市開展“五反”運動。

　　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表了講話，他說：

　　“這次會從5號算起，開了24天。平行作業，小平同志、伯達同志、康生同志，還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國際問題去了，我也卷到這里頭去了。國內問題，這一次我就沒有管。少奇同志是兩面都管。《分歧從何而來？》反響可大了。在北京的波蘭記者、奧地利記者、英國記者，開頭可緊張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氣，講他們國家的只有那么一點。又說：赫魯曉夫昨天晚上的講話，一個字也沒有罵我們。我們是23號和蘇聯大使談的。我看，他是看了我們跟蘇聯大使的那個談話了。

　　我們的4篇文章，蘇聯又是4篇（赫魯曉夫兩篇，《真理報》社論兩篇），以及法國的、意大利的，在知識分子中可以試驗一下。據我看，大多數，90%以上是能接受我們的觀點的。有百分之幾，他們是反對我們的觀點而歡迎赫魯曉夫的。究竟百分之幾，可以去研究。我看，不超過百分之一、二、三、四、五。這證明我們這幾十年的教育工作是有很大成績的。

　　現在形勢的確很好。我們還沒有回答，只是把赫魯曉夫他們的東西登出來，‘游行示眾’，一連登了3天，他是23號派人來的，摸不到底，不曉得我們要怎么搞。我們現在有個10萬字的東西，要從明天起開始登。還有答復美國共產黨的一篇。”

　　接下來，毛澤東講到了國內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問題，他說：

　　“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干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我跑了那么多省，兩個省的同志（王延春同志在湖南，劉子厚同志在邯鄲）突出地跟我講了這個問題。干部教育中，要保護大多數，使90%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來，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滾水澡，而是洗溫水澡。然后，他們去和貧下中農積極分子結合，團結富裕中農以及或者已經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殘余、富農分子，打擊那個猖狂進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風’的歪風邪氣、牛鬼蛇神。”

　　“現在又證明，我們的干部，包括生產隊長以上的這些不脫離生產的以及脫離生產的，絕大多數不懂社會主義。他們之所以不懂，責任在誰呢？在我們。我們沒有教育嘛，沒有教材嘛，沒有像《六十條》這樣的東西以及階級教育。十中全會公報是很好的一個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還得照湖南、河北現在的辦法。請各省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這些報告，參考你們自己的經驗，加以研究。要走群眾路線，保護大多數干部，又使他們放下包袱，又解決問題。只要5個晚上，歪風邪氣、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

　　毛澤東問王延春：

　　“只要5個晚上，是不是這樣？”

　　王延春說：

　　“是這樣的，可能有的多一點。”

　　毛澤東接著說：

　　“這個教育問題，提出來還只有一兩年，從《六十條》起，還只有兩年，從去年七千人大會著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1年多。再有幾年，我們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個個拿來槍斃，不能用那個生硬的方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講的斯大林那個辦法，動不動就殺人，那不解決問題。”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工作會議通過的《關于增產厲行節約和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指示說：

　　“目前國內政治、經濟和其他各方面的情況，都是好的。為了保證1963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和國家財政預算的完滿實現，爭取經濟情況進一步的全面的好轉，使第3個五年計劃期間國民經濟得到更好的發展，為了健全制度，改進思想作風，克服和防止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腐蝕，保證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中央認為，有必要在全國范圍內，有領導、有步驟的開展一次增產節約和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簡稱‘五反’）的運動。”

　　“我們在改進經濟管理工作方面，已經取得很大的成績。但是，目前無論在國營企業或者合作社企業中，無論在生產過程或者商品流通過程中，都存在著很多嚴重的缺點和問題，存在著嚴重浪費國家資財的現象。例如，在工業、交通和基本建設方面，原料、材料、燃料、勞動力的浪費很大，設備維護不善，生產的次品、廢品過多，工程質量低劣；在商業和物資管理方面，中間環節過多，物資調撥和商品流向不合理，貨不對路，驗收、管理不嚴格，許多物資霉爛、變質、報廢。在黨政機關、群眾團體、部隊、學校以及其他事業單位中，也存在著許多浪費現象。所有這些，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都是十分有害的。對于這些不良現象，必須雷厲風行地加以克服。

　　當前黨內、黨外干部的作風，社會秩序和社會風氣，從總的方面來說，都是好的。在各個戰線上，涌現出了大批的先進分子和模范人物。有很多黨員、干部和黨外積極分子，在過去幾年的嚴重災荒和經濟困難面前，信心十足地高舉著三面紅旗，保持著飽滿的斗志和干勁，保持著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保持著照顧大局、一切從全局利益出發的共產主義風格。他們是經得起考驗的，不愧是光榮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國家干部，不愧是光榮的社會主義戰士。但是，最近幾年，在我們一部分干部中，資產階級思想作風確實有所滋長。突出的表現是：損大公、肥‘小公’，打埋伏、耍手段，只顧局部、不顧大局的損害國家利益的分散主義、特別是本位主義滋長起來了；貪圖個人享受、講排場、鋪張浪費、假公濟私、走‘后門’、破壞制度、損人利己、多吃多占、濫用國家資財、揮霍人民血汗的現象，也滋長起來了。尤其嚴重的是，貪污盜竊國家資財、投機倒把、長途販運、私設地下工廠、牟取暴利等破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資本主義的活動猖狂起來了，并且新生長起來一批資產階級分子和一股資本主義勢力。這些，已經嚴重地障礙著我們事業的前進。一切同社會主義利益不相容的現象和作風，必須堅決糾正。一切損害社會主義事業的行為，必須堅決反對。一切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等破壞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必須堅決打擊。

　　1952年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的‘三反’‘五反’運動，打退了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提高了黨員、干部和職工群眾的階級覺悟，進一步確立和鞏固了無產階級的領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國民經濟的有計劃建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那是一次成功的意義十分重大的社會主義革命斗爭。在最近幾年滋長起來的許多損害社會主義的現象，都是資產階級思想在我們隊伍中間的反映。一切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等活動，實際上都是資本主義勢力的復辟罪行，是激烈的兩條道路的斗爭。目前我們要開展的‘五反’運動，是又一次大規模地打擊和粉碎資本主義勢力猖狂進攻的社會主義革命斗爭。這次運動的勝利，必將大大促進我國經濟情況的好轉，把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大大的推進一步。”

　　3月1日至4日，《人民日報》按照毛澤東提出的“分4天連載，這樣可以讓大家有時間仔細閱讀”的建議，連載了《紅旗》雜志編輯部的文章《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關于列寧主義在當代的若干重大問題》，這篇文章就是毛澤東2月28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所說的“我們現在有個10萬字的東西”。文章共分為8個部分，計11萬字。

　　3月5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關于中蘇兩黨會談問題的意見，他說：

　　“在主席那里談，還有個想法，就是如果兩黨會談、起草委員會會議在莫斯科開，我們就提出國際會議在北京召開。反之，如果國際會議在莫斯科開，兩黨會談、起草委員會會議就在北京開。這個問題，將來兩黨會談再說。”

　　3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評美國共產黨聲明》的社論。這就是中共中央在第一輪論戰中發表的第7篇、也是最后一篇文章。

　　中共中央在發表的7篇文章中，仍然留有余地，既沒有對蘇共領導人進行公開點名批評，又同意派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與蘇共中央舉行會談。

　　3月9日，中共中央發出對蘇共2月21日來信的復信，贊成停止公開論戰，舉行兩黨會談。并宣布從3月9日起，暫停發表論戰文章。

　　3月16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會見了巴西共產黨總書記若昂·阿馬索納斯，他向阿馬索納斯詳細地介紹了中國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經過，闡明了共產黨人要和工農群眾打成一片的重要意義。他還說：

　　“馬列主義者就是要搞革命。不革命算什么共產黨？不革命的，在人民看來，同資產階級政黨沒有多大差別。這樣的黨沒有存在的必要。”

　　欲知毛澤東此后的工作中心轉向了哪里？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作于1962年1月8日、定稿于2月5日的《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一詞，是討伐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螞蟻緣槐夸大國）的檄文，是反對以蘇聯為首的修正主義（幾個蒼蠅，包括中國國內的蒼蠅）的宣言書，是徹底埋葬各國各地區一切反動勢力（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的沖鋒號。如此煌煌大作，至今令人百讀不厭！

　　電子版咨詢微信:   qunfeiyang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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