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面，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是資
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反對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
話說1962年9月24日上午，中共中央八屆十中全會經過長時間的預備，在北京懷仁堂正式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并發(fā)表了重要講話，他說：
“現(xiàn)在是10點鐘，開會。
這次中央全會要解決幾個重大的問題，一是農業(yè)問題，二是商業(yè)問題，這是兩個主要的問題。第三個主要的問題，就是黨內團結的問題。還有工業(yè)問題，計劃問題，是第二位的問題。有幾位同志講話，農業(yè)問題由陳伯達同志說明；商業(yè)問題由李先念同志說明；工業(yè)計劃問題由李富春、陳云同志說明。另外還有兩個問題，一個是監(jiān)察委員會擴充成員的問題，再一個是干部上下左右交流的問題。
這次全會可以說不是今天開始的，已經開了兩個多月了。在北戴河開了1個月，在北京差不多也是1個月。實際問題，在那兩個月各個小組在座的人都參加了，經過小組，實際上是大組，都討論清楚了。現(xiàn)在開大會，就不需要多少時間了，大約3天到5天就夠了。27號不夠就開到28號，至遲28號要結束。
我在北戴河提出3個問題，階級、形勢、矛盾。關于階級。提出這個問題，因為階級問題沒有解決。國內不要講了。國際形勢，有帝國主義、民族主義、修正主義存在，那是資產階級國家，是沒有解決階級問題的。所以我們有反帝任務，有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的任務，就是要支持亞非拉3大洲廣大的人民群眾。包括工人、農民、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和革命的知識分子，我們要團結這么多的人，但不包括反動的民族資產階級如尼赫魯，也不包括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日共叛徒春日藏次郎，主張結構改革論，有七、八個人。
那么，社會主義國家有沒有階級存在？有沒有階級斗爭？現(xiàn)在可以肯定，社會主義國家有階級存在，階級斗爭肯定是存在的。列寧曾經說，革命勝利后，本國被推翻的階級，因為國際上有資產階級存在，國內還有資產階級殘余，小資產階級的存在不斷產生資產階級，因此，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還是長期存在的，甚至要復辟的。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如英國、法國等都曾幾次反復。封建主義被推翻以后，都經過了幾次反復辟，經過了幾次反復。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出現(xiàn)這種反復。如南斯拉夫就變質了，是修正主義了。由工人農民的變成一個反動的民族主義分子統(tǒng)治的國家。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斗爭，反動階級可能復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沒有什么要緊，還要來一個否定之否定，以后又會走向反面。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面，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反對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所以我們從現(xiàn)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關于形勢。國內形勢，過去幾年不大好，現(xiàn)在已經開始好轉。1959年、1960年，因為辦錯了一些事情，主要由于認識問題，多數(shù)人沒有經驗。主要是搞征購，沒有那么多糧食硬說有，瞎指揮，農業(yè)、工業(yè)都有瞎指揮。還有幾個大辦的錯誤。1960年下半年開始糾正。說起來就早了，1958年10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就開始了，然后12月武昌會議，1959年2、3月第二次鄭州會議，然后4月上海會議，就注意糾正。這中間1960年有一段時間對這個問題講得不夠，因為修正主義來了，壓我們，注意反對赫魯曉夫了。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他就想封鎖中國海岸，要在我國搞共同艦隊，控制沿海，要封鎖我們，后來我們就是為了這個問題。然后1959年9月中印邊界問題，赫魯曉夫支持尼赫魯攻我們，塔斯社發(fā)表聲明。以后赫魯曉夫來，10月在我國國慶10周年宴會上，在我們講臺上，攻擊我們。然后1960年布加勒斯特會議圍攻我們，然后兩黨會議，26國起草委員會，81國莫斯科會議，還有一個華沙會，都是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的爭論。你看社會主義國家馬列主義中出現(xiàn)這樣的問題，其實根子很遠，事情早就發(fā)生了，就是不許中國革命。那是1945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國革命的，說不能打內戰(zhàn)，要與蔣介石合作，否則中華民族就要滅亡。當時我們沒有執(zhí)行，革命勝利了。革命勝利后，又怕中國是南斯拉夫，我就變成鐵托。以后到莫斯科簽訂了中蘇同盟互助條約，也是經過一場斗爭的。他不愿意簽，經過兩個月的談判簽了。斯大林相信我們是從什么時候起的呢？是從抗美援朝起，1950年冬季，相信我們不是鐵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現(xiàn)在我們又變成‘左傾冒險主義’、‘民族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了。而南斯拉夫倒成了‘馬列主義’者了。現(xiàn)在南斯拉夫很行啊，他可吃得開了，聽說變成了‘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也是復雜的，其實也是簡單的。道理就是一條，就是階級斗爭問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斗爭問題，馬列主義與反馬列主義斗爭的問題，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之間的斗爭問題。
至于形勢，無論國際內外都是好的。開國初期，包括我在內，還有蘇聯(lián)同志，曾經有這個看法，認為亞洲的黨和工會、非洲黨，恐怕會受摧殘。后來證明，這個看法是不正確的，不是我們所想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斗爭，無論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發(fā)展的。出現(xiàn)了古巴革命，出現(xiàn)了阿爾及利亞獨立，出現(xiàn)了印尼亞洲運動會，幾萬人示威，打爛印度領事館，印度孤立，西伊里安荷蘭交出來，出現(xiàn)了越南南部的武裝斗爭，那是很好的武裝斗爭，出現(xiàn)了老撾武裝斗爭的勝利，出現(xiàn)了蘇伊士運河事件，埃及獨立。出現(xiàn)了阿聯(lián)、伊拉克，兩個都是中間偏右的，但他反帝。阿爾及利亞不到1千萬人口，法國80萬軍隊，打了七、八年之久，結果，阿爾及利亞勝利了。所以，國際形勢很好。陳毅同志作了一個很好的報告。
所謂矛盾，是我們同帝國主義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同帝國主義的矛盾是主要的。各國人民反對反動資產階級，各國人民反對反動的民族主義。各國人民同修正主義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民族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矛盾，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中國的右傾機會主義，看來改個名字好，叫作中國的修正主義。從北戴河到北京兩個多月的會議，是兩種性質的問題，一種是工作問題，一種是階級斗爭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斗爭。工作問題也是與資產階級思想斗爭的問題，也是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斗爭的問題。工作問題有幾個文件，有工業(yè)的、農業(yè)的、商業(yè)的等，有幾個同志講話。
關于黨如何對待國內、黨內的修正主義問題，資產階級的問題，我看還是照我們歷來的方針不變。不論犯了什么錯誤的同志，還是1942年到1945年整風運動時的那個路線，只要認真改正，都表示歡迎，就要團結他。治病救人，懲前毖后。團結——批評——團結。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點，不能采取這樣的態(tài)度。為什么和尚念經要敲木魚？《西游記》里講，取回來的經被鯉魚精吃了，敲一下吐一個字，就是這么來的。不要采取這種態(tài)度，和鯉魚精一樣，要好好想一想，犯了錯誤的同志，只要認識錯誤，回到馬克思主義立場方面來，我們就與你團結。在座的幾位同志，我歡迎，不要犯了錯誤見不得人。我們允許犯錯誤，你已經犯了嘛，也允許改正錯誤。不要不允許犯錯誤，不允許改正錯誤。有許多同志改得好，改好了就好了嘛！李維漢同志的發(fā)言就是現(xiàn)身說法。李維漢同志的錯誤改了，我們信任嘛，一看二幫，我們堅決這樣做。還有許多同志。我也犯過錯誤，去年我就講了，你們也要容許我犯錯誤，容許我改正錯誤，改了，你們也歡迎。去年我講對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錯誤的，所謂圣人，說圣人沒有缺點，是形而上學的觀點，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我勸同志們，無論是里通外國也好，搞什么秘密反黨小集團的也好，只要把那一套統(tǒng)統(tǒng)倒出來，真正實事求是講出來，我們就歡迎，還給工作做，絕不采取不理他們的態(tài)度，更不能采取殺頭的辦法。殺戒不可開。有個潘漢年，沒有殺他。有個王實味，后來殺了。這是保安機關在行軍中把他殺的，不是中央的決定。對于這件事，中央總是提出批評，認為不應當殺。人要少捕少殺，動不動就捕人、殺人，會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講話。但也要看到還有反革命，看不到不好，看得太嚴重也不合乎事實。許多反革命都沒有殺，潘漢年是一個反革命嘛！胡風、饒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們都沒有殺嘛！宣統(tǒng)皇帝是不是反革命？還有王耀武、康澤、杜聿明、楊虎等戰(zhàn)犯，也有一大批沒殺。多少人改正了錯誤，就赦免他嘛，我們也沒有殺。右派改了的，摘了帽子嘛！近來平反之風不對，真正錯了再平反，搞對了不能平反。真錯了的平反，全錯全平反，部分錯了部分平反，沒有錯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工作問題，還請同志們注意，階級斗爭不要影響我們的工作。1959年第一次廬山會議本來是搞工作的，后來出了彭德懷，說：‘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不行！’這一操，就被擾亂了，工作受影響，20天還不夠，我們把工作丟了。這次不可能，這次傳達要注意，各地、各部門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與階級斗爭要平行。階級斗爭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現(xiàn)在已經組成一個專案調查委員會，把問題搞清楚。不要因為階級斗爭干擾我們的工作，等下次或再下次全會來搞清楚，把問題說清，要說服人。階級斗爭要搞，但要有專門的人搞這個工作，公安部門是搞階級斗爭的。它的主要任務是對付敵人的破壞。有人搞破壞工作，我們開殺戒，只是對那些破壞工廠，破壞橋梁，在廣州邊界搞破壞案，殺人放火的人。在敵我矛盾中，關于捕人、殺人的問題，需要正確處理。現(xiàn)在雖然是‘不可不捕，不可不殺’，但不可多捕、多殺。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殺可不殺的，都要堅決不捕、不殺。保衛(wèi)工作要保衛(wèi)我們的事業(yè)，保衛(wèi)工廠、企業(yè)、公社、生產隊、學校、政府、軍隊、黨、群眾團體，還有文化機關，包括報館、刊物、新聞社，保衛(wèi)工程建筑。現(xiàn)在不是寫小說盛行嗎？”
毛澤東當場宣讀了康生遞上來的一個紙條：
“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fā)明。”
毛澤東所說的“寫小說盛行”和康生遞上來的這一張紙條，扯出了黨內一段圍繞著李建彤的小說《劉志丹》，斷斷續(xù)續(xù)地糾纏了20多年的公案。筆者為了說清楚這一公案的歷史根源，曾特意在本傳第四卷中詳細地交代了西北紅軍中謝子長、閻紅彥與劉志丹、高崗這兩個派系之間的恩恩怨怨。為了說明上述公案的來龍去脈、是是非非，如今又不得不在此和本章末多費一點筆墨了。
原來早在1956年，署名劉景范（劉志丹的弟弟）的《劉志丹太白收槍》一文被《星火燎原》刊登后反應很好，工人出版社便約請劉景范的妻子李建彤撰寫《劉志丹》一書。1962年初，小說《劉志丹》第5稿脫稿。李建彤在這部小說中將劉志丹描寫成了一個“高、大、全”式的“全國領袖”，而書中的虛構人物羅炎，其形象的原型則是高崗。劉景范和李建彤為征求意見，將書稿送給有關部門和當年西北的一些老領導審閱。原陜甘革命根據(jù)地創(chuàng)始人之一，繼謝子長、劉志丹之后任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第3任總指揮的現(xiàn)任云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對這部小說提出了批評意見：1、這部小說重新肯定和宣傳了被高崗篡改的西北革命歷史；2、把西北革命領袖劉志丹寫成了全國領袖；3、隨意貶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領袖謝子長及其他老同志。據(jù)云南省委原副秘書長、閻紅彥的秘書李原在2003年出版的《只唯實——閻紅彥上將往事追蹤》一書中說，閻紅彥當時還“認為書中有些情節(jié)是利用劉志丹來宣傳高崗，是在美化高崗，為高崗翻案”。因此，閻紅彥建議小說暫緩出版。可此時中共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使劉景范產生了錯覺。他感覺到毛澤東對高崗的老對頭劉少奇產生了不滿，便出面游說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他對習仲勛說：“陜北的領導干部死的死，壞的壞，《劉志丹》這本書，你不支持誰支持？”習仲勛便批準了小說《劉志丹》公開發(fā)表。隨后，《劉志丹》在《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光明日報》上連載。1962年8月24日，康生寫信給楊尚昆，提出請中共中央書記處處理小說《劉志丹》。8月26日，毛澤東為此召見了康生。后來在1967年9月，康生在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工作會議上談到了毛澤東那次召見他的情形，他說：“主席明察秋毫，燭照一切，他老人家早就看出了苗頭，從‘七千人大會’開始，小說《劉志丹》一出籠，我給楊尚昆寫信說這本小說有政治傾向性，主席找我去談話，主席說，有的人是用槍桿子殺人，有的人是用筆桿子殺人，不要小看小說、文藝作品，有些人就是利用他們進行反黨活動，1957年我們只整了黨外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其實很多混在黨內、繼續(xù)冒充革命的人，還沒有完全徹底地清洗出去。小說《劉志丹》背景不那么單純，我看也是找我們算帳的，是算帳派。”康生說的這些情況，閻紅彥應該是不知道的，所以，他在1962年9月3日給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的信中，還建議組織一次西北老同志座談，以便于作者李建彤對小說《劉志丹》進行修改。這便是對小說《劉志丹》第一次定性的始末。由此可以看出，有些人說閻紅彥向康生“誣告”，說康生制造大冤案，是沒有依據(jù)的。
且說毛澤東念完康生遞上來的紙條后，接著說：
“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我們的意識形態(tài)是搞點革命的馬克思的學說、列寧的學說，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結合得好，問題就解決得好些。結合得不好，就會失敗受挫折。講社會主義建設時，也是普遍真理與建設相結合。現(xiàn)在是結合好了還是沒有結合好？我們正在解決這個問題。軍事建設也是如此。如前幾年的軍事路線與這幾年的軍事路線就不同。葉劍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銳，大關節(jié)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評你不尖銳，這次可尖銳了，我送你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請少奇同志宣布有哪幾個人不參加全會，政治局常委決定5人不參加。”
劉少奇點點頭，宣布道：
“常委決定5個同志不參加全會：彭德懷、習仲勛、張聞天、黃克誠、賈拓夫，是被審查的主要分子，在審查期間，沒有資格參加會議。”
毛澤東補充說：
“因為他們在沒有審查清楚以前，沒有資格參加這次會議，也不要參加重要會議，也不要他們上天安門。主要分子與非主要分子要有分析，是有區(qū)別的。非主要分子今天參加了會議。非主要分子徹底改正錯誤，給他們工作。主要分子如果徹底改正錯誤，也給工作。特別寄希望于非主要分子覺悟，當然也希望主要分子覺悟。”
接下來，由陳伯達對《關于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fā)展農業(yè)生產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作了說明。
陳伯達談到在大辦人民公社時說：
“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出現(xiàn)了錯誤。當時有一股風。我跑到河南嵖岈山走了一趟，那里都是預先布置了的，干部已經說好了的，有些農民跟我談話，也是已經說好了的。我以為就有那么一些事情，產生了那么一些東西，做了調查，結果是一個完全失敗的調查。回來又在主席那里胡說八道了一通。主席當時就頂了我。”
毛澤東說：
“我就批評他。”
陳伯達說：
“主席那個時候已經非常清楚地了解這些情況，說我那些看法不對。”
毛澤東說：
“還有吳芝圃。”
陳伯達說：
“這事實上都是吳芝圃在那里布置的。”
毛澤東說：
“那個時候我在一個會議上就批評了你們兩個同志，一個是陳伯達同志，一個是吳芝圃同志，就讀斯大林的《蘇聯(lián)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第一章。”
陳伯達談到了1958年下半年起糾正錯誤的過程。毛澤東插話說：
“從1958年第一次鄭州會議、1959年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北戴河會議就抓了，但是1959年來了一個廬山會議，擾亂了我們。階級斗爭擾亂了我們的經濟建設、社會改造。廬山會議以后，又有國外修正主義的干擾，以至于1959年下半年、1960年差不多1年，我們的精力就是對付那方面去了。這一次，不管國內修正主義，國際修正主義，國際帝國主義，國際反動的民族主義，一切都不受它干擾，什么金門打炮也好，沿海要進攻也好，U-2飛機也好，中印邊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東北黑龍江的事情也好，準備今年下半年要鬧風潮的，我們要‘任憑風浪起，穩(wěn)坐釣魚船’。國內也好，國際也好，只有那么大的事，沒有什么好大的事。‘一個游魚三個浪，引得懶漢去上當’，那個懶人就得意了，以為很可以捉一批魚了，結果只有那么幾條魚。全世界90%以上的人民，或者現(xiàn)在已經站在我們這方面，或者將來要站在我們這方面，這是一個堅定的觀點，應該相信。”
陳伯達談到經過1960年下半年的《十二條》、1961年的《六十條》，錯誤在根本上糾正了，我們的情況就一年比一年好了。毛澤東插話說：
“1961年比較1960年好一些，今年又比較去年好一些，今年大概可以比去年增產2000億公斤左右的糧食。再有兩年，明年、后年，整個國民經濟可能走上正規(guī)。”
陳伯達談到要逐步實現(xiàn)水利化和農業(yè)的技術改革，逐步用機械化、電氣化的勞動來代替手工勞動。毛澤東插話說：
“我剛才講的兩年到3年的時間，是講恢復生產，糧食增長。至于要過關，蘇聯(lián)43年了還沒有過關，我們是不是43年還不能過關？就是要有化學肥料、拖拉機、各種農業(yè)機械、農藥、種子，要搞農村運輸，還有水利等各方面。要按照科學辦事。過去不重視農業(yè)科學家。……什么種子站、牲畜配種站、農業(yè)技術推廣站、拖拉機站、農業(yè)試驗場，這次精簡農業(yè)部門把這些東西都減掉了。這些東西不應該精簡呀，這些東西要保留呀，現(xiàn)在要恢復。商業(yè)部門也搞弱了，把供銷社取消了，骨干分子調出去了，這些也要恢復。”
陳伯達談到國際上修正主義也要封鎖我們。毛澤東插話說：
“日本還賣給我們化肥，賣給我們特殊鋼，賣給我們農藥，還準備賣給我們生產維尼綸的世界第一流的設備。而社會主義國家不賣給我們。大概下個月他們的代表就要來了，叫高崎達之助，此人當過日本的貿易大臣。要利用他們的技術。列寧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國的技術、美國的技術。我們現(xiàn)在要走這條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尖端不給我們嘛。”
9月25日，李先念在全會上對《中共中央關于商業(yè)工作問題的決定》作了說明。此后，董必武作了發(fā)言，毛澤東在插話中重提7月17日鄧子恢向他陳述“包產到戶”意見時的情形，他說：
“他向我談了，他也向別的同志談了。他要保薦，認為這是唯一正確的管理方法。那個時候，我給他提出幾個問題。我一提出一個問題，他就不答復，他講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復我的問題。所以，我跟他談了1個半鐘頭的話，我就受了1個半鐘頭的訓。不是什么談話，是受他的訓。因為我給他提出的問題，他不答復嘛。”
繼董必武發(fā)言之后，薄一波、朱德相繼發(fā)了言。
9月26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先后在全會上講了話。
劉少奇在講話中說：
“彭（彭德懷）、高（高崗）、習（習仲勛）是無原則的陰謀反黨集團，沒有什么綱領，有時候也提出綱領，如廬山會議彭德懷的意見書仍是反黨綱領，這次八萬言的信也是綱領。”
毛澤東插話說：
“提出與蔣介石一樣的綱領，不會拿出來。”
劉少奇說：
“《劉志丹》、八萬言書也是綱領。”
毛澤東又插話說：
“布哈林的綱領只有一句話——發(fā)財吧。”
劉少奇接著說：
“我們這次會議揭發(fā)了彭、習反黨陰謀，是一次偉大的勝利。我國如果彭、高、習的陰謀實現(xiàn)了，也要復辟，實際上回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性質與蔣介石一樣。”
毛澤東補充說：
“彭上臺也會打著社會主義旗幟騙人的。”
9月27日是八屆十中全會的最后一天，柯慶施、劉瀾濤、彭真、李富春先后在大會上作了發(fā)言。
會議通過了《關于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fā)展農業(yè)生產的決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問題的專案審查委員會的名單》、《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的公報》等10個文件。
《關于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fā)展農業(yè)生產的決定》中說：
“在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以后，我們黨在農業(yè)問題上的根本路線是：第一步實現(xiàn)農業(yè)集體化，第二步在農業(yè)集體化的基礎上實現(xiàn)農業(yè)的機械化和電氣化。毛澤東同志在1955年7 月代表黨中央所作的《關于農業(yè)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充分地、完整地說明了我們黨在農業(yè)問題上的這條根本路線。這是我們黨在農村的兩條道路的斗爭中，堅持社會主義、戰(zhàn)勝資本主義的根本路線。”
“全黨同志們，全國農民們，你們了解，我們黨領導的一切事業(yè)，都只能是人民的事業(yè)，我們的工作，只是為人民服務，是要把我們的祖國建設成為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
“廣大農民是積極擁護集體化的，因為農業(yè)的集體化，提供了農業(yè)發(fā)展的極大可能性，提供了農民群眾共同富裕的可能性。是單干力量大，還是集體經濟的力量大；是單干能夠使農民擺脫貧困，還是集體經濟能夠使農民擺脫貧困；是單干能夠適應社會主義工業(yè)化，還是農業(yè)的集體化能夠適應社會主義工業(yè)化；這些問題是需要回答的。我國農業(yè)在實現(xiàn)集體化的過程中，曾經逐年增產，達到過歷史上沒有過的水平，而且對我國社會主義工業(yè)化的發(fā)展，給了巨大的援助。這就是事實的回答。”
“黨中央關于農村工作的各項正確政策，關于工業(yè)調整的各項正確政策，關于其他經濟方面的各項正確政策，加強了黨和廣大農民群眾的團結，加強了黨和全國人民的團結，從而產生了偉大的力量，加強了我國社會主義的陣地。由于黨中央正確政策的指導，農村集體經濟正在新的條件下走向新的鞏固。雖然我們面前還有困難，而且不應該忽視困難，但是，只要大家好好工作，認真執(zhí)行黨中央的政策，就一定能夠在前進道路上較快地戰(zhàn)勝困難。在事實上，我們的事業(yè)，從來就是在克服困難的奮斗中前進的。很明白，現(xiàn)在我們黨中央提出的這個決定，不但完全符合農民目前的利益，而且完全符合農民長遠的利益。讓我們全黨同志，全體農民，全體工人，全體知識分子，全體愛國分子，全國各族人民，一致團結起來，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下，高舉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沿著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為圓滿地實現(xiàn)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決定而奮斗。”
彭德懷因為6月22日的申訴信，被認為是要翻案，被全會取消了中央政治局委員資格。
全會接受了毛澤東的講話精神，并把它寫進了全會的公報中。公報中寫道：
“八屆十中全會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被推翻的反動統(tǒng)治階級不甘心于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fā)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shù)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階級斗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歷史規(guī)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斗爭是錯綜復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階級斗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同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斗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持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
后來，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又被高度概括為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這就是：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要正確理解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xiàn)復辟。我們從現(xiàn)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說來也巧，蔣介石好像很配合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的理論，在中共中央八屆十中全會結束后不久，也就是在1962年10月至12月，蔣介石集團組織了第一次大規(guī)模竄犯大陸的行動。
中共中央立即做了必要準備，動員全國人民提高警惕，防止大陸上階級敵人乘機搗亂和破壞，要求東南沿海軍民做好一切準備，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把它消滅掉。
后來一直到1965年春，蔣介石集團先后組織了5次對大陸的進犯，這無疑是一場嚴重的階級斗爭，是全國人民與蔣介石集團長期斗爭的繼續(xù)。這場斗爭給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很大的影響和震動，階級斗爭的氣氛驟然增加了。
再說八屆十中全會結束后的某一天，江青以毛澤東的秘書和中宣部文藝處長的身份約見中宣部、文化部4位正副部長陸定一、周揚、張子意等。
原來早在4月間，江青在養(yǎng)病期間遵照醫(yī)生的意見，參加了一些文化生活，鍛煉聽覺和視覺。結果，她發(fā)現(xiàn)文藝界充斥著封、資、修的東西，到處在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作為新社會主人的工農兵，則很少有他們的形象地位。同時，廖沫沙以“繁星”為筆名的那一篇《有鬼無害論》的文章，也引起了她的關注。作為毛澤東在文藝戰(zhàn)線上的“流動哨兵”，向毛澤東反映了文藝界的亂象，爾后，便奉命與陸定一等人談話，她說：
“深刻理解了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后，我認為目前在舞臺上、銀幕上表現(xiàn)出來的東西，大量的是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牛鬼蛇神泛濫成災，問題很嚴重。”
江青提出：要批鬼戲，要批判在1961年夏秋之間公演的《李慧娘》。她還問文化部的領導人：
“還有一個吹捧《李慧娘》的《有鬼無害論》，你們知道不知道？”
“知道。”
“知道為什么不加以批判？”
江青又問：
“你知道《有鬼無害論》作者繁星是誰嗎？”
4位正副部長竟然都說不清楚，江青便說：
“繁星就是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的！”
江青知道這4個正副部長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接著又試探道：
“你們認為《海瑞罷官》怎么樣？我認為很有問題，應當好好批判。”
陸定一反駁說：
“對海瑞進行研究，這是毛主席提出來的。吳晗同志作為一名歷史學家，寫了幾篇評海瑞的文章后，又勇敢地跨行業(yè)寫京劇劇本《海瑞罷官》，這是一個很好的嘗試嘛。現(xiàn)在說批就批，這會影響很多人的積極性。此事不要草率從事為好。”
1962年10月2日，周恩來在菊香書屋向毛澤東匯報中印邊界沖突問題，他說：
“我今天來，就是想?yún)R報一下有關印度的情況。我的訪問看來沒有解決問題。”
原來，早在1960年4月至1961年8月之間，印度軍隊侵犯中國領土的行動竟然多達17次，他們不斷地侵占中國領土。1961年9月，印軍又越過了“麥克馬洪線”，向中國軍隊發(fā)動了進攻。10月12日，印度政府命令印軍要“清除掉”中國邊境上的中國軍隊。于是，印軍再一次發(fā)動了大規(guī)模的進攻。1962年9月17日，周恩來得到報告說：60名印度士兵從3面向克節(jié)朗河2號橋頭的中國哨兵逼近，中國哨兵喊話要他們停止前進。印度軍官卻命令他們的士兵舉著步槍和機槍對準中國士兵，大吼大叫要把中國士兵轟走。因而雙方發(fā)生了沖突，兩名中國哨兵被當場打死。周恩來繼續(xù)向毛澤東匯報說：
“現(xiàn)在，印度國內的輿論非常激烈，尤其是國防部長梅農，他叫嚷要和我們打一場有限的戰(zhàn)爭。在這種氣氛中，尼赫魯也越來越強硬。我?guī)状谓o尼赫魯去信，希望舉行高級會議，解決邊界爭端，他都堅決拒絕。他強調，會談的前提是中國軍隊全部撤出有爭議的地區(qū)……”
毛澤東面帶慍色“喔”了一聲，望著菊香書屋外邊，皺著眉頭，抽了一口煙，說道：
“這不行！我們都撤出來，讓給他，將來還談些什么？中國有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這是小學生課本上都有的，不能輪到我毛澤東領土就成了950萬、930萬，我無法向6億人民交代。”
他吸了一口煙，又問道：
“印度這樣強硬，一定有后臺吧？”
毛澤東是想聽聽國際上的動向。周恩來憂心忡忡地說：
“英國、美國支持他們不用說了，據(jù)可靠情報，蘇聯(lián)也私下支持他們，從我國撤走的蘇聯(lián)專家，有一大部分已轉往印度。蘇聯(lián)援助印度建立起來的比萊鋼鐵廠，如今已經開工生產，鋼鐵產量翻了一番。據(jù)說蘇聯(lián)駐印度大使維列基正準備同印度簽訂新的經濟協(xié)定，貿易額還將增長一倍。為了支持印度打一場邊界戰(zhàn)爭，蘇聯(lián)還準備提供40架圖-12運輸機。”
毛澤東聞言，臉上流露出鄙夷的神情。他說：
“古有明訓，生意不成禮儀在么！看來，赫魯曉夫此公是不講禮儀嘍！”
周恩來拿出一張《真理報》，指著一篇文章給毛澤東看，他說：
“赫魯曉夫竟然對我們大講談判的好處，簡直與西方別有用心的觀察家一個腔調。”
毛澤東問：
“肯尼迪怎么說？”
周恩來說：
“美國也在大肆吹捧印度擴張主義者。肯尼迪給尼赫魯打氣說：‘在這種局面下，美國完全同情你。你在同中國打交道中，已經表現(xiàn)出高度的克制與耐心。凡是偉大的宗教領袖們所極力提倡的，你都已經身體力行，而他們的信徒中能夠做到這樣的，卻是寥寥無幾。’美國駐印度大使加爾布雷恩，已經奉命改變了美國在麥克馬洪線問題上的含糊態(tài)度。他聲稱，麥克馬洪線是一條‘為現(xiàn)代慣例所承認’的國際邊界線。”
周恩來又分析說：
“印度反華完全是為了獲取美國的軍事援助。”
毛澤東說：
“有道理，有道理啊！蔣介石的軍隊就是這樣，打一槍，看看主人的臉色。主人賞兩塊銀元，就再打。不賞錢，就泄氣嘍！”
他最后叮囑周恩來說：
“尼赫魯是我們的老朋友，印度是同我們建交的第二個國家，為新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提高出過力，我們不能對不起人家。他不談判，不要緊，我們可以等。談判的大門，不能從我們這邊關上。”
10月5日，周恩來接到了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一份報告，報告中說：據(jù)美聯(lián)社、法新社駐新德里記者當日報道，印度正在加緊備戰(zhàn)。在最近幾天之內，印軍可能要發(fā)起攻勢，預料這將是中印邊界3年沖突以來的第一次真正的戰(zhàn)斗，印度軍隊“已決心要把中國人趕回去”。
10月17日凌晨，印度軍隊在中印邊界東、西兩段同時向中國邊防軍進行猛烈炮擊。
10月17日，毛澤東立即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召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解決中印邊界沖突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毅、賀龍、羅瑞卿、楊成武、張國華、王尚榮、章漢夫、喬冠華、雷英夫等人。
毛澤東要求喬冠華和雷英夫向與會者報告一下中印邊界沖突的情況和各方面的反應。于是，喬冠華就先報告了國際上對中印邊界沖突的反應。雷英夫接著匯報了中印邊界前線情況和總參謀部制定的反擊方案。周恩來說：
“從各個方面看，我們不進行自衛(wèi)反擊不行了，因此我建議，立即進行自衛(wèi)反擊作戰(zhàn)。”
與會者紛紛發(fā)言，一致同意周恩來的意見。毛澤東一開始不主張打，他見大家如此堅決要打，便說：
“多年以來，我們采取了許多辦法想謀求中印邊界問題的和平解決，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裝沖突，且愈演愈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魯非打不可，那我們只有奉陪了，來而不往非禮也。俗話說不打不成交，也許我們反擊一下，邊境才能安定下來，和平解決邊界問題才有希望實現(xiàn)。
我還是那句話，與其跪著生，不如站著死。想要我們死，也不那么容易。這一仗，我們不打則已，打，就要打出威風，起碼要保證30年的和平。但我們的反擊僅僅是警告懲罰性質，僅僅是告訴尼赫魯和印度政府，用軍事手段解決邊境問題是不行的。”
說罷，他轉向西藏軍區(qū)司令員張國華，問道：
“聽說印度的軍隊還有些戰(zhàn)斗力，我們打不打得贏呀？”
張國華很堅定地回答說：
“打得贏，請主席放心，我們一定能打得贏。”
毛澤東說：
“也許我們打不贏，那也沒有辦法，打不贏時，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們自己沒有本事。最壞的結局無非是印度軍隊侵占了我國的領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國的神圣領土，這是世人皆知，天經地義，永遠不能改變的。總有一天，我們會奪回來。”
與會者都說，戰(zhàn)勝印軍是有把握的。毛澤東說：
“我們沒有同印軍作戰(zhàn)的經驗，千萬不可麻痹大意，一定要精心布置，打好這一仗。”
會議結束后，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立即下達《殲滅入侵印軍的作戰(zhàn)命令》：西藏邊防部隊由西藏軍區(qū)司令員張國華、副司令員鄧少東、趙文進和副政委呂義山組成中印邊界東段指揮部；由西藏軍區(qū)政委譚冠三、副司令員陳明義、副政委詹化雨和參謀長王亢留在拉薩主持工作。新疆邊防部隊也成立了以南疆軍區(qū)司令員何家產負責指揮的中印邊界西段指揮部。
10月20日上午10時許，中國西藏、新疆南疆邊防部隊奉命立即反擊，拉開了中印邊界自衛(wèi)反擊戰(zhàn)的序幕。
中國邊防軍右翼主攻部隊在克節(jié)朗地區(qū)發(fā)起反攻，經過一天激戰(zhàn)，全部清除了入侵印軍在槍等、卡龍、扯冬、絨不丟等地的據(jù)點。與此同時，在中印邊界西段的中國邊防軍，向加勒萬河谷南、北兩側的入侵印軍據(jù)點發(fā)起反攻，不到一小時，就成功地拔掉了印軍在加勒萬河谷地區(qū)的據(jù)點。
10月22日，周恩來將中印邊界自衛(wèi)反擊戰(zhàn)取得巨大勝利的消息，從北京打電話報告在濟南視察的毛澤東。他說：
“中印邊界反擊戰(zhàn)開戰(zhàn)兩天，進展順利，東西兩線的部隊都打得不錯，印軍越境的據(jù)點，已大部分被拔除，印軍王牌第7旅已經被我們團團包圍，總參謀部的同志請示是否越境作戰(zhàn)？”
毛澤東指示說：
“暫時不越境作戰(zhàn)，不但不越境，還要后退20公里。”
10月24日，中國政府在邊防軍全線勝利的形勢下向全世界發(fā)表聲明，提出停止沖突、重開談判、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3項建議，呼吁雙方各自后退20公里，脫離接觸，由中印兩國政府指派官員談判，再進行兩國總理會談。
同時，周恩來致函尼赫魯，希望印度政府對中國政府的3項建議做出積極響應。
這一天，印度當局不但拒絕了中國政府的和平建議，反而要求中印邊界恢復到1962年9月8日以前的狀態(tài)，也就是印軍侵占中國大片領土后的邊境狀態(tài)。
10月28日，印度領導人宣布全國處于緊急狀態(tài)，成立了應付緊急情況的內閣，決心同中國長期作戰(zhàn)。
10月29日，中國邊防部隊經過9天的作戰(zhàn)，在西段清除了印軍侵入中國境內加勒萬河谷和新疆阿克賽欽地區(qū)86%的據(jù)點；在東段驅逐了入侵克節(jié)朗、達旺河以北、不丹以東的印軍，并殲其一部。首戰(zhàn)全線告捷。總參謀部遵照中國政府的聲明，命令前線部隊停止對入侵印軍的反擊。
欲知毛澤東后來如何指揮中印邊界反擊戰(zhàn)，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八屆十中全會在9月27日通過的《關于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fā)展農業(yè)生產的決定》中說：“我們黨在農業(yè)問題上的根本路線是：第一步實現(xiàn)農業(yè)集體化，第二步在農業(yè)集體化的基礎上實現(xiàn)農業(yè)的機械化和電氣化。”“這是我們黨在農村的兩條道路的斗爭中，堅持社會主義、戰(zhàn)勝資本主義的根本路線。”讀者諸君看明白了吧，八屆十中全會是干什么的？八屆十中全會的最終目的就是通過上述《決定》等文件，將農業(yè)集體化“是黨在農村的兩條道路的斗爭中，堅持社會主義、戰(zhàn)勝資本主義的根本路線”寫入黨的決議之中，以此來鞏固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迫使那些走資派暫時退卻的這一階段性勝利的成果。
另：本章中說到的毛澤東對小說《劉志丹》定性、處理的來龍去脈，讀者諸君已經有了了解。但這個問題在毛澤東身后卻又出現(xiàn)了兩次反復。據(jù)云南省委原副秘書長、閻紅彥秘書李原記載：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組部部長胡耀邦在為所謂的“冤假錯案”平反時，委托文化部藝術研究院的文藝工作者審讀小說《劉志丹》。后來審讀者向中組部報告稱，小說“是一部比較好的歌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描寫革命斗爭歷史的小說”，“這個問題是閻紅彥報告了康生，被康生利用制造的一起大錯案。”1979年，以宋任窮為部長的中組部在為小說《劉志丹》平反的報告中認定：《劉志丹》是一部比較好的小說；并認定“冤案”的根源“是閻紅彥報告了康生，被康生利用制造的一起大錯案”。1979年8月，中央以（1979）53號文件批轉了這個報告，為受牽連的習仲勛等和小說作者以及所有有關人員平了反。這就是第一次反復。
此后，了解內情的有關同志和一些西北老同志對中央關于閻紅彥的結論很有意見。西北老同志賀晉年向中組部提出了意見。宋任窮說：我沒有注意這個就發(fā)表了，把閻紅彥和康生聯(lián)在一起不對，這是原則問題。不久，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劉志丹》第一卷，接著文化藝術出版社陸續(xù)出版了3卷本《劉志丹》。小說再次面世引起許多老干部的不滿。一些老同志紛紛給中央領導人寫信，要求按照黨的紀律，嚴肅處理篡改西北革命歷史的問題。1983年2月，張秀山、劉景范等原陜甘邊（劉志丹）的一班人也聯(lián)名給胡耀邦、鄧小平、陳云并中央書記處寫報告，建議中央召開有關人員參加的西北黨史座談會，澄清西北革命史。中央便委托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習仲勛主持處理此事。4月，中央又指定中顧委的李維漢、王首道、馮文彬、榮高棠和中組部的何載組成5人小組，具體負責此項工作。5人小組邀請原陜甘邊方面的劉景范、張秀山、張策、張邦英和原陜北方面的郭洪濤、賀晉年、崔田民、李鐵輪共8人，分別作為雙方代表，參加座談，交換意見，澄清歷史，共同協(xié)商解決辦法。經過兩個月的工作，西北問題的史實和原則是非基本澄清。6月初，5人小組向中央書記處呈送了《關于解決西北歷史爭論問題的分析和方針》的報告。《報告》中肯定：“1942年中央的結論是正確的”，并說“劉志丹是一位胸懷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革命領袖。郭洪濤所提供的有關紅26軍和劉志丹的不切實際的報告，事實上成為整肅劉志丹的根據(jù)之一。”《報告》再次肯定“郭洪濤確是‘左傾’路線的擁護者和執(zhí)行者，對于西北‘肅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1983年7月，中央以中委（1983）28號文件向全黨轉發(fā)了5人小組的報告及原陜甘邊和原陜北雙方代表簽署的意見書。接下來，就是解決小說《劉志丹》的問題了。1986年1月3日，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主任馮文彬主持召開座談會，討論幾位老干部就《劉志丹》這部小說寫給中央領導人的信，習仲勛參加了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王首道、榮高棠、何載以及西北老同志馬文瑞、宋時輪和張秀山。與會者一致認為，這部小說確實存在嚴重錯誤，主要是違背中央文件精神，同中央解決西北歷史爭論問題的方針相悖，對劉志丹、謝子長兩位深受人們尊敬的業(yè)已故去的領導人任意褒貶，對被貶者的某些描寫也違背了黨的原則。5日，馮文彬遵照習仲勛的指示，向胡耀邦就上述意見做出報告。1月12日，胡耀邦在這個報告上作了批示。隨后中央辦公廳轉發(fā)了這個報告和胡耀邦的批示，決定該書立即停止發(fā)行，并對作者進行嚴肅的批評幫助和適當?shù)奶幚怼?/b>這就是第二次反復。
后來在1987年1月8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薄一波、陳錫聯(lián)、賀晉年題為《光明磊落耿直剛強》的文章。文章中說：閻紅彥同志是西北紅軍和陜甘革命根據(jù)地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第1、2任總指揮是謝子長、劉志丹，閻紅彥曾任第3任總指揮。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期間，閻紅彥堅持原則，沒有屈服于高崗的權勢，毫不妥協(xié)與他進行了斗爭。閻紅彥一生中都做到了立場堅定，愛憎分明，堅持真理，不畏權勢，而且歷史證明他是正確的。他為黨樹立了一個優(yōu)秀共產黨員的光輝榜樣，永遠值得人們學習。2009年12月11日，《北京青年報》報道，小說《劉志丹》3卷本近日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公開發(fā)售。中央領導人及時發(fā)現(xiàn)并制止了這一事件。主管部門按照1986年中央文件精神作了嚴肅處理。
這便是在毛澤東身后對小說《劉志丹》定性、處理的全過程。誰是誰非，誰在胡說八道，誰在制造冤案，不是很清楚了嗎？“迫害”說和“冤假錯案”論可以休矣！
電子版咨詢微信: qunfeiyang2014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烏有之鄉(xiāng)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