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有一個因素是黨內其他領導同志對毛澤東的認同與支持。其中，王稼祥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31年1月15日，蘇區中央局在寧都縣黃陂成立。圖為蘇區中央局委員合影。左起：顧作霖、任弼時、朱德、鄧發、項英、毛澤東、王稼祥

　　在中央蘇區王稼祥對于毛澤東的積極支持

　　1931年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之后，王稼祥作為中央代表團成員被派往中央蘇區全權調查和解決富田事變問題，與毛澤東第一次見面，這一年王稼祥25歲，毛澤東38歲。從1931年到長征前的一段時期，毛澤東在黨內時常受到不公正的排擠和打壓，此時黨內地位高于他的王稼祥用實際行動多次支持毛澤東。

　　中央代表團1931年4月到達中央蘇區后，4月中旬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這次會議主要內容是傳達黨的六屆四中全會精神、中央關于第二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和“肅反”問題的政策。在第二次反“圍剿”的戰略問題上爭論非常激烈，核心的爭論點在于第二次反“圍剿”怎么打以及留在中央蘇區打還是退出中央蘇區打的問題，以項英為代表的一部分人主張，敵人力量太過強大，要退出中央蘇區，分兵退敵，到中央蘇區外打游擊，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派則主張留在中央蘇區，誘敵深入然后消滅。“毛澤東的意見只得到朱德等少數人的支持。”王稼祥在這次會議上“深深感到自己毫無作戰經驗，面臨新的問題需要在實踐中學習和研究”。會后“他同毛澤東有過多次接觸和深談，向他提出需要了解的各種問題”。緊接著4月18日中共蘇區中央局召集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又一次充分地分析了敵我形勢變化，說明留在蘇區誘敵深入來進行第二次反“圍剿”的科學性與合理性。這一次毛澤東的主張“不僅有朱德的支持，而且得到多數與會者的贊同”。王稼祥在這次會議上仔細聽取了與會者包括毛澤東、朱德等在內的發言，感到他們講的很有道理，“尤其是毛澤東的主張講得透徹，有說服力”。到了4月下旬，王稼祥同毛澤東在龍岡就紅軍斗爭歷史進行多次接觸和深談。隨著認識的深入，王稼祥逐步認同了毛澤東的主張。之后蘇區中央局4月30日在東固山區召開軍事會議，王稼祥就明確表態支持毛澤東提出的正確主張。

　　毛澤東、王稼祥、蕭勁光在延安和參加寧都起義的部分同志合影

　　這一時期，王稼祥對于毛澤東的支持，還體現在他在當時已經自覺不自覺地接受并踐行毛澤東的相關主張了。王稼祥本來不懂軍事，到達中央蘇區之后，他努力學習軍事知識，“很注意向毛澤東、朱德討教”，對軍事開始熟悉起來。在部署第三次反“圍剿”過程中，王稼祥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有力地支持了毛澤東，也對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產生了積極影響。王首道后來回憶道，“稼祥同志具有遠見卓識，對許多問題的看法都很符合當時革命的實際情況，符合毛澤東同志的主張”。在經歷了第二、第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以及攻打贛州的失利之后，王稼祥對于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但是當時的臨時中央是“王明路線”當道，與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大相徑庭，王明等人還在寧都會議上對毛澤東進行了集中的批評，提出要毛澤東回后方，實際上就是要剝奪毛澤東的軍事領導權。王稼祥在這一次會議上旗幟鮮明地反對讓毛澤東回后方，并且是“積極反對者之一”，這說明他已經認同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同王明路線劃清界限了”。

　　在第四次反“圍剿”的過程中，王稼祥積極貫徹之前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協助周恩來、朱德指揮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但不幸的是，在紅一方面軍取得第四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后，王稼祥于1933年4月27日在江西樂安縣谷崗村紅一方面軍總部駐地因國民黨軍飛機轟炸，彈片打進腹部而負了重傷，被迫回到后方瑞金去養傷。在瑞金，王稼祥與在寧都會議后被解除軍事指揮權的毛澤東有了更多的機會接觸交流，他“不僅沒有疏遠而且進一步增強了同毛澤東的革命友誼”，同毛澤東一起抵制當時黨內不正確的宗派主義干部政策，在很多方面支持毛澤東。

　　對于這段經歷，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曾特別提到，如果沒有任弼時、王稼祥的支持，抵制當時黨內錯誤軍事方針就會很曲折。毛澤東還進一步強調，如果沒有中央代表團，“特別是王稼祥同志，贊助我們、信任我們”，他和朱德處境是很艱難的。

　　1933年4月27日，在谷崗村全軍青年工作會議會場王稼祥遭敵機轟炸負傷，圖為會場舊址

　　長征路上對毛澤東成為核心發揮的重要作用

　　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后不久，王稼祥因為傷口化膿、病情加重不得不脫離工作，但是他對反“圍剿”戰況非常關注，對于博古、李德排斥毛澤東的正確意見，一意孤行實施一系列錯誤方針和戰略戰術感到痛心疾首，在不斷地反思中，“王稼祥進一步認識到，毛澤東軍事思想、戰略戰術的正確和博古、李德‘左’傾冒險主義軍事指揮和戰略戰術的錯誤。這就為后來長征路上的抉擇打下了基礎。”

　　在博古、李德的指揮下，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紅軍被迫開始長征。長征開始后，博古、李德堅持把希望寄托在同二、六軍團會合上，完全不顧蔣介石在會合路上已經部署了重兵只等紅軍自投羅網。毛澤東則向中央建議，改變原有計劃，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到川黔邊建立根據地再圖發展，但是沒有得到中央同意。毛澤東和王稼祥、張聞天在長征開始后一起行軍過程中不斷地交流，毛澤東向二人分析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澤東意見”，并且提出必須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改變中央領導來扭轉黨和紅軍的危急局面。

　　1934年12月12日，紅軍打下通道縣城，召開通道會議，討論今后行動方向。毛澤東極力主張改變原有策略，但是李德堅持按照原計劃進行，在會上王稼祥明確表態支持毛澤東的主張，周恩來、張聞天也支持毛澤東的主張，所以最終采納了毛澤東的建議。李德后來回憶說，毛澤東的主張“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議被通過了”。在幾天后的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開黎平會議，就當前戰略方針通過了一個《決定》，《決定》指出之前的戰略方針是不可能并且是不合時宜的，并進一步指出，“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這就以黨的正式文件形式認可了通道會議上毛澤東的主張。1935年1月1日的猴場會議再一次重申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提出“建立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這一主張事后也被實踐證明是完全正確的。李德事實上已經被解除了軍事指揮權，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占遵義，中央準備趁休整機會召開會議。王稼祥是召開遵義會議的積極倡議者。王稼祥在長征初期就提出：“應該讓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而這個問題，勢必要在一次高級會議上才能解決。”這說明王稼祥想要召開一次黨的高級會議來確立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地位的想法是很早產生的，這在當時要冒政治風險，他沒有輕舉妄動，到了遵義之后，召開這樣一次高級會議的機會已經成熟，他自然積極倡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義會議召開。在會上王稼祥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投了“關鍵的一票”。這次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會議決定“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同時取消“三人團”，由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并且周恩來是“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之后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負責軍事，周恩來為團長，但是周恩來“自覺地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把軍事指揮權交給了毛澤東。王稼祥作為新的“三人團”成員，自然也就成為毛澤東的重要助手。這次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后來鄧小平也回憶說：“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同志就是我們黨的領導核心了。”毛澤東本人在黨的七大上也說過，如果張聞天、王稼祥沒有“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遵義會議就開不好。同時，毛澤東還特別指出：“從長征一開始，王稼祥同志就開始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了。”遵義會議能夠成功召開，確立毛澤東軍事領袖地位，成為轉折點，王稼祥在其中功不可沒。

　　遵義會議之后，長征繼續進行，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對于今后紅軍行動方向產生了爭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主張兩大方面軍總的方針應該是在繼續北上，建立川陜甘革命根據地。但是張國燾卻主張向西發展到新疆、青海、西康等地，避開國民黨軍隊的強大軍斗壓力，這就產生了矛盾。王稼祥非常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主張，在1935年6月中共中央兩河口會議上，王稼祥在發言中指出：“我們要打到川陜甘廣大地區去。”但是張國燾挾兵自重，一面拖延一面向中央要權，中共中央從大局出發，對張國燾進行不斷地勸說與挽回，其中就有王稼祥的努力。他不顧病痛，與張國燾進行長時間談話，“耐心說服張國燾”，讓他從全黨的大局出發，執行中央的北上方針。但是張國燾執迷不悟，發展到要分裂黨和危害黨中央的地步，對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進行了堅決的斗爭。1935年9月北上紅軍到達俄界，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通過《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王稼祥在俄界會議的發言中再一次明確支持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北上方針，堅定地站在了毛澤東一邊，為解決張國燾分裂黨的鬧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維護了毛澤東剛剛確立還不夠穩固的領導核心地位。

　　1937年7月王稼祥到莫斯科治病，病情好轉后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圖為王稼祥在莫斯科

　　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前的關鍵傳達

　　長征結束后，王稼祥跟隨中共中央部隊落腳陜北，雖然他之前負傷導致身體非常虛弱，但是他仍以頑強的意志堅持完成力所能及的各項工作。1936年10月間，中央決定讓王稼祥去蘇聯治傷。雖然暫時離開了中共中央，但是他這次去蘇聯接任了王明、康生的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身份，為之后他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前的關鍵傳達埋下了伏筆。

　　幾經周折，王稼祥于1937年7月到達莫斯科，這時恰逢七七事變發生，雖然人在蘇聯但是王稼祥始終關心著國內的局勢，他深切感到“中央關于團結一致、共同對敵、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是完全必要的、正確的”。即使身在異國他鄉，也非常堅定地支持著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方針。在經過治療后，約在9月間，因為王明、康生要回國，共產國際想要留一個懂俄文的中國方面的同志在蘇聯，于是王稼祥開始參與中共代表團的工作，他向王明表示要盡快找人來替他，他還是想要回國工作。王稼祥在共產國際工作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是卓有成效，他積極向共產國際方面傳達中國國內的消息，特別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方針路線，這對于取得共產國際的支持十分關鍵。

　　1937年末，王明帶著共產國際和斯大林要“全力以赴地堅定國民黨蔣介石長期抗戰的決心”的指示從蘇聯回到中國，自認為手握“尚方寶劍”，在他回國后十來天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即“十二月會議”)上，批評當時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他對于毛澤東提出的持久戰、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都加以否認，同時忽視“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爭以及敵后抗日根據地的作用”。王明宣稱這是共產國際的指示，一時間左右了與會者思想。會后，王明去了武漢，他不經同意就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宣言，還按照自己的意思講話、發表文章，黨中央權威受到很大挑戰。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后，任弼時受中共中央政治局派遣前往蘇聯，與已在此的王稼祥交談后，意識到“在支持和維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路線和方針政策上”，他們倆是完全一致的。任弼時向共產國際遞交了相關報告并作了口頭說明，匯報了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和中國共產黨的正確方針路線。在討論任弼時的報告時，王稼祥也作了發言，著重說明了統一戰線問題。任弼時和王稼祥的努力使共產國際對于中國革命以及中國共產黨有了新的了解，明確地作出決議案支持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路線。隨后任弼時留在蘇聯，在七八月間王稼祥帶著共產國際的最新指示回到延安。

　　1938年9月14日，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圖為他在這次會上作的《國際指示報告》

　　1938年9月14—27日，為了給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做準備，政治局召開會議。王稼祥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共產國際肯定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并且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中共在復雜的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季米特洛夫還指出：“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并強調了領導機關中要團結，從根本上否定了王明回國以來一系列行為的所謂依據。隨后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重新肯定了抗戰以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主張，消除了王明右傾錯誤在黨內特別是在黨的高層中的消極影響。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從中可見六中全會地位之重要，至此，毛澤東核心地位更加牢固，政治領袖地位逐漸穩固。

　　對毛澤東思想的重要貢獻

　　王稼祥在毛澤東思想形成發展以及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的過程中，也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是他第一個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概念，并進行了初步的闡述。對于“毛澤東思想”全面系統的闡述是劉少奇在黨的七大上，而王稼祥在黨內第一個提出“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概念并且進行了比較準確的闡釋，這一首創之功對于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以及成為黨的指導思想有重要的貢獻。1943年6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毛澤東到王稼祥的住處要他為紀念黨成立22周年寫一篇文章，王稼祥問有什么要求，毛澤東說：“就從總結經驗，再針對目前黨內思想上存在的一些問題寫吧!”此后一周時間，王稼祥不顧病體，夜以繼日，寫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刊在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上。就是在這篇文章中，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概念，他在文中指出中華民族不論是過去還是將來，解放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指出的道路，就是毛澤東思想。同時強調“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除了提出科學的概念，王稼祥還在文中對毛澤東思想進行了闡述與分析，他在文中說毛澤東思想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根據中國現實經驗，“經過了黨內黨外曲折斗爭中而形成起來的”。他進一步指出毛澤東思想不是教條的或者主觀地抄襲搬運書本理論而自命為馬克思主義，“它是創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他還從正反兩個方面論述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性，對毛澤東思想進行了非常準確的定位。他在文中還詳細地闡述了毛澤東思想形成的實踐和理論條件。在實踐上，他提出毛澤東思想一方面是在與國內外敵人的殘酷斗爭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也是在與“共產黨內部錯誤思想的斗爭中”形成的。他列舉了中國共產黨成立22年以來所經歷的各種內外斗爭，以此論證毛澤東思想是在斗爭中成長發展起來的觀點。在理論上，他提出“毛澤東思想，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果”。他還舉了俄國的例子加以論證。在文章的最后，王稼祥旗幟鮮明地提出，毛澤東思想“是引導中國民族解放和中國共產主義到勝利前途的保證”。除此之外，這篇文章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文中將毛澤東稱為英明領袖，并且細數了黨的一大以來毛澤東的重大功績。

　　1938 年9月至11月，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舉行。圖為六中全會主席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澤東、王稼祥、朱德、項英、陳紹禹(王明);后排左起：陳云、秦邦憲(博古)、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

　　二是他的理論貢獻作為毛澤東思想的一部分豐富了毛澤東思想的內容。體現在以下方面：在黨的建設方面，早在1932年王稼祥就提出“黨的領導是要在群眾中實現黨的主張”。具體就是要在提高黨的威信的同時吸引群眾到黨的周圍，讓他們擁護執行黨的路線。著重批評了黨包辦一切的做法，突出強調黨的政治領導作用。此外，王稼祥強調對于黨員教育的重要作用，他提出“教育應放在一等重要的地位”，“應教育黨員：忠實于黨，忠實于無產階級，就是忠實于民族。忠實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并學習馬列主義。”指出這是鞏固共產黨、發展共產黨的重要手段。他還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強調要“采取各種方式來進行有系統有計劃的教育工作”。值得關注的是，20世紀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幾個關于黨的建設的文件是王稼祥主持或參與起草的，其中包括1939年關于鞏固黨的決定，1941年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1942年關于黨的領導一元化的決定等。在軍事方面，王稼祥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長期在軍隊中擔任重要領導職務，關于軍隊政治工作有一系列的重要論述，也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他在1934年就提出重要觀點：“為著鞏固紅軍，必須改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我們紅軍的生命線。”此外，關于統一戰線理論，王稼祥亦有貢獻，1937年6月，他在赴蘇治療途中還專門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問題給中央的領導同志寫了一封長信，詳細介紹了他對當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看法，為中央決策提供了參考。此后他在蘇聯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以及后來回到延安，在統一戰線方面都有很多專門的論述，對于這一時期黨中央的統一戰線理論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總的來說，在確立鞏固毛澤東黨的領導核心地位過程中，王稼祥發揮的作用是重要的，這是他重要歷史功績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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